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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子牛:回乡感怀:钟声,远逝的钟声依然在我心中!

点子牛 · 2015-01-1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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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总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遗址上驻留片刻,想到当时和现在,总有无限的惆怅和哀伤。板栗树的枝杈上,曾悬着一口钟,是由工字钢(后来才知道那是工字钢)做成的,敲出的声音,十分悦耳,十分响亮;袅袅依依,连连绵绵,回荡在村里每一个角落。钟声什么时候第一次敲响,没有人记得了,只知道是在1958年后的某个时候。1984年,那钟声发出时代的“绝响”后,就不再响起了。如果我能预测,后来的老家是那个样子,我是应该如同南街村里的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去捍卫那钟声的。

 

  在那个被今天认为荒废的年代,我听着钟声在大队的小学毕业、又踏着钟声到公社的中学,边学工(校办工厂)学农,边接受到非常系统的基础教育;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了回乡知识青年;再后来,学有所进,读到了不低的学位,还入了胡耀邦的所谓“第三梯队”。“父母在,不远行”,我却远行了,是为不孝;有了一点学问,却没有学会做官,非要四海为家,是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总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儿时最好的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儿女一双。一个命坠于被承包的采石场,一个死于缺钱治病。到家之前,我在村里杂货铺里,买了两挂炮竹,到他们各自的坟前鸣放,留下了热泪,是为纪念。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热泪又止不住了。我劳动中受过刀伤、斧伤,都没有流过泪;16岁第一次离家独自谋生时,也没有流过泪;我还没有那么老,也没有那么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该早逝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我无法不悲伤。这泪,不光是流给两位不该早早结束的生命,也是流给一个不该那样草率结束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我两个伙伴是不会死的。因为有钟声保卫着他们,保卫着每一个鲜活的、奋斗的、平等的生命。钟声响起时,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麦地、荒山、湖边,钟声再响起时,他们又在快乐中、满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温暖的家。钟声敲出过小村的欢腾、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来;钟声也敲跑过小村的贫困、小村的孤独和小村的无助。小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好像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所急所忧,送温暖、送救济、送医疗,他们代表党,代表毛主席。农民是被钟声组织起来的。

 

  如果钟声还在,那么,那个小我一岁的伙伴,那天就不会迫于承包人的压力,在天已经抹黑的时候,去点最后的一炮,不响,再去查看时,把自己炸成粉碎。一个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场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声中。又一个家庭也炸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赔偿6万块。6万,天哪,一个山村里的年收入不过万把块的小小承包人,要赔6万块!为了“捍卫”“法律”的“公正”,承包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个家庭的孤儿寡母就那么无助又无奈的“活着”。没有组领导,没有村领导,没有乡领导来送温暖、送关怀(小队、大队、公社于1984年后分别“改革”为组、村、乡)。

 

  如果钟声还在,比我高大,打架却总是输给我的那个伙伴,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小病拖大,最后成为绝症。他善良的老父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他生命就要终结的时候,投了门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终于追赶父亲而去。在两代人的葬礼后三天,我的伙伴的大哥的小闺女,也就是他的侄女,一位17岁的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女孩,大概是受凉、惊吓以及悲伤,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后也无人知道死因,都说是“中了邪”。一周之内,祖孙三代,命丧黄泉。就因为没有那钟声的保护。

 

  那是一个不足30户人家,只有150来人的小村。我要进到村里,总要经过那条从前托拖拉机进出的碎石路,84年后它再无人搭理,如今,变成了坑洼不平,犬牙边的泥泞小路,推自行车在上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感觉以前我是有的,渐渐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这个“客”,只有痴呆的目光,了无客从何处来的好奇。这在有钟声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论什么客来,小村都要沸腾。那时候,村里常有巡回电影队,到各村放电影,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学英雄人物,智斗敌人,一个个充满了朝气、鲜活、聪敏和灵性。现在的孩子们,不出自家门前屋后和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地,彼此鸡犬之声相闻,却少有往来。于是,就这样痴呆了。

 

