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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朱龙 · 2011-05-24 · 来源:乌有之乡
“文化自觉”研讨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重读“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因为中国和印度崛起,他们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及他们对地球资源的潜在需求,让很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物质文明是没有办法在全球范围复制的,尤其是美国消费主义,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的话,我们就需要6个地球,而不是一个地球来维持这一个物质文明。后进国家没有选择,被迫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来解决公正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美国的虚胖是建立于美圆殖民体系之上的军控金字塔)—— 朱云汉:大转折--从金融危机谈四重历史新趋势的叠加  

   

上岛经理在“蓝山咖啡门”里道出了国际名牌产品的真相:牙买加那么点地方,它生产的东西怎么能供应中国的消费呢?实际上对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大国来说,有多少国际产品能够满足她的需要呢?任何一个国际名牌首先是一个地方性产品,这正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的题中应有之义。  

地方性的东西是一地生态及文化的结晶,而一地生态则是整个生态圈的有机组成。这种组成是对立统一的结果,因其唯一而占有其世界性的标杆,世界性并不是机械的统一,而是相对差异性。西方在人权上标榜自由、民主,然而总以它们的标准为唯一,这实际上是殖民的癌症。如果世界由单一元素组成,那所谓的世界性就只剩下单一,生态、有机、生命就无从谈起,这也是核的隐喻。  

    彭慕兰《大分流》: 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乾嘉的白莲教)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咸同的太平天国)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前出现的食品危机、能源危机正是人、地关系,生态危机的集中体现,一个有限地球资源与无限的“被需求”的矛盾。只考虑把饼做大、而不考虑分配与公平的社会,最终将导致社会和生态的癌症,历史上的世袭制和自然灾害下的社会动荡正是缺乏社会保障和生态平衡的结果。(所谓食品安全问题并不难解决,要知道像过去的产供销一体化与现在信息透明的结合,就足以构建从原产地到市场的反馈体系,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下的市场暴(力)利)  

    美国经济模式是世界殖民体系的终极版本(以北极争夺战为标志),中国等世界文明古国应该起到人类文明标杆的作用(中情局与基地组织的同构)。那种狩猎经济(化石燃料)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灭绝(CH2O的裂变反应)中印等国的人口规模代表人类的中心力量是不可复制的,他们各自相当于已有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任何简单重复生产都是商品有机构成的癌症。相对G8来说,就要求中国内部各省、自治区,应该有一个区域经济的集成网络,如渤海湾文化产业、东北重工、西北能源、西南生态、珠三角金融,长三角信息等等形成产业分工和区域协作,分别与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形成全球连动的有机智能产业网络。虽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都提到:经济的国际化和监管的无政府状态的问题,虽然UN相对于US似乎是更加民主的组织形式,但其核心仍是二战时期的“常任国”坐庄制,而不是全球公投制。他们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少数人(国)控制多数人的欧洲无政府状态,他们的民主只是城邦民主而不是国际民主,是封建割据而不是全民民主。  

   

一、民族化与区域化  

    国家所倡导的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的力量之源,其根本宗旨就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分工协作。每一个地方都有她地方特色的动植物,有她地方特色的民俗生活,也应当有她地方特色的物质建设,不仅是历史的遗骸、也应当体现于她现实的生活。社会学泰斗费孝通从《江村经济》模式出发,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的特色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而其背后的社会组织基础则是如费氏所说的“涟漪”式的社会关系网络。  

    乔姆斯基:尽管政商合谋力量在强大地推动生活私有化和最大限度地浪费能源,它也破坏了市场无法提供的有效选择,这是市场无效性的另一个内在的破坏性力量。简单地说,如果我下班回家,市场给我开福特还是丰田车的选择,但不是乘汽车还是坐地铁的选择,那是社会决定了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它是有组织的公众决策,但这是富有献身精神的精英在攻击民主时试图要破坏的东西。  

   以我们试图构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来说,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吴良镛主持的苏州城整体设计思路是值得思考的。其基本理念是城乡结合,园林式开放,轴向发展:旧城居中,楔形绿地沿山脉、水系插入市中心;新城与工业区围列,此外还利用外环路沟通了周边城镇。吴良镛视城乡聚落为“最巨大的艺术品”,他规划的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交融、自然与人文竞艳的新兴旅游城市给我们以继往开来的启示。从吴氏“咫尺园林到大地景观”的视野来说,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统筹规划,城市与乡村构成厅堂与花园的整体格局,这正符合世界建协《北京宪章》所倡导的人居环境理念。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前景,应当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城乡交通网为纽带,以乡镇企业为骨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原材料加工与农副渔业等等是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产业枢纽,是依托于广大乡镇村民而呈放射状分布的经济网络。以乡镇企业形式组织起来的新农村,是一个分工协作的亚城市单元,也是县级行政力量有效整合的直接对应物。但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仍然停留在外包式初加工的阶段,利润低、环境成本高,多是自主权较弱的依附形产业,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危机中就显得更加被动。另一方面,仅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对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有效建设还停留在体育锻炼的阶段,“种”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乡村自组织管理的情况还不能与乡镇企业的社会整合相协调。  

