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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一个变节者的自供状—评点李锐的《九九感怀》

郭建波 · 2015-05-28 · 来源:乌有之乡
《炎黄春秋》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二○一五年炎黄春秋第五期发表了李锐先生的《九九感怀》,我们对他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评点,而后又作了一个《总评》,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李锐现象出现的根源。

  一个变节者的自供状

  评点李锐的《九九感怀》

  郭建波

  我们将党内外鼓吹普世价值,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称作李锐现象。这是因为李锐先生资格老,名声大,以百岁高龄仍在任劳任怨地进行着这个工作,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著名人物。李锐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个马列主义者在分析李锐现象的时候,不能将李锐现象的出现,简单地归结到李锐们的品质上,而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李锐现象产生的根源。

  —作者评点札记

  二○一五年炎黄春秋第五期发表了李锐先生的《九九感怀》,我们对他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评点,而后又作了一个《总评》,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李锐现象出现的根源。我们对李锐先生的文章《九九感怀》的评点如下:

  九九感怀

  李锐

  2015后第5期炎黄春秋杂志

  我今年99岁,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个年龄。[评点: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李锐先生活了99岁,确实不容易。至于他说自己“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却不见得是真心话。从下文看,他这样说是有用意的。]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乡水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不大清楚。[评点:不能排除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顽强。[评点:泛泛说来,倒是这样。不过,这要看对生命力如何理解了。如果李锐先生像吴晗、邓拓二位先生那样“要面子”,大概也不会活到今天,早和他们黄泉共为友了。后来的左翼人士,尽管对于吴、邓两人的立场和思想观念颇有微词,但是对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骨倒也说不出什么。对于李锐先生,可就不同了。有人说,李锐先生是“滚刀肉”,就是抛开左、右不论,李锐的存在都是知识分子的耻辱,这到底是对李锐先生的诋毁呢,还是确实就是这样?我们还是遵循“不争论”的原则,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我还坚持游泳,一次还能游300米。[评点:李锐先生的存在就像“标本”一样,通过对这个“标本”的解剖,不仅可以发现形形色色的东西,还可以砥砺气节,警醒自己,因而我们对李锐先生的健康表示高兴。]我写过一首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评点:百岁老人当今确实是比较稀少的,李锐先生在一生遭受多少苦难的情况下,还碰上好的运气,仍然活到九十九岁,更是稀奇的。看来,单监和饥饿给李锐先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直至九十九岁的时侯仍然是这样的刻骨铭心!这就不禁使人发出疑问,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发誓要把牢底坐穿,怎么会“最怕单监与饿饥”呢?当然,他是有意这样说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令人敬仰的毛泽东时代进行控诉!]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很多。[评点:不过,为什么自杀的人很多呢?如果自己没有问题,就是戴戴高帽子,坐坐喷气式,下放劳动,被群众批斗,这本是革命者的寻常人生,又何必自杀呢?难道自己的性格就这么脆弱吗?这样又怎么算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和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呢?自杀本来不是什么好名声,后来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后,在恢复名誉或平反昭雪的时候,一般不说他们是自杀而死的,而笼统地说是因受迫害不得不含冤离世,这可能是为“贤者讳”吧。]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经历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评点:有不同,才有不同的结局。他们死了,李锐先生还活着。]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对“主公”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评点:这里的“主公”是指毛泽东。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向是正确的,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正在领导全党大力纠正这些问题,且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果不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批发会议后,有人趁机起来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庐山会议也不会开成那个样子。当然,庐山会议转向和导致其最后结局的原因极其复杂,此不赘述。如果不是庐山会议结束的时候,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将会议决议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纠“左”,也不会发生后来更为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为此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从田家英、周小舟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表现来看,如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田、周二位就不是受了“无端的侮辱”;如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他们二位就是受了“无端的侮辱”。因而在田家英、周小舟是不是受了“无端的侮辱”判断的问题上,直接牵涉到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问题。可惜田、周二位由于“性情刚烈”,死得早了,如果他们能够像李锐先生这样长寿的话,面对现在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工农阶级雇佣化的状况,社会生产的财富被一小撮中外资本家所攫取,不知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他们还会像李锐先生说的那样认为自己受了“无端的侮辱”吗?]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不少。[评点:这些苦难加到一块,也没有田、周二人的殒命代价大啊!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原因使李锐先生能够在命运遇到“苦难”的境况下,能够活下来而没有自杀,终于等到了自己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支撑李锐先生活下来的理由中绝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这由下文李锐先生的话为证。]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评点:从李锐先生后来的作为来看,当时对他的这些处分,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不否认在具体操作上可能有失当之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当肯定的。这还是因为李锐先生后来以自己的作为为当年的处理作了肯定性的回答。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确定了机关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这在文革时也没有改变。文革中死的干部,主要还是自杀得多,毛泽东没有指示对任何一个干部处以死刑。因而我们说,李锐先生对自己“头颅还在”抱有的几分庆幸心理,是他杞人自忧了。至于说文革期间,该不该让群众审查干部,看一看现在大面积的腐败问题,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5天5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评点:党内斗争确有过火之处,但是如果一味地讲“党内和平论”,不把党内的残渣余孽清理出去,党还能够继续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吗?还有战斗力吗?现在不少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干部意志薄弱,缺乏党性,不就是从反面说明了党内斗争的必要性了吗?这种教训是深刻的。]1959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3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评点:是这样。]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评点:李锐先生为什么被双开了,受到了比彭、黄、张、周更严厉的处分呢?李锐先生没有交待清楚,似有难言之隐。还是因为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作为的缘故。比如,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约李锐他们几个人谈话,他们有看法可以向毛泽东直接提出,可是他们却当面不说,背后攻击诽谤毛泽东。当有人追查他们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活动的时候,他们还遮遮掩掩,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关。七月三十日晚上李锐先生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信中讲的都是实话,最后还说“情况就是如此,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但是在信中却把他们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一起攻击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的话隐瞒了,等到八月十日左右黄克诚看到罗瑞卿带着李锐到他那个组的时候,马上意识到那天晚上的事被揭露了,于是黄克诚才将那天晚上李锐他们诽谤毛泽东的话说了出来。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会议大哗,而毛泽东已经把李锐的信印发会议了,于是与会者便对李锐的政治品质发生了质疑。李锐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三版)》中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个问题。至于网上疯传的周惠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人员的谈话,说李锐在庐山会议期间夜闯美庐(毛泽东住地),跪在毛泽东床前揭发彭德怀组织“军事俱乐部”的事,由于不是来源于正式出版物,我们暂时不予采信。]

