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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的旗帜下: 炎黄部族的“南北矛盾”与中华古典辩证思维发生

张文木 · 2019-09-18 · 来源:《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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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变化,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老子用以“无”为本的“道”否定王族贵族以“有”为本的“道”并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对主义的判断方式来否定王族世界的绝对秩序。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原文化中,“华族”即火族。《释文》:“火,化也,消化物也。”《说文》:华(華),花也,荣也,煌煌光明状。这些都是火燃状的描述。“华”“火”二字古音互通。

  《徐锴说文系传》:华(華),本音和,故今人谓华表为和表。由此,从精神层面理解的“华族”,从早期实践的层面为尚火之族,继而推论,日本族取“和”,朝鲜人取“韩”,当与中华(汉)火文化同源。

  至于后来出现的“华夏”一词,就是中华尚火民族——此可视为中华民族的前身——所建立的夏国;“华”是火族属性,夏,则是国号。“夏” 《国语》:“大也。以为善福,殷富天下为大也。”《礼记》:“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华夏两字赋予夏国家至美至伟的语义。吕思勉先生说:“华和夏是双声字,难保本是一语。”

  而“汉族”的称谓,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是刘邦建立汉朝以后的事,刘邦曾被立为汉王,辖巴、蜀、汉中三郡,其主要活动地区为汉江流域。《尚书·禹贡》篇:“番冢导漾,东流为汉。”“汉”字与“华”“火”二字意形相通,均取事物的跃跃然之生动状;不同的是,前者形意荡漾于水,后者形意煌煌于火。《说文》:“汉,漾也”;漾,即汉水的别名。嘉陵江水又名西汉水或阆中水,此地有汉高祖庙。汉王刘邦得天下名国号为“汉”,此后,“汉”的称谓便由原来的地理领域引申到人文领域,汉人、汉族、汉语、汉字,以至汉奸等。吕思勉认为:“汉族的名称,后起的。是汉有天下之后(公元前202年),外人以吾国王朝的名字,做吾国民族的名字。前乎此,则有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后乎此,又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其理由也相同。”

  鉴于火在华夏先民生活中所具有的攸关生死的特殊作用,在上古时期,燃火便是具有神圣意义的仪式。《尚书》中的《尧典》开篇似乎就是对燃火仪式的记录: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目前,书家对这段文献的解释过于理想化,这是由于这些文献在秦之后发现和编辑时加入了当时维护和颂扬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各家注解比较中,笔者采信张祥平先生的解释,认为他的解释更贴近经历过冰期大寒劫难的中华古人敬畏火的意识。张祥平先生在《中华先民崇拜烟火图腾——<尧典>记载的人类学史实》一文中用通假的方法对《尧典》这段开篇文字做出新解释,认为上述引文“很可能是当时的人们祝祷时的合唱词”。如果将句中“勋”通假为“熏”,“钦”通假“薪”,“文思”通假“文(烟火)嗣”,“让”通假“燃”,恢复四字一顿的简明格调后,其句式就是: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熏(勋)薪(钦)明,文嗣(思)安安,允恭克燃(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其意译为现代白话就是:

  说起古时的酋长尧,那正是:放散熏烟,柴火通明,以文(烟火)为图腾的氏族子孙们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够(使柴薪)燃烧起来,光辉洒向四方,达到天上和地下。

  张祥平先生认为:开篇放散熏烟,柴火通明的场景,与下句“文嗣安安”及下面的“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二字的场景正相吻合。“燃”,对于视火为生命的远古先民来说是在开启重大活动前必须进行的最重要也是最敬畏的仪式,因此,用“燃”通假“让”,更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张祥平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以“华”为总括,其源可溯至《尧典》:“光被四表”句,而其证则在《舜典》中“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句中的“华”,是对舜最高的赞誉。毛泽东也说:“华者花也”。花,《说文》:本作华。荣也光华也,由于崇拜烟火及其光华,所以酋长们多用光华亮丽物品作装饰及象征物。中华者,处于中心地带和中央地位的光荣之族;用现代的话解释,可谓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中华先民对烟纹的崇拜和赞美实则是对火的崇拜和赞美,后来出现的“文明”即是烟(纹)火(明)两类物质的集合体,而“文化”“文采”等都是“文明”派生出的概念。《尚书·舜典》“受终于文祖”句中的“文祖”,孔传解释为“尧文德之祖庙”,文祖,实则是火祖,是拜火的地方。祖,族之所护者也;“文祖”,即以火为祖。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就是以火为祖的民族和文化。

