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失败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失败　　

    人类的历史并不是根据某一个天才人物的发明创造出来的，它有自己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客观规律；不管人们如何唯心地对待和解释人类的历史，历史还是按照它必然的发展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认识这种规律，自觉地利用它来改造社会，使社会进化到更高级的阶段，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是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所应尽的义务。我们人类有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才第一次算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才谈得上对自身进行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因此，当我们对历史进行考察、对历史人物的行动进行评价的时候，不能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或某个人的思想来探究，而只能是根据当时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及其决定的社会现状。

    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所依次经历过的发展阶段，无不体现出这种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除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外，在这些社会形态上，始终贯穿不变的是私有制这一财产占有方式。在奴隶社会，具有奴隶性质的人甚至也成了一种可以被奴隶主所占有的财产，奴隶主对他的奴隶拥有绝对的权力来进行管理、买卖、转让、消费、屠杀和奴役，他们甚至不被所有者当作人，过得连牛马的生活都不如；在封建社会，获得一定人身自由的劳动者虽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被统治者当作商品买卖的地位，但劳动的成果却被统治阶级以徭役和赋税的形式所攫取；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能力成了一种商品，从而人本身也成了商品的附属物，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被生产资料占有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所剥夺。我们人类今天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种社会形态，也同样没有使劳动者摆脱被同类奴役、剥削和压迫的命运。但是，纵观历史，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足迹，都会使劳动者的生存地位得到改善，都会让人类逐渐摆脱它存在于本身的属于动物的兽性。

    剥削阶级的学者、文人、教授、经济学家和悲观主义者，最喜欢津津乐道人类社会的兽性，在他们看来，存在于自然界的达尔文主义也同样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以此来替私有制的兽行辩护，为兽行在人类社会的统治寻找根据和理由，并称之为天道或客观规律。就连马克思也认为达尔文主义给阶级斗争的学说提供了自然发展规律的佐证而对此表示欢迎——但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为了解放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而进行斗争的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是：他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正是为了消灭无产阶级本身，从而消灭阶级斗争及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消灭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存斗争的规律。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保留的批判态度：自然界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人类社会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当人类的文明进程还没有使人类摆脱它的动物的本性时，是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相似的，但人类有一种能力是和自然界其它生物所不同的，那就是其它生物只能以牺牲别的物种或同类来作为自己生存的前提和法则，它们永远也不能象人类那样能通过有意识的劳动生产来解决自身的生存条件和基础。它们只能破坏，而不能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只能在破坏中被动地达到生态的平衡发展。我们也看到，从奴隶社会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对同类的剥削、压迫、掠夺、屠杀、奴役和驱逐等等之上的，一句话，即是建立在人对人的暴力之上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更是让无数同类为了个别人的财富聚敛而进行集体的牺牲。每一名首富的资产，都意味着其他社会成员的贫困，都包含着对别人的劳动成果进行了剥削和掠夺，这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而得来的相应报酬或价值。——而滋长这种掠夺的生产关系、法权关系和社会制度正是在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导入到动物世界的王国中去。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是产生于个别幻想家的设想，而是从这个的动物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和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必然规律。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不消灭私有制，人类将永远停留在动物的王国里；不消灭《物权法》产生的土壤，永远都会把人类多灾多难的历史重演下去。

    菠萝木陀之流抬出孔子的道德说教，污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强盗逻辑、邪教，无非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权力来充当走狗狂吠，他的盟军就是那些宣扬普世价值、自由主义的走资派、主编、记者、教授、律师、知名学者、经济学家、社会精英、官僚阶层等等。不管他们穿着何等光鲜的道具出场，我们都能很容易地就看穿了掩饰在华丽的言论下面的伪善面目。其中素质最差的则公开谩骂和诅咒毛泽东、宣布鲁迅精神的死亡、借社会的阴暗面敲锣打鼓、叫嚷多党民主合作制；其中无知和贩卖良知的则鼓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并痛哭流涕地呼吁公平合理和感恩之心；其中的政客则对人民吹嘘着老美的好处，到处宣扬着欧美的人权、民主与自由；而解放初期留下的余孽则余恨未了地叫嚣“这是独裁和专制”------面对共和国的崛起和自己势力的衰落，他们就只能在网上发些谤文，发泄一下歇斯底里的绝望情绪。但他们能有什么作为呢？历史的进程终于都会将他们无情地抛弃。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已，它本身存在的致命缺陷只是由于恐惧心理进行的改良才得以苟延残喘至今。资本主义的社会优越在哪里？早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宣布了它的死期，它之所以改判死缓，是因为殖民主义的更大掠夺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发展，给了它这个沙漠的跋涉者以绿洲；它之所以在今天还能对别国的内政耀武扬威，是由于受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改造和洗礼，披上了社会主义改良的外衣，或施行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或把战火燃放到海湾、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垂死挣扎的无耻姿势巩固自己的强国地位和阵地，除此以外还有继续在国际的舞台上演出的形形色色的把戏和闹剧。就让他们喧嚣下去！而我们只想旧话重提：