  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一个炕,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评点:从李锐的叙述看,因为他属于党内右倾,与右派的待遇是不同的。]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时间。到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评点:看来要给李锐先生落实政策了。]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党籍有不同看法。[评点:这是安子文的想法,还是李锐臆测的呢?或者是兼而有之吧。]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批评毛泽东的3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评点:田家英对毛泽东有意见,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本人提出,但他却不是这样,而是在秀才们中间絮絮叨叨地对毛泽东说三道四,即使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单从作秘书的职业道德上来讲,也是不容许的。更何况田家英还把毛泽东进行决策时的一些情况私自透露给李锐等人,这更是违反纪律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增订三版)》中对此也没有回避。如果再联想到,田家英后来在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稿时,竟然擅自圈掉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话,就是在别人劝说的情况下,也不改变,这不由得使我们深思,这是为什么呢?他还适宜于在毛泽东身边继续工作吗?]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评点:这倒可能是真的。不过,李锐先生这样说,是有用心的,他马上就要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了,这是在为他下文自己的豪侠行为作铺垫。]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评点:李锐先生这种行为,说好听点,是侠肝仗义;说难听点,是包庇朋党。到底是什么,还是让历史学家来定论吧。]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继续追究。[评点:刘少奇的意思是说,这是中央全会,李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在这里讨论他的问题,他还不够格。可李锐却说刘少奇这样做对他们似有保护之意。类似讨好刘少奇的话,在他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增订三版)》中还有一些。比如,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大会上发表讲话后,庐山会议由此转向。在召开这次会议,毛泽东决定发表讲话前,到底同刘少奇商量过没有?在李锐的书中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但是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又否定了李锐书中的记载。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到,这次讲话前的头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和在庐山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朱德年事已高,没有参加会议)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九时半,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决定第二天开大会。可是李锐先生却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三版)》中说七月二十三日召开大会,“其他常委也同大家一样,是临时得到通知的”。尽管作出了这样的叙述,李锐还是担心一旦将来档案公开后对自己不利,又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据说”二字为自己开脱,真是用心良苦。类似违背史实的事还有一些。比如,他在书中写道,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前,贺龙在小组会上揭发说:“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这就是毛泽东二十三日讲话中,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在引用这段文献资料的时候,李锐故意在“红军”前删去“苏联”二字,并牵强附会地与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联系到一起,实在是偷梁换柱,别有用心。由此看来,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说的李锐只是把对他有利的材料公布了,他书中引用的材料不全面不准确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李锐还说,他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是胡乔木建议他写的,是胡乔木指示党史研究部门的人从资料方面给他以帮助的。李锐的书印出来后,胡乔木还对李锐说:这是我建议写的,我对此完全负责;还表示再版时公开发行。这就不仅引发我们的深思,《毛泽东传》的著者在文中注明毛泽东七月二十二日召集常委开会的材料来自于吴冷西的回忆,就连吴冷西都知道的事,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既然胡乔木知道,他又表示要对李锐的这本书完全负责,为什么对李锐书中这些明显违背史实的内容熟视无睹呢?如果联系到《毛泽东(1949—1976)》的著者李捷在社科院作报告时说的,如果把有些材料写入《毛泽东传》会对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话来分析,胡乔木这样做的原因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评点:是吗?是安子文作为组织部长,处于对犯错误的干部的关心和帮助,还是和李锐的政治观点相似?亦或是李锐先生的“狭肝义胆”感染了安子文?]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保留我的党籍。[评点:是安子文个人的意见,还是受组织委派?李锐先生在这里没有交待清楚。不过,我们觉得这是安子文依照组织程序上办事,将处理决定与犯错误的干部见面,向他征求意见的。]我却因为庐山召开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深感绝望。[评点:不见得吧。毛泽东全盘否定彭德怀了吗?林彪虽然批评彭德怀,不是也主动说明长征期间会理会议前夕给中央的一封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的信,是他自己写的,事先并没有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吗?从吴冷西和王任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就是在毛泽东七月十六日将彭德怀的信批示印发会议参考后,也并没有将彭德怀的信看得多么严重。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增订三版)》中也说,直到七月二十日,他在舞会上遇到周恩来,问及对彭的信的看法时,周恩来也说,那没有什么吧!作为常委的周恩来尚且是这种看法,可见当时还没有在常委内部讨论过彭德怀的信。其实,如果不是有人要借此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毛泽东还不至于发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呢!对于五九年八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是不满意的。后来他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由此看来,导致庐山会议结局的原因极其复杂,有些材料恐怕直到现在也没有公布。到底是那些人,揪住彭德怀的问题不放,弄得毛泽东“没有办法”呢?这还有待于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就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到中央党校学习,虽然搬出了中南海,毛泽东还是对他非常关心的,指示中办主任杨尚昆,经常去看望彭德怀,还明确要求每个月至少去两次,主要是了解彭的思想动态,解决他的学习和生活问题。后来,又力排众议,起用彭德怀,让他到三线工作。李锐先生是有条件看到内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为什么不对其中的问题作一个说明呢?]我回答说同意开除。[评点:这是李锐在赌气呢,还是像他说的对党已经“绝望”了呢?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吧。不过,李锐先生还是从中流露出了叛党的念头。]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评点:看来党组织还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李锐先生进行挽救,希望他认识错误,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但是李锐先生已经对党“绝望”了,一意孤行,在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否定之前,他是不愿意回到党的怀抱中来的。]

  刚到兴华村,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评点:是吗?]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评点:责备自己什么呢?做了哪些不该做的事情呢?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评点:李锐承认开始食堂还可以,但是后来不行了。这个说法基本上还是属实的。]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评点:虽然范元甄女士与李锐先生的思想观点不同,对李锐先生政治上有看法,但还是念旧情的。]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评点:这是违反政策的。]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评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评点:李锐先生这个时候的境况令人同情。]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评点:这倒可能是真的。]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评点:这是什么时候呢?李锐先生在这里颠倒了时空。干部们查存粮,应当是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办食堂的时候,而不是在此后六一年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况且在六一年,毛泽东经过反复调研,取消了公共食堂,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制定了《农村六十条》,到六二年农业就开始好转了。]大姐也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评点:袍泽之情啊!]

  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评点:患难之情嘛。不过,这话似应王怀安说出来才好。五十多年前李锐先生为右派朋友们提供的这点帮助,直到现在还铭记在心,为了使读者相信自己说的话是真的,还拿出王怀安的“感激莫名”来作证据,李锐先生这样做违背了“人有恩于己勿忘之,己有恩于人宜忘之”的古训。]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评点:这有什么稀奇的呢?当年北大荒的拓荒者不就是这样的吗?想一想,大庆油田的兴建、三线建设的开工,共和国的建设者们不就是风餐露宿的吗?]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评点:我们对辛勤的劳动者是充满敬意的。当年大寨的农民在陈永贵的带领导下,为了改变山区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数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劳动,不仅不要国家的救济,每年还上交国家多少万斤公粮。其中一位大寨的老党员贾进财,因为常年蹲着打石头,脚骨变形,鞋都穿不上了,后来才不得不动了手术。这样的人在李锐先生的笔下是看不到的。]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评点:李锐先生在这里不仅混淆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暂时困难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而且还将我们遇到的暂时困难说成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我们下文还要评论,此不赘述。古人尚且还以不吃嗟来之食来彰显气节,李锐先生又不断以“骨头硬”自诩,说这种话可是自取其辱啊!这与刘晓波大陆要像香港那样当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富裕的话,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评点:其目的是为了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以个性来否定共性,以现象来否定本质,炎黄系人士的惯用伎俩。]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评点:既然“基本没有吃的了”,为什么这些人却“吃得饱”呢?这不正说明这个公社的党委已经变质了吗?]这真是很可怕。[评点:是“很可怕”,但是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后来不是发动群众来整这些党内的走资派吗?李锐先生不是又极力反对吗?]