  上古传说中炎帝尚火。《说文》:“炎,重火也。”黄帝崇拜太阳。“黄帝”在《尚书》《庄子》中又作“皇帝”。上古“黄”“皇”通用,光,皇同音;“黄”,《说文》:“古文从光”。《易传》:“曰煌煌似黄”;《春秋元命苞》:“皇者,煌煌也。”《春秋运斗枢》:“玄泊有皇天,故称曰皇皇者中也,光也。”这说明黄帝是太阳的人格化身。炎黄二帝同为火族,所尚有异,但其渊源均与火崇拜有关。火,是古人类,特别是第四纪人类所感受到的最直观和最具体的热源,据法国人类学家列维•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原则,在农业发生前后,中华先民很自然会把太阳理解为“天火”或“天上之火神”。

  日本学者田家康说:“由寒冷和干旱引起的民族迁徙,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融合,给新思想的萌发提供了土壤。”进入第四纪末期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气候迅速转暖,距今8000年时候,气温大幅暖升,此时中国历史进入新石器时期。距今5000年,气候升温已达峰值,此间也是传说中的炎黄二帝的活动期。气温上升使中国西部先民的生存空间又大幅扩张,劳动收获也相应丰富起来,但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先民的生存空间因海侵却在大幅压缩,他们被迫西退并在途中与中原部族发生冲突,而由东而西的蚩尤与由西而东的黄帝在涿鹿发生的冲突只是其中的场景之一。

  物质的丰富又会导致本来合二为一的华族部落的分化,炎、黄两分便是这种分化的结果。姜姓炎帝是崇尚火的高辛族,姬姓黄帝是崇尚太阳的高阳族。他们的祖先均可追溯到西侯度人、蓝田人及北京人。不同的只是古人类利用传说的形式把这漫长的历史转化为神的历史。《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姬姓族以姜姓族为其母族。姜与姬累世通婚,世代为婚族。”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徐复先生在《訄书洋注》认为:华,即陕西华山,古华山在今河南,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嵩山(今密县附近有古华城);黄炎二族曾居今河南全境:黄帝族稍偏东,在今河南中部襄城、许昌、新郑一带,炎帝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阳、内乡一带,或直到今湖北随州一带。两部族当为同一血脉并奉同一火祖。

  炎黄两族中,炎帝族较先采取农业生产方式和较熟练使用生产工具(火和石斧),因而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较先占有优势。炎帝族从中原向南扩张与很可能因海侵的压迫从东部沿海西进的以蚩尤为首的东夷九黎部落发生了冲突,九黎族逐炎帝至河北涿鹿,炎帝被迫联合黄帝并在涿鹿大败蚩尤。炎黄二族的这次联合使中华民族形成最初的核心族团。此后,炎黄二族的火图腾合二为一,他们的后代便被称为“炎黄子孙”。

  但是,炎帝族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使之在炎黄联盟中丧失了权威。而联盟中黄帝部落对蚩尤作战的胜利确立了黄帝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这引起炎帝部落的不满,双方在阪泉据说是为了争夺与部族生存攸关的盐池而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冲突,炎帝失败。此后,黄帝势力控制中原并进一步向黄河下游扩张,黄帝文化也由此成为黄河流域的正统。

  传说中帮助黄帝打天下的著名首领有:

  少皞,姓已或嬴,名挚,居曲阜(山东曲阜),号穷桑帝。此乃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当地以鸟为图腾的夷族杂居,改进并发展了夷族文化。

  颛顼,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阳),号高阳氏,用黄帝文化征服并改造了当地九黎族文化。

