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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 ‖ 司马迁:建构天下为公的政治信念

摩罗 · 2019-05-21 · 来源: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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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天下为公的行为实践,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后来,天下为公的实践越来越少,但是天下为公的理念却越来越发达。人们显然是想以公天下的理念,对私天下的实践,进行某种批判和约束。司马迁撰写《黄帝本纪》时,显然抱有刻意突显远古先圣天下为公实践、放大天下为公理念之意。

  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政治理念的根本内容,它与大同理念互为印证,相互照耀,构成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和人字形的超稳定结构,虽历万世而不倾塌萎顿。

  天下为公理念,包含了四维意思。第一维,天下不是帝王权贵所私有,天下贵贱万民均是天下主人,一家一姓不能排除他宗而擅利,帝王将相不能排除庶民而擅利。如果某种势力为了成全权贵集团私利,侵害剥夺他宗及庶民权利,那就是背礼叛道。第二维,天下统治权不能沦为某家私权,不能在帝王将相之间私私相授。贵为天子也不可擅权,必须惟贤是举。官无常贵,民无常贱,谁贤谁当政,谁贤谁治国。第三维,天下大事的决策,必须充分征询各阶层、各群体意见,力求符合天下贵贱万民利益和心愿。第四维,天下(社会)必须是一个整体,凡为生民,必与我构成某种相互影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执政者要顺乎民意,引领天下造就友好相处、和谐互动的大同格局。

  所以,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乃一体两面。当我们谈论天下为公时,是朝着世界大同的目标走的。当我们谈论世界大同时,是对天下为公理念的阐释和落实。

  在撰写《史记》的整个过程中,司马迁始终不忘天下为公的原则,和上述四个内容。许多人物,因为坚持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受到司马迁的赞许和彰显。下面按四项内容,罗列《史记》相关叙述和主张。

  第一节天下乃万国兆民所共有,任何人不可擅利

  在多部落、多民族的漫长纷争中,如何与其他部落、其他民族相处,是考验政治智慧的一件大事。在司马迁笔下,古代九州大地上的游戏规则,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在战争达成的平衡基础上,和平相处。这就是天下为公的信念。百族共和、万邦协调,是中国古人共同的政治胸怀。司马迁赞赏此种政治原则,并用自己的叙述,突显了这种政治原则。

  周族古公亶父遭遇戎狄的反复袭扰,主动东撤,让出生存空间,即是一例。渭水两岸,容得下咱们周戎两族,何必相互侵凌相互争战呢。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嘛(《史记·周本纪》)。

  殷商打败夏桀,如果要灭绝夏族,斩草除根,并非难事。因为那时各族人口规模都很小。可是殷商无意灭绝夏族,而只是夺其宗主权,允许其在规定的封地上保持祭祀,繁衍种族,与其他种族共和而存。

  周族击败商纣,也如法炮制,并未消灭整个商族,连商纣的儿子也未诛杀,而且封为王侯,准其赓续祭祀,绵延种族。

  我们看看司马迁怎样描写灭纣之后,周武王的举措:

  武王以殷遗民封商纣之子禄父。天下初定,尚未和睦,武王派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国。然后又命召公放贤人箕子出狱,命毕公放百姓出狱,在贤人商容的闾门上,设立标志以表彰他。命南宫括散发鹿台的钱财和巨桥的粮食,以赈济贫苦人民。命南宫括、史佚搬走殷人的九鼎和宝玉。命闳夭为比干之墓封土为冢。命宗祝于军中举行祭祀典礼。然后撤兵回到西方故地。(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史记·周本纪》)

  武王诛暴君而不诛殷民,扶正驱邪,尚贤抑奸,存其祖庙祭祀,并且尽快撤走军队。殷商社会因此很快恢复正常。直到禄父发动叛乱,周族才再一次镇压,诛杀禄父。即使如此,周依然没有屠灭殷商公室贵族,而是异地而封,将纣王庶兄微子封在宋(今山东河南交接的微山湖一带,首都为今商丘)。日后名声大振的宋国就这样诞生了。