  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给大家看了。[评点:看来,李锐在四处活动,以求调个好一点的工作,后来在田家英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评点:从李锐能够调动工作来看,中央对他这样犯错误的干部还是关爱有加的,但是李锐先生却不领情,把这看成是田家英等人的个人友谊所致。如果没有中央的政策,上级党委的同意,在那样一个党员将党性看得高于个人生命的时代,像李锐先生这样的右倾分子,谁会冒险给他办呢?否则的话,有人给反映上去,那不就在政治上自己革了自己的命吗?]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评点:这说明基层劳动人民很善良。如果他们知道,李锐先生后来鼓吹普世价值的歪理邪说,要把他们变成雇佣劳动者,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还会这样对他好吗?]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5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8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评点:看来,李锐先生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吃得好了,这当然值得庆幸;别一方面,想到自己以前八级干部的待遇和风光,现在却和小商贩一样干活,确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评点:在李锐先生落难的时候,范元甄女士念及夫妻之情,仍然关心着他,这是很难得的。]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评点:她能有什么事呢?不就是延安的那件旧事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3个孩子。[评点:李锐先生在这里低估了范元甄女士的党性和政治敏锐性,从后来李锐先生的演变来看,范元甄女士算把李锐先生看透了。]

  我在北大荒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评点:古人尚且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锐先生的意思似乎是为了避免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什么事都可以做,这可是违背了古训啊!]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评点:日本人知道竭泽而渔的后果嘛,这样做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真没有想到,这倒成为李锐先生用来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口实了,你说怪不怪?]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评点:解放后前三十年,农民生活提高幅度不大,这倒是事实。但是要说“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这是李锐先生自己在信口开河,没有史实上的依据。解放后,我们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既不能靠抢劫和掠夺,也不能像日、德那样依靠战争赔款,同时又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也难以通过国际市场来积累资金,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只有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因而农民生活水平才提高幅度不大。就是这样,在一九六五年制定三五计划的时候,毛泽东本来设想主要搞一个“吃、穿、用”的计划,侧重发展农业、轻工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这个时候在我国的南方,美国在扩大侵越战争,苏联也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美苏从南北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中国周边出现的严峻的战争状况,而我国的近代工业又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我国的沿海工业被摧毁,中国将失去持续反侵略战争的能力,因而才不得不决定在中国西部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这就等于要把中国工业从沿海复制一份到西部。这一搞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八○年才基本完成。这样,又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往到推了十五年。这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的原因,李锐先生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评点:果真是这样吗?退一步说,就算是真的,是偶然性的事件,还是带有普遍性?从李锐先生的叙述中,不是这个吃人的人也被镇压了吗?其实,李锐先生用这个事件是为了说明即使在解放后,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人吃人社会,他想以此来诋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他期望中的复辟变天做准备。]我真正是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自己几乎被饿死,有切身体会。[是有“切身体会”,但是李锐先生,你的“体会”仍然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况且立场又错了,是在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分析判断毛泽东解放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李锐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只能是一帆风顺的,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和挫折,否则就是说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其实,当时不仅李锐这样想,在经济困难时期,好多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比如田家英、邓子恢就是这样。田家英主张分田到户,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这两个人的主张已经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作为当时主管中央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陈云还亲自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搞分田到户四年就可以恢复经济,否则需要八年。毛泽东顶住了这股压力,一九六二年夏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他还进一步指出,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满情信心地说,我们在坚持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制定了《农村六十条》,如果恢复还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就说明这些政策没有直到作用,我们的工作白做了。依我看,主要是今年(六二年)、明年,六四年扫尾,也就是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就会恢复正常。事实怎么样呢?结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李锐先生为什么要回避这个史实呢?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带来毁灭性破坏,因而他极为反对这样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重提阶级斗争,在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中又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可是后来当着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否定以后,三农问题出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了,工农两大阶级逐渐沦为雇佣劳动者了,两极分化产生了,甚至就连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都面临严峻考验了……,这从反面证明了当年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邻村地里劳动。[评点: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跑到东北去的白俄。]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30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于是了解到中国大跃进这种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饿死了几百万人。[评点:这说明李锐不仅攻击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农业集体化,其目的是为了从国际范围内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从历史的角度看,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功绩远远大于错误。没有苏联的集体化,就没有苏联的快速实现工业化。当时苏联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快速实现工业化,只有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因而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苏联的工业化又奠定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打败德国法西斯,取得二战胜利的物质基础。不管苏联集体化过程中存在多少问题,也要比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积累的时候,圈地运动,黑奴贸易,对外侵略扩张,抢劫和掠夺,通过战争赔款来筹集资金要文明得多,人道得多吧。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苏联集体化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义务交售制,对农民挖得太苦,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我们中国正是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不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吗?]

  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评点:我们估计这可能是由于本来身体有病,比较虚弱,再加上饥饿才死的。在李锐先生的笔下,竟是活活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评点:这说明就是对右派,也是有人道待遇的嘛!]我是“右机”,不是右派,比他们晚回来3个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评点:充其量李锐先生在北大荒才待了两年,后来就找关系调回了北京。据他自己说,他刚去那一段时间吃得还不错,后来全国闹灾荒,李锐先生所在的地方也没有幸免,条件是苦了些,可是在他的笔下,却描写成人间地狱,苦不堪言,甚至连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时期都不如,究竟是何居心,这不就昭然苦揭了吗?]

