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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商道:“竹书纪年”说共和

我是公社小社员 · 2011-11-29 · 来源:乌有之乡
“文化自觉”研讨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共和行政”说召公》提到,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只得仓皇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即今天的山西省霍州市。“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公家,要召公交出太子。于是,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受死。愤怒的“国人”,便将这个被调包的“太子”杀掉了。《竹书纪年》记载道:“(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接着,召公强忍丧子之痛,与周公一起劝解平息了“国人”的怨气。而此时周室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朝政,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由“国人暴动”而导致的“共和行政”,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

所谓大道至简,一阴一阳而已,亦一公一私而已,或1%与99%而已。周室崛起于西岐,经文王武王两代接力,最后牧野之战伐殷纣而取天下,固然是顺应时势的成功善举。周朝前期的“礼乐昌盛”,自然也是夏商两代所不可堪比。但自成康之后,仁德之政即见式微。经昭王、穆王、夷王,衰势日甚。至厉王之时,一场“国人暴动”,便直接加速了周王朝的分崩离析。短暂的宣王中兴,紧接而来的就是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室之兴,起于文王西伐犬戎。而西周之亡,亦灭于西来之犬戎。于是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随即便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兴东衰”的历史,亦便进入了下一个周期的循环。周朝的兴起,固然显示出文王、武王、成王及周公与召公等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周朝的衰亡,则是由夏至周“私天下”等级礼制体系本质所决定了的历史必然。这种“礼崩乐坏”的必然,是这些帝王将相们所难以洞明的,更是后世“克己复礼”的儒生们至死也难以参悟的。

此所谓灭商者,商也。亡周者,周也。犹若族夏者,亦夏也。三代相继兴亡如斯,何也?皆因一家之私或1%王公贵族奴隶主阶层之私也。可叹文王囚羑里七载推演八八六十四卦而著《周易》,却至是未曾参透“大道惟公”的玄机!而后世儒生推崇备至文王周公之圣贤,且“克己复礼”其尊卑贵贱等级之仁义道德,则更是迷途失道之至了!

自上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公天下”体制崩溃以来,中国历史从夏朝便开始正式进入了“私天下”等级礼制时代。这场“国人暴动”,是这种“私天下”等级礼制的必然产物,也是庶民阶层首次对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发起了反抗和挑战。而接下来长达14年的“共和行政”,则是一种君主“天子”缺位状态下的治国理政新模式。对当时已经习惯了君君臣臣体制的中国人来讲,这种“无君无天”的日子,竟然能一过就是14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因此,“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在中国都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那么,我们能否将此理解为,是上古时代“公共”意识与“平等”意识的复萌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潜意识文化心理传承和影响,但也仅仅只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意义。因为当时的“国人”,主要是指庶民或平民阶层。这些平民阶层,除了工商百贾阶层外,也包括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层和失势的士大夫阶层。而最广大的奴隶阶层,是不具有被称为“人”和“民”或“公民”资格的。至于赶走了君主“天子”之后的“共和行政”,也依然只是王公贵族阶层的“三公六卿合议”,至多算是奴隶主贵族阶层的“精英民主”罢了。这种类似于“奴隶制民主”和“寡头制”或“僭主制”模式,差不多正是同一时期古希腊商业城邦或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形态,本质上也亦如当今西方世界的“资本民主”与“精英民主”模式。而两千多年后再次成为世界流行的民主与共和概念,其实已经算不上文化创新的时髦了。

但不管怎么说,“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的发生,还是明显反映出了当时周朝“私天下”等级礼制的信仰危机与制度危机。而“共和行政”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最终还是没有跳出“私天下”的旧框框,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重蹈了等级礼制体系的衰亡覆辙。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精英们“治国平天下”的大讨论与大反思,更是鲜有超越“共和行政”的思想高度了。非但如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竟硬是将周朝“私天下”尊卑贵贱等级礼制,作为“仁义道德”的“天理”信条了!

孔子为了传播和推行他的“克己复礼”主张,不但煞费苦心地删编《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及《乐》,而且也按照“君臣义理”重新修编《春秋》,以便使所谓“儒家六经”成为一整套君臣等级礼制的伦理教科书,但却使这些古籍距历史真实原貌原义相去甚远了。孔子“春秋笔法”之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被后世儒生奉为著书立说和记史之圣教圭臬。再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符合“孔子之说”的“邪僻之道”便几已失传了。因此,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书典籍文字记载,差不多都是“儒家文化”典籍了,而里面究竟“为尊者为亲者为贤者”隐讳了多少事,又夸张虚拟了多少事,实在是很难考证清楚了。中华万年历史文化的失传失真,固然有“结绳记事”文字与载体消弱的客观原因,但儒家师徒以“春秋笔法”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人为因素,是断然不容忽视的。如果说罪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为何上古历史及列国典籍被“焚”,却唯独孔学经典会完整流传下来呢?

