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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持久性有机物PCBs

吕明合 · 2012-02-02 · 来源:南方周末
科学发展观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中国多氯联苯(PCBs)的产生及使用情况 
(明镜/图)

中国生产三氯联苯从1965年开始生产到1974年停止,有10年的生产历史,生产厂家有西安化工厂、上海电化厂、苏州溶剂厂,产品主要用作电力电容器的介质。使用三氯联苯为介质加工制造电力电容器厂家有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桂林电力电容器厂、无锡电力电容器厂、浙江电力电容器厂。凡标YL和YIW系列移相电力电容器,CL系列串联电力电容器,RLS和RLSI系列电力电容器均用三氯联苯为介质的。


中国生产五氯联苯时断时续,主要生产厂家上海三灶化工厂,产品主要用途作油漆的添加剂。有各种不同规格的油漆、橡胶漆、底漆、磁漆。生产含五氯联苯油漆的厂家主要是上海造漆厂、上海振化造漆厂、天津、广州、大连油漆厂、哈尔滨油漆厂、西安油漆厂、甘肃油漆厂等。

据调查从比利时、法国、西德、日本等国家进口的电器设备,例如辽阳化纤公司、武汉钢铁联合公司“170”轧钢厂、上海宝山钢铁厂等单位进口成套设备中,有的动力变压器、电力电容器等电器设备是多氯联苯为介质的。

对多氯联苯的污染问题非常重视,自七十年代开始陆续下发了有关管理规定。


1)第一机械工业部1974年3月9日以(74)一机电226号文件发出关于“改用电力电容器浸渍材料的通知”规定,中国不再制造含多氯联苯电力电容器。


2)1979年8月11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以经机[1979]225号文件发出关于“防止多氯联苯有害物质污染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不再进口以多氯联苯为介质的电器设备,个别情况确需进口的,报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

3)91年6月27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了“含多氯联苯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13015-91)”。该标准规定了含多氯联苯废物污染控制标准以及含多氯联苯废物的处置方法。含多氯联苯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值为50mg/kg。

现状调查及典型案例


4.1 现状调查


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对多氯联苯的危害程度认识不够及时间的推移和管理人员的变动,多氯联苯废物封存的数量和地点日趋不详,给调查带来了很大难度。为此我们采取调查与处理逐步进行的方法,一调查出来,就立即进行跟踪收集,进行处理。


曾于95年~96年对部分地区PCBs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此次调查的时间长,收效差,很多地区的管理部门对数量不清或者隐瞒不报。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多氯联苯的管理方面存在着管理力度不大,管理法规不完善等问题。


调查结果表明:①绝大多数地区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对多氯联苯电力装置进行了封存,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进行了集中封存,如集中在山洞内或山坡上;有的地区用铁箱封存后集中放在闲置的库房或厂区空地处;也有部分多氯联苯电容器或多氯联苯变压器还在运行中。 


②有少数地区或单位出现了非法焚烧或填埋多氯联苯废物的现象。有的封存地点已修路或盖楼,无法取回,成了永久性封存,也成了永久性的潜在污染隐患。

同车间20多名工友,已有14名莫名罹病去世。一个极端的污染案例揭开了多氯联苯的全国遗毒。为何全球通缉却在中国治理缓慢?为何全国封存却见非法拆解?为何与公众息息相关却不公布封存点信息?

  与二恶英、滴滴涕齐名,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全球禁用的污染物多氯联苯(PCBs),四十年后,依然遗毒中国。

  身患鼻咽癌的老电工郭汝中怀疑自己是受害者。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统计的同车间20多名工友中,已有14名罹病去世,“癌症9人,肾损害2人,神经疾病1人,心血管疾病2人。”

  “这很可能是世界上PCBs最极端的职业暴露个案。”多位与郭汝中接触过的环境学者分析说,作为世界公害史中最声名狼藉的化学污染物之一,被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禁用,“PCBs是能通过内分泌和遗传系统的变异、祸及子孙的遗患。”

  1965年至1974年间,中国曾生产了约1万吨PCBs,贻害远未消除。“由于危害并不直接,其严重性一直受到忽视。”有学者评价说,虽然禁用PCB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自2004年对中国生效,但治理依然缓慢。

  而与公众安全息息相关的PCBs封存点信息依然罕有公开。而伴随非法电子拆解和部分PCBs封存点的泄漏,PCBs污染通过土壤和地下水播散,阴霾正挥之难去。

  近日,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启动对持久性有机污染从生产、流通到处置的全过程监管。

  最极端的职业暴露

  年逾花甲的郭汝中已孤独地探寻了20年。他和工友们越来越坚定地将祸首指向PCBs。

  1971年,年轻的郭汝中分配到原铁道部四川资阳机车厂(现南车集团资阳机车有限公司)铸造分厂精铸车间时,正是含PCBs电容器在中国的生产和使用的高峰。

  PCBs主要以封闭方式用于电容器。来自国家环保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65年到1974年间,中国共生产了47万台此类电容器,除电力系统外,许多被用于大型非电力工业企业,如今仍有15000至25000台在使用。

