中国政治模式及其完善

试论中国政治模式及其完善　　

江澜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值建国60年大庆之际，海内外政学界热议所谓“中国模式”。我是青年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革命的，有幸经历了6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试就中国政治模式的内涵及其优越性，和具体体制上还存在的问题及当前应首先解决的办法，谈一些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被60年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政治模式　　

17大总结我们党执政60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含总结继承发展建国以来60年的经验教训和基本制度。这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方面尤其明显。上述政治发展道路中，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早在建国初期，随着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的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结合建国后的实际制定的，虽然其性质严格讲曾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变化甚至短暂中断，但其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其组织架构也没有根本变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则是改革开放时期总结60年基层群众自治经验创立的。这些被继承和发展，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保证。其中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被概括进四项基本原则，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新的宪法把它提高到立国之本的高度

这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所处时代，以及多民族大国等特点相结合，经过一甲子的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

在建国以来的60年实践中，正是遵循这条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保证下，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动员、组织全国人民，才在建国后很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紧接着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才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尤其是，最大限度减轻并最早克服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多次迅速高效地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头号资本主义的美国总统也说我国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欢迎我国成为繁荣的强国，主动与我国平起平坐，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全球事务。60年前还被列强肆意侵略的贫穷弱国，竟然这么快赢得如此高的国际地位，真超出了我参加革命时的期望。

这条道路和制度，是在顶住国际上的强大压力，同党内外反复出现的西化思潮以及形形色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辩论和斗争中，是在不断克服封建专制和共产国际高度集权传统以及原苏联模式的影响中确立和发展的。

有比较才能鉴别。近代以来，西方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创立了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民主模式，那是在它们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在战胜封建专制制度、调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中曾起积极作用，但它归根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客，为妄图统治全世界，把它说成是“普世价值”，长期以来凭借其霸权在世界各地强行推销。至于社会民主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它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推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至今只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的小国实行。

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便高度发达的欧美也曾经反复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长期霸气十足、不可一世的美国近年也陷入内外交困，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更广泛遭到了失败。原苏联模式也终于走向反面导致亡党亡国。我青年时期也曾受西化思潮影响，改革开放中又因权力腐败难以遏制曾感觉可能难免实行多党制，但近年一再看到，即便是一些小国推行多党制，也闹得轻则政局动荡，重则发生战乱甚至国家分裂，根本谈不上建设，百姓痛苦不堪。我国近代也曾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陷入了军阀混战，建国后又受原苏联僵化模式影响导致严重曲折。在13亿人口的多民族大国，尤其改革以来利益和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社会矛盾空前复杂尖锐的条件下，无论推行多党制还是僵化体制，都会重蹈覆辙，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劫难。

与推行西化政治制度和原苏联僵化模式遭到的失败形成对照，我国建国60年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尤其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例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救灾应急等的高效，引起了海内外政学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广泛认为这些成就是 “中国模式”取得的。他们讲的“中国模式”，主要是从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原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区别的意义上讲的，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我认为其主要内涵或者说内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政治保证。

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报告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述社会主义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石，居于决定的地位。

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或者是被国际广泛认为成功的中国政治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现代化政治建设道路。

也要一分为二评价实践中的中国政治模式，实践中的中国政治模式也还有待完善　　

认识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要辩证、全面、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切忌形而上学、片面性。对待社会现象还要有历史的观点，要放到一定历史环境中考察。

讨论我国60年来的政治体制建设问题，最具争议的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主题当然是民主。但是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对制度建设它是目标、目的；而民主制度的初衷、功能则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又是手段。从后一层意义上讲，集中又是民主得以实现的保证。

我们说，6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道路，但这并不是说其具体体制已经没有缺陷、十分完美了。说它是最好的道路、模式，是从原则、方针和制度框架讲的。然而即便正确的原则、方针，很好的制度设计，能否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层面得到贯彻、实现其初衷，是存在相当距离的，还要一个建设过程。奥巴马就承认美国的民主制度也经历了漫长的“困难过程”，说他们的妇女投票权、劳工组织权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平等权利都是经历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的。按照这个逻辑更不能要求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的中国模式“一步到位”。

回顾60年以来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在肯定道路和基本制度正确的同时，也要看到保证这条道路原则、方针得以实现、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得以实现的具体体制上，是还存在着重大缺陷的。

海内外政学界和媒体当前热议中国模式时，许多人一反过去西方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而肯定包括东亚“四小龙”历史上崛起中较集中的所谓“威权体制”，同时认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一定程度集中的体制是我国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办大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被列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内容之一。

但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对于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既要看到它的优势，也要看到还存在的问题。就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讲，不论是民主还是集中都不能把它们绝对化，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既不能把西方民主模式看成是“普世价值”，也不能过分集中，不能把党的领导、维护稳定与人民当家作主对立起来。中国政治模式是既反对自由化又反对僵化。虽然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多民族、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而且价值观和利益矛盾复杂、突出的不发达大国，当前政治体制适度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综观我国60年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治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仍然是小平同志1980年在　8月18日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过分集中。在这里正如小平同志讲的“问题都在于‘过分’”。