  帝喾,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亳(河南偃师),号高辛氏。帝喾有四妻,分别生弃、契、尧、挚四子。弃为周祖先,契为商祖先。

  阪泉之战后,姜炎族分流,炎帝与黄帝两族的文化也随各自阶级地位的变化及其迁徙的地域不同而呈明显差异。“历史上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大体说来,黄帝族势力在黄河中下游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土著的文化形态,形成较为统一的以崇尚天上之火即太阳的黄帝族的正统文化,而阪泉失败后姜炎族的去向对中原周边,尤其是南方和西部地区的文化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国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的迁徙,便可推溯出民族迁徙的痕迹来。”今陕西岐山有羌氏城,渭南大荔县有羌白镇,甘肃古有羌水(发源于岷县),这与“羌”字有缘的地名由东向西继而向川藏南迁的路线表明,从河南炎帝姜姓族中分化西迁的便是后来羌人的祖先,上古“羌”“姜”音可通转,《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童书业《姬、姜与氐、羌》:“古姬、姜之族似与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关系。‘姜’之即‘羌’,近人论之详矣。”章炳麟《检论·序种姓》“羌者,姜也”,“神农所部,盖兼西域、青海,内得陇西,故天水亦有姜氏。观其楼橹严博,城廉百里,斯天下之壮观也”。“姜,姓也,逋子为氐、羌。”这说明羌人不仅为姜炎族的一支,而且为姜炎族中从事游牧业即“姜戎”的部分。姜羌分流事实上是中原姜炎部族中农业畜牧业分离的结果。

  “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而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更是远古人类生产方式发生的带有质变意义的大革命。与人类从采集业转到游牧业所产生的革命意义一样,人类从畜牧业转移到农业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从自然的历史进一步向自觉的历史继而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

  姜羌火(华)族分流的本质是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分离。姜炎火(华)族南下的部分坚持原有的农耕生活方式,而从中分离西迁、继而向西南进发的羌人则继续其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这些南下和西进的姜炎后裔将炎帝的拜火意识传播到中国西域、西南,乃至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区别于中国东部华族的火族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东部的火文化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领域也就更广泛,如太阳,为天上大火,华,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华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号。《说文》中太、大二字本为一义:“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说文》:大之颠。

  羌族是我国西部尚火并行火葬的民族。《吕氏春秋·义赏》:“氐羌之民,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中国中原炎帝的自然火与黄帝的天上火及东夷的“神鸟”相互化生出太阳、火凤凰等,而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则更多地保存了姜炎文化的原始即对自然火崇拜的文化形态。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火是自然的,它象征着神圣、正义、光明、纯洁;在中国东部,太阳、火凤凰等则是与自然火融合而化生出的。中国东部河姆渡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其图案反映了河姆渡时期东部夷族的鸟崇拜与黄帝族的太阳崇拜相融合并以太阳图腾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在中国西部四川金沙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被命名为“太阳神鸟”的金钸(附图9),饰品图像中的鸟类围绕着的与其说是太阳不如说是自然火。图中的火苗栩栩如生,这是由海滨东进的东夷鸟文化与位于中原的姜炎火文化融合后的艺术表现。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将东夷直称为“鸟夷”。童书业先生说:“禹贡作时东方沿海一带尚有以鸟为图腾之部族,盖古时东方各族本多以鸟为图腾也。”胡厚宣先生从甲骨文中先后找出八块甲骨上的十条卜辞材料,发现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头上都有一鸟形,鸟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认为甲骨文中王亥字样中加鸟形,胡先生说:“王亥的亥字,为什么要加一个鸟旁呢?我们以为这便是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遗迹。”

  对鸟的崇拜是东部夷人受到海侵的部族对空中鸟类飞翔能力的渴望。高飞能使这些受海潮追吞的部民逃离漫天而来的海水。商是黄河下游古老的夷人部落,《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句,就是用神鸟来确立商王朝的神性即合法性。

