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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的反思,漫谈民族政策

一道闪电 · 2009-11-04 · 来源:乌有之乡
疆独暴乱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是普遍共识。民族主义是现今各国政府和民众思考、处理问题的首要出发点。那么,认同哪个民族、如何认同民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官方希望的是全中国人民共同认同“中华民族”,然而,对于国内各民族,官方要求是不一致的,要求汉族不要认同汉族,只认同56民族合一的“中华民族”,而对于少数民族则执行民族政策,放宽再放宽,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认同本民族,发扬本民族的民族主义。

走上歧路的民族平等
  我们理解的民族平等是不因民族出身和民族生活习惯而在生活、求学、工作、升迁中受歧视,而现在所说的民族平等则是被歪曲性的理解为民族平均,将人群按民族划分,再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益以民族为单元,按民族进行分配,比如计划生育对于人口多的民族,实行只许生一个,而对于少数民族则放宽限制,升学、找工作也按民族成分区别对待,甚至连法律也要根据民族不同来裁判。  如此一来,各民族之间必然出现零和关系,为了民族利益,争夺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成了各民族使命。而且各民族都要求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历史观、价值观、话语权,以对本民族有利无利角度来阐述公平、平等观念。尤其是自以为弱小的民族时时刻刻陷入民族沦亡的危机感之中,任何一点小事都能激发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阎崇年悍然在公众媒体上,把明清战争看成是“汉满民族之争”,从满族的角度来讲清史,对明末清初,百姓遭屠杀,人民受苦难,不承认是悲剧。

  这种政策下,国家已经被当作各民族的联合体,政府被迫充当起各民族利益、各民族纠纷的仲裁者角色,但是政府毕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而人又被划分出了民族属性。政府成员是什么民族?哪个民族的人来制订民族政策都成了敏感问题。“汉族人的政府怎能不向着汉族人!”另一方面,这也鼓励了少数民族极端势力要求按民族轮流坐庄的心理。“中国不是汉族一家的”,“汉族可以当国家主席、总理,少数民族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一切都要按民族均分。
 
  这种情况下,政府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被当作讨好一方而压制和歧视另一方。很难得到民族感强的少数民族信任。政府不得不在政策上、法律上更多的倾向少数民族。汉族人自然不满意,而某些少数民族还是免不了恶意猜度。政府的任何优惠和让步只会被当成本民族抗争的结果,从而埋下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伏笔。
 
 
一、神秘的“多元一体工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09月27日发表《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说:“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
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自己建立的中央政权为中华正统,都把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为最高政治目标。”

  这篇白皮书,所持的理论依据本身就是错的。把在今天中国版图上出现的古代部落和民族一概认定为中国人,这是基于荒谬的“版图中国论”,把版图等同于国家和民族,把地域等同于文明。其次、把五千年来生活和曾经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所有的部落、群居、地域人群一概升格为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本是当时的中原人对四边众多部落的通称,是对地域人的通称,这些地域部落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自我认同的意识,语言风俗更不相同,更没有文化积奠,那里来的四五千年前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
 
  不能因为一群人曾经在那里生活就把他们当成一个民族,不能因为一群又一群的人曾经在那里生活就把他们当作民族集团,也不能因为他们曾经在那里,就认为他们永远在那里,于是把他们当作今天中华民族的祖先。除汉族外,这些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更应该称为部落集团而非民族。民族是需要文化积累的,是要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传序的,是要有千百年来的自我意识,这些所谓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吗?有千百年来连贯的自我意识吗?除了从古代汉语只言片语来猜测,没有任何历史文献来证明这里曾经有民族传承到今天。如果没有连贯的文字系统,就难以证明这些部落、民族就是传到今天的56个民族之一。
  中国的民族学、民族政策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象,经不起任何推敲论证。如此白皮书的出笼,可以看作“多元一体工程”一次表现。

(一)、“多元一体工程”的实施
  外界所不知道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体系是庞大而组织严密的,表面上文艺繁荣,百花齐放,还常常有花边新闻出现。实际在舆论导向,关节环节上控制得非常紧,媒体被控制,不是靠指令而是要心领神会。在中国做媒体,最重要的是学习和领会各级领导下达的“精神”,种种迹象表明存在着一个“多元一体工程”。

 “多元一体工程”有三个主要宗旨:“统一神圣论”、“版图中国论”、“多元一体说”,最高价值是“统一”。
  作为“多元一体”的范本,满清的民族政策成为决策者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为了保证其荒谬政策无异议的实施。以满清的国家观为基础,“多元一体”成为一项秘密、浩大而又跨世纪的政治文化工程,一项愚民工程。该工程的要旨是凡是对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利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就予以歌颂,凡是阻碍“多元一体”实现就予以否定。
  清史学界提供了“多元一体政策”的制订依据,将实用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灌输给群众。他们的核心观念就是“版图中国论”、“多元一体说”、“统一神圣论”。“版图中国论”认定在现有版图上所有民族和政权都是中国的民族,中国的政权,“版图中国论”是典型的因果倒置,抹杀了中国这一概念中的文化性、伦理性而完全变成了地理概念,将中国搞成了在地理上的民族拚图。“多元一体说”不是以人民群众的休戚利害来作为评价历史的是非标准而是以少数民族是否成为中国一元来看待历史,元越多越好,元越久越好,元越强越好。
   