政治制度过分集中，其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个人手中，受认识的局限决策容易发生失误；更重要的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公权力不或很少受制约和监督，难免以权谋私，至少容易为小团体牟利。避免这两种弊端以保证公权力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正是民主制度的初衷和最终目的。　　

我们说，60年来，一方面是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保证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以这个制度理论上本质规定所应该取得的成就为尺度，实践中的失误也是很严重的，其症结就在具体体制上过分集中。回顾历史，前30年，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失误以至严重错误发生的主要原因，这在小平同志的上述讲话和党的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讲得十分透彻了，归根结底在于领导制度过分集中。至于后30年，虽然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都是正确的，16大和17大描述解决党政和党群关系的原则、方针也基本正确，但在实践中许多时候、许多地方被错误解读，发生了变形走样、甚至遭歪曲，像人们说的“中央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权力腐败难以遏制，形成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这里指的上学难、就医难和住房难，正是前30年相对来说解决得很好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贫富、地区和城乡差距迅速扩大，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矛盾激化。产生这些的根本原因，现在学术界、媒体和广大群众广泛认为，主要就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基本都是次要环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总的病根、根本的弊端基本没有触及。　　

中国政治模式当前完善的重中之重，应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心是代表性　　

正如小平同志上述讲话中指出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中国政治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我国政治发展道路和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本质规定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党的17届2中全会就强调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基本政治制度。其中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贯彻落实应是重中之重，它对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具有决定意义，实践证明其它枝节的改革作用甚微。　　

党的16大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规定，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石和灵魂，是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可是以11届全国人大的湖北代表结构为例，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三的工农，其代表所占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其中还包括具有基层领导干部身份的，不具干部地位的普通工人、农民更远低于这个比例；只占人口千分之五的官员代表，却占了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而代表中的私营企业主所占的比例也远高于工农。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揭示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和目的。例如市场机制原理的基石，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因，同样都是利益。就人民代表大会设计的理论依据讲，也是基于这个原理和规律。为调节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以及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必须坚持权力平等原则，按它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选派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组成政权，才能体现代表性，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因此，代表大会代表结构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本质体现和保证，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灵魂和基石，抽掉了这个灵魂和基石，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质。大家知道，股份公司最大股东的股权不需过半就可控制公司的性质使之为其利益服务。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性质，只有占居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居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统治地位，才能保证其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能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个规律，当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结构组成，实际上是一个领导干部大会，这显然违背我国的国体。按照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和列宁关于阶级划分的原理，当前的领导干部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阶层。他们实际掌握着公共资源和直接生产劳动者的支配权，同不占或很少生产资料的直接生产劳动者工农群众之间，处于支配和被支配地位，客观上存在着利益矛盾甚至对立，如果其权力的授予和使用不受或很少受制约，在市场趋利机制的驱使下，就难避免以权谋私，侵犯在他们直接支配下的工农的权益。这正是公权力的运行很难贯彻以人为本，许多地方向资方倾斜（这里的“资方”是广义的，它包括资本家和实际掌握资源支配权的领导干部阶层），发生官商勾结。这是权力腐败难以遏制，即便正确的中央决策和方针政策，也受到抵制，往往走样变形，甚至实际变成了以资为本，以致造成上述恶果的主要制度原因。　　

毛主席一辈子花了极大的精力发动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企图解决党群关系问题。我参加革命60多年，也经历了建国后历次的整风式的干部思想教育运动，有的对于违纪的干部压力是很大的。本来我是感到干部思想教育很重要，原以为通过思想教育就能解决党群关系问题，才从事干部政治理论教育，至今已38年了，没想到与我原来的设想相反，得出的结论竟是执政条件下的权力腐败不可能单靠思想教育根本解决，至少作用甚微。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使我坚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过去革命时期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效果好正是这个规律的作用：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但执政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的出身和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根本不同了，还无视这个规律、照搬这个办法就不灵了。原来他们也难免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不是口头或纸上）入党主要就是为做官，最终是为个人利益，因此单靠思想教育不可能使他们自觉地执政为民。解决的根本，必须遵循马克思揭示的这个真理，利用这个规律，从制度上由人民制约权力的授予和执行，把他们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捆绑起来。这个根本制度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因此，在政治建设上，也要有危机感，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这个规律，充分认识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不同条件，不回避客观矛盾，也汲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合理成分利益代表原则，对人民代表的结构，必须从比例分配、候选人提名和选举程序各个环节，保证代表的代表性。17大提议按城市和农村所占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就是遵循的这个原则。但这还只能平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权益，城乡各自区域内也有不同阶层权益的平衡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按上述原则彻底解决代表性的问题。　　

另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应遵循这个规律加以改革。　　

其实，这是17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题中已有之义。17大报告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是讲的坚持和完善两层内容。其中的坚持就是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而完善就是第二和第三部分讲的内容。海内外政学界有的把渐进也列为中国模式的内容，这就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题中之义。

我相信，按照这个要求进行改革，使我们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真正体现它们的本质规定，必然会充分发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贯彻，从而使中国模式焕发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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