  凤(鳳),可能是南方鸟族与风族融合继而又与火族融合的图腾。先民认为鸟的飞翔是由于风的神护,于是风鸟合一的“鳳”(凤)便应时而生。《说文》:“凤,神鸟也。”《白虎通》:“其神祝融(火神),属续也。其精为鸟,离为鸾故。”凤,亦为风神;同时,凤皇(亦作“凰”)也是火鸟。正是这种产生于冰期冻灾和暖期水灾带来的双重苦难的经验,造成了当时中国中原及其西部的以火为主题的图腾体系和东部滨海地带的以鸟(风)为主题的图腾体系及其相应的审美文化。

  至于后来的“凤”与“凰”的融合,则可能是东夷蚩尤在涿鹿被黄帝打败后被迫接纳黄帝部落太阳(天火)图腾并将其与东夷鸟图腾融合的结果。《河图帝通纪》:“风者,天地之使。”以前是风举鸟,现在则又加上了风助皇,“凤凰”由此而出。在河姆渡及仰韶庙底沟出土的日鸟护身符和陶饰(附图10),其中不少神鸟肚上画一太阳图案;马王堆汉墓及汉瓦当中的鸟立于日中的“日中三足鸟”(附图11)。比较二者,我们会发现中国东夷鸟族由东向西与黄帝太阳火族在冲突中最终融合为一体。不同的只是,在南方江淮鸟族势力大的地区,太阳被囿于鸟腹中;在北方黄帝太阳族势力大的地区,认为“风从火出”,鸟被括于太阳之中。黄帝族王于中原后,由“凤凰火精”衍生出的“凤凰涅槃”的观念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审美。

  随时间推移,中原火族文化分布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在西部只有贵族才可以享受的火葬(如西藏喇嘛)在东部中原地区却不为民俗所接纳。在陕西、青海(循化、卡约)、甘肃(寺洼·马家窑、齐家)等地的石器文化发掘中均发现羌人留下的火祭和火葬的痕迹。氐族乃羌族的一支,吕思勉认为:“氐羌是一个大族。从秦、陇、蜀三省之交,曼衍于青海、西康两省,都是羌地。”吕思勉还在这句话后加了一个注释:“现在所谓康,疑即羌字的旧读。”吕先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姜炎火族败旅中向南方荆楚一带迁移的部分。《淮南子·时则篇》:“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祝融:火神。”《帝王世纪》:“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这说明姜炎族留在中原“南方之极”的一支是火族中的农业部落。其首领大概就是祝融。《国语·郑语》说祝融乃“高辛氏火正”。高辛是炎帝族号,火正即火官。其实,炎帝、祝融均为姜炎火族的化身,不一定确有其人。最合理的解释是把祝融理解为姜炎族阪泉之战后南下族群所信奉的首领或图腾。后来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说明楚人的先辈可能就是从中原败北南下并与当地土著融合的炎帝族的一支。从资料上看,他们给楚地带去了农业知识。祝融在楚人眼里的形象后来还转化为火神、雷神和“天火之神”即太阳神,同时,凤也是祝融的化身,这是南下的火族与东来的鸟(凤)族图腾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结果,炎帝族南下并与荆楚地域的先民文化磨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荆楚文化。

  在山东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中有件绘有日月山图案的陶器(附图12),对于这个图形学者历来解释不一。有下部为“山”说,也有“云”为“海波”说,笔者以为它反映的是火与太阳的结合。“火”,甲骨文的写法为,此与中间图案下半部分相似。它可能是黄炎二族蜜月时期的图腾指示。在这里炎黄文化融为一体,天火即太阳与地火合二为一了。《白虎通·五行篇》:“炎帝者,太阳也。”黄帝有时也变为火神,《管子·轻重戊》:“黄帝作钻遂生火。”华夏古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初具雏形。