  我回来后,范元甄要和我离婚,到法院办了手续,我就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评点:范元甄女士与李锐先生离婚,主要还是因为思想观点的不同。后来李锐在和黎澍闲谈的时候对此也不否认,黎澍还以此来安慰李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李锐先生下放北大荒,最困难的时候,范元甄女士不仅没有离开李锐,还独立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责任,在获悉李锐先生困难以后,节衣缩食,将从牙缝中积攒下来的钱、粮票和食品送给李锐先生,使李锐先生能够在困境中获得物质上的补给和精神上的慰藉。这是令人心动的。只是后来当李锐先生调回北京,处境改善以后,由于思想观点不合,她才提出离婚。选择的时机也是适宜的。]我跟田家英电话相约,到鼓楼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评点:看来,田家英和李锐不仅仅是私人关系不错,而且还是因为思想观点彼此投合才走到一起来的。]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评点:李锐想用他在北大荒的感性认识作为武器来进一步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徒劳的。历史会对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出公正的评判。]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评点:如果不是田家英撒谎的话,就是李锐在撒谎。其实,在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并没有不信任田家英。会议结束后,回到了北京。彭真曾找几位秀才谈过两次话,他们也给中央写了检讨和申辩,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几个秀才找去谈话,批评他们在庐山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两类人,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这两类人。这样“四人案”至此才算结案。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田家英和吴冷西回到田的书房后,一进门田家英就手舞足蹈,猫身在地板上翻了一筋斗,大声说:“主席是了解我们的。”这怎么是不信任田家英了呢?]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评点:这句话可能是真的。因为后来田家英主张搞分田到户,毛泽东批评过田家英,说他在思想观点上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因为及时汇报,组织程序上没有错误。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让陈伯达起草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文件,而没有让田家英再插手。后来,田家英曾酸楚楚地对吴冷西说道,这几天陈伯达很神气,见了他装作看不见的样子。]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评点:究竟是毛泽东乱来,还是有些干部乱来?庐山会议前,是谁领导全党将钢产量指标一再往下调的?看一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为什么李锐先生直到现实还在说谎呢?难道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吗?]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评点:你让田家英怎么回答?其实,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因为你们的思想观点相投嘛。]我觉得,国家不能再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评点:李锐先生又在重复“饿死三千万”的无耻谰言了。这是右派们近年来铸造的诋毁毛泽东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的利器。不过,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是谁为他们铸造这种利器提供条件的呢?]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评点: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田家英们为什么要把李锐救出来呢?是落实党的政策,还是私人友谊,亦或是思想观点上的投合?]家英却没有活过文革这一关。[评点:田家英的死,原因很复杂。有些内幕恐怕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公布。田家英是一个有才华的但也有严重缺点的高级干部,他最后失去毛泽东的信任,主要原因在他自己。]

  二

  1963年11月,我被发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职工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动。[评点:李锐先生在北京闲居两年后,才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工作的,还是用其所长,当文化教员,而不是劳动改造。就这李锐先生还一再诉苦,说他受到了迫害。]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评点:这与后来人们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又有多大的差别呢?]1967年11月11日,一架专机把我弄到北京,关进秦城,蹲了8年单监。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狱,又被送回磨子潭。[评点:李锐先生坐了八年牢,翻案后将自己由毛泽东的通讯秘书包装成毛泽东的“秘书”,以这种身份散布了大量“手记”,成为反毛的急先锋;而戚本禹坐了十八年牢,他出狱后,不仅没有对毛泽东耿耿于怀,而且仍然将毛泽东视为自己的导师,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当李志绥对毛泽东进行攻击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写出了长篇文章,为毛泽东辩诬,反击李志绥的造谣惑众。两相比较,即使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单从人格上来说,也已经是天壤之别,云霓之分了。]起因是1967年,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即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秘书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我猜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评点:这只是李锐先生的一家之言,是他自己猜测的。我们认为,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一九七○年九月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后,陈伯达已经倒台了,李锐先生又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就应该释放才对啊,怎么还让李锐先生多坐了近五年的牢,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才出狱呢?即使没有人发现李锐先生的先见之明,李锐先生也可以以反陈伯达的英雄来进行申诉啊!]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归还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还给我(没有这个笔记本,我写不出《庐山会议实录》)。[评点:在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笔记本,就能证明是因为自己说了陈伯达的坏话才入狱的吗?这太有点相当然了吧。就是没有这个笔记本,李锐也是可以写出《庐山会议实录》的,因为胡乔木已经指示党史部门给为李锐先生查找资料提供帮助了,还在出版上为他开了绿灯。不过,如果没有这个笔记本,李锐先生就不便于把自己写的书说成是“实录”了,也就难以根据他观点的需要去剪裁材料了,更难以以“揭密”的方式树立起这本书的权威,左右人们对庐山会议的认识了。]中央组织部也找出了陈伯达、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评点:这说明李锐受到了这两个人的“迫害”。文革期间受到的“迫害”,文革后就是进升的资本。李锐先生后来的官运亨通大概也少不了这个“迫害”的贡献吧。]

  在秦城监狱,都是关的单监。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单监。[评点:这是说明自己在秦城监狱中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单监过久,很容易让人精神失常。[评点:是这样。不过,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连牢底都要坐穿,又怎么会精神失常呢?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单监也有利于一个人静心思考,回顾往事,对自己一生和社会历史进行拷问,还会爆发出一些天才性的灵感的火花。这是在顺利的情况下很难出现的。比如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逆境下的产物,虽然他们还没有被囚禁。]我在延安时,就听到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6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评点:这可能是真的,是王若飞的误解。]6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评点:这是李锐先生自己的感觉,有点妄解的成分。李锐引用王若飞的故事旨在说明自己在秦城监狱受到的折磨有多么厉害,而自己的生命力又多么顽强。]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心中的烦恼,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评点:是这样。可惜,保护下来的脑子后来用在了反毛非共上了,去宣扬普世价值了。]

  秦城是20世纪50年代初按照苏联图纸修建的。[评点:在中苏友好的时候,可能是这样。]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泽东1955年下命令建的。这种心理不知是为什么,好像蒋介石对内部也不这样。[评点:李锐先生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他是在暗示毛泽东时代还不如国民党统治时期好,毛泽东还不如蒋介石开明。看一看蒋介石手下的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是怎样暗杀国民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邓演达、杨虎诚是怎么被杀害的……。毛泽东提出机关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直接指示去判处那一个人的死刑。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会师后,张国焘违背中央的会议要南下,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关键时刻为预防万一,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毛泽东坚决反对,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搞。在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团秘密北上后,红四方面军追来,毛泽东和彭德怀走在后面。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红四方面军追上来,迫使我们南下,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南下呗。我相信他们终究会觉悟的。毛泽东誓守党内斗争的底线和准则,可是到了李锐先生的笔下,却说毛泽东连蒋介石也不如,难道是李锐先生真的老眼昏花了吗?至于他说的毛泽东时代还不如国民党统治时期好,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笔墨了。]秦城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后,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被关进来了,当然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陆定一等高级干部。里面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评点:在解放以后,真正能够导致共产党垮台的不是国民党战犯(他们已经是死老虎了,没有力量了,还被关进了“笼子”),而是潜藏在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内患。文革时期被整的干部,确实有冤枉的,也有没有冤枉的。看一看现在干部队伍中大面积的积重难返的腐败问题,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评点:不仅文革期间在监狱里李锐和陆定一是难兄难弟,文革结束后在向普世社会冲刺的挽歌声中他们同样也是难兄难弟,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陆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评点:“什么事儿也没有”,怎么就把你关起来了?你的夫人严慰冰对林彪、叶群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当途径提出,但是用写匿名信的方式来咒骂、恐吓他们,这是不是党内生活所允许的?当事情败露后,却说严慰冰有精神病,还弄来鉴定结果来搪塞,这样做到底正常不正常?像自己亲属出现这样的事情,作为丈夫的陆定一疏于防范,到底有没有责任?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以后,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管不问,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中宣部却打电话马上质问,为什么不报送中宣部批准,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一直无所事事,没有怎么开展工作,当有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文章,中宣部竟然扣住不让发表,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评点:这是在故作镇静,自我安慰,实际上是心虚的表现。]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评点:是啊,熟悉了,闻其声如见其人嘛。又何况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以前,是单独关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没办法,他就承认了。[评点:可能是这样。]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评点:用的什么刑呢?是不是像前面李锐先生说的比国民党的监狱还厉害的刑罚?]