  清史学界把持了史学界以及文化界在历史领域的主导权。清史学是“多元一体”理论的急先锋,成为可鄙的“政治史学”,毫无道德感和学术性。清史学界把持了媒体中所有关乎历史题材的作品,拥有大量的经费搞书籍出版,影视制作。“褒清贬明”是其中最重要的史学分工程,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大量美化满清统治者英明、伟大的史学文学作品和所谓的电视正剧。其核心观念是满清政权是所谓现代中国“多元一体”的奠基者,满清统治是对所谓的“多元一体”的最好诠释,明君、八旗、统战这种统治之核心模式完全可以沿用套仿为现代版。除大力歌颂满清之外,凡是与他们观点有微小冲突的都不许面世。以乾隆为界,满清在乾隆以前一律伟大、正确。而鸦片战争以来的黑暗则是中华文明延续下来的恶果,特别是明朝黑暗政策的延续。从学术论文到电视剧文艺作品,再到清文化节,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满清崇拜。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影响,各种教材、各种课外参考书都极端的一致。
 
 
(二)、“多元一体工程”存在的“证据”
其一、“五十六个民族”震天响,报纸、舆论、新闻天天被五十六个民族包裹,56根民族柱被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共和国早被虚化了,当今的中国早被歪曲成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和国。
其二是不争论,在各种媒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历史专家和群众对话,回答热议的问题。对于反对和争论他们一贯采取的态度,就是封,在所有能控制的媒体中封杀。
其三、是把工作重点放在青少年,用教科书洗脑,大肆吹捧“康乾盛世”,《一个王朝的背影》,在青少年世界观刚刚形成的时候进行灌脑教育。
其四、为了其政策的合理性不容辩说,所有的史学作品都在为满清前期的任何黑暗行为保驾护航。其基本原则是既不承认也不许探讨满清统治是部族统治,否认满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清史学界在学术圈内,在史学出版领域都划了许多禁区,比如,满清入关前后的大屠杀事实,满清的禁海圈界,满清的种族隔离政策等等,在所有的史学著作中这些内容被严格限制,其严重性、残酷性被有意隐瞒。在面向大众的报刊文章中,有意施加给受众明朝极端黑暗和贫弱的印象,严格控制对明朝真实情况的介绍,比如外国人眼中明朝的繁荣、富裕、开放情况不得面世,甚至连晚明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成果也成了难以面向大众的禁区,开启东西方文化交流之门的徐光启、利玛窦从来不许出现在文艺作品里,虽然还把郑成功说成是民族英雄,但是郑成功也很难出现文艺作品里。事件封杀:比如万历年间的非君浪潮是决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更不用说在文艺作品里表现。他们设置的宣传口的禁区就更多,席泽宗院士曾经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毛佩琦讲“从明到清”,都严厉批判了清朝政权对于中华民族经济科技发展的严重阻碍作用,观点新,有价值。然而,“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他们的文章很难见于报纸,而在主流媒体大行其道的依然是康乾盛世,明亡清兴。
其四、对于民间舆论,特别是网络,批判满清也是被严格控制,很多帖子不能发表,其严厉程度比抨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还难。
其五、书籍出版立项、影视制作立项并不直接用“多元一体”名义,而是用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融合为名,这类书籍冠冕堂皇一路绿灯,而用“大汉族主义”大帽子来封堵质疑的声音。古装剧有一大半背景是满清,书店里关于历史的书,一半是满清的,而讲明朝的书竭尽歪曲漫骂之能事,对那些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称为是弃暗投明。
引起重大争议的“施琅大将军”在央视反复播放,很明显这早就不是为了反对台独,而是出于“多元一体”的目的。
其六、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出版明朝遗民的著作,一律加上“清·黄宗羲”等字样,无疑这是对其抗清遗志的莫大侮辱,但却是“多元一体”所必需的。
其七、03年,国家决定“重修清史”,而这一工程的核心却是鼓吹清朝皇帝建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国观”,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郭成康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开篇就说:“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在结尾说:“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郭的文章出笼之前,笔者曾发表“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之后以“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来回击郭的无耻澜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这几篇文章,看看是非曲直。
 
  06年笔者曾经在人民网发表“文史界不可思议的褒清贬明现象”,本文被该网列为精品,之后许多网站转载,包括政府网站,但是不久之后,该文突然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隆重推出的阎崇年“清十二帝遗案”,更令人吃惊的是其他网站这篇文章也同时消失。
  这些年来,对明朝的恶意贬低、诬陷和对满清的无原则歌颂成了舆论不可动摇的舆论导向。其中不乏满遗混迹其中,在贬低汉族朝代的同时,到处宣扬伟大、光荣、正确满清皇帝,做起复辟满清的春秋大梦。
  阎崇年被掌掴的起因是搜狐网和大河网刊登了阎崇年的纳粹言论,掌掴事件发生后,以人民网为首,舆论一致采信阎崇年辟谣声明,为阎叫屈和抨击“打人暴行”的文章铺天盖地,但却没有一家媒体提到这两家网站,更不用说去探询事件真相,不可思议。这两篇“罪证”至今还在。如果没有人为控制,就以现在八卦风气,早就记者们翻个底朝天了。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大放厥词是有政治背景的,一条证据就是同是百家讲坛的红人,易中天、余丹、刘心武等人走红之后,在媒体上屡遭讨伐,而阎的言论一直在网民中争议最大,最激烈,而这几年来的媒体都成了聋子、瞎子,根本没有一篇文章稍微质疑过阎崇年的观点。

二、“多元一体”工程的致命缺陷:丧失公正、正义,毫无道德基础
    在“多元一体”工程的指导下,弱干强枝,要尽量把汉族这个最大的“一元”弱化、平化,以实现和其他“元”平起平坐。九十年代以来,岳飞、文天祥再也没有在文艺作品中出现过了。而诬蔑汉族的作品大行其道,得到政府暗中鼓励,比如《狼图腾》鼓吹汉族劣等,把屠杀、奴役汉族说成是输血,有功合理。纳粹式图书-《狼图腾》竟然会成为畅销书,在作协大会上还被吹捧成新时期优秀作品。这类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禁书,惟独在中国还受到主流舆论的吹捧。
   在“多元一体”指导下,为了竭力笼络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以屠戮著名的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在影视作品中出现都被拔高,蚩尤、金兀术这些历史上的暴虐恶魔一旦被认定为少数民族的祖先,有了民族身份,就必须落实民族政策,就成了中国人不敢不承认的伟大祖先、民族英雄了。
 
