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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 | 司马迁:将忍辱发愤的精神,注入华夏的灵魂

摩罗 · 2019-09-25 · 来源: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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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所期于族民者,不但穷时需“忍辱发愤,坚忍不拔”,达时亦须“忍辱负重,坚忍旷达”。此种精神如果被一个社会广泛认同,就会内化为民族性格。司马迁之望,在于斯也。

  忍辱发愤,坚韧不拔,是司马迁极力弘扬的精神,也是《史记》的美学风格之一。在介绍《史记》创作缘起和写作动力时,司马迁指出:“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所谓“思来者”,就是跟后世沟通。这种沟通当以民族文化的传承性、民族性格的一惯性为前提。司马迁明确交代,他是自觉地用民族精神中最为强大、光辉的因素,来铸造华夏大族的精神文化。

  越王勾践不听范蠡谏阻,贸然伐吴,惨败。越王担心从此灭国,无以复兴。大臣文种云:“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是换一个语境把司马迁自序的话重复强调了一遍。

  商汤、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均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人物,然而他们无不经历过困辱磨难。他们的成就,正是经由旷世困辱磨难的锻压、塑造与考验,才爆发式地喷涌直上、光昭日月。

  判断一个人能否开创功业、登高至极、成贤称圣,只要看他如何面对厄运、屈辱与磨难。在司马迁看来,人所受的困辱磨难,与他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贡献,具有内在的关联。是君子就不应该被困辱磨难所摧毁,而必须愈挫愈勇,愈辱愈坚,愈磨愈锐。上述圣贤之士,固然人人如此,《史记》中其他许多人物,皆为此属,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少年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青春张良,曾在桥头忍受一老头无理支使。秦相百里奚混迹于奴仆之中,季布将军以奴隶身份戴枷劳作于田头,而且随时有砍头之忧。赵武、伍子胥、张仪、苏秦、范雎,都是受过大磨难,而又能够坚忍不拔,奋然崛起的。范雎的遭遇,比较典型。

  范雎家境贫寒,曾周游列国谋求富贵,未得手,乃返还魏国,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差。他随须贾出使齐国时,齐国知道他智慧过人、口才出众,就派人给他赠送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之类,范雎不敢接受。须贾认为,范雎很可能是把魏国的机密出卖给齐国了,才得到齐国馈赠。回国后,须贾将此事报告给魏国宰相魏齐。魏齐大怒,命令左右对范雎用刑,打得范雎胁骨折了,牙齿断了。

  范雎承受不住酷刑,乃装死。魏齐派人用席子卷着,把他扔在厕所里。并让宴饮的宾客,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

  范雎苦苦哀求看守说:“请您开恩放我走吧,日后必定重谢。”

  看守对他的遭遇很同情,就向魏齐请示说:“我想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

  魏齐宴饮已久,正醉着呢,随口答应说:“行啊,扔了吧!”

  范雎因此才得以逃脱。

  魏齐醒酒之后,忽然明白过来,马上派人去搜捕范雎。范雎则更名改姓,开始了一场恐怖大逃亡。

  久经磨难,范雎终于逃到秦国,有幸得到秦昭王赏识。范雎提出,应该改变外戚魏冉近交远攻国策,实行远交近攻战略,侵伐邻国扩张国土。他还提醒秦昭王,当下太后和贵族权力太大,王权偏弱,不利于国家发展。秦昭王幡然醒悟,赶紧废太后,免宰相,外迁贵族,拜范雎为相,励精图治,遂达民富国强。

  范雎在秦昭王支持下,上承孝公、商鞅图强之志,下开秦皇、李斯统一帝业,是秦国历史上富国强兵、攻城略地的一代名相,为秦始皇最终灭六国、一统华夏打下坚实基础。李斯在《谏逐客书》中高度评价范雎的贡献:“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二十余字的概括,极其准确。

  范雎功勋昭彰,恰是忍辱发愤的典范。

  举大事没有不遭挫折的。只有忍辱发愤,坚韧崛起,才有大成。忍辱的过程恰是磨砺自己的过程,崛起的过程,更是修炼提升自己的过程。

  越王勾践失败之后,卧薪尝胆,谋求复兴的故事,妇孺皆知。他究竟如何忍辱负重的呢?司马迁有一段描述:

  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中国古代所奉圣人,限于华夏核心地区,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南越北狄,有待圣教风化,何圣之有?然而这段文字,与《五帝本纪》、《夏本纪》中描述舜和禹的文字,文化基调、感情色彩完全一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崛起的精神,完全是圣人精神。他在忍辱发愤的过程中,把自己塑造为尧舜禹汤那样的圣人。这是忍辱负重的最高境界。