  陆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是反对王明路线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评点:解放前陆定一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后来却晚节不保,令人惋惜啊!]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但邓小平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评点: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主张取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还为陆定一叫好。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才不得不讲话,明确表示他主张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说现实政治要求用。在邓小平讲话后,这个提法终于得以保留。邓小平是一个政治家,从历史的角度看,他对陆定一的判断是准确的,没有给陆定一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也是必然的。]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庆,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诉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评点:从阎宝航处得到这个情报是一个渠道。另一渠道是在香港做国际情报的中共地下党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中共中央火速电告苏共中央,可惜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阎明复说,他在秦城得过精神病。[评点:阎明复后来在八九年动乱期间追随赵紫阳,动乱结束后被免职,从他的历史中我们去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评点:李锐在这里叙述阎明复、崔月犁两个狱友患过精神病的故事,一方面是为了鞭笞“文革的暴政”,一方面是为了说明自己生命力的顽强。可谓一箭双雕之举。]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评点:究竟是“铐死在里面”,还是病死在里面?难道吃饭的时候还戴着手铐吗?至于这样吗?李锐先生在这里讲的有点不合常规。]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一半以上是高级干部,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评点:文革对干部队伍冲击得确实大了一点,但是面对现在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如果不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整顿干部队伍,干部队伍能够搞好吗?]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查清了这些数字。[评点:李锐先生对于这项工作是热心的,这是他发泄愤懑,进行反击的利器。]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坐牢要做长期打算了。[评点:李锐先生是在暗示秦城监狱关压的人越来越多。]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诗,还有词,牢牢记住。[评点:是这样。李锐先生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这也是他的心得。其实,长期坐监狱的人,为了避免“老化”,都得这样做。]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流了血,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我用紫药水在书中的空白处录诗,共保存了400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评点:李锐先生在这里说的是实情,《龙胆紫集》就是这样诞生的。看了李锐先生的叙述,真为他感到惋惜,如果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贞的共产党员,他的这个经历可以称作一个革命者的奋斗史了,会对当今的青年人有多么大的鼓舞作用啊!但是后来他反毛反共,鼓吹普世价值,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这种执着的精神也就黯然失色了。]1980年,袁鹰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让我主持其事。[评点:袁鹰后来和李锐一样是《炎黄春秋》的顾问,成了老搭档,看来这个时候他们就结缘了。]1980年在湖南出版《龙胆紫集》,后来再版过几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写了《李锐诗词本事》,选录200多首加以注释,介绍诗的背景。[评点:总觉得有点画蛇添足,假作真来真亦假的感觉。]有一首的缘起是1959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大会责问我“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确实找不出来。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联是“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白天想不出下联,晚上突发灵感,对出下联“自我批评总过头”,当时心里特别高兴![评点:“难成狱”说明不是文字狱,至于说“总过头”是李锐先生的个人认识,是他对党内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诋毁。当时开党内生活会,那可是一针见血地当面提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走形式,搞一团和气,“党内和平论”。]还吟出“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等联句,也很得意。[评点:看来李锐先生对此还是有几分得意的,一是没有被抓住把柄,二是吟出了满意的诗句。]

  三

  1975年5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1978年12月30日,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元月4日,从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电力部工作。[评点:李锐先生要结束“苦难”的生活,走马上任,官复原职了,这段叙述给人一种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感觉。]随后两部分开,1982年2月,我已经65岁,从电力部正式退下来。在办手续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王玉清捎话,让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评点:真的吗?李锐先生这样讲总觉得他是在故作姿态,给人一种挟以自重的感觉。因为他不是那种清高的人,对自己的名利看得比较重,始终对当年自己遭受的批判耿耿于怀。]后来陈云写了个条子给我,说是不是嫌当局长职位低了,先干着,以后再说嘛。这我就没办法再推了。[评点:这是在告诉读者,不是我恋权,是有人在点将,才不得不又上任了。]

  一去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评点:看来当时李锐先生是十二大人事小组的成员。]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她在党内威望很高。[评点:到底是这两位老大姐对李锐先生的失察呢,还是李锐的本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可能两者都有,而以后者居多。]十二大上,电力代表团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反对。[评点:看来李伯宁是有眼光的,他算看透了李锐。不过,李锐还是顺利地当上了中央委员。]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里,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评点:童大林是在为李锐擂鼓助威,极力干预李伯宁的行动,不让他以代表团的名义提出反对意见。]后来由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我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评点:又做到了副部级,而且还掌握了人事任免大权。]

  1984年陈云收到3封对我的告状信,其中有邓力群一封。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评点:看来李锐先生的作为触犯了众怒,因而才书中央,将他告下来了。]这是习仲勋告诉我的,幸亏由于年龄过线,我已两次上书要求退下。[评点:李锐先生在给自己挽回面子,看来他的名利观点还是挺重的。]新任组织部长乔石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同意我离休,并向全国发了一短电: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评点:总算有了一个台阶下,不然的话会尴尬得很呢!]十三大我还是选进了中顾委。[评点:李锐先生是在说明自己还是在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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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与老伴张玉珍