           “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对那些国内的欧也妮．葛朗台们、硕鼠们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力永远让他们食不甘味、魂不守舍、胆战心惊。他们只能挖空心思去百般诋毁，瞪着狗眼睛狂吠，一旦有人拿起砖块，马上就演出一场进退趋避而始终不断地、甚至是更高声地嚎叫的杂技；使出浑身解数，摆出一副傲慢挑衅的无赖样子。那个自称是律师的威风八面的有名人物，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大名镌刻在华山论剑的史碑上，取代逆练经脉的欧阳先师而成为天下武功第一，扬美名于后世。对此，老秦在地狱也会自叹弗如，搞惨个姓岳的算个什么！

    “毛泽东在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这就是事实。”这是他们自以为最有力的反驳依据之一。

    “你在共产党的天下生活，你倒说说，你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他们这些走资派自以为最有力的以事实说话的理由之一。

    我承认，你们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忠臣良将说的完全正确，完全是事实！但这又怎样，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偏见，局限于本身利益的狭隘的坐井观天的立场，使你们永远也无法对社会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共产主义在原始社会的存在形式是氏族公社，并一直是社会的一种组织生产的方式之一，即使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依然以局部的集团、家族、家庭和一切把资产视为共同占有的财富并进行公平分配的团体利益而存在着，虽然长期以来由于处在从属的地位而得不到发展和重视。它不是什么天外来客，不是什么空想和幻想，而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必然要出现的取代旧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阶段之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碎了封建社会的封闭式的孤立的生产方式，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化大工业逐渐发展的结果。而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了什么发展呢？除了产生葬送它的掘墓人，生产社会化的基础，其它一切诸如共产主义社会的商品流通、市场经济、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流通渠道等等都得不到发展。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和以往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同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得不到任何发展的前提下，却由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摆在全新的政权和国家面前的，是如何发展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商品经济的天大问题，成与败的关键就在此一举了！历史没有先例可循，苏联的模式只适合它“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社会现状，而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共和国遇到的却是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和现状。革命的热情、胜利的陶醉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却受到了现实无情的欺骗、打击和制约。历史的事实表明：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简单复制，彻底抛弃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来的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只能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满足新时代对物质生活的要求。

    从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就开始的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和接管工作，解放后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的废除，对殖民主义外资企业的征收，到1952年底时，已让新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旧社会工商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改造和变革，初步建立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体系。而土改运动更是消灭了统治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封建所有制的经济特权，让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当家作主。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是最伟大最辉煌的篇章。不管在建国三十年后这种伟大的变革是如何遭到了惨败，但是它已经为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确立了一个最根本的、最富有意义的目标和实例：解放劳动者，消灭私有制！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是鉴别一个国家的性质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大的标准。

