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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成:毛泽东的民主新路

徐汉成 · 2019-04-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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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民主新路在于,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升华为大众民主,作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种政治形式。

  毛泽东的民主新路

  徐汉成

  1945年7月4日,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促膝长谈。黄炎培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毛泽东心潮逐浪: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道理。“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个政党,夺取政权而不能巩固,必将是“兴勃而亡忽”,而政权的丧失,不外乎内政的腐朽与民族的分崩而招致外敌入侵。因此,治国就显得尤为重要。孔子为帝王治国提供了理论,这就是治民,主张君臣、父子等级森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仁、义、礼、智、信来治官治民,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历代帝王都是将治国的重点放在治民上。防止民生乱、生患。

  然而,一部论语并没有治得了天下,一部中国封建史,既是阶级斗争史,又是“兴勃亡忽”史,被压迫的阶级胜利了,又变成了统治阶级,反过来压迫人民。如果“论语”能够治天下,民众就不会揭竿而起,历史就不会发生“兴勃亡忽”的“周期律”了,那么,“亡忽”的祸根到底在哪里?对此,毛泽东有独到的见解,天下没有治不好的国家与人民,治好了官,也就治好了民。正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因此,“亡忽”的根源不是人民,而是统治者自身。他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因此,毛泽东的治国理念独树一帜,即是将历史上的官治民改革为民治官,这就是大众民主。

  民主代表着人民的诉求,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因此,东方与西方,都在争先恐后说民主。然而,单是从制度设置上来看,两者的阶级属性就显而易见,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不管是党政干部,还是工农商学兵,都是人民的范畴。而资本主义的总统下的议会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能够当选为总统与议员的,决不可能是普通农民、雇佣工人、军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金融、军工寡头。因此,号称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只能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

  毛泽东的民主新路在于,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升华为大众民主,作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种政治形式。作为治国理政、继续革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所谓“大众民主”, 鲜明的特征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是单靠党委、政府去完成,而是让群众广泛参与。其表现形式就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由执政的党委、政府支持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其突出的标志就是让人民拥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拥有游行、示威、罢工、集会、结社的自由。当官员出现贪污腐败与官僚主义时,人民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予以揭露与批评。当着中央与地方出现资本主义倾向时,人民可以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给予批判与抵制,其精髓就在于党群一体,上下联动。其核心在于人民监督。这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统一。是古今中外的帝王、西方的总统从来没有过的治国“新路”!

  虽然,中西式民主表现为治国理政的主体不同,但是,如果摒弃了大众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不能保证公有制经济不会蜕变为私有制?社会主义制度会不会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公有制蜕变为私有制,行使着治国理政代表权的还是不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民主专政会不会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泽东一语道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一旦改变为私有制,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产阶级。企图以所谓“阶层” 来取代“阶级”,只不过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罢了。如此,所有制改变以后,肩负着治国理政的人民代表由谁来担当?如果由官员与资本家来担当,人民代表大会岂不是成为了“官商代表大会”?如果由加入西方国藉的明星们来担当,岂不是成了“中西官商与明星合作代表大会”?如此,这一类的官商与明星代表们的治国理政还能不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在摒弃了大众民主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不能保证党政官员不贪污腐败而蜕化变质?会不会政怠宦成而人亡政息?一旦蜕化变质,这一类的“代表”还能不能代表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证明,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如果摒弃了大众民主,仅以为设置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永不变色,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这是不可能的。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大批党政军内的落马高官就曾长期占据着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台,这就是铁的例证!

  建国六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毛泽东民主新路的实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建国之初,百废待举,然而,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党政机关里的贪污受贿、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一系列行为猖獗。毛泽东敏锐的察觉到,如不及时遏制,就有可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从1951年10月份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了《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由于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拥护参与,仅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创造了优良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基础。

  毛泽东的民主新路不仅在经济领域内的反腐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中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反右派斗争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就最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开展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进行深入的揭露与批判,而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有效避免了前苏联亡党与国家分裂解体的危险。

  有人说,大众民主就是整人,整人确实不错,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要不要整?人民的回答一定是要整的!关键是由谁来整?又有人说,腐败、官僚主义当然要整,但那是组织与纪检部门的事,老百姓,办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惩治腐败,早在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就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 邓小平《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页)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更是对腐败深恶痛绝,说为腐败分子与自己准备了一百口棺材。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纪检监督机构日益完善。然而,官员的腐败态势早已不是一九八二年那个时候可比的,经济犯罪动辄数以千万亿计,官员犯罪率愈来愈高,东窗事发的只是冰山一角,被拍的苍蝇只是九牛一毛。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一系列行为猖獗也早已不是“五反”那个时候可比的。腐败为什么日益严重?走私,诈骗,传销,野鸡大学、假药、毒食品等社会毒瘤为什么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一部分人除了受“先富论”、“猫论”的影响,丧失了理想与信念之外,主要就是摒弃了大众民主,削弱乃至剥夺了人民的监督权,将“民治官”又颠覆为“官治民”,摒弃了整党整风,人民丧失了监督权,无法将贪污腐败的苗头遏制在摇蓝之中,致使一批又一批的官员们成为了阶下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整人其实是在救人,不仅不是恶,实在是治国理政的善举。

  由于大众民主具有人民参与的广泛性,所以,施行必须具有先决的条件,这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否则,如果代表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人民不但不会拥护与支持,而只能是官民对立的抵制与抗议,之所以历代帝王、西方的总统从来没有过也不敢放手让人民有大众民主的权力,就是因为他们代表的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蒋介石之所以在短短的三年间溃败台湾,就是因为最广大人民看到,国民党代表的不是人民的利益,根本不可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美国民众之所以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韩国部署“萨德”,就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如果搞了大众民主,这个“萨德”根本就部署不成了。

  又有人说,大众民主虽然好,但是,张三说东,李四说西,岂不天下大乱?对于此,毛泽东早就说过:“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1页)对于大众民主,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毛泽东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他就认为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更是相信与依靠人民群众,将人民作为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力量。他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5页)

  大众民主实在是惩治腐败的是利剑,资本主义复辟的克星,所以,所以,党内外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们也不得不打起民主的旗号,然而,与毛泽东相比较,他们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需要用的时候,让人民开展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需要了,不但要求人民不争论,还取缔了大众民主,真正的民主来了,他们又惊慌失措,他们宁愿让腐败连绵不断,情愿让老百姓深受其害,也仍然不肯采取大众民主的办法让人民参与反腐败,为什么害怕大众民主,中国有句古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歪”,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身不正,害怕引火烧身。人民一辩论,走资派的形象就立马露馅了,怕下不了台。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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