  80年代初和中,报纸电台说,农民“发”了、“富”了,涌现了大批“万元户”。可是,“万元户”让我的乡亲们,失去了集体的依靠;稍晚,超过 10%的GDP增长,让我的乡亲们抛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机关里的丈母娘,很高兴农民亲家,是个“万元户”。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富。丈母娘就说我抹黑农村改革,我说我最坚决支持改革,没有看到我天天改革来又改革去的,农民好了一点,但没有说的那样富。

 

  我的妻子是上海生,北京长,北师大毕业的娇小姐。本来我羞于带她回老家,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爷曾是全国挨批的大“右派”,父亲是某中直机关的大“右派”,对于毛泽东,娘俩是恨从心头起,两个平了反的“右派”反倒牢骚不多。我妻子曾随父母到山东的农村蹲过“牛棚”,听到过类似于我热爱的那种钟声。这次随我回老家,看到一个迥异于报纸电台吹捧的农村。于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后来,我又携妻分别于90年,94年,97年,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没有亲人在那个小村子里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里卖豆腐脑混日子了。可是乡亲们还在。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当时的老人,几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长辈,本是中年,成了现在的“老人”。他们有的,衣不遮体,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有的不能动弹,在破烂不堪,恶臭难闻的“床”上等死(请允许我加这个引号,因为那实在称不上床);还有的在田头地老,像幽灵一样劳作,或者四处游荡,打发孤独。1987年那一次,我们带的是崭新的10元的票子,是准备走村串户时给孩子们压岁的,后来我们带回去的就是50元,百元大钞,也不再是给孩子压岁的,却是专门给这些曾在钟声的召唤下和我一起劳作的乡亲们过年的。每次准备这些“盘缠”时,妻子都担心不够,因为见到实际的情形后,往往水涨船高,那都是她自作主张,事后悄悄告诉我:太可怜,少了拿不出手。其实我们知道,救急不就穷,我们的区区薄数,解决不了他们的生存,无非表达一种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县城和弟弟住),顺便抽了半天时间,回小村里看了看。那里的贫困还在加剧,曾经那个欢腾的村庄,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不再是无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许多辍学的儿童。大孩子到了16、17岁,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只有无助的“老人”喃喃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经失常。

 

  我在一个小时候叫某某哥的乡亲的家门口坐了半个小时,知道2004年国家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的,便问了这个文件带给村里多少好处。 “比去年好了一点。”乡亲说。

  “粮食提了价,要是好的话,还不节余几个子儿?”我问。这个粮食指水稻。

  “粮食提了价,有什么用。以前有水库,现在,靠天吃饭。”

  “水库呢?”

  “水库早承包给人养鱼,天旱,人家不放水。”

  “乡里干部不管?”

  “你是有知识的人,怎么这还不懂?承包的是乡里的干部,放一点水,还要钱,比油还贵。现在好了,也没有水放了。”

  “怎么了?”

  “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里一点水,喝得完,怎么放?这粮,种不了,提价还

  不是白提。你看,田,就几块旱涝保收的了,别的,种了甘蔗,桔柑”

  “那不是很好吗?卖几个活钱。”

  “活钱?哪来的活钱。你没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满地都是。那时故意的。家家都有,城里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没有人要,就烂在地里当肥料了。”

  进村时看到满眼甘蔗什么的,我还高兴。此刻,我哑口无言。心底里生出一种恨来,那些书斋里的“改革家们”,该拉出去枪毙!

 

  离开村子时,我又到那棵板栗树遗址处停留了许久。在那个小小的高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环顾小村的全景,不禁越发留念起那钟声。那钟声里的欢乐,渐渐的清晰起来。

 

  父亲曾是生产队长,是队里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产生的(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后来的什么“海选”,不过是闹剧,与那个时代的村民选举,天壤之别),一共做了几任队长,我不知道。作为乡亲的带头人,他要比别人起得早,准时敲响那钟。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却仿佛只有这严厉,才担当得起那敲钟的使命。

 

