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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

郑忆石 洪燕妮 · 2014-11-09 · 来源: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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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忆石教授访谈

  郑忆石 洪燕妮

  郑忆石(1954—),女,浙江温岭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独立承担和主持国家、教育部、上海市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项。独著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阿尔都塞哲学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轨迹》、《社会发展动力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合著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从马克思“苦恼的疑问”到邓小平理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等,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

  洪燕妮(以下简称洪):郑老师您好,受《社会科学家》委托,非常有幸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在如今俄罗斯哲学研究有些“冷落”的今天,您除了跟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还依旧坚守这块研究阵地,并且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能回顾一下您的学术之路吗?

  郑忆石(以下简称郑):首先感谢《社会科学家》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回顾自身学术路程的机会。对于学术研究“成绩”谈不上,在俄罗斯哲学研究的学术之山上,我顶多算个攀爬者。我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纯属误打误撞。年轻时,我比较喜欢历史,对哲学一无所知。“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年少又无所事事的我们,得便就聚在隔壁一对教中学历史课的夫妇家中,津津有味地听他们“倾泻”历史典故。但1978年填报大学志愿时,我却因照抄报纸上的招生目录而“受到惩罚”,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了四川大学哲学系。尽管如此,13岁时似懂非懂地读了《马克思传》,又让崇敬马克思的我,在大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渐生兴趣。三年级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到哲学系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系列讲座,让我在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似乎找到了符合自己爱好的契合点。所以后来在考研时,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

  198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是我踏上学术研究之路的起点。我的导师张懋泽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对列宁哲学尤其是列宁的《哲学笔记》研究很深,他的学术专著《<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析》,当时在学界广受好评。受他的影响,我也将自己的研究重心置于列宁哲学,尤其是当时备受争议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读期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学术文章《论坚持和发展哲学的党性原则》。这篇如今看来颇具“保守、正统”色彩的文章,我自认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辩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相结合的初步尝试。这些,算是我后来关注苏俄哲学的起点。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现实实践性和反思批判性。我1990年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后不久,就遇到了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一时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崩溃论”甚嚣尘上。“社会主义的出路在何方?”成了我学术研究的关注点。而当时西方兴起而国内关注不多的民主社会主义,似乎让一些人看到了希望。于是,我尝试着研究这一理论,并于199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在该书中,我结合当代西方社会、苏东剧变的现实,在将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纵横对比中,分析了“民主”与“人道”之间的内在机理,阐释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理论,揭示了它的理论特征和理论实质,较早在学术界探索了中国发展道路与民主社会主义之路的关系。

  随后,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我发现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苏联哲学,盛行用人道主义界说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及其批评颇有见地。而当时国内学界也流行着将马克思主义彻底人道主义化的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会否重蹈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覆辙?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对这类“宏大”问题,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深入思考。2000年,我受聘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中心》兼职研究员。2001年,我到中山大学参加“苏俄哲学研讨会”,有幸认识了国内学界研究苏俄哲学的专家们,对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产生了研究兴趣。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了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让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业的我,在教学课堂上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切,在促使我思考哲学何以在苏俄遭遇如此命运的同时,萌生了能否通过对比苏俄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之路的初步想法。于是,在2001年完成了学术独著《阿尔都塞哲学研究》之后,我便将研究重心转向了苏联哲学和俄罗斯哲学,并相继发表了《苏联哲学的特征、转向及其启示》、《从情感发泄到理性反思: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论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特征》、《苏俄哲学:反思中的启示》等多篇论文。这些文章先后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又激发了我将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对比分析的自信。

  洪:我注意到,您的比较研究对象是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们知道,俄罗斯哲学是一般对象,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特定对象,您认为两者之间有可比性吗?这种比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意义何在?