今天,要澄清“共和行政”这段历史,我们就不能不说一下《竹书纪年》的故事。河南省新乡卫辉市,古称汲郡。晋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音Fǒu Biāo)盗掘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经晋朝史官束晳整编出《竹书纪年》一书,史称“汲冢书”,又称“汲冢纪年”。《竹书纪年》被认为是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记载了自黄帝时代到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与包括《春秋》在内的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但却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的相关记述比较吻合,应是一部珍贵的“信史”。该书自战国时作为陪葬品埋入地下,直到一千年后的晋朝,才因有人盗墓而重见天日,但在儒学成为“国学”正统而至盛的宋朝又一次神秘“失传”。因此,后来才形成了“今本”与“古本”这两种校注考证版本。因原文竹简亡佚,宋明时形成的“今本”被后世学者视为“伪书”,一般认为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那么,《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有学者认为,《竹书纪年》出土之后,势必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巨大的震撼。宋代儒学成为“国学”,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直言:“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不过,就像这位名叫“不准”的盗墓者所制造的文化大发现一样,被儒家阉割了的中国历史真相,终将会被一次次偶然的惊世发现所还原。

言归正传,再看《竹书纪年》是怎样描述“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的。《纪年》云:“厉王,名胡”,“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宫。命卿士荣夷公落”,“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八年,初监谤”,“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十四年,皞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宣王,名靖。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辅政。复田赋。作戎车”。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对“国人暴动”的描述,虽与正史记载基本相符,但还扼要勾勒出了周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全景。而关于“共和行政”的记载,却表明“共和”是指被称为“共伯”名叫“和”的人。不过,从“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来看,“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应是具有“三公六卿合议”的“民主作风”。再从“共和遂归国”及“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来看,这位“共伯”的封地,就是在“共山”一带。看到这里,我们马上会想起一个人名,那就是“共工”。

《说文》曰:“共,同也。”在古汉语中,“共”通“恭、供、拱”。据载,在中国上古氏族公社时期,有“共工”一职,主要负责矿业、铸造和水利建设工程事宜。后来演化为一个专门负责此类工作或擅长于治水的部族,故称“共工氏”。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里,共工又被描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水神。而且他的脾气还特别暴躁,经常跟人打架。从“三皇”时代,一直打到“五帝”时代。或许,这都是当时的“天子”为了给水患灾害找一个“替罪羊”,让“共工氏”代“天子”受过罢了。于是,便有了《淮南子·本经训》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每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山海经·大荒西经》云:“禹攻共工国山。”《荀子·成相篇》中说:“禹有功,抑下鸿,为民除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书·尧典》云:“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允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可见,“共工氏”部族后代,历来便是忍辱负重代人受过的角色。那么,这个“共伯”,会不会就是“共工氏”的后代或部族首领呢?因为在当时诸侯分封各顾私利的情况下,大概也只有负责“天下”公共水利工程与大江大河治理的“共工氏”,才具备“和有至德”的威望。若果真如此,那么,“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应是众望所归。

但《竹书纪年》对儒家史学体系的巨大冲击,并不仅仅体现在关于“共和行政”的记载。更致命的问题在于,《竹书纪年》打破了儒家塑造的尧舜禹三代“禅让”的“圣王”神话,彻底颠覆了《史记》等正史所载“有德之君”虞舜和夏禹的形象。《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也恰好佐证了《韩非子·说疑》所言:“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至此,孔子所编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君臣礼制体系,便不攻自破了。

而要真正找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原貌,我们还必须上溯到尧舜禹三代以前的“公天下”时代。《竹书纪年》载:“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七十七年,昌意降居弱水,产帝乾荒”,“一百年,地裂。帝陟。帝王之崩皆曰陟,《书》称“新陟王”,谓新崩也。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

“帝挚,少昊氏,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凤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元年,帝即位,居濮”,“七十八年,帝陟”。

“帝喾,高辛氏,生而骈齿,有圣德,初封辛侯,代高阳氏王天下。使瞽人拊鞞鼓,击钟磬,凤皇鼓翼而舞。元年,帝即位,居亳”,“六十三年,帝陟。帝子挚立,九年而废”。

“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命羲和历象”,“十二年,初治兵”,“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竹书纪年》所载自黄帝至帝尧的在位时间,与《史记》等正史记载基本相符,但增加了帝颛顼“二十而登帝位”之前的帝挚少昊氏在位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帝尧“十二年,初治兵”,这一记载非常重要。所谓“治兵”,就是正式设立军队。此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公有制的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体系。随着这种公有制社会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便有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体系,也便有了司法机关和军队等国家政权机器。按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国家机器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自此,“公天下”时代的“禅让制”,便只是“贵族民主”或“僭主制”的遮羞布了。到了夏朝“私天下”世袭时代,名正言顺的君权专制,就自然连“禅让”的遮羞布都不需要了。明明是“私天下”的君臣等级礼制,孔子却硬要编造尧舜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禅让”神话,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掩耳盗铃吗?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从上古时代人人平等人民民主的“公社制”,到人分等级王权专制的“君主制”,这应是社会循环演化的“公天下”与“私天下”两个极端形态。而“贵族民主”、“精英民主”或“资本民主”的“民主宪政”,仅仅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私天下”社会形态。如今,王权专制的“君主制”已经被历史所抛弃,“精英民主”或“资本民主”的“民主宪政”,也已遭遇到了“99%对1%”的强烈声讨。人类社会的大同理想,无疑还要走向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大道惟公”,恰正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主脉所在。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能够创新的,往往只是形式。而永恒不变之道,才是我们必须守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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