  “一体说”之后, “统一神圣论”成了“天命眷顾”、“成王败寇”的现代版,如此一来,是非、善恶完全被颠倒了,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而洪承畴、施琅到成了民族英雄。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再拔高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类的形象,也不可能赢得人心,人以群分,当群众知道这些人物的屠杀暴行后,怎能对他们产生认同感、亲切感,只会厌恶并且憎恨。

  那么官方对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的暴行又如何解释呢?在官方的舆论控制下,除有意隐瞒之外,凡是在共产党执政前的民族性质的冲突和战争,一律归咎于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满清创始人努尔哈赤种族屠杀被说成是反抗民族压迫,努尔哈赤的种族屠杀年代久远。而类似的,1944年新疆的“三区革命”同样也被肯定。所谓的“三区革命”其性质就是一次种族屠杀和清洗。这种事情也被肯定以此讨好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官方天真地认为今天我们有了各种“民族优惠政策”,这类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政府对于“民族优惠政策”太有信心了。难道共产党政府就真能免疫?“7·5”事件,种族冲突再次发生,证明这种幻想完全破产。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一方面鼓励肯定历史上的种族屠杀,说成是反抗“大汉族主义”,杀汉人没有错。一方面又去打击现实中的民族分裂,这种自相矛盾不正是导致暴乱的原因吗?


 “统一神圣论”难以避免的是双重标准:比如,努尔哈赤和葛尔丹,同是分裂主义者,也都打起反抗“压迫”的旗号,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被文史界颠倒黑白说成了反抗民族压迫,葛尔丹则是分裂祖国的罪人。只是因为一个后来成功了,一个后来失败了,结果在这些史学家那里评价就完全两样,一个是满族统一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分裂主义者。以成功与否作为历史褒贬的依据,这对今天的民族团结、反分裂斗争有好处吗?没有一点好处,只能激励疆独、藏独的野心。


  历史学是现实政治的折射,在这种实用主义国家观、“多元一体”话语体系下,人民群众的生命被视为草芥,埋葬在“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漠视也必然反映到现实中来。在“两少一宽”政策下,某些地方,法院判案,少数民族罪犯杀人要杀死三个人才能被判死刑。在西藏只要有两个政协委员的担保,死刑犯就能逃脱处罚。“7·5”暴乱,暴徒残杀群众,政府坐视不理足足有8小时之久。

  这种政策无疑是不公正的,也是行不通的,在承认和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同时,他们却幻想汉族不要产生民族意识。
  既然天天宣扬民族意识,但是却不许汉族人有民族意识,一旦出现就坚决压制。更不允许出现以汉族为名的历史和民族英雄。比如五胡时期,反抗羝族民族压迫的英雄冉闵绝对不能见诸报端。比如在隐瞒满清统治是部族统治这一根本特征的前提下,主流舆论否认和歪曲“辛亥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伟大意义,掀起批判孙中山、同盟会“狭隘民族主义”的歪风。非但如此,他们甚至不许汉族有民族特征,比如汉服的出现,一度被主流媒体、文化名人批判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萌动。政府对于任何以汉族、汉文化网为名的网站都是高度警惕。限制、封杀次数远比宣传少独的网站多得多。

  一旦汉族人有了强烈的汉族人意识,必然要求民族平等,“两少一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顿时成为族群攻击的目标,现行民族政策就会遭到普遍质疑。同时汉民族主义的出现对其他民族主义更是意味着最大的威胁,肯定会产生强烈的反弹,汉民族主义的泛滥也必然使得官方鼓吹的“中华民族”成为泡影,所以“汉服”一度在人民日报遭到批判,认为是“大汉族主义”出现的严重事件。
  其次,汉族一旦产生民族意识,那么和其他少数民族民族冲突乃至分裂的风险就会成倍轮番增大,所以,既便略微有一点苗头都要被打压。
  他们解决争议的方式,还是文革那套上纲上线的做法,他们把“大汉族主义”列为滔天大罪,是破坏民族团结的罪魁祸首,不断地扩大和滥用,把一切不同声音都列为“大汉族主义”。可是,这几十年来发生的种种民族冲突,从小磨擦到暴乱,又有那一件是民间“大汉族主义”引起的?汉族在在少数民族面前,二等公民还当不上,哪里敢去冒犯?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冷了海外华人的心
  海外华人盼望着祖国的强大,强大之后,他们才能站起来做人,但是,他们压根想不到的是根据“多元一体”理论,政府根本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甚至连中华民族都不是,中国政府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
  “多元一体理论”认为在中国境内的古今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但是因各种原因一旦迁出国境之外,就不再是中华民族,所以,政府对于海外华人遭受的迫害出奇的冷漠,不用说声援,就连报道都严格控制,尽管海外华人把自己命运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在抗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血、流汗、资金扶植,民族认同感远远超过一些少数民族,但是仍然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
  98年印尼疯狂屠杀华人,今年8月缅甸铲除华人自治政权,中国政府非但连抗议都不提,甚至还给缅甸当局传递情报。
  但这并不符合国际惯例,比如“7·5事件”后,土耳其总理激烈抗议, 舆论大肆鼓噪。又是派记者,又是派特使,表达对新疆维族状况的关心,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却采取屈辱的双重标准,予以热情接待。
 