  郑:这个问题提得好!的确,从形式上看,两者似乎没有可比性。但哲学是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标杆,用恩格斯的话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此,一个社会只要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在研究哲学,就说明社会仍然需要哲学,哲学也就仍然有它生存的位置。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中国都发生了社会转型,虽然两国转型的方向、速度、规模、程度都不同,但追赶世界现代化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如今,中国的“中国梦”和俄罗斯的“强国梦”,都表明了各自对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目标的实现需要理论引导,因此,两国都始终没有放弃对“黄昏起飞的猫头鹰”(黑格尔语)——哲学的选择。21世纪以来,在俄罗斯,是哲学重新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在中国,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持。因此,尽管两国在选择理论引导的价值取向上迥然不同,但社会发展都需要理论引导这一事实,以及互为邻居的两国在历史与现实中,无论国情还是史情的诸多相似性,又表明两国哲学三十多年的发展轨迹,的确存在一定的关联度与相似性。这就为我们对比分析两者,提供了可能。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苏联哲学走向了解体,当代俄罗斯哲学也一度遭遇了“滑铁卢”。30多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获得国家支持而长足发展并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又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面临着范式创新和中国化等诸多问题。而在我们的实际研究中,更是存在着诸如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反对价值导向的一元性,以学术研究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的必要性;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现象”;“中国问题”的缺位;市场化和工具化研究倾向,以及语词包装过度的不良文风等等问题。挑战和问题的存在,更表明了“以俄为镜”对于当代中国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表明了在当代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化和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

  洪:我注意到,21世纪以来,学界在继续反思苏联哲学时,将关注点更多地转向到当代俄罗斯哲学。同时,我也看到您对苏联哲学和俄罗斯哲学的关系进行比较的文章。您能否谈谈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对苏联哲学与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状况。

  郑:由于俄罗斯哲学的地域性特点,由于它与文学的纠结缠绕,由于它的直觉性而缺乏思辨味,由于它较强的“弥赛亚”意识,由于它受苏联哲学的“株连”,以及由于它既不具有中国哲学的悠久性,又不具有西方哲学的普适性等等原因,使得它在世界哲学之林中,算不上参天大树而至多只是一株生长之木。因此,它不受世界哲学的青睐,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中也只是“小众”。尽管如此,在一些学界同仁三十年多年的坚守下,中国的苏联哲学和俄罗斯哲学研究,仍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

  今日俄罗斯与昔日苏联,尽管无论社会制度还是思想观念都似有天渊之别,然而,两者之间割不断的历史联系,又决定了当代俄罗斯哲学在探索未来发展之路时,不得不面对苏联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昔日苏联哲学,曾经的“师生关系”让我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也不能不重新思考苏联哲学。因此,当苏联解体后,哲学在苏联曾经的存在和发展,在成为人类理性反思的恒常话题时,研究和评价苏联哲学,便首先成为我们比较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国内的苏联哲学研究,若以改革开放划界,基本分为两段: 20世纪50-60

  年代的学习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阶段。

  20世纪50-60年代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苏联哲学基本上是学习而谈不上多少研究。新中国诞生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作为“先生”的苏联哲学,无论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理论资源,还是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正面与反面兼具)。而当时作为“学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其学习苏联哲学的渠道,一是来自解放初期苏联哲学家的来华讲授,二是通过50年代末留苏学生归来后,在高校、科研单位的传播和研究。这种学习和研究,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的破裂戛然而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苏联哲学研究阶段。20世纪80-90年代,苏联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苏联哲学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成立了全国苏联东欧哲学研究会(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苏联哲学研讨会;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设立了苏联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并开始招生;有了一批专门从事苏联哲学的研究人员,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对苏东剧变的反思,国内的苏联哲学研究队伍又有所壮大,除了老一辈专家,还有青年研究者的不断加入。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苏联哲学研究,大致形成了两种路向:1、客观展示类。这类研究多在苏联解体前。它以客观阐述苏联哲学的研究现状、主要内容、基本理论为主,在综合分析苏联哲学中呈现苏联哲学全貌。2、评价反思类。这类研究集中于苏联解体后。它在全面叙述、重点阐释苏联哲学的相关理论同时,将苏联哲学的研究重点,置于其政治化、教条化的特征、实质、原因等等的分析评价和反思批判上,并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理论范式等方面,做出了有份量的分析和评价。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无论哪种研究路向,都既有客观阐述又有评价反思。只是相对而言,两者各有其侧重点。

  学者们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何以当代俄罗斯走过了从情感发泄到理性反思的心路历程,分析何以苏联哲学和俄罗斯哲学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以及如何从各自的利弊得失中获得经验教训,提供了深入思考的余地。

  :通过您对于上述研究状况的梳理,使我感觉到,分析苏联哲学意义十分重大,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分倚重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今天看来,这种倚重有把国内学术研究带进“习古斋院”式不良路径的可能。清理与汲取苏联哲学的思想教益对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您刚才说,苏联哲学和俄罗斯哲学有着巨大差异,那么后者研究情况又如何?