    建国之初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基本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基础；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让举世瞩目：1952年底的工农业产值达到827亿元，比1949年增加了77。5%，到1957年时，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3%，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25%；社会产品的零售总额从1949年的140。5亿元到1952年的276。8亿元，增加了97%，而1957年又比1952年增长了71。3%；进出口贸易总额方面，1957年比1952年增长62％；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正式启动；1956年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厂建成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三藏（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设的完成等等，都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展现了茁壮成长的强大生产力，这在当时的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达到这种发展水平和高度。但是，当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商业全面进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当国家对经济进行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改造加速发展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由于忽略了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异和不同一性所带来的失衡，对工业发展的侧重而造成农业发展的偏差，而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规律带来的强制性干预，那种受政治形势影响的盲目冒进主义，束缚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和干扰了生产关系的正常秩序。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官僚作风，损害了那些个体农户的利益，对牲畜的非正常屠宰、砍伐林木等，使生产遭到破坏；1954年在统购粮食时增加了70亿斤任务更激化了党群矛盾。这一切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当一种全新的经济体系和生产方式建立以后，政治的改造运动应当以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为基础，而盲目的强制性干预措施只会对其造成束缚和破坏。——这种弊端并不是没有引起党的重视的，尤其是后来出现了分配关系上的单一的平均主义，合作化运动取消了个体经济的发展及其对集体所有制生产所应带来的有益的补充促进的可能性，扼制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建立。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是不健全的，也是存在重大缺陷的。1956年12月，当毛泽东频繁地与工商联的负责人和统战部的领导进行谈话时指出：可以开私营工厂，开夫妻店；“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1957年4月6日，周恩来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参看郭大均主编的《国史》，本文主要以此作为参考资料）这种主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教条主义者来说，很难理解其中的辩证关系。这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孕育出来，就不可能不带有它的脐带关系，虽然它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但它注定要吮吸着母体肮脏的奶水才能长大，这是由它出生的先天不足和物质条件所制约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何时候也不要把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的过渡阶段）看作是天外来客，以为只要人类发明了它，即使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同样可以通过某某人的某某政府的正确认识正确实施就可以得到实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和科技的进步、文明的进程、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产物。

    但是，这种基于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受到了阻碍和来自国际的政治局势的影响。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动乱的升级，使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共产主义的运动事业受到空前的打击。而在我国，为了吸取教训，毛泽东领导下的党中央针对当前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1957年开展了整风运动。潜伏在人民身边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借机而起，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共和国发动了进攻，彻底把建设的重心转移到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中来；而通过整风运动扭转了当时地方工作上的歪风邪气，却令到工农业的生产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新形势，这一切，使毛泽东对当前的形势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一度想进行纠左的想法变成了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这种左倾的错误倾向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在随后的二十年发展到极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这种左倾错误得以空前展现的现实载体。全民大炼钢铁热潮令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本来可以增产丰收的，却由于对农村劳动力的无偿调拨出现了“谷撒地、薯叶枯”的现象，使人民生活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共产风、浮夸风、平均主义等等阻碍经济发展的不良现象盛行起来。本来在1958年底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已正确地分析了当前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弊端所在，有望能纠正这种左倾错误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但遗憾的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就象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并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让它停止它就停了，而且也象行驶的火车一样，停止后还有惯性的作用在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

    从新民主义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是当时这种粗糙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发展的结果。和经济发展的现状相适应的是表现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对经济发展的极度控制也体现在文化领域。对俞平伯红学的学术性批判转化为政治围攻、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结果是束缚了文化事业的健康成长，没有正确区分政治和学术上的批判与探讨。虽然后来有所纠正，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艺术发展观，以鼓励文化界积极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工作中来，但是，我们后来也看到了，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方针不仅未能得到遵循，且在反革命集团的操纵之下，文化领域的斗争全面扩展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对文革的历史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蓄谋已久的政变计划实施步骤之一。早在文革发动以前的1964年，在庐山会议后成功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就刻意为此作准备。这从他下令印发的《语录》和不遗余力的颂扬和神化中可以看出。他把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复制到中国，不仅可以迷惑毛泽东，又可以利用群众的盲从打击党内的老革命，铲除异己，防范政变后必然由此带来的反击和阻力。如果邓小平《关于起草的意见》说到高饶事件的话是符合历史的真相的，那么，高岗和饶漱石完全是林彪实施阴谋诡计的牺牲品。邓小平说：“他<高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林彪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但要想做袁世凯第二，那就只能是自寻死路。传统的认识总是纷纷让毛泽东承担主要的责任，只说是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认识没有遵从“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的指示，给今天国内资产阶级的走狗——精英分子和官僚阶层以口实，妖魔化毛泽东。其实，邓小平早就警告过那些人：“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其实，文革自始至终都是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对党的领导集体、各级党政机关、党内其他重要领导人、人民团体发动进攻的武器，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是如此善于洞察和利用毛泽东的心病，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制造争端和动乱，甚至让毛泽东本人也相信了，文革是他自己一手发动起来的。