  父亲没有表,只看日头高低,决定敲钟的时间,每天要敲响三次开工、收工的钟。钟声一响,人们闻声而动,不敢怠慢,收工的钟声往往敲的自由,父亲觉得活没有干完,会晚一点敲钟,干得利落,也会早一点敲钟。男人干的是水田的活计,女人做的是旱地的工;满村各处,都是成群结队,说笑中一起劳动的人们。有时候收工的钟声,传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亲就会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收工;有时父亲去大队或者公社开会了,会委托别人敲钟,这时收工的钟声往往后推,怕的是,早敲了被我父亲知道,说大家偷懒。于是乎,会有一些人饿得“死去活来”,但不闻钟声谁也不敢收工。

 

  村里有个什么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亲也会敲钟。这时男女老少,集中在打谷场上,热烈讨论,争这争那。当然,往往是男人争,女人们听着,孩子们则在草垛之间,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乐。要分稻谷、分小麦、分绿豆黄豆或任何收获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杀的老牛的肉(那时宰杀任何耕牛,都要公社批准)、分特意捕捞的池塘的鱼,也要敲响那钟。钟声欢快、甜美、袅袅依依、徐徐晃晃。听到这钟声,大家都乐得很!

 

  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钟声,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气温高,午休时间长;夏天,割倒的稻谷在收拢,堆垛子前,都要铺在稻田里,晾晒一天两天;夏天,父亲经常到门口观天象,总能在暴雨要来没来的时候,敲响那钟。钟声节奏激促、铿锵有力,不再是袅袅依依,徐徐晃晃。每闻此钟声,乡亲们会从午睡的梦里、从饭桌上、从自留地里、从菜园子里、甚至从卿卿我我的缠绵中,等各自当前所在的位置,立刻冲向田间,在我父亲的调配下,各就各位,拢稻、捆稻、担稻、打稻垛子,那个热闹、紧张又欢腾的场面,把中国农民的克己、无私、伟大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只是一大片黑云,从天空划过,撒下几粒雨点,但是,没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会乐融融,谈笑凯歌还。

 

  在有钟声的那年月,家里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谁会饿死,一切该有的都有。年终决算,无非记录一个“超支”,“超支”累积多了,最后也就一笔勾消了。但这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才享有这种特权。

 

  那钟声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团结、是斗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爱、是平等、是正义、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枪、是头颅、是鲜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钟声戛然而止了。在钟声远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独、贫困、无助。这些不祥的东西,曾让我妻子重新审视自己随父母下放参加劳动遭遇的所谓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牛棚”里的“磨难”,并终于认识到,今天我家乡的农民受的罪,比她家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里,充满不屑的“老毛”,变成了毛泽东,后来又变成了毛主席。当我说要把这些写给网友时,她说:“好哇,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网络文章,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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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子牛读罢此文的一点感悟,两千多年一个叫商鞅的搞土地改革,户户有田,取得了极大地成功,名垂青史!变法适应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但他的农业制度在当今的工业信息时代的确OUT了,但是中国一部分人很迷恋地主经济、买办经济、洋大人、老爷、少爷、丰乳肥腚、妻妾成群等愚民文化、经济、政治。

  农民靠土地种植养殖远远抵不过工业机器的现代化,赚钱比不了机器,各国的农民都是获得财富的弱者。因此,政治就决定财富分配法则极大地向农民倾斜。美国有玉米带、棉花带小麦带等等,他就是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现在法律规定仅仅对棉花补贴高达126%。这还是资本主义吗?德国大约有5400家农业合作社,遍布德国农村地区,为农民提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信贷、农资供应、咨询等服务,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德国80%的农民参加了各类合作社。德国农民目前人均年收入在3.6万至5万欧元之间,其中50%左右来自财政补贴。新西兰、瑞典也是如此!这些国家都疯了吗?不是,农业需要合作集体化有计划,要不然就会“姜”你军!合作社要民主化,他不愿意加入就让他单干嘛。

  中国需要真实,真实就是力量;但首先必须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必须有放眼世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天天赞美一人二亩地,人力、畜力胜过欧美的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合作社集团化。这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可怜得很,可恨的很,亦可笑得很。看看眼前的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周家庄乡,再眺望一下德国、以色列的合作社农业,事实胜于雄辩,但是“事实”往往被“权力”奸杀,苦的是老百姓!

  远逝的钟声总有一天响彻全世界,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在其中,否则,就会被历史无情的淘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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