     在东西方文明互相激荡、潮起潮落的背景之下,历史累积的物质文明面临迅速消退与混泥土化,如果我们不能从自己深厚的传统文明中汲取创造的营养,那不但是对千百年来建设经验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会因为失去自己的独特优势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成为外来文明的廉价劳动力、原料供应地、产品倾销地和垃圾厂。但是吴良镛为世界建筑业的起草的第一部《宪章》,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模式所阐发的乡镇企业区域化的影响力,李嘉诚所合资的中成药产业的国际化成就,展示了物质文化遗产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中的巨大潜力。中华文明的复兴,应当发挥中华风貌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模式面前的生产生活替代价值,提供特色创新经济的“文化专利”。    

   

二、传统文化设施与乡村自组织结构  

    我们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天然的商情网络,同时也是无价的自组织信用体系,以农业合作社为原型解决了土地资金问题。譬如以宗亲邻里关系而发展的信用组织——“会”,可以说是民企股份制和城市银行的传统土壤(这是解决造成次贷危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草根力量)。此外、如果不是传统乡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你就无法解释温州人为何能在遍布全球的销售网中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而且这种同乡网又反过来提升了在区位经济中的地位。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网络和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公会,不但在走出去、而且在引进来方面都是一个坚实的资源。  

    被称之为“青藤经济”的台州式组织模式,在“智能化管理革命”时代,是符合从科层化管理向多层分包式网络转变趋势的(150人法则与“六度分离”是当前伊斯兰革命急需解决的根本政治问题)。而作为上层建筑,近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复乡职议》中则说:“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冯氏的“复设古乡亭”议(民国的保甲、国初的公社),可使“大小相维,远近相联”、“风俗日新”。这里所阐述的政府管理与乡村自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是值得思考的,也是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在处理官民关系方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环。被广为传扬的台州式“民主恳谈”,是作为调节群体利益关系的服务型政府的典范出现的,地方内组织架构节省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方志中就记载很多政府引导的以乡绅、乡老联合行动的地方文化建设,为一方政治清明、社会安泰提供重要支持。  

    现在的乡村文化建设还停留在健身器材等标准化建设,其它更具乡村特色和历史凝聚力的地方谱系网络与宗族类基础设施还停留在自发状态,缺乏有组织的引导。这里面牵涉很多意识形态的历史原因,但是像宗祠、城隍这些维系地方及族人的精神纽带的传统建筑是必要的。就实际保存的情况来说,这类建筑多属集体所有不存在土地纠纷,它与宗谱一起构成一个联系广泛的民间自组织系统,在行政资源之外、起到维持一方社会调解的功能。但是因为它处于自发的状态下,有些因为保护不善而毁坏,有些有物质条件但因维修不佳而面目全非,很多具有历史性和艺术性的东西被破坏了。另一方面,就乡镇企业及同乡组织对城隍庙及行业偶像的资助来说,包含了传统文化凝集力的感召和被感召的双重影响,成就了一乡镇文化活动聚集场所。   

国家对传统节日的假期制度的建立,增添了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并为它的创新提供了空间。社戏、庙会等乡村文化活动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此前那种一味否定的做法并不能解决农民精神生活的问题,以至于一些极端宗教组织趁虚而入。立足传统,加以批判性的继承和创新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地方文化产品,如果离开了他乡土文化的土壤,就失去了它生动的内容和创新基础。乡村的“种”文化建设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物质化保存的途径?譬如作为中小学生实习基地,所保存的传统农业工具和生活场景,就是最直接有效的历史教育和生态、生活启迪。那么在教育、文化、旅游部门及相关地方产业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分工协作的可能性,在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运动中,保留乡土作为文化之根的历史背景和未来可能性。  

   

三、城乡统筹与近代建筑的过渡  

    在房地产市场疲软和土地红线面前,在现代需求的基础上改造传统建筑,是否能给简单重复建设的粗放型模式以某种启示?以获得1992年度世界人居奖的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工程来说,通过居民互助、政府资助、单位补贴等途径把破败的“危积漏”院落变成由功能设施齐备的单元公寓式新四合院(可防台):一方面扩展形成的“跨院”突破了传统结构,形成邻里交往的崭新空间;另一方面粉墙黛瓦、绿树成荫又仍保持了与旧城肌理的有机统一。这一案例给我们统筹兼顾的利用一切资源、提高使用效率以启示,比如说钢精混泥土是建筑资源、传统民居的部件和特殊构造也是建筑、设计资源。就时代比较而言,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清代早期、批量生产而结构简单,譬如早期的斗拱间仅以简单的木条作八字撑,而到繁盛期以后则已是精美的木浮雕了。西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们可以说繁盛期的传统建筑是一个艺术的博物馆,是雕刻、书画与生活的结晶,这些物质文明的丰沛资源应该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的文化遗产和创新型发展模式的战略储备,是民族的、世界的。  