    象毛泽东这样一个具有无人可以比拟的才情和崇高理想的人，他有这种想法丝毫不会让我们觉得奇怪。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他毕生的夙愿，他很难接受那些给空前的生产热情泼冷水的反冒进的意见，不想挫伤人民建设国家的积极性。我们扪心自问，在中国的历史上，谁有这种号召力，可以让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突破千难万阻和生活的艰辛，第一次心甘情愿地为国家不计得失地付出劳动，加入到建设祖国的洪流中去？——只有毛泽东。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完全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过渡时期进行这样大的生产协作，不仅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和基础，也必然不会给经济建设带来良好的结果。早期出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是如何发展到人民公社的，有它的必然性，而在公社出现了公产风和平均主义，也是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整个三十年的历史浓缩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全过程；它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很大，一切和这种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都受到抵触，它的纯洁容不下一粒沙子的玷污。搞了那么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始终死死地困在路线斗争的圈子里，得不到良好的发育。虽然集体化的生产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国民经济在7000人大会决议的正确指引下，在随后几年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但对这样一个在当时有着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远远不如的。

    由此，我们也能看清楚了党内的分歧产生的根源真正在哪里。为什么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那些在革命年代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和白色恐怖都依然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对党忠心耿耿的人，在和平建设时期会被打成“右派”、“右倾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为什么他们对党的忠诚在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占据绝对优势的恶劣环境下从不被人怀疑，而功成名就以后却被当成是搞修正主义复辟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他们在革命年代牺牲了，还不失为革命烈士，何以直到现在还要被人们诟病，还要被一些人当作考古工作来挖掘，被一些寻章摘句的腐儒来责难他们的“劣根性”。我想在此澄清两个导致意识混乱的概念：走资派和资改派。在前三十年被当作是走资派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其实是一些意识到平均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而主张借鉴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予以改造的人，他们还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来进行改革的共产党人；而今天的资改派，却是借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以坚持特色为幌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而刻意损害公有制的根基，想把改革开放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的走狗。——其实这种人才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是党内的叛徒，官僚资本主义者、卖国贼！！即使用任何语言来形容他们也不为过！

    前三十年的生产方式是存在缺陷和先天不足的，它超越了现实条件的限制，也是超前的，改革势在必行。我们略过文革结束后党是如何整顿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和恢复经济生产秩序、澄清历史真相、给党内外的同志和爱国人士平反的历史回顾(自然也放出了如茅以轼之流的资产阶级英雄人物)，让我们关注邓小平主持下的改革。对邓小平来说，也许再没有人象他那样对过去的三十年历史体会得那么深刻了。60年代初在安徽宿县、全椒县等地的农民提出了把田包给社员种，并在全国一些地区得到推广，这是最早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而实行的整改。在总结这种“包产到户”的经验时，邓小平认为：采取哪一种生产关系的形式，标准在于是否能最有效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正是这种认识成了文革结束以后农村改革的重要方针。从早期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全面的分田到户，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而政策上的放宽，使农副业的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了起来。在当时，这样的农业改革是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状况相适应的，中央并没有下达相关的政策强制全国人民公社普遍执行，只在一部分地区成立了试点，试验的成功才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到全国的农业生产中去。

    不管这种生产方式如何积极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不管当时中央为了推动这项改革而指出这种生产方式还是紧密结合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并非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但客观地加以考察，尤其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它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如果说它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那么，当今天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尤其是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的时候，这种小农经济式的家庭责任承包制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已到必须要变革的程度。这些年来，联产基本上是一句没任何现实意义的空头衔，社、队已经是名存实亡。就算政府不愿意整改，在广东一些经济高度发展的城镇周边，已出现了资本家大面积承包土地、雇佣工人进行社会化生产的苗头，不作为的做法除了加速土地的流失和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化外，不会让我们得到什么；而且，不管人们愿不愿意，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进程是无法扼制的，顶多是来一次“资本革命”，让农民再一次受到奴役和剥削。它——使得农业进行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机械使用和统筹安排成为不可能。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向经济发达的城镇汇集，补充着现代无产阶级的队伍，致使很多耕地抛荒，农业生产的水平已停滞不前。虽然国家免除了农业税，还发放耕种补贴，但对于城乡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家庭承包责任制正是拉大差距的罪魁祸首——来说，这种本来意味着历史重大进步的举措也变得影响甚微，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恢复农业集体化生产的主导地位，普遍使用收割机和科学的耕种技术，并引导它过渡到更高意义上的人民公社，将是为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前进的一个重要的、必要的步骤之一。