  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评点:李锐先生消息倒是挺灵通的。不过,他还是杞人忧天了。从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可以看出,一九八六年秋天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对邓力群就有看法了。当着邓力群的面,邓小平说,你不要把文件往“左”的方面上拉。后来,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上,邓小平说邓力群是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啊,王震当时就在场。事后,王震把这件事告诉了邓力群,提醒他注意些。因而我们对李锐的说法有几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去活动邓力群当总书记,能成功吗?]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系党的前途,[评点:是这样。不过,我们的看法却与李锐先生的意思正好相反。邓力群是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人,如果他主持中央工作后,起码会使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得到纠正。]十三大前夕向紫阳、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我附上了杨尚昆主持批判会所做结论的原件。[评点:特区到底怎么样,特区的发展是不是以其他地区的缓慢发展为代价,还是让历史作结论吧。陈云、李先念从来没有到过特区,他们对办特区就有不同看法,难道他们也反对改革开放吗?说邓力群反对改革开放,难以得到文献资料上的印证。但是要说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上有不同意见,这倒是事实。对改革开放一些政策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改革开放显然不是一回事,李锐却将他们混为一谈,将邓力群对改革开放一些政策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以求取得上书的效果。邓力群后来说这是最能打动邓小平的。至于李锐附上的那个“原件”,不过是延安时的一件旧事,是邓力群生活上犯的错误,邓力群后来也没有讳言此事,可是李锐却把它作为一件利器,挥舞了多少年,关键时刻又亮出来了。对这件事,邓小平并不在意,说这是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邓小平批了3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3个人都圈了。[评点:李锐先生叙述的时候有点戏剧化了。]当晚,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第三条没告诉我。[评点:胡启立还是站在李锐这一边的。]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没法进政治局了;将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落选中顾委常委,只当了中顾委委员。[评点:这是事实,尽管这样还是觉得李锐在叙述的时候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不过李锐没有说到的是,在选举邓力群为中央委员的时候,赵紫阳曾经作了手脚,他底下的人活动过,李锐先生自己也没有闲着。]后来赵紫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评点:应当说在党内清除了一个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障碍。不过,八九事件后,赵紫阳就下台了,李锐差点被开除党籍,他们的阴谋没有能够得逞。]

  四

  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多的折腾。[评点:当然不如在北京当副部长风光,但那也是革命者的寻常人生,比起帅大姐来,李锐先生受到的苦难大吗?总觉得他这样讲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11年流放,[评点:据前文李锐先生自己说,十一年当中,他在北京待了多半年以后,才到北大荒去。在北大荒待了一年半,而后回北京又闲居两年。其余时间都是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其间参加了一些体力劳动。这十一年中,就是在北大荒这一年半还算受了点苦,那也要分开来看。一九六○年五月到北大荒兴华村,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李锐先生就托关系调回北京了。前文李锐先生自己说,刚去的时候吃的还不错,到一九六一年就不行了。实际上李锐先生真正受苦受难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到一九六一年秋,因为一九六一年秋李锐先生就托关系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卖菜籽了,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比兴华村要好得多。就是在六一年初到六一年秋这一段最难熬的时间,李锐先生还能够从夫人范元甄和大姐那里断断续续地得到救济,帮助他渡过难关。比起北大荒的农民来,还要好过些。可是李锐先生笼统地用“流放”来进行控诉,自鸣不平,这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之嫌啊。]8年单监,[评点:这难道比兴华村还难过吗?李锐先生又可以读书,吟诗填词,勤于思考,防止痴呆,不是也自得其乐吗?]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评点:这是老年病,跟李锐先生前面所谈到的“苦难”经历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3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体检各项指标比较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评点:李锐先生现在是省部级待遇,他的长寿是与他安逸的环境、享受的优良的医疗条件分不开的。就是这样一位享受着省部级待遇的高级干部,却在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拚命狠挖共产党的“祖坟”,对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进行“鞭尸”,给李锐先生戴上不肖子孙和叛徒的帽子应该不过分吧。古人尚且有伯夷、叔齐耻吃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先例,李锐先生既然不信仰共产主义了,对共产党及其历史又是这样的恨之如骨,认为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代,还不如日本殖民时期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好,那么你为什么不退党,还厚颜无耻地享受着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优厚待遇呢?从节操上来说,你连三千多年前的伯夷、叔齐都不如,他们知道既然自己反对周王朝,就以耻吃周粟,饿死首阳山来标榜自己的德行,可是李锐先生,你呢?……。就是不与古代的贤人比,和现在一般的老百姓相比,你也不如他们。一般的民间老百姓都知道,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共产党给了你如此优厚的待遇,就是你不说共产党的说话,起码你也不应该砸共产党的锅啊,这个要求对你来说并不过分吧,可是你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既要吃共产学的饭,又要砸共产党的锅,这是什么德行?以年迈之躯,还腆着脸以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身份,打着毛泽东秘书的旗号来招摇撞骗,谣言惑众,已经有不少人剥开了你的画皮,难道你真的不懂得世间还有羞耻二字吗?所以,我们奉劝李锐先生,你要继续砸共产党的锅,就不要再吃共产党的饭了,主动退党,放弃副部级的优厚待遇,然后再去进行你崇尚的普世价值的宣传活动;不然的话,还要继续吃共产党的饭,就不要再砸共产党的锅了,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只是劝你莫要砸锅,不是要你修锅,为共产党评功摆好,你能不能做得到呢?]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晚年有一个好老伴张玉珍。[评点: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李锐先生晚年猖狂的反共活动中,张玉珍女士是难辞其咎的。李锐先生过去也说过,像她(张玉珍)这样出身工农家庭的人,反“左”也真不容易。看来张玉珍女士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李锐先生同流合污呢?范元甄女士离开李锐,难道仅仅是感情不合吗?]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刘澜波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评点:刘澜波的反对耐人寻味。]他看过范元甄对我的揭发材料。这份材料当年交给邓小平,邓说:“太恶劣了!烧掉!”[评点:这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处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考虑。]刘澜波告诉我,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评点: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是为了解解心头之恨罢了。]1979年我62岁,头发还是黑的,不少人要给我介绍对象,有的还是电影明星。最后我选择了张玉珍。[评点:李锐先生为什么要选择张玉珍女士呢?我们往下看。]她是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14岁进绥德抗大学习,战争年代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评点:张玉珍女士的历史是清楚的。]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为人正派,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成了受冲击的老干部和子弟的避难所。[评点:关键是她与李锐先生有着共同的信仰。]她去世的前夫是老红军,她在建设部负责老干部工作,受到好评。结婚前,张玉珍知道我和前妻有3个孩子,前妻还在,很犹豫。[评点:范元甄女士对党的忠诚、才华、容貌及在党内的影响都在张玉珍女士之上,她担心一旦李锐先生将来再念及旧情,他们这场婚姻会是南柯一梦,因而还是有着几分“犹豫”的。]刘澜波找她谈话,说李锐如果同范元甄复婚,我们党组反对。[评点:为什么这个时候刘澜波为了打消张玉珍的顾虑,搬出了党组织来干预李锐的私生活呢?值得深思。]玉珍才同意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3次半夜发病,都是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每周为我打针3次,从不间断。[评点:这倒是真的。]她在政治上同情我,关心我。[评点:这句话很关键,等于不打自招,她对李锐先生的反共是支持的。]耀邦去世那年,她担心我会入狱,特地找帅大姐,说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活不下去了。[评点:杞人忧天!只有被李锐先生诅咒的“万恶”的文革时期,像李锐先生这样的人才有入狱的风险,后来“民主、自由”的曙光普照中国大地了(这自然有李锐先生的一份功劳),像李锐先生这样的人,怎么还再会有牢狱之灾呢?当时连李锐先生的党籍都开除不了,又怎么会再让李锐先生“二进宫”呢?事实证明不过是虚惊一声嘛。看来张玉珍女士和李锐先生的感情真有点“生死相依”了,可惜他们与共产党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否则的话,说不定真就传为千古佳话了。]帅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评点:虽然帅大姐平时与李锐夫妇相处不错,但是在党和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锐先生非担没有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还给党和政府制造了不少麻烦,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所以帅大姐只是安慰她,而没有表态。]我给她写过一首诗:“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她平时虽然劝我不要乱讲话,关键时刻却很有主见。[评点:对于张玉珍女士为他的奔走,李锐先生是满意的。]