    继承与创新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追求“中国创造”的时候,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和不竭源泉。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各地的千年古城有丰富的物质遗产与独特构造在“千城一面”的城市建筑中有她不可替代的文化积淀,这也是旅游业和绿色经济的现实依托。正如乡间“积木”房的间隙所闪现的传统建筑的惊奇,府城及古建公司在东南沿海的品牌效应是其它泛泛而产的“鸽笼式建筑”所难以企及的。一种融合丰厚的传统艺术的生态型建筑能否引领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也许我们能从近代建筑的短暂断层中,找到一些历史的现实启发。近国家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还特别部署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它的目的就是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反思怎样建设中国新农村的问题。人民改善住房条件的迫切要求与土地政策的国家底线,个人与地方、眼前和长远的矛盾,使得传统民居在乡间存在全面消失的趋势。但是如果以古建公司的模式加以资源整合和手工业者再培训,那在产业开发和社会就业的创造性转化方面将是非常可观的,农村内部就可以解决很多社会保障和建设资金,譬如乡镇的工艺品初加工行业、环保而可持续。在兴起的“文物收藏热”之下,大量的精雕构件仅以旧木料价格倒卖到古木家具市场,当务之急是为乡间残留的传统建筑构造留下照片图纸资料,对日益严重的建筑文物流失加以整理和保护。  

   

四、传统产业遗存的现代启示  

    民族化是国际化与个性化的中间环节,是特殊地理时空的产物,在打破国家资本主义的封建割据建立世界贸易体系之后,有民族协作和个人分工的问题,正如人类掌握自然规律之后仍然生活在一个物种制衡的生态体系之中。那么作为世界经济的有机整体,在世界货币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上,仍然要以货币的国族性来体现商品民族化以为个人化之过渡。要摆脱世界产品单一化(所谓名牌产品的无差别劳动),首先是产品的民族化、即所谓“山寨版”,其本质譬如网络的二进制代码(阴阳)与文字国别化信息个人化的关系,所谓“一统万殊”、世上无相同的叶子,进入个性化生产的时代。这符合需求层次理论的基本要义,在满足基本保障(水)的基础上、各人按需调配(饮料配比)。  

    现在物质生产的“麦当劳化”,从价值规律来说就是我们简单商品的重复生产会导致利润率的趋零,世界经济也正面临西方单一标准所导致的生产过剩。那么新农村建设就不应只是简单西式生产的复制,而应当是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结合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这是一种丰富的、多元的循环经济。赤潮对沿海渔业的破坏是可见的,如黄岩化工厂对黄岩蜜橘及城市生活的影响不亚于生化战争,水、空气等基本生命条件都成了稀缺资源?而借鉴传统产业因材施建的生态理念,基于当地特色资源的产业化经营是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绿色产业升级。  

    近年来,一向以港口、电讯业务等闯荡天下的李嘉诚联合国内三大中药厂完成了“中药国际化”布局,这是否有市场导向的意味呢?面对新化合物研发困局及基因技术的发展,医药正在从人工合成向生物体内合成转变;传统的中医药经千百年筛选流传下来的方药,以其独特的临床疗效可谓天然药库。州府时代的中医药企业与现代医药原材料加工产业的结合,以及中草药需求对山林植被的有机改造,是否会催生出新的生态医药产业呢?仅就民国《**县志》风土篇的列举的谷货蔬果、药花草竹木、畜禽兽鱼介虫之属达数百种之多,这些不是比物理化学材料更有生命力的自然资源吗?中成药作为改进中的生物技术是比现有西医单纯的化学技术更加复合型的高分子有机疗法,把医药原材料企业的现代医药技术与中医药传统成就结合起来,不仅在商品竞争与技术创新上是必要的;在化工等高污染行业破坏生态循环,在农渔副产等基本民生产品遭遇毁灭性打击之前,也是必需的产业转型。  

   

   

《最后的能源危机@简约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应该在我们的居住地附近生产,日益减少的能源供应会降低现有的产品包装水平和商品运输能力,从而使经济去中心化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我们需要将社区、郊区和城镇改造成充满活力的小型地域经济体,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资源为人们提供大部分必需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在郊区也可以饲养很多动物,可以建立水产-农业一体化产业模式,社区林地、果树、竹林、池塘和草地可以为社区提供许多物产,当地黏土供应可以满足所有陶瓷制作需要。同样可在废弃的汽车修理厂安放一个供四邻使用的小型锯台,这样人们就可以很方便地从当地森林取用木料,打制橱柜。  

各个城市里拥有数量惊人的土地资源可以用来生产粮食以及其他生活资料。首先,要有家庭园艺,这是获取食物最有效、最丰产的方式。许多房屋的平顶可以用来种菜,让大多数人从城市迁到乡镇,可为城市留出更多的空间开辟为菜园地。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可在居住地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生产,事实上许多需求可以通过社区生产得以满足。诸如收音机和火炉等商品可在10至20公里范围内的工厂生产,一个小城市可能需要一个冰箱制造厂和维修中心。只有个别特殊商品需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大厂运来,极少数商品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高科技医疗器械。各地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选址需要通过理性的社会决策,这样所有城镇和郊区都可以获得少量但够用的出口收入,用于支付为数不多的进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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