  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哲学日益成为国内学者继苏联哲学之后的新研究对象,并形成了三种基本路向:1、关注当代俄罗斯哲学的重点与热点问题。这类研究比较直接客观地展示了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并从总体上把握俄罗斯哲学的概貌与特征。近年来,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又成了学者们关注的新领域。2、从社会转型切入俄罗斯哲学的内容形式、基本特征、本质属性的研究,并尝试在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比分析中,探寻俄罗斯哲学的未来走向。3、从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热点入手,对具体的领域、问题、人物,进行个案研究。近20年来,国内学界在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中,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俄罗斯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人的哲学、科技哲学等领域认真爬梳和潜心研究,出版了一批颇具功力的论著。

  中国学界众说纷纭的苏联哲学评价、林林总总的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成果,为我们从宏观视角,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环境,则为我们充分利用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可能。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在当代俄罗斯的东山再起,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斐然成就,又为我们通过比较两者的发展路径、研究生态、理论成果、理论实质,以探寻和发现走好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路,提供了机遇。可以说,理论的地平线上,已经露出了对两国哲学进行比较分析的曙光。而如何充分利用中俄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当代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分析中,发现问题的实质所在,尤其是如何从这些问题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俄罗斯被边缘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对于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怎样的警示与借鉴意义,便成为我们比较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洪: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讲,似乎除了曾经由于我们要走近“教科书”才触碰了俄罗斯哲学。如今,“以苏解马”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被按照“以西解马”的逻辑给予了“非历史性”的批判,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郑:用“以西解马”的模式,看待包括俄罗斯哲学在内的当代非西方国家哲学,的确是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比较流行的做法。但正如莱布尼茨说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应当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更何况,“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语)。对于一个在历史上存在了70多年的苏联哲学,对于一个迄今仍然富有生命力的俄罗斯哲学,一味地简单地否定,或以一种“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语)的态度看待它,则既不可能“制服”它,也不可能达到对它的真正了解和客观评价。因此,对于俄罗斯哲学,如果我们套用一种固定范式或研究逻辑进行解读,不仅无助于正确认识研究对象,甚至会走向被批判对象曾经陷入的误区。就像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对苏联哲学的“一边倒”否定,不仅未能为俄罗斯哲学走出“迷宫”提供借鉴,反而因此导致了全盘否定自己历史的极端。

  而我们之所以要对当代俄罗斯哲学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无非是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取经验教训。中俄两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已经使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可能。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比较方法,是不能到达这一目的的。因此,运用何种方法去观察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异同,以避免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认识之弊,则是我们能否通过比较,实现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担当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之责与社会之责的关键。

  我想,还是应当“回到马克思”,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比较。概言之,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将当代俄罗斯(包括苏联哲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置于其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在哲学分析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中,知晓和明了两者在今日具有的相似处与差异点,以及何以如此之因,从而为比较分析提供客观的事实基础。而且,由于我们比较的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必须在比较研究中,坚持唯物辩证的方法,将纵向逻辑与横向分析、客观描述与主观评价、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等等方面,有效地统一起来。

  洪:能否谈谈您的“比较研究”着重思考了哪些问题,或者说将对哪些问题进行了比较?

  郑: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落败,在当代俄罗斯遇冷,迫使我们思考如何才能守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阵地的问题。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虽然表现形式犹如地轴的两级有天渊之别,但不同形式的背后有无实质的相似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从中获得教益和启示,以认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是比较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因此,这种比较研究将立足于梳理包括苏联哲学在内的当代俄罗斯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脉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下述问题展开:

  一是关于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即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分析导致差异之因。其着重点,是两国哲学在“国家意识”上不同价值取向的比较。通过比较,说明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与理论研究的多元,是延续自己的理论生命力和扩大理论影响力所必须的。

  二是关于哲学理论功能的发挥问题。即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同异,分析导致同异的根源。其着重点,是两国哲学在“自我意识”上不同路径的比较。通过比较,强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坚持哲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是强化自己的理论功能和发挥实践功能的有效手段。

  三是关于哲学发展的路径问题。即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区别,分析导致区别的缘由。其着重点,是两国哲学在“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上表现方式的比较。通过比较,说明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正确处理守土与向洋、继往与开新、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是拓展研究视域和繁荣研究生态的必要途径。

  采访稿刊载于《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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