  周武王不但厚待商族,还给历代圣王后裔专封属地,赓续其祀:

  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帝尧的后代于蓟,帝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纪》)

  武王所为,颇合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思想。这也是司马迁的思想。

  这种万邦协和、兆民大同的思想,体现在对先圣政治行为的叙述中,《史记》随处可见。

  黄帝打败蚩尤后,往东考察东海,登上丸山和泰山。往西考察空桐,登上鸡头山。往南考察长江,登上熊山、湘山。往北驱逐了荤粥(xūn yù)部族(即匈奴),来到釜山与诸侯合验符契,并在涿鹿山脚建都邑。虽有都城,可是黄帝四处奔波,无法定住一处,带兵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设置军营以自卫。(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带着一支“警察部队”,巡游九州,确保天下安宁。可以想见,蚩尤初败,其核心部落逃向长江以南,其他非核心部落,不想离开故土。黄帝本无赶尽杀绝之意,所图只是天下太平,于是允准蚩尤外围部落依然在中原生活,只要俯首称臣、纳税进贡、承认黄帝宗主地位即可。这与三千五百年后发生在美洲印第安部落之间屠灭种族,大异其趣。印第安人的部落战争,尽力赶尽杀绝。吾夏黄帝则持守天下为公信念,建构包括自己人和昔日敌人在内的协和共存制度。

  虽然大局甫定,可是各部落的矛盾时时滋生,日日发展,一不小心就可能激化生变,重启战祸,所以需要黄帝日日奔波,遍查四方,维持秩序。

  越王灭吴,勾践许诺给吴王夫差一块封地,以百户之民供养其生息和祭祀。由于吴王夫差自杀,这个许诺才没有兑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但这种理念和胸怀,不惟中原信守,东越亦然。

  即使以残暴之名在后世备受谴责的秦始皇,对六国王族,也非斩尽杀绝。陈胜举起义旗,各地响应者风起云涌,其中在灭秦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恰是六国王族遗贵,有的竟是末代国王的亲生儿子。楚国、韩国、魏国、赵国、齐国,各国公子或宗室趁势而起,他们具有非凡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成为打败秦军、消灭秦政的主要力量。灭秦的统帅就是楚国末代大将项燕的后代项羽。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张良,则是韩国宰相之子。陈胜所封魏王,是故魏公子宁陵君魏咎—秦始皇连有封地的王公都未诛杀。义军先后树立襄强、景驹、义帝(怀王)三个楚王,都是故楚嫡系后裔。

  既然义军能找出六国王族后裔重出江湖,当年秦军要找出他们尽屠之,决非难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天下为公的理念,已经是深入华夏人心的文化律令。

  《史记》对周武王保持历代圣王祭祀,有超越祭祀本身的理解:保留祭祀权乃是承认其民族实体作为天下主人的主体地位,进而承认其利益诉求。《周本纪》对此有严肃的讨论:

  厉王好财利,跟唯利是图的荣夷公臭气相投。大夫芮良夫给厉王进谏:荣夷公垄断天下财利,而不计后果。这样下去,王室怕是要衰落。财利,就是天地所生的万物,谁想要独占,天下人人愤怒,大难为期不远。治理万民的圣王,应该将财利合理配置给天下万方,使天神地祇、万国兆民各得其宜。匹夫擅利,尚且被称为盗贼,贤君明主要用刑法收拾他。天子如果擅利,还会有人归服您吗?您若任用荣夷公为政,周室离灭亡就不远了。(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史记·周本纪》)

  帝王权贵不可擅利,因为天下万物为兆民共有,非一家一族可以专。这才是天下为公的关键内涵。《史记》用这个天下为私的例子,从反面证明天下为公是唯一符合大道的政治原则和文化原则。