  《史记》所事,在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著史之旨归,尽在匡扶社稷,治国平天下。所谓忍辱发愤、坚忍不拔者,即是勿在困厄中意志崩溃而随波逐流,亦勿在困厄中绝尘远遁而餐风饮露,唯应在困厄中拔地而起,建功立业,肩负社稷之重。此其所望于同侪、所托于族民者,何其厚也。

  建功立业需要忍辱发愤,守成则需要忍辱负重。周公旦事迹颇可为此注脚。

  周成王继嗣武王时,年幼不可亲政,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周公以吐哺握发之诚,经天纬地、协和万邦,遂成一代巨圣。

  可当时许多人对他有误会,谣诬周公要谋逆作乱,说得成王忧心忡忡。周公有口难辩,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殃及国祚,只能远走他乡,自我消失。后来成王在宫廷府库中,发现周公祀神作法的档案。那年成王病重,命在旦夕。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河祷告说:“国君年幼无知,由我当朝理政,若有祸殃,请降临我身。”古人观念,均信鬼神灵验,祀神祭鬼都特别郑重其事,指甲沉河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成王因此深受感动,立即诛杀诽谤周公的大臣,着人把周公请回王宫。

  《蒙恬列传》和《鲁周公世家》中,都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蒙恬列传》中原文是这样的:

  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史记·蒙恬列传》)

  此类事以前也发生过。周族伐纣得胜次年,武王大病,满朝惊恐。周公于是准备了许多玉璧玉珪,为武王祀神作法,向神灵祷告云:众多兄弟中,只有我多才多艺,最能娱乐鬼神,神灵要收就把我收去吧。大兄姬发肩负社稷之重,累于安定万民,并非多才多艺,不善侍奉鬼神。只要你们收我去,我把这些玉璧玉珪,全都送给你们。周公此事时人不知。直到周公辞世之后,天象激变,震惊朝野。成王率百官开金縢书,才看见记录此次祭祀活动的记录。(《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旦虽然未登天子位,但他是历史上公认的巨圣。古代流行的巨圣排序,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文是周文王,武是周武王。七个巨圣,周公是唯一一个无天子身份者。周公当之无愧。

  他不但最能忍辱,还最能牺牲自己。为了江山稳固和万民太平,随时可以捐身成仁。上述两个祭祀仪式,都是用己命换天子健康。面对满朝谣言和猜忌,他不辩不怒,宁愿背负诬陷、牺牲名节,以保大局。

  周公故事说明,国祚底定之后,维护大局,保守大业,同样需要忍辱负重,坚韧旷达。

  汉室初兴,天下甫定,急需各路王侯和广大朝臣,跟天子一起同心戮力,稳定大局,建构权力秩序、行政体系和运行机制,带领社会恢复生机、重返繁荣。原本分散作战的王侯,要汇聚一起共理朝政,难免有利益纷争,难免相互怀疑、相互猜忌、相互抱怨,难免经历磨合的别扭和摩擦的阵痛。这时候,需要像征战时期一样具备忍辱负重、坚忍旷达的意志和胸襟,需要克己奉公、共担天下的理想和境界。

  然而,刘邦和他的王侯僚属,恰恰没法共度这个难关。各路王侯多想着扩大自己的利益,各自拥兵自重,据国傲世,各逞酒色生杀之快,各享称孤道寡之荣。中央王朝难于调配天下资源,更难做到令行禁止。长此下去,天下必将重归动荡,甚至四分五裂。于是天朝与王侯的较量日甚一日,最后爆发了一次次反叛和一次次平叛。初封八王,韩信、彭越、黥布、韩王信、臧荼、卢绾六人,因反叛而当世灭国,张耳多智,维持到二世失爵。唯长沙王番君吴芮,克己制欲,心正道直,以天下为重,传爵五世,以无嗣断绝。

  为剿灭六王,耗尽天下资财,疲惫天子心力,斫伤高祖身体,导致高祖立国七年即能尽西归,给吕后乱国留下档期,汉初社稷和华夏礼法均遭重创。

  倘若八王齐心共佐天朝,群臣同德勤勉事政,则种族繁荣在即,社稷血食不绝,天下何幸哉。

  苏轼曾批评高才盖世的贾谊,“是亦不善处穷者也。”(苏轼《贾谊论》)汉初韩信、彭越、黥布等,则可谓“不善处达者也”。司马迁所期于族民者,不但穷时需“忍辱发愤,坚忍不拔”,达时亦须“忍辱负重,坚忍旷达”。此种精神如果被一个社会广泛认同,就会内化为民族性格。司马迁之望,在于斯也。

  (原载经崖国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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