建立在沙滩上的所谓“中华民族”
   以“多元一体”为理论基础,逢节必唱56个民族,56个星座“爱我中华”,可要让这56个找到共同点、共同的文化精神财富谈何容易?既便否定了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但是仍然找不到56个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歌颂黄河,和维族无关;歌唱泰山,和藏族无关;讴歌长城,会引起蒙、满曾经的游牧民族的反感。这些事物既和这些少数民族无关,怎能成为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一致的精神财富和共同象征。这个56个民族共爱的“中华”越来越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同时,违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官方非把以屠戮著称的野蛮人物拉进“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思想指导下,为了让对人类文明进步毫无贡献的几十万蛮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元,宁可将几千万中国人当草芥一样被屠杀掉也在所不惜。最广大多数的汉族人又怎能愿意和这群人屠为伍,怎能认他们做祖先。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大拼盘,中华民族成为垃圾桶。丧失原则,丧失标准,丧失一致性,毫无道德伦理支撑,也赢得不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真心拥护,这样的“中华民族”怎么建立得起来?那么唯一的方向就是让中国解体重新成为一盘散沙。
 
“多元一体工程”肯定会以破产告终
其一、其理论有内在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难以解释重大历史现实问题,捉襟见肘。
其二、满清统治的愚昧、封闭,压抑不符合人性,不符合人民对幸福和进步的认识和追求,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以此为模本的“多元一体”是逆规律的,逆规律怎么可能成功呢?
其三、“多元一体工程”抹杀了文明和野蛮区别,否定了野蛮向文明趋同,落后学习先进,被先进改造这一历史进程。不考虑清楚这点,解决民族问题就没有走进正轨。
其四、政府的各种民族政策其实是把少数民族当作了另类,不管是优惠成另类也好,还是歧视成另类也好,那么在汉族眼里、在少数民族心中,他们只能成为另类。
其五、靠谎言欺骗建立的历史学,不会有坚固的基础,摇摇欲坠建立在沙滩上,群众虽然被欺瞒一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欺骗,尤其是当今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使得这种灌输洗脑留下的缺口越来越大。真相被越来越多的民众知晓,传统灌输方式来控制人脑再也难继续,官方吹嘘的满清神话早成了骗不了人的笑话。
其六、这种以政治导向为目标的文化工程,一旦曝光都没有好结果。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海内外学者的质疑声中尴尬收场。又比如东北工程,在韩国政府民间的强烈
抗议声中,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其七、05年联合国通过决议,纪念蒙古国建国八百年,也就是纪念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中国投了赞成票。这一决议对于“多元一体工程”,“版图中国论”是致命的一击,中国在国际上承认了蒙古国早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是民族国家了,那么,依此类推,当时的金、宋难道就不是民族国家了?宋之前,就没有中国了?这个蒙古国并不是当时中国的一元,很明显,自古以来的中国就是“多元一体”已经站不住脚。要说“多元一体”最合适的反而是蒙古国,可是将蒙古国历史列为中国历史,此决议后,不论是明的暗的都已经不可能了。“多元一体理论”拿不到国际舞台上去,自相矛盾,内外矛盾。
其八、实践证明,“多元一体工程”并没有实现民族和睦,更不用提所希望的民族融合,而是扩大加深了民族仇恨,“7·5”事件就是“多元一体工程”的恶果。


三、效仿满清的民族政策不可行,“多元一体工程”的恶果
   满清政权的特点是闭关锁国,将国内各地区,按民族分区隔离,分别自治。清政府并不管当地内部事物,清政府只是控制住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头人,特别是用宗教来控制当地的稳定。这是以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封闭、贫困、愚昧、落后为代价,正因为其强烈的封闭性所以能保证其统治的稳定。
  时代不同了,这种政策还被效仿,强化为“多元一体工程”必然会出大问题。
 
 “7·5事件”中,无辜群众有近二百人死亡,近二千多人受伤。犯罪分子针对无辜汉族群众用刀割断咽喉,棍棒砸碎头颅,剖腹杀婴,手段极其残忍,要是没有经年累月的仇恨教育,无仇无怨,断不至于如此。这次暴乱,分裂势力得到一部分维族群众支持是不争的事实,新疆大学的维族学生成了动乱源头之一,扎针党有大量的妇孺参与,参与面非常广泛。有这么多暴徒上阵,这么多帮凶,说他们都是境外恐怖分子,谁都不会相信。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这几十年来的民族政策下,教育出一大批民族极端分子,极端民族主义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只能说明民族团结政策是失败了,并没有赢得少数民族的理解支持,向汉族空喊民族团结并无用处,也绝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因为贫穷,根子在于教育和思想。


(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真正原因
谁夺走了少数民族的饭碗?
 7·5事件发生到今天,从没有人分析过这群暴徒们的动机,从现场来看,常常是大的、小的、老的,男的、女的暴徒们群起殴打、杀害无辜汉族群众,“把汉人赶出新疆”是他们的无声语言,这种意识早就充斥了相当多维族人的心脑,在他们看来,新疆就是维族的,汉人来了是两个人来吃一碗饭。可是,就维族世代的居住地而言主要是南疆。乌鲁木齐以及新疆的开发建设,汉族和其他民族贡献远远超过当地维族。开发、建设需要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而当地维族显然不能胜任,这怎么能说汉族人来夺走维族人的饭碗呢? 