  华夏大族信奉的这一原则,跟后世异族比较,尤显可贵。近世五百年,西人陵夷世界,每到一处,灭其历史、绝其种族、断其宗庙祭祀,成为普遍现象。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原住民、南太平洋地区岛民,大多数种族业已灭绝,澳洲幸存者被白人殖民者纳入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管理,堪称人类奇耻大辱。日本人占领台湾,令台人改为日本姓氏,彻底灭其宗庙教化。他们奉行的,恰是天下为私信念。西洋东洋这些邪恶信念和野蛮行为,跟华夏似乎不是同一物种。

  以西洋东洋殖民史为背景,远眺五千年来华夏圣贤和兆民所坚守的天下为公原则,不得不赞叹其为人类文明第一天条。

  第二节天下治权乃万国兆民所共有,贤者为治,任何人不可擅权

  传说中尧帝是天下为公理念的践行者和维护者。“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则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史记·五帝本纪》)

  尧选择继承人的标准,不是血缘远近,而是才德厚薄;目的不是利于子孙,而是利于天下万民。他以极为郑重的态度,选择外部落的舜作为接班人,对他进行了极为严格、漫长的考察,感到十分满意,终于把帝位传给了舜。

  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天下为公的行为实践,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后来,天下为公的实践越来越少,但是天下为公的理念却越来越发达。人们显然是想以公天下的理念,对私天下的实践,进行某种批判和约束。司马迁撰写《黄帝本纪》时,显然抱有刻意突显远古先圣天下为公实践、放大天下为公理念之意。

  《墨子》和墨家,是维护天下为公理念最为热心的贤人群体。《墨子》中《尚贤》、《非攻》、《兼爱》等篇章,处处都在维护天下为公的价值原则。

  古代圣王治国,推崇贤德和才干。即使是工农草民,只要德才兼备,一定予以高位和厚禄,把治国重担交给他。……所以,官不会永远贵为高官,民不会永远卑下。有德有才就上,无德无才就下。(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

  天下非私有,谁有管理国家、服务万民的德才,谁就可以承袭王位。所有岗位上都站满了贤能之士,何愁国不治、民不富?尚贤任贤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天下为公。

  儒家的目标当然也不例外。《尚书》这样要求治国者:老百姓的合理意见,不能埋没,所有的贤能之士,必须无一遗漏地请到朝廷来为民服务。“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一直是儒学体系评判朝廷开明程度的重要参数。更可贵的是,历代圣君贤臣,也一直以此标准要求自己的朝廷。

  《尚书》还强调,一定不能欺负贫弱的民众,不可侵害民众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任何私欲。“不虐无告,不废困穷。……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尚书·大禹谟》)

  司马迁说:“墨者亦尚尧舜道”(《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经常将孔墨二宗并为巨圣,儒墨二学并为大道。至于《尚书》,司马迁尤其视为至尊至宝,为其每一篇章的产生,阐明历史背景和作者主旨,再没有第二本古籍,让《史记》这么卖力的。其心同,其道一也。

  第三节天下决策权,亦为万国庶民所共有,治者必须善察兼听

  仅靠贤才,就能解决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吗?就能落实天下为公的理想吗?司马迁不相信任何个人、集团有能力包揽治国大计,贤才也非全智全能。那么,怎样才能超越贤才,让国家治理臻于理想呢?

  司马迁说,好的裘皮大衣,一狐之腋可不够,一座房子,一根木头做不成。夏商周三代的丰功伟绩,靠的不是某一个贤士的才智。要想建立千秋大业,怎么能只靠少数人的才智呢?(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所以,再伟大的圣君贤相,也必须善察兼听,才能体现万国兆民意志,惠及万国兆民利益。

  周武王灭纣之后,专门向殷商贤人箕子请教治国大道。箕子是王族公子,一直想挽救纣王重归正道,可是屡谏无效,乃佯装疯狂,才避免了比干式的惨死。他对于善察兼听,体会太深。他跟武王开诚布公谈了许多看法,其中对决策过程和决策程序也多有讨论,《尚书》中有详细记载。司马迁很重视箕子智慧,大量引述到《史记》中。