  “全厂前后至少进了超过500台。”郭汝中说。破损电容器维修很快成为重要工作。“当时为了争夺红旗班组,大家还抢着值班擦洗破损的电容器。”

  日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正是危及工人健康中的致命一环。

  没有人意识到多氯联苯的强毒性,修理过程无任何防护措施,擦洗、烘干、修补都是徒手进行。下班后,大家涂抹三四次肥皂、冲洗几次都消除不了难闻的苦杏仁味。

  噩梦始于1970年代末,一些工人开始出现治不好的皮肤瘙痒。郭汝中“老觉得肝区被塞进了一个东西”,而此时老同事大多已患上肝肾、神经性、皮肤等疾病。

  郭汝中后来发现,这几乎完全吻合PCBs的全部危害特征:“致癌物、易造成脑部、皮肤及内脏的疾病,并影响神经、生殖及免疫系统。”

  1986年,当发明电容器修理新工艺的工厂劳动模范杨林昌第一个因癌症去世时,没有人知道厄运将接二连三地降临:1990年,郭汝中被确诊为鼻咽癌,紧接两年时间里,就有4名工人被癌症夺去生命。

  “仅一个小小的精铸熔化、浇铸现场,人员配置总数不到20人,1995年时就已有13人死亡。”其中,有两名年仅20多岁。在郭汝中有多名同事作证签名的调查笔记中,活着的工友有3人现患癌症,肝病患者10多人。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980年代新进入精铸车间的工人则无此遭遇。

  中科院院士徐晓白、研究员储少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余刚等人都成了郭汝中拜访的对象,最终把怀疑重点锁定在PCBs。1993年出版的《常见有毒化学品环境事故应急处置技术与监测方法》是他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到相关权威信息”。他愕然发现,原来在1991年,国家环保局就已明令禁止PCBs的生产和使用,并要求封存含PCBs的电容器。而更早的1974年,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下达生产禁令。

  郭汝中很快找到当地相关部门。但令他惊讶的是,当时资阳所有的劳动安全、卫生防疫、环保部门竟无人知道PCBs,“对主要的管理部门还要提供复印的资料和法规”。

  工厂内破损报废的PCBs电容器更是到处乱扔。1995年,他向国家环保局局长用挂号信寄去了有关资料和八张污染现场照片后,工厂才把十多处乱放的近百只破损电容器匆忙收集运走,“但直到1996年铸造分厂还有312只这种电容器在使用。”

  “机车厂的这位老师傅(指郭汝中)确实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资阳市环保局副局长陈家林说。工厂后来将换下的249只电容器封存在山洞,在2009年已与部分受污染土壤全部清运至天津进行危废处理。

 
(明镜/图)


 

  全球迁移,遗祸三代

  通过父亲在台湾的朋友帮助,1979年的台湾“米糠油”事件进入郭汝中的视野。这时他才知道,自从1881年人类首次于实验室合成PCBs后,对其毒性的质疑就一直没有停止。

  1936年,发生在纽约哈罗威克斯公司的病例揭开了PCBs的毒性之谜。当时暴露于PCBs的三名员工死亡,其中两名发现有严重的肝损伤。

  1969年加拿大一项研究表明,PCBs容易随食物链递升而大量富集,鱼类PCBs的含量为湖水的83万倍,食鱼的水鸟则高达2500万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说,人作为食物链中最高级的动物,处于最危险境地。

  震惊全世界的日本“米糠油”事件则首度吸引了大众的关注。1968年,1800名日本民众因摄入受PCBs污染的米糠油,导致大范围中毒。该事件甚至产生了一个日语新词汇“油病(Yusho)”。

  1979年台湾2000名民众的遭遇如出一辙。学者对受污染母亲所生子女跟踪研究后发现,四分之一儿童因受呼吸道感染而于四岁前离世。当发育至八岁,仍有部分儿童出现指甲畸形、慢性中耳炎和支气管炎病症。“研究证实PCBs的危害效应已经传递到受害者的第三代。”余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资阳的案例或许相似。郭汝中告诉前来探望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无法生育或畸形儿的出现,已成了老工人们的梦魇。

  关于PCBs毒性的证据在不断增加。中科院院士徐晓白和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毕新慧发现,从北极的海豹到南极的海鸟蛋,甚至从美国、日本和瑞典许多国家的人乳中均检测出PCBs。毕新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正是由于其低溶解性、高稳定性和半挥发性,能够远程迁移,才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

  2009年,由于检测发现罗讷河和索恩河的生物多氯联苯含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法国罗讷省政府发布公告,禁止人们食用从这两条河流里捕捞的鱼类。

  更糟糕的是,“它的降解甚至比滴滴涕还要难。”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曾永平研究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郭汝中站在昔日的工作车间前,车间现已废料成堆。 (毛达/图)
郭汝中站在昔日的工作车间前,车间现已废料成堆。 (毛达/图)


 