真正夺走维族人饭碗的是市场经济和貌似优待的民族政策。
  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正和效率,而所谓的民族优待政策恰恰背离了这条根本原则。
  就以效率而言,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民族地区并不推广普通话,这使得大部分维族群众听不懂汉语,同时也无法得到在通用语言文字下传播的科技、文化知识和信息。要知道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观念、思维跟不上时代,这样的人群在就业,在市场经济下属于低素质人口。凡是公司都要讲效益,怎么可能雇佣他们。市场经济更是讲公平交易。要求的是劳动者身份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企业公司内部更是如此,否则难以管理。由于现行的民族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各种违法犯罪问题在司法的上另开一面,企业主、公司老总决不愿意引发民族问题而去破坏公司正常运作。
 
  这是封闭和开放,保护落后和接受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 古人早已发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经济繁荣的要旨就在流通,流通得越快,越广泛,财富积累得越多。
  21世纪不是封闭的世纪。是商品和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和流通,全球化讲求价廉物美,公平交易,讲求文明规则,讲求见贤思齐。而纵容落后和犯罪,强买强卖,甚至藐视通行规则和法律,只会被现代社会拒绝,排除在全球化经济之外,其结果就是愈加贫困。不讲公平、平等、规则、法律就无法在法治社会下立足,少数人犯罪、侵害如果畅通无阻,他们得利的同时损害的是本民族中的其他人。


(二)、民族优惠政策反而加重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所有的民族优惠政策都应该重新检讨,所谓的优惠实际起的作用往往是恰恰相反。就以少数民族的高出生率而言,名义是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扶植,实际上,这些新生的人口,由于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反而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加重了少数民族的贫困化。“两少一宽”同样也是如此。
 
   所谓的民族优惠政策就是在“姑息养奸”、是“交易砝码”。这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士对民族政策的新认识。维吾尔在线坛主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 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 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 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可见,貌似偏袒少数民族的“民族优惠政策”在少数民族那里也是适得其反。
  
(三)、宗教的负面影响是藏、新两地屡起暴乱的重要原因
   去年3·14,今年7·5事件有共同之处,就是当地宗教氛围非常浓厚。不像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宗教革命,它们并未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

宗教的落后愚昧不容回避
  在藏区,喇嘛教影响巨大,年初达赖号召藏人不要听中央政府的话,不种庄稼,不宰牛羊,于是藏区那些虔诚的教徒都停止了耕种和放牧。“不种地,吃什么?”身为宗教领袖的达赖,竟然下令信众不事生产,要让信徒活活饿死吗?如此荒唐的指令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去信去做。藏人对宗教的盲从早已严重影响了西藏的发展,那一步一磕头,磕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到拉萨的虔诚信徒,还有把活佛的大便如获至宝的用丝巾包好珍藏起来当神验的信徒。这种情况如此普遍怎么能让西藏走进现代化。
  宗教在没有接受现代文明洗礼之前,和现代文明有很大矛盾和冲突的成分,信徒们面临与汉人越来越大的生活水平差距更是让宗教文化无法解释,一些宗教人士为了扩张和传播宗教,将极端宗教意识以民族意识方式传导到信众,无限夸大非教徒的邪恶、罪恶,将现代文明的所有负面都集中在汉人头上,这是这种宗教文化图自存的宿命,是排汉反汉的思想脉源,这实际是一种反文明意识,文明的冲突不仅仅是西方才有。
   在新疆,维族小孩早就失去了信教不信教的自由,而在西藏很多藏族孩子除去当喇嘛,再也没有其他选择。民族文化、社会习惯、家庭对其影响超过了政府行为。过度强调民族文化、民族特点、宗教传统并不能带来民族的真正发展,实际是遏制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未来幸福。我们现在总是过于强调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难道让孩子们有幸福的未来,有选择生活和文化的未来?有竞争力的未来,难道这就不属于人权内容?这是人的发展权。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丧失统一的信仰,让宗教、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上蔓延,在民族地区问题更大。


(四)、“多元一体工程”滋养下的肿瘤
   “7·5暴乱”如此重大的暴力事件,从酝酿到准备有种种迹象,就连海外媒体也早有预警。事发当日,当地不少维族群众早就获知,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也有耳闻,但是没有人提醒和帮助政府采取措施。可见,这么多年来的民族团结教育,民族优惠政策并没有赢得少数民族群众和干部的人心,只是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排外心理。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08年拉萨3·14暴乱,一遇情况,当地警察干警、干部就见不到踪影,有的甚至还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为什么会这样?
 
  官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依赖的是少数民族精英分子,而其中一部分人既腐败、无能而又自私,有些直接来源于平反的旧贵族。他们的心思并不用在本地区发展,人民致富上,为了取得群众的拥护,就利用宗教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号召力,凝聚人心。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名,拒绝汉语教育;以保护民族传统为名,强化宗教、反对通婚,以民族主义图自保。只有这样,他们在封闭,狭隘的社会中的地位才得以巩固和维持,而“多元一体”给其提供“我的一元我做主”理论依据。
  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向中央要政策,要资金扶持。各种优惠不算,还要搞法律特权,违法犯罪而不被制裁。政府为了稳定,维护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群众的威信,纵容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一让再让,政策优惠不算,甚至拿法律作为赏赐。以至于不论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内地,法律不能一视同仁,事实上汉人已经沦为了二等公民。
  “两少一宽”就是源自与此,甚至于在非民族地区,也搞起了“两少一宽”。政府只要一个:就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其他的问题:腐败问题、犯罪问题、法律制度问题,中央一概都可以商量,意识形态上甚至颠倒千百年以来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搞了一系列歌颂满清、平反汉奸如此反常的意识形态,报纸刊物文艺作品动不动就56个民族,把人民共和国搞成了56民族联合国。

(五)、颠倒的民族政策是造成“3·14”、“7·5”事件如此惨烈的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落后贫穷的真正原因是文化思想观念上的落后、保守和封闭。要让他们脱贫,只有从解决他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入手,而不是继续增加种种不公平的优惠政策。要从根子上入手,只有解决人的素质问题。尤其是对于宗教文化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宗教不讲科学技术、不教会人们生活技能。一个人把大量时间用到宗教上去和一个人把全部时间用到学习科学文化上去,谁的素质高,竞争力强,生存力强,一目了然。