  针对天下大计的决策,箕子说,君王首先要独自深谋远虑,然后与公卿大臣协商,与万国百族协商,最后用卜筮来求神决断。你自己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公卿大臣同意,万国百族同意,这就叫大同,那么这个决策可以确定下来。君王本人会因此健康强壮,子孙也将因此永远大吉大利(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孙其逢吉。《史记·宋微子世家》)。

  箕子的要求已经很高。司马迁似乎还不满意。他认为,事到临头才征询万民意见,还不是最好办法,最好办法是身居要职者,随时倾听万民的心愿与建议,那样你的整个状态才是执政为公、执政为民。《史记》用召公言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周厉王违背大道、擅权擅利时,天下怨声载道,怒涛汹涌。周厉王以苛政严刑平息民怨,忠臣良将忧心忡忡。此时召公挺身而出,斗胆进谏。

  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治水重在疏导,治民要让他们畅所欲言。身为天子,应该广开言路,让公卿列士献诗,让盲乐师献曲,让史官献书,让乐师规诫,让无珠盲人叙事,让有珠盲人诵史,让百工劝谏,让庶人街谈巷议,让近臣规劝,让亲族补察过失,让乐师和史官来教诲,让老人来综合归纳,而后,由天子斟酌体察,权衡决断。必须如此,才能保证朝廷政策符合民心和天道。”(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史记·周本纪》)

  瞽、瞍、矇、百工、乐师、庶人者,皆卑微草民也。在文字记史出现之前,瞽、瞍、矇都是口传历史的传承者。今天说书者主要娱乐大众,古代说书者则承担着后世史官和礼官(主教化)的双重职能。这些卑微草民的言谈和说唱,蕴含着历史经验和人心向背,所以,召公把这些草民心声,放在公卿意见同等地位上。

  尊重不同阶级的利益,倾听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这才叫善察兼听。这种要求,设计根本的政治原则,那就是平衡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支持召公提出这个原则的,则是那个更根本的原则,那就是天下为公。

  司马迁深得召公之心,他常常离草民最近。

  第四节天下万国兆民乃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须携手共建大同

  司马迁云:“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司马迁并不笼统否定利,所否定者,乃擅利,乃掠夺兆民之利,乃以天下公利为一己私利也。他的主张,即是芮良夫所云,让万国兆民共享天下资财。

  司马迁云:“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孔子一生,或著述行教,鞭笞乱臣贼子,或奔走四方,鼓吹礼乐仁义,其终极旨归,即是天下为公,兆民大同。一篇《史记·孔子世家》,洋洋万言,叙事甚少,恨不得把《论语》圣教,悉数抄录。何者?思想同振,精神共鸣。他们相隔四百年,但面对的是同一部大道式微、大同难期的历史,其救衰挽败、振道兴德的理想,何等齐一。驻足于孔子故里,想象着与孔子面叙深言,其大道传承、理想贯通之感,一时高潮。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司马迁或许是默念着这样的孔子箴言,一步一回头地向孔子故里告别的。

  孔子论天下为公,层次清楚,结构宏博,言简而意密。

  论国家整体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论统治阶级云: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论社会组织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论劳动阶级云: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论社会秩序云: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短短百字,由公天下说到大同,可见天下为公与兆民大同乃一体两面。

  司马迁命途多舛,蒙辱受痛远超孔子。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报任安书》),以成《史记》,即是自觉传承孔子之志,和《春秋》之道。《史记》告成,无以见天日,只能有待后世君子明察。其所期者,非为夸才颂名,唯在打通尧舜禹汤道统,铸造天下为公理想。

  这种天下为公、兆民大同的政治原则,犹如血液,在中华民族的血管中流淌几千年。尧舜道统,具有强大的规范力和纠正力。

  司马迁所期待的后世君子,代不乏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其精神其理想,与神州先王之心基本一致,皆系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属。如何走向大同,异代殊途,其情其怀,则古今一致。1949年6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主席写了一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五次提到“大同”理想,与尧舜禹汤、孔子司马遥相呼应。

  今日中国多达56个民族,构成“多元一体”格局,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此种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跟古圣先贤的历史实践,及司马迁的着力建构,一脉相承。

  (原载经崖国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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