  值得指出的是,黄炎火族在中国黄河中下游的传播,其意义不仅仅是物质的;它之所以注定要对整个亚洲发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它在传播的途中对中原周边地区原住民的图腾意识不仅具有大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巨大的包容和融合力——这是中华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天然品质。与其他民族的图腾如凤、虎、熊、日、月等比较,火是反映事物辩证法最灵敏和最直观的材料。它既可“生生”,又可天生;时消时息,时阴时阳,彼此辩证,扑朔迷离,以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皆火符合规律地燃烧和熄灭的结果;“世界是万物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赞扬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绝妙的说明。”大约比赫氏稍早却与中国老子同期的琐罗亚士德是中亚拜火教的创始人,其哲学充满辩证色彩。列宁说:“波斯哲学(和宗教)学说中的火是某种类似的东西。”在先秦中国,火(华)族文化象只大熔炉,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神铸为一体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很好的认识论基础,与之相反,印度婆罗门教则原样保留了那些无数小神,这对后来印度更加散漫即多元而不一体的文化胚胎的形成提供了基因。

  且不说太阳、神鸟(比如火凤凰)等图腾与火图腾已融为一物的数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中国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就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火文化主题。比如,北京人遗址中的赤铁矿粉屑染成的红色兽牙;半坡遗址中的红色染料和涂有朱红的人骨;再如流行于整个仰韶文化彩陶面上的以红与黑为基调的纹饰和以火和太阳光芒为主题的图案(附图13),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宗教和哲学的内涵远大于其色彩美学的内容。

  陶彩是原始人哲学观念最忠实的记录。色彩的含义在先民眼中已超出本身的物质内容,它是一种宗教感情的表现符号。若将这些符号与火和太阳为主题的图案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所表现的是古中华文化中最初的阴阳意识:红为阳,阴为黑。大概是黑夜里的明火可阻止某些野兽侵袭的经验使狩猎时代的先民产生了红色可避邪的意识。红,火也。“火,阳也。”石器时代的墓中人骨上涂朱及后来文化遗址中在房宅墙壁及地面上涂朱的现象,大概就是这种“避邪”意识的文化表现。如果再考虑到红色又是血液的颜色,这样红色便被古先民们赋予生命的喻意。今天中国人仍有红喜黑丧的观念,这些都可从发源于火(华)族文化的阴阳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中原地区的传播的史实中得到解释。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就在火族文化(渊源于称雄中原的黄帝族文化)以中原为中心随其建立的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大而成为主体文化,而处于臣属地位又不甘于这种地位的蛮夷戎狄诸族团也自发地产生着与其对应的反压迫和反霸权的文化。

  最终赋予反压迫文化以理论形态的是地处黄帝王地“卧榻之侧”即鲁皖荆楚等地而又备受屈辱的东夷南蛮等部族的文化。

  楚人乃姜炎败旅南下部族的后裔。自有祝融旗号以来荆楚部落就受四面强敌的威胁。夏殷两代,楚人部族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夏时,“融降于崇山”,并助夏人战胜三苗。居于楚地的“三苗”土著受到南下的炎帝败旅的挤压向西南迁移,这部分人大概就是后来苗族的先祖,他们又与南下的羌人融合形成独特的苗族文化,以至《后汉书·西羌传》开篇就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与之相呼应的是,苗族远古传说中的《开天辟地》就从其始祖“姜央”开篇。据考“姜央又叫姜炎”。苗族奉蚩尤为祖先,而《路史•后纪四》称蚩尤乃“姜姓炎帝之裔也”。

  殷时,殷王武丁兴师南下讨伐荆楚,荆人深受其侮。《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这反面说明当时楚人的心境是如何绝望!与巴比伦囚困中的犹太人在绝望中创造了耶和华大神并以耶和华之口来传达他们渴望解放的意识一样,绝望中的荆楚先民在屈辱的困境中也自然要创造出自己的生存哲学并推举出自己的代言人。结果,荆楚学人老聃不辱使命,以自己那高不可及的哲思,向中原王室贵族文化率先发难。他从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入手,阐发出与中原正统文化截然对立的世界观。他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损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很像耶和华大神,站在弱者的立场,向统治者宣布弱者必胜的规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一句话,只有给楚国及弱小民族以更多的自由,统治者才可能与之共处,不然,代表弱者的“天道”一定要战胜统治者的“人道”。