    也许那些右派人物会借机起哄，说恢复农业集体化生产是要重复毛泽东的老路，搞已被历史发展淘汰的平均主义，又想刮共产风。当然，对他们来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打击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心，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是他们一贯的诡计和手段。但我要明确的告诉这些家伙，回到集体化生产绝不是重走过去的老路；事实上，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资本家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他们垄断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雇佣工人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使用机器耕种。我们的目的很简单，让资本家变成组织集体化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员，通过对农产品的销售赚取的利润将不再是属于个人所有，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剩余价值最终公平分摊到每一个劳动者的手上；其它的一切好象根本没有变动，但由于所有权的变改，将彻底宣布资本家靠剩余价值剥削掠夺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成果的历史已告结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它的优越之处，而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能把劳动紧密集中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正是这一点，打破了封建时代的分散的、保守的、个别的生产方式。其实每一个社会在取代旧社会时，都不是对旧社会的生产体系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它的好的地方恰恰是孕育新社会的温床；它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生存的权利，而造成这一后果的所有权正是新社会必须要加以摧毁的东西。在我看来，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消灭的只是存在于劳动生产关系中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这样做正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占有他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消灭人对人的压迫和不公，实现人人平等、互惠互利，二者并不相悖，也就是说，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对立运动中最终达到和谐统一。阶级的对立将因此转变为从事公共事务工作的不同职能的区别。

    我国的国营企业已具备了这种条件来消灭私有制，但可惜的是政企不分，缺乏灵活机动的经营机制，而官僚主义的作风导致贪污腐化泛滥成灾，使国营企业得不到良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开放政策引进外资发展起来的特区经济——即外向型经济对国营企业的冲击是空前激烈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实施过程中还没脱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立场，厂长负责制（或经理制）、工人的责任制、政企分开、所有制和经营权的分离等，有效地增强了国营企业的竞争能力，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正当国营企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起来的时候，正当国营企业的经济发展走上正轨的时候，1986年政府却宣布了新的政策来刺激国营企业，先后出台一系列的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赋予了企业领导人以无上的特权主宰工人阶级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标志着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不再属于人民所有，而国家工人和国营企业的生产关系成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企业破产法》的强行制定，更是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推向了私有制的狼牙虎口！在众多的国营企业纷纷宣布破产、私有的情况下，对国营企业的税收仍照旧高居不下！从国营企业在建国初期成立的时候起，一直以占企业纯利润的75%的高额税款支撑着共和国的民生大计。那些工人阶级的兄弟姐妹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标榜代表他们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会把他们抛弃在由引进外资开辟的市场经济的砧板上，任从鱼肉。此后，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就沿着私有化的进程向纵深发展，一路狂奔不休。

    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象这样对同盟者做出背信弃义、倒戈相向的历史事件的，在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上，只有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制造的皖南事变才可以类比。我们无法相信，毛泽东一手缔造的共和国人民政府，会把枪口掉转过来对付工人阶级，要革掉他们作为共和国主人翁的历史地位！这是一场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革命”，革掉的是7000万下岗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这个权利，是他们和农民联合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周围，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流血牺牲才争取到的。他们没想到，奋斗了大半辈子，临近晚年了，还是没有摆脱剥削和压迫，还要靠政府用他们的血汗钱来给予他们微不足道的救济来过日子。他们一度是国家的主人和恩人，共和国的主要建设者，而在二十一世纪却成了遭人藐视的弱势群体，成了靠纳税人施舍过日的乞丐。他们正带着对毛泽东时代光辉历史的眷恋和回忆，在平凡的生活中渐渐老去，而接替他们岗位的新生的产业大军，已在各种私营企业和血汗工厂中无声无息地崛起------是谁这么恨心，要把他们象不堪负荷的包袱一样抛弃？是谁这样残忍冷酷，要把共产党立足的基础挖掘一空？是谁要让股份制的列强们对全民所有的资产进行瓜分和吞并？谁要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更改了产权，剥夺了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当今国家对能源、通信、银行、铁路等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资产，只是维护其统治基础的国有企业，并非社会主义公有的性质，象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国企，即使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而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哪里呢？没有了公有制的社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场权钱交易的战役中，发展起来的是一整批靠出卖国有资产成功脱贫致富的共产党官僚，他们成了有产阶级的成员，成了资产阶级的共产党员，脱离了群众路线，背叛了党章和入党誓言——他们最想做的事情是和一切反党势力相勾结，让共和国步苏联的后尘，把生产资料全面私有化！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蠢到和占全国总人口95%的劳动人民相对抗，只有公开表明自己资产阶级立场的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才能做这样的狗雄；一个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相背离的共产党政府，绝不是邓小平所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共产党政府，而是靠“纳税”的新兴资产阶级豢养的傀儡。