   在现行民族政策下,从来不承认少数民族曾经的落后,“野蛮落后”不得在媒体中出现,抬高少数民族文化历史,贬低汉族文化历史早成了主流媒体、文坛、演艺界的潜规则。“多民族统一”,“多民族团结”,“多元一体”,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抹杀了文明和野蛮之间斗争的本质,否认野蛮、落后向文明过度这一历史进程。

  不承认落后、封闭、野蛮,那么就无须改变;先进、开放、文明不被承认,就不必学。另一方面,“多元说”,首先强化了各自民族的民族认同,强化民族意识就要各找各的民族源头,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又比较贫瘠,突出在于血腥暴力,将其作为“一元”,必然要对此做出正面评价,主流媒体对历史上野蛮民族血腥暴力、掳掠屠杀、种族主义行径予以充分理解和肯定。当少数民族的极端分子看到与汉族人财富的极大反差之后,那么,他们能想到的是什么?能做的又会是什么?
  腐朽、懦弱、奴性、肮脏、没有希望,这些年来,人们见惯了主流媒体对汉族和汉族历史文化的批判,无能的羊要靠狼来输血。主流媒体放肆地诋毁汉族、诬蔑华夏文明。
这样的民族怎能支配管理高贵的其他民族,这无疑强化了极端分子的民族自大心理,对比现实更加陷入强烈的不公平感。“偏持”是造成“7·5”事件如此惨烈的原因。主流媒体对汉族的歧视,实际是对生命的漠视,这种漠视助长了暴徒的凶残气焰
 
  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是“见贤思齐”,求新求变,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这一特点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所罕有。以至于中华文明永远是开放的、更新的,对外来文明从来不排斥,而是张开双臂,热烈欢迎。所以我们看到,汉、唐、宋、明包括民国何时有过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华夏文明总是吸取外来的先进,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一切先进的东西都被引来中国。也正因为如此,汉族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与此对应,从古到今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大抵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一旦开放起来,毫无疑问就溶入到中华民族的洪流之中,被文明吞没,丧失其民族性也到不了今天。至于中国近代的封闭、保守、落后是满清王朝的部族政权的自闭性,在清王朝灭亡之后,各种西方思潮都得以引进,中华民族得以重生。

  民族地区的落后,大都也源于此。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搞成56民族多元一体,以各民族平等为名抹杀先进与落后,文明和野蛮。以保护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甚至民族血统为名,把各民族隔绝起来,落后的保护起来,不承认汉族自古以来的先进、文明,并诬蔑为羊文化,如何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能有个正确的方向,人口素质得以提高。
 
  不承认少数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经济、文化、科技的落后,种种所谓经济扶持、优惠政策反而被当作了补偿,比如,常有人说:少数民族上学、工作用的是汉语,这点优惠政策算得了什么?这种补偿这完全应该。还有人说汉人抢了我们的饭碗。

四、“多元一体”工程,仿效满清民族政策的源起
  (转贴)1980年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央31号文件就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胡耀邦到西藏后,又在大会上进一步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但在31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的讲话强调了加强藏文化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为贯彻胡耀邦加强藏文化的精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和开会都得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对比历史上统治民族皆想方设法让少数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这种自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做法弥足可贵。
不过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汉族干部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让出了上万个干部编制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数万藏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藏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到1989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族占了66.6%,省级官员中藏族占72%,地级官员中藏族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族,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族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党委一把手也是藏族。新疆的情况也类似,汉族干部大量撤离。从那时起,这两个地区已经埋下了民族关系恶化的遗患。

  在西藏、新疆的行政系统内,政府是依赖自己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进行管理的。他们是民族优惠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要倚重他们,又由于不同民族交流的敏感,对这些干部较其他地区更为宽松,这样显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腐败。官员的腐败会在民族地区带来更严重和复杂的后果。这些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更是依赖宗教势力和民族势力,“等、靠、要”思想严重,把落后、贫穷归咎于汉人,归咎于中央。
  民族地区当地强势集团的已经形成,出了多少个喇嘛书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已经拱手交给宗教迷信,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民族势力如何不孳生蔓延。
 
    有网友说:由于中国政治运行的缺陷,成立民族委员会来掌控民族政策,这个民族委员会排除主体民族,并利用媒体宣传一致性的漏洞,使以倾斜为名制定针对汉民族进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法律制度时不受任何制衡。少数民族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膨胀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完全控制的,从而使以往的政策倾斜变愈来愈深。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对“7·5”事件的策源地,官方和民间认识是不同的。官方继续高举高打“东突”、“世维会”、“热比亚”,好像是没有了“东突”、“世维会”、“热比亚”这些就不会发生了。而民间特别是新疆当地人从切身的感受,早就对荒谬的民族政策不满,认为这才是导致民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民族势力在政府内部早已尾大不掉。天天高调的民族团结措施和教育,养活的是吃民族饭的精英,这批吃民族饭的,“民族事物”越多,“事端”越多,他们的“工作”越多,“成绩”就越大,“责任”越重,“影响”越大,地位越高。
 


五、民族政策走精英主义路线是这两次暴乱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政策,走的是精英主义路线,过度强调民族性和宗教文化是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强调民族性和宗教传统取悦的是民族精英,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广大中下层少数民族同胞的关怀。
   
  而所谓的“民族政策”实质是弃广大下层少数民族群众于不顾,而施惠于民族上层精英,走的是精英主义路线而非群众路线。而精英分子的贪欲永远得不到满足,巩固他们的实力,只会让他们转嫁矛盾,笼络起基本群众掀起民族排外情绪,向国家要更大的权利,官方幻想用这种方式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无疑是缘木求鱼。
 