  2004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知道紫阳住在同一层的911室。我们随后就去看紫阳。[评点: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病房门口有4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说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玉珍说:“我也搞过护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怎么可能把人放在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发现那4个人的房里有一个手机,就拿起手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个人只好到房间外边打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评点:为什么李锐非要探望赵紫阳呢?除了人情以外,主要还是因为两人有着共同政治主张的缘故。]我看见紫阳坐在病床上,角落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不是当天的。[评点:自然没有他当“一把手”时风光,不过也别为他“哭穷”,下台后,他的待遇并没有变嘛。]看见我们,紫阳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评点:这种心情是真诚的,尽管还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我劝他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担心刚出了一本有关他的书(指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会不会有麻烦。我说没有问题,这个人我认得,他现在没事,让他放心。[评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杨继绳是他们二位的接班人,因而才使他们格外关心。赵卧病在床,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而李锐则消息灵通,说起来满有把握,这里我们要深思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李锐先生这样信心十足呢?总不会是为了安慰赵紫阳吧?]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望你的。和紫阳分别15天后,他就去世了。没有我老伴坚持,这一面就见不上了。[评点:还是张玉珍女士心眼多。]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3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评点:李锐先生反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评点:单纯这就能够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吗?]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评点:可惜李锐先生在感性认识阶段就裹足不前了,于是才说出这些似是而非的话。]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评点:你当然接受不了。因为你否定了毛泽东晚年反修防修的正确路线,自然就看不清苏联演变的原因。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反修防修的预警,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苏共已经变修,苏联已经变色,苏共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毛泽东的预言三十年后变成了的现实。李锐先生,你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评点:李锐先生前文说他是一九八九年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而苏共是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解散的,苏联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解体的,因而李锐先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评点: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而是因为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评点:李锐在这里曲解了久加诺夫的话。因为所谓政治上的垄断,就是苏共的领导地位;经济上的垄断,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意识形态的垄断,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苏共执政的三大基石。苏共正是把这些基石铲除之后才垮台的。李锐先生设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经过文化体制改革,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评点:关键是总结失败的原因,以作为今后的经验教训。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评点:不是从根本上错了,而是在具体的运用上出现了问题。比如,如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高薪阶层,如何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等等。]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评点:这标明李锐先生在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明确指出,要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评点:苏联和中国那个国家排斥先进生产力了?苏联发射卫星和载人航天领先于美国,中国的“两弹一星一核艇”,载人航天、结晶牛胰岛素和杂交水稻是不是先进生产力?这两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时候,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这是有目共睹的嘛。]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评点:主观,武断。]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评点:对讲这种话的李锐先生不是要劝其退党,而是要开除出党。因为他已经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评点:教训确实是沉痛的,但不是像李锐先生说的那样。我们认为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深刻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以后,一定会再一次唤发出勃勃生机,就像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评点:还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评点: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手段,而非目的,李锐先生知道吗?]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评点: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李锐先生认可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保护的是雇佣劳动制度,工人只有甘心遭受奴役,才能受到保护,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法律的制裁,你说法律保护的是工人的利益还是资本家的利益,有没有阶级性?]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评点:对于像李锐先生这样为剥削阶级歌功颂德的吹鼓手来说当然是这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评点:确实存在这种状况,但是李锐先生把它讲得过头了。]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评点:不是排斥改良,而是改良道路根本就走不通。洋务运动是不是改良?维新变法是不是改良?清末新政是不是改良?走通了吗?]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评点:他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而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信心。[评点:李锐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是信心满怀的,人们啊,可要警惕!]最近的两首诗可以表达我的心情: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评点:这是在诅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希望通过改革来复辟资本主义。]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评点:李锐先生感到自己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不久以后就要送到火葬场焚尸炉中了,但是他仍然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国没有实现他企盼已久的宪政梦而忧心忡忡。就算活着没有看到宪政的实现,如果死后宪政实现了,自己也会笑慰于九泉之下的。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这首诗如同一幅自画像,把一个铁杆的反毛反共分子的面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责任编辑 丁 东)

  总评:

  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来透视李锐现象的存在

  在近代史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革命的实践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分为两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中,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基础领域进行,其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其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只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充分条件。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因为此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已经有了一次革命,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缘故。

  这就是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她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长期斗争中,严酷的战争环境,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的风云变幻,不仅淘汰了那些意志薄弱者,也在冶铸着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有些人脱党了,变节了,叛变了,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则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百炼成钢。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个代表中,就有三人(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后来公开叛党,其中两人还当了汉奸。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接着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可是这个时候,在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党内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不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党内出现的这种分歧首先在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上表现了出来。山西省长治地区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山西省委的肯定,但是却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的否定,最后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纠正了过来。后来又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速度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又发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虽然名义上是在毛泽东和邓子恢之间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因为刘少奇同意邓子恢的意见。

  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下,又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通过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要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探索的理论成果。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这些问题还是毛泽东首先发觉的。于是,他领导全党针对出现的问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进行着艰难的纠“左”工作,庐山会议前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庐山会议上围绕彭德怀的信发生的争论,实质上是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还是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不过,令人眩目的是,当时争论的双方都是在口头上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前提下来发言的。当会议出现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的苗头时,毛泽东才不得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将纠“左”转为反右。令人惋惜的是,庐山会议结束时,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将庐山会议决议传达到了全党,而不是传达到县为止,在县以下继续进行纠“左”。这样就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纠“左”无果而终,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党内出现了两种摆脱困难的方法:

  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坚持人民公社化体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调研,取消了公共食堂,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

  一种是以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为代表,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样就不仅解散了人民公社,而且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更引起毛泽东警觉的是这种摆脱困难的方法已经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支持这一主张。陈云还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说采用分田到户的方式,四年就可以使经济得到恢复,否则需要八年。

  在党内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毛泽东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坚定了全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毛泽东说,经济恢复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后来经济恢复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于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大跃进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积极投身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搞出了“两弹一星一核艇”,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是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壮举。