  封存点为何不公开

  然而,由于国内罕有相关病理学研究,这种毒性极深的污染物一直远离公众视野,如同幽灵般存在。

  “1991年国家环保局和能源部就联合要求加强管理,禁止出售、收购、拆解,要求封存和清单调查。封存还需要省级环保部门批准。”郭汝中说。但就他多年观察,这一规定在斯德哥尔摩公约2004年对中国正式生效前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多位专家称,电力系统的调查相对完善,处置也相对合理,非电力系统企业的含PCBs电力装置去向和处理最让人担忧。

  由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刘新会教授等人于2008年共同编著的《中国PCBs削减处置初步战略研究》显示,中国生产的约1万吨PCBs中,其中9000多吨为含三氯为主的PCB3,主要用于电容器,其余1000多吨以五氯为主(PCB5)。

  与电容器特定使用范畴不同,PCB5则以开放方式用于油漆等常见物中,“开放式使用的PCBs已流失进入环境介质。”研究报告说。

  PCBs生产企业、电容器厂、油漆厂大多位于大城市,如西安、上海、苏州、广州、天津、大连等地。

  “中国生产的含PCBs电容器,估算仍有15000至25000台在使用,其中1018台已被核实,主要集中于非电力系统。”刘新会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消除PCBs污染的工作进展缓慢。“文革时期的混乱造成记录缺失,为清单调查带来了很多困难。”余刚说,许多非电力企业甚至连清单调查也很难完成,遑谈追踪电容器去向。“几乎每年都做,但罕有新的数据。”中科院研究员郑明辉说。

  甚至拥有作为履约项目、与世行合作“中国PCBs管理与处置示范项目”的浙江省,其治理工作同样困难。“原定是2006年至2009年完成,但现在已决定延至今年年底。”浙江省环保厅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宇介绍。

  尽管总投资已超过亿元,资金仍在掣肘。张宇承认,PCBs的治理成本高昂,每只电容器处理需要3万元,而每吨土壤则要3千元。

  浙江省环保厅向南方周末证实,根据浙江省的清单调查,确定的含PCBs电容器封存点有43个。“有的在闹市,有的在远离人烟的山洞;规模也有大有小,大的两三百只,小的只有两三只。”张宇说,“目前已经完成了2个,年底前争取完成10个点。”

  对于浙江省内具体的封存点,多位官员均以担心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为由拒绝透露。参与台州峰江项目处置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沈超峰同样以保密要求为由婉拒了南方周末采访。而参与世行示范项目运作的杭州大地环保公司的项目经理魏丽也以公司签有保密协议为由拒绝透露。

  而更多省份的封存点依然是个谜。多位学者告诉南方周末,环保部近年来一直在实施清单调查,但罕有公布。按照原先的计划,“2010年组织实施全国清单初步调查并完成示范省清单,确定治理的第一阶段清单。”这一工作目前基本完成,但未见公布。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与常规污染物不同,POPs极难降解,会在全球迁移,并沿食物链浓缩放大,不仅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而且还会干扰内分泌,影响数代人。“中国的部分PCBs电容器封存点已经出现了泄漏状况。”多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专家承认,加快履约进展刻不容缓。

  “PCBs电容器就像一颗化学定时炸弹,我们需要重新进行检查,确定当时封存填埋的方式是不是符合标准。”厦门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吴水平说。他刚刚发表的以资阳机车厂为采样的研究论文发现,其采样的PCBs土壤检测值远远超过了2009年机车厂电容器处置报告所附的合格数据。

  “这说明当地应该有比较严重的泄漏,机车厂依然是一个潜在的污染物,应该引起重视。需要进一步稽查。”吴水平说。

  刘新会则以不点名的方式称,研究发现“在某些受污染区域的牛奶和鸡蛋等食品的PCBs含量确曾超过国家标准,人的血液和母乳中PCBs含量也比正常人群高”。

  受害的绝不仅仅是封存点附近居民。浙江省环保系统人士称,台州市在1989年曾发生过两起非法倒卖、拆解数千只含PCBs的电容器案件,一度惊动了中央。

  “当地农民从各地收来各种型号的废旧电容器,运回本地拆解,将里面的铝箔材料重新加工后出售,多数销往广东一带作迷信用品,少量被用于食品包装。这些铝箔不乏经PCBs浸渍,残留量不低,拆出的含PCBs油液则卖给橡胶厂作添加剂,或被当做拖拉机燃油。”知情者引述当时的报道说。

  虽然办案人员当时就曾将受PCBs油液浸润严重的地皮刨去一层15厘米厚、重约5吨的泥土,但多年以后,研究人员依然发现了该地潜在的PCBs威胁。

  资阳机车厂佐证了废弃电容器的非法流失。郭汝中说,不包括已封存的电容器,1996年厂内尚在使用的就有312台,但2009年进行清运处理时,却只有249台,莫名遗失了60多台。

  唯一可值得庆幸的是,当年中国对PCBs的研究与国外同步,产业还未来得及大规模扩大就被叫停。“当时中国工业能力落后,反而因祸得福,比国外治理的压力小得多。”郑明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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