  马克思、恩格斯说:“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的直接产物。”炎黄分裂同时也是本属火(华)族内部出现的“南北分裂”:被统治者的“南方世界”最终推出可以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世界”抗衡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道家老子的学说;黄帝正统的“北方世界”最终也推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两者正奇相合,成为发育中华文化最初的具有理论形态的基本酵母。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孔子的“道”强调的是一种君臣上下的礼节关系。老子则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言“中”:“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民鲜久矣。”老子亦言:“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这里的“中”与孔子的“中”不同,前为中止,后为中空。从思维方式上看,孔、老似乎均采源于尚中意识的正、反、合逻辑,不同的是,孔门之“合”的结果是对立面的调和;而老子的“合”则是向原始回归。关于此,庞朴先生表述得极精彩:“儒家是由二进到三,以三来中和二;道家则是由二返回一以一来泯灭二。”寥寥数语,道尽两门真义。

  不同的哲学及其创立者在历史上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德国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贡献在于,前者用“二律背反”从外部规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欧洲神学至尊,从而引发了欧洲近世革命;后者则用“对立统一”从内部规定了世界,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精神聚合为一。前破后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和建设的历史。同样的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学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孔子的儒家学说则将老子解放了的思想进行整合从而将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二者互补且不可或缺。

  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变化,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老子用以“无”为本的“道”否定王族贵族以“有”为本的“道”并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对主义的判断方式来否定王族世界的绝对秩序。世界在老聃眼中变成了一个二元互补的存在:“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在老子看来,贵族以平民为本,其间无绝对贵贱之分,是故“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权威的肯定存在于权威的否定之中;继而,老子告诉统治者:“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放弃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难看出,华夏古文化中的道儒两家当属同一种思维形式发散出的分别反映不同社会利益的文化体系;而这两种文化体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时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火崇拜及其衍生的中华(火)文化。前者在中国历史上更多地为被统治和被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后者在中国历史上则更多地为统治和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两种文化体系在中华文化中相辅相成,生生不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简短的总结

  新生代以来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造成印巴次大陆北部及青藏高原的迅速隆升,空气稀薄、自然震灾与冰川期的到来,迫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古猿人即中国云南开远-禄丰猿人在大量减员后逐渐呈扇形向北、东、南三个方向的低地迁徙,他们进化为最早的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的中华古人。严寒的气候使他们掌握了取火技术,而火的掌握又使他们部分人得以大幅向北推进;另一支沿今已被海水淹没的广阔的南海滨海大平原东进,云南元谋人、广西柳江人、马坝人便是他们与当地土著冲突和融合的后裔。其中有些部族北折并沿东海滨海大平原北上进入日本、朝鲜。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吞没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广大滨海平原地区并大大压缩了中华古人类的生存空间,这迫使其中得以逃生的部分西退至现在中国的华北华东地区,而在中国东部沿海发现的龙山、大汶口、良渚、河姆渡等新石器遗址,则是这部分西退的中华古人与当地原住民冲突和融合后的结果。这部分被海水向西逼退到中原高地的部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从青藏高原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并与中原地区扩张的中华古人——西侯度人、北京周口店人等——发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蚩尤部族与炎黄部族的冲突,及后来的黄炎二族的内部冲突和后来炎黄两部的非对称型分裂。前者导致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后者导致本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的出现。而黄帝族在中原的胜利及随后中原地区主体地位的确立,则保证中华各民族的多元发展始终没有脱离一体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较早地形成了以火文化生发出来的阴阳意识继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迁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华先祖由东亚大陆出发及覆盖整个太平洋两岸、南至澳大利亚的远途迁徙,在与当地土著冲突融合后形成了远古时期以蒙古人种为基本特征、以中华人种为主体人种、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多元一体的人文地理布局,这为中华民族成为中世纪农业文明的引领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天道无情,适者生存,勇者胜。中华民族经过严酷的自然淘汰后来到这个世界,落驻东亚大陆,从诞生那天起,她就开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起改天换地的伟大角色。 诗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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