  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毛泽东领导全党从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经过反复调查,终于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进而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过渡的具体途径。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别看人民公社的工业产值当时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人民公社“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在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量的积累后,当着一九八○年前后三线建设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初步实现,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也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一九八三年后叫乡镇企业)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增长率在飞速发展,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占了国家工业产值的“半璧河山”。这种现象令邓小平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不仅他自己没有想到,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没有想到。可是令人悲愤的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已经出现动摇,这时农村工业的发展不过是“回光返照”。进入九十年代后,乡镇企业在破产改制的风潮下,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陈迹。于是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才粉墨登场了。

  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发现,当时党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说到底就是要不要摆脱苏联模式,走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对张平化说过:“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令我们忧愤地看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后,毛泽东的预言在中国不幸地变成了现实。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是如何提出还要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呢?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在政治领域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着手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要想迅速发展生产力,就必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建立。但是在生产关系中人和人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和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这说明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最终完成。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但是在经济基础的其他两个方面还不巩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否则就会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直到破坏的作用。因而在进行了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

  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毛泽东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只不过是在经济基础领域得到了解决,而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既然阶级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是主要矛盾,因而如果不能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那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就会使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这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原因。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单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滥觞。

  这样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前文我们分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为什么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可能发生一个疑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如果我们明白了阶级划分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种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表现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的,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政治思想作为标准来划分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不是因为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才导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导致了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

  那么,这种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到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呢?

  我们知道,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前文我们已经从理论上论述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为什么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因此导致了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因而我们认为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具有普遍性,它适用于一切阶级社会;而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具有特殊性,仅适用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也可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上来得到证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也从反面对阶级划分的标准作出了验证。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建立,而且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后来就连撒切尔夫人也担心如果苏联经济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很有可能会把西方国家挤出国际市场。但是由于苏联没有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致使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就在客观上表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在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被否定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占了中国经济主体地位的现实中得到印证。因而我们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着阶级的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由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变为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了。这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上得到了证明。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划分阶级的标准,仅仅适用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而不具有普遍性。

  其实,在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究竟采取什么方式来进行这种革命呢?

  毛泽东不仅深入实践,力行探索,也在进行着深入的思考。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因为右派的进攻而打断,“四清”运动不仅遇到了重重阻力,而且在运动中还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当时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的书记彭真,在文革后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毛泽东原先是想用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的,但是最终却采取了文革的方式,这个原因他现在还不能说。彭真到死也没有说清楚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判断,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后,彭真说的这个原因肯定是不利于否定文革的,否则的话,他又何必存在那样的顾忌呢?

  我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则又具有偶然性。如果整风能够行得通的话,毛泽东是不会采取文革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的。因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文革的发生是有必然性的。但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采取文革的方式,还是整风的方式,则又具有偶然性。因而我们认为文革的发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历史统一。

  毛泽东提出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党内遇到了重重的阻力,这种阻力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要大,致使他与不少战友的矛盾趋于激化,并直接导致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决裂,这构成了他发动文革的主要背景。那么当时这种斗争的状况又如何呢?

  前面我们分析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重新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但是他还要对这些问题继续观察和思考。

  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更进一步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思,使他认识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必然性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使毛泽东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党内的右倾,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问题上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更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虽然通过召开会议,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及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令毛泽东吃惊的是,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就连“四清”运动的性质都搞不清楚,还否定党内存在走资派,这显然违背了八届十中全会上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时候,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再做党的接班人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仅是毛泽东个人的一种想法,既没有跟任何人说,也没有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这是因为刘少奇毕竟是毛泽东着力培养的接班人,他还要给刘少奇以机会,以便于在实践中对他作出进一步的考察,因而直到文革发动的时候,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不知道身边的赫鲁晓夫是谁。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理是极为慎重的。

  但是在澎湃发展的文革浪潮面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围绕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又一次出现了严重分歧。毛泽东认为工作组压制了群众,刘少奇认为应该派工作组来领导运动。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地还不是是否派出工作组的方法问题,而是工作组应该如何对待群众,也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这才是他们分歧的焦点。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工作组。尽管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刘少奇不满,但是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打算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这既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期(原计划五天)的安排上,也表现在除了对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人事变动予以追认外,也没有将新的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上。但是八月四日,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批评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为由,当面拒绝接受批评,毛泽东才最终决定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据王光美文革后回忆说,这是刘少奇唯一一次顶撞毛泽东。当然,问题不在于是否顶撞了毛泽东,而在于他们之间政治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又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七日印发会议,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被变动了。

  这表明以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影响,要变动刘少奇的职务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采取文革的方式来变动刘少奇的职务,因而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深深地感觉到,虽然以他的声望,变动刘少奇的职务并不困难,但是以后如果他不在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那又该怎么办呢?这才是他最忧心的事情。因而他想通过文革,进行反修防修的演习,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对牛鬼蛇神进行多次扫除,使人民群众经受锻炼,找到一种方式,形成一种制度。这样一旦将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能够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起来造反,将修正主义消灭掉。因而有人将文革前夕的毛、刘分歧说成是权力斗争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渐获得了全党的共识,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和党内的战友们产生了严重分歧。

  这种分歧在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已经初见端倪,在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趋于激化。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党内人事的变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在反复教育而不悔改的情况下,毛泽东才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还要通过运动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真正对社会主义事业构成致命威胁的就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在党内,不仅资格老,而且又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成为从内部来颠覆共产党的力量。这就是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党内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论是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党内战友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李锐现象就是在这样的环节上出现的。我们说的李锐现象不是指李锐一个人,而且一批人,他们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不仅不应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更不应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搞新民主主义社会。当然,李锐由于过去受到的“挫折”,比他们走得更远,直接提出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尽管这样,为什么李锐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大规模地出现呢?

  这是因为当时毛泽东不仅以强大的群众运动对李锐现象形成了高压态势,而且还铲除了李锐现象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使得李锐们在那个时代如同过街的老鼠,在人人喊打的氛围中,胆战心惊地生活着,根本没有他们信口雌黄的空间和机会。毛泽东紧紧依靠工农两大阶级,以学生为先锋,调动起他们的革命激情,向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猛烈开火,将他们从政治和文化领域清洗出来,而将工农两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充实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工人、农民不仅可以成为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而且还占领了文艺舞台,使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样既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李锐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自然不能将它简单地归结为李锐们的品质问题,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这是因为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难以巩固。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私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中国卷土重来。这才是李锐现象赖以产生的基础。因而不消灭李锐现象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只是着眼于他们个人,是难以战胜他们的。因为那不过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三条:一条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这三条道路的是社会主义派、特色派和普世派。这三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社会主义派和特色派是有着共鸣的,但是在是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方面又存在着重大不同;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特色派和普世派之间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但是在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他们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派和特色派之间有着共鸣,因而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反对普世派的改旗易帜;也正是由于特色派和普世派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因而他们才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社会主义派的“封闭僵化”。

  但是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进一步引进私人资本,减少国资比重。一旦资本主义经济不但在量上占了优势,而且在质上还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就会发生作用,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经右政左”的局面是难以长久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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