  自由派理论家是这种政策的支持者、鼓动者,中华文化虚无主义、精英主义、反集体主义、反爱国主义是这类理论家的特点,他们诋毁中华文明,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发起纪念施琅活动的是苏双碧。皇甫平建议:“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可以更多地扮演调和鼎鼐的社会仲裁人角色,做中国大家庭内汉藏两个伟大民族之间隔阂、误会、冲突的仲裁人,同时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领袖达赖与激进暴力分子(如藏青会)之间的仲裁人。”自由派的目标在《08宪章》就已经公布,要把中国搞成中华联邦共和国,强烈要求中国实现“多元化”,他们要求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民族多元,一切都多元,这种主张得到了藏独分子唯色支持,他们勾结在一起。

  这种民族政策为什么会得到自由派的支持?中国的自由派都是代表精英利益的伪自由派。他们始终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毫无道德意识,有的只是弱肉强食的强盗心理,做的事情也类似。
  精英主义为了保证精英鱼肉民众的顺利,破坏民众的互相认同的心理和一致的基本利益,将民众划分成一群一块,让彼此之间充满了隔阂、矛盾。只要民众力量是分散的,就难以对付精英们肆无忌惮的掠夺。民国时期大帅们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湖南人的饭湖南人吃!”,“山西人为吗到俺们山东来杀人!”,“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等等。民族问题同样是这种方式,将人民按民族隔开后,各路精英们就可兴风作浪,在民族矛盾冲突中游刃有余,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思路被自由派精英重新捡起,中华联邦共和国就是他们的目标。


六、善后处理姑息养奸-坚持“多元一体”不动摇!?
  事发之后,当地政府的善后处理依然延续以前的办法,据当地人反应:
 “新疆武警、政法系统内部对于上面不了解情况的外行指挥也是怨气颇大,很多人也憋屈的骂娘。因为此次抓获的暴徒大部分是从南疆来的,有口音,所以从喀什、和田等南疆各地政法系统抽调了1000多名维族干警、检查官配合工作,但这项措施问题颇多,首先审讯犯罪嫌疑人时,这些维族干部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维护本族人的心态工作,翻译时诱导倾向严重,导致有些人放了后才通过其他人口供发现是犯罪骨干分子,重新抓获时连人都找不见影,极其误事,最后只好找哈萨克族等熟谙当地维语的其他民族干警来翻译;其次这些人连活都没干,业务能力情况都没考察清楚,说白了是骡子是马都没遛出来,上面就定性确定这批抽调干部充实乌鲁木齐政法系统,连家带口全部调乌鲁木齐,全部解决乌鲁木齐户口,全部公务员编制。很多曾在有南疆基层工作经验的人说,这简直是胡搞,要保证审讯工作质量就应该抽调南疆基层懂维语的汉族、哈族干警来。按老百姓说法,上面吃香喝辣的已经朽化的GCD汉族官老爷又被维族高层借“七五”事件摆了一道。对那些人来说,暴乱闹得越多越好,闹得越大越好,煽动的人越多越好,意味着手里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越来越多,他们结党营私的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因为从这些所谓精英的角度来讲,本族那些被煽动的平民死活根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最关注的是从中获得的利益。
  “七五”事件的视频录像在新疆一定范围内传播,一个U盘一个U盘的拷贝,妹夫讲看后的感觉无法描述,就想报仇杀人,不适合妇女儿童观看,会有心理阴影。不过听说政府在极力收缴散落民间的“七五”暴力事件的视频录像,主要害怕影响本已脆弱的民族关系。”

  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民族政策是国家现代化重要基石”,自吹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是范例。
  好的民族政策,是为了社会和谐,不分民族的团结。至少是一步步缓和民族矛盾,逐步消除民族冲突的土壤。而不是从无到有,从轻到重,民族冲突越来越激化。
  而现在则恰恰相反,几年前就有回汉冲突,去年有“3·14”,今年有“7·5”,伤亡一次比一次多,损失一次比一次大,性质一次比一次恶劣。“7·5”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暴乱事件。
  新疆“7·5”事件,其严重性远远高于拉萨“3·14”,这次事件的特点主要是针对汉族的屠杀行为。但是政府定性仍然定为“打砸抢烧”恶性暴力事件,不肯把“杀”字加入定性,之后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和谐、团结为主旋律。拘捕了上千嫌疑犯后,很快又释放掉一批,这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对犯罪的处理时间的越长,越难以赢得群众信任,群众内心的不满在发酵。不可能让汉族一直蒙受重大牺牲,群众的能耐是有限度的。9月3日,针管扎人事件再次引发汉族群众上街示威。
  当地群众就连最起码的安全都难以保证,汉族没有安全感,维族同样也没有安全感。而民族隔阂在进一步加深,维族在汉族地区、在汉族人居多的企业单位,受到无形的压力,反过来也一样。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基石,繁荣发展”。
  就现在的形势,谁还敢说类似的暴乱今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暴乱既便不发生,但是零星的杀戮事件能不能保证不出现。有谁愿意在不安定的环境下工作、学习、生活。还谈什么“繁荣、成功和基石”。

民族团结不能靠无止境的让步、和谐
   追求民族层面的平等,必然造成个体上的不平等。因为民族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对比。非要把两桩差异大的事物取平,结果就造成组成这两样事物的个体被人为拉大。
   汉族群众承受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计划生育”、“两少一宽”、“招工升学”,忍受当二等公民,做出了重大牺牲,就是为了换来社会稳定,稳定才能发展,可是现在来看就连这个都无法保障,这种民族政策难道还是成功的?这样的牺牲和不公平还值得付出吗?
  当维族、汉族都认为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这个政府很能维持下去吗?