    必须严格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和政策：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它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绝不会对全民所有制的国企进行私有化的改制，相反，还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扶持和保护；也绝不会不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让它陷入负债累累的困境，加速它的瓦解过程；更不会鼓励资本家对它进行兼并和股份制改革；不会让国营企业的税率维持在1989年的9。28%（1990年不低反增到12。4%），而外资企业就0。02%。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它强调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无限制地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把引进外资推到至高无上的宝座，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瓜分和侵蚀，积极配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卑躬屈膝地欢迎新殖民主义经济的入侵；他们人为地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体系，置国营企业于死地；另一方面，正好相反，大力扶植私营企业的“先进生产力”，鼓吹代表强势群体的“先进文化”以修正马克思主义，让无数国家工人下岗，还欺骗人民说是代表了他们这一最广大群体的利益。邓小平曾经说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他也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今天，当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而党内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作风盛行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下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模糊了党的立场和原则，让那些魑魅魍魉肆无忌惮、骄横跋扈来进行疯狂反扑。一个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始终坚持的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治国理念而绝不动摇，以积极的行动消灭私有制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从而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分化，最终达到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把儒家思想的人本学说和普世价值的华丽服装搬出来掩饰私有制的狰狞面目，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加速自己的败亡！在《物权法》为代表的私有制社会，永远不要宣扬那一套和谐论调，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这样的愚民手法早已不能跟上潮流；要么公开实行公有制，要么就帮老美举蓝球，我们别无选择。某一天当我们的国土被欧美帝国的导弹狂轰滥炸的时候，某一天当台湾的反共势力在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霸权的勾结下发动反攻，不知会不会得到那些曾被自己作贱的劳动人民的支持。见利忘义的行为只能得到暂时的快感，而由此带来的必将是毁灭性的结果。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也同样，我们的党如果过多依赖资产阶级的税收而不发展公有制，势必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识腐蚀掉，处处受制，失去主动权，最终会改变了颜色。邓小平也曾谆谆告诫我们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对党内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右倾错误思想的人是毫不手软的，胡赵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是一个最优秀的政党，它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带领下，突破千难万阻，成功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它虽然遭遇了很多艰难曲折，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我批评”、强调和人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走错了路，在关键时刻总能够得到纠正。其实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过：“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1982-1985>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但可惜的是，在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分子、官僚阶层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导和干扰下，完全违背和篡改了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让党和国家走上了一条弯路，走上了一条毁灭自己的道路，使我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和精神创伤。而到今天为止,社会主义社会已是面目全非：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5年的企业单位数占得比重10.11％，到2008年这个比例是逐步地下降，没有一个年份是上升的，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占得比重下降为5％。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5年是32.80％，到去年下降为28.34％。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5年占得比重是48.05％，去年下降为43.75％。利润总额，国有及国有控股在05年占得比重是44.04％，去年下降了29.66％，税金总额05年的比重是48.50％，去年是38.10％，从业人数2005年是27.17％，去年是20.30％。 　　

私营企业在工业主要指标中的比重，也是05年和08年的数字。企业单位数私营企业占得比重05年45.55％，08年上升为57.70％，现价比值05年的比重18.99％，去年26.88％，资产的比例05年是12.39％，去年是17.59％，利润总额中的比例05年是14.33％，去年是27.16％，私营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05年24.54％，去年是32.50％。 　　

非国有企业，所有的企业把国有及国有控股扣除之后叫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企业单位数05年占得比重89.89％，去年95.00％，产值比重05年66.72％，去年是71.66％，资产05年的比重51.95％，去年是56.62％，利润总额05年55.96％，去年是70.34％，就业人数05年是72.81％，08年是79.70％。”（记者 王涛）

    通过以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在哪里！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今天已然失败。但这种失败只是暂时的失败，在这种失败之中，将会孕育着巨大的成功。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超过世上任何一个民族，5。12大地震让全世界人民不仅见证了这一点，也见证我们的党和政府绝不会置人民的疾苦于不顾，它还是一个人民的政府，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少数！只要《义勇军进行曲》还是我们的国歌，只要五星红旗还在中华的大地高高飘扬，只要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矗立，我们就没有理由感到悲观和失望。一切阻碍我们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绊脚石，我们都会无情地把它踢开！没有谁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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