民族矛盾的演化的另一面是政府共信力的丧失,这是造成民族风波越演越烈的重要原因。
  韶关事件起因于谣传,开始是谣传维族强奸汉族妇女,韶关事件发生后,“700名维族妇女被强奸之类谣传都被暴乱者相信。”政府缺乏公信力也是一条原因。
  再有,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两少一宽”是在政府拥有高度控制力的情况下,政府透支公信力的情况下,才得以实施,以至于部分少数民族在内地无法无天的情况屡屡发生。今后不同了,各地政府的威信早在一次又一次的群体事件中丧失殆尽。而群众的维权意识,平权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步高涨。这类明显的歧视政策、不公平政策还能行得通吗?
  政府不能为百姓主持公平正义,那老百姓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主张公平正义,政府不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全,老百姓就自己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自“7·5”以来,新疆汉人已经两次走上街头。如果再不改弦更张,未来形势不会乐观。

  网友兵团二代的这篇评论很好:“族群的形象是对外的,在一个族群里,一样会分出无数个小群体。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每一个族群都有街头少年,也有学校少年。汉族的街头少年比之维族,其凶恶程度一点也不差。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社会,将族群看淡,那么整个社会,先分出来的就是街头少年和学校少年。而不论行为,先看族群,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某族人在杀人,而最终的后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现在的新疆,恶果已经结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们,仍然将头扎在沙子里,喊着什么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七、所谓的“多元一体”,在历史上并非没有搞过,结果如何呢?
  民国初年搞的就是“多元一体”,那时称为“五族共和”,孙中山也曾经拥护“五族共和”,为了国家统一,孙中山在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他曾经说“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 ,但事实教育了他,“五族共和”只是幻想,“五族共和”的口号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来,不但没有促进民族团结,反而成为满、蒙、回、藏等少数上层统治者从事复辟和分裂活动的保护伞。 辛亥革命不久,蒙古、西藏搞独立,满清旧贵族以共和为掩护搞复辟,后来搞满洲国,新疆闹东突,屠汉民。民国政府“五族共和”、“民族团结”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
 
  事实教育了孙中山,他主张以建设“一大中华民族”来取代“五族共和”。他屡次反对民国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坚持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他说:“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清朝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国家“长在四分五裂之中”,满洲为日本所控制,蒙古为俄国控制,西藏为英国控制,始终不能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自1919年之后,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他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中华民族。
  辛亥革命后,民族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满清残余势力仍然很嚣张,满清复辟、蒙独、藏独、满洲国、东突接踵而来。秦始皇如果搞“多元一体”,那么秦朝覆灭之后,中国仍然是七国分争。而现在所谓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正是重走这条失败的老路。
   孙中山说同化于汉族,给人落下“大汉族主义”的口实,应该说:同化是同化于文明和进步。谁文明,谁进步就向谁学习。


八、民族同化有没有必要?
(一)、“大汉族主义”真的那么可怕吗?
  现在的舆论环境,只要打出“大汉族主义”帽子,顿时就像祭出无量法宝一样,立刻就让对方无言以对,落荒而逃,如果还敢分辨,紧跟着的就是:“破坏民族团结”,“搞民族分裂”,乃至西方特务,汉奸之类的罪名立刻给你安上。这一串帽子、棍子,根本不用逻辑论证,比“文革”还“文革”,搞得杯弓蛇影,谈虎色变。
  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国家在各个层面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汉族意识”、“汉族历史”、“汉族文化”。“汉族”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哪里还来的“大汉族主义”。如果那一天身份证允许不选汉族而是中国人。相信有50%的汉族人会选择不要汉族而只选中国人,在今天,汉族族称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意义、民族意义、文化意义的称谓。是没有任何可以骄傲和优惠的二等人的标签。

(二)、不要拒绝同化,同化是避免不了的。
  现代文明、现代社会那样少得了同化。一个藏族孩子,从小就生活在美国,那么他接受的是美国教育,认同的是美国文化,放在法国,那么就接受的是法兰西文化,欣赏的是法兰西的浪漫。如果还生活在中国,难道就一定要接受藏族文化,就必须承担藏族文化兴盛的使命? 如果为孩子的前途着想,接受现代主流文化是其个人前途的最佳选择。落后被淘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封闭、落后、保守的民族文化自然消亡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所谓建立民族文化的保护区,更像是提供给MODERN人欣赏的野蛮世界的动物园,这是在高喊民族权益口号下的人权漠视。

  有人质疑,这还是同化于汉族?其实按同样的标准来,汉族难道没有被同化吗?又是被谁同化呢?
  上个世纪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只要认为民族传统阻碍了救国救民、复兴之路,就毫不犹疑的被批判、被抛弃。这实际就是在被同化。
  以汉族为例,民族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服饰。现在来看,汉族人的服装早就和世界趋同了,毫无民族特色。
  再来看语言,中国人自幼开始就学外语,学外语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母语。既便是汉语,也早加入了外来元素。现代汉语大部分词汇都来自于日本,去掉之后,没有人能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能讲完一段完整的话。现在还有谁能说出几个公认的汉族民族特征、汉族特有的民族心理、正在流行的汉族民族文化?所以说与其说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不如说被全球化更贴切。好的文化必然会流行世界,被人们效仿。而狭隘的没有前途的文化传统必然是逐渐消亡,不论冠以何种民族文化的美名。
  另一方面,文化在趋同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创新,其中,先进生产力是文化创新的最主要的因素,在创新的过程中必然加入传统民族文化的元素。关键之关键就是跟上时代,引进、发展先进生产力。比较、鉴别、吸收、发展,这才是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之路。
  此类道理一旦放在少数民族那边就立刻被批判为“大汉族主义”了,尽管大多数新兴事物并非源自汉族。
 
  如今天安门已经树立起56个民族柱,教育部把民族团结教育放入中小学课本,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这是逆潮流而动,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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