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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方《我们的土改工作组》│从土改中学习之四

袁方 · 2021-06-26 · 来源: 彼得格勒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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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按

  革命后如何消除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用反共分子喜欢的方式来说,如何“改造人性”,本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

  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检讨会上说:

  “在斗争地主时,大伙儿都说地主坏;可是自己总觉得地主有什么坏?有一点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来说,就不一定做过坏事?”

  剥削本身即为罪过,这个浅显的道理,对于视剥削为理所当然的人来说,却要经过困难的思想斗争才能理解。

  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内心就全然想碰上一家可以吃一顿米饭或是烙饼;而且常常在派饭后,来一次汇报:“同志,你今天吃得如何?”“吃得如何?”就包含了“比一比好坏”的高人一等的念头。

  和上一个类似,相比别人吃了什么,农村土改的斗争生活还有千百件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关心,本不该工作组内闲扯的情况,这动机就只好解释为找安慰或找优越感了。

  群众斗争在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一个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老干部说:“我第一次参加土改时也是如此。”

  知识分子从缩手缩脚,到放心地跟着群众一起或哭或笑:这就是革命思想与革命群众的结合过程。

  (录入者 江风 按)

  袁方是解放前的主流社会学家陈达的学生。袁方在解放初积极参与过社会改造运动,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8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本文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敏锐观察了几种类型的土改干部,他用自己的一套术语,把这些人分为工农干部,准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干部。从现在来看,本质上是:工农出身而融入阶级斗争的一类人;在革命的风口上参与进来了,但思想上对社会革命抱有一定距离的人;受过较多教育而融入阶级斗争的人。有意识的促进这三类人的互相促进、及时分化,在21世纪也是一个现实话题。

  在文章中,袁方很是生动地勾画了一位“知识分子工农化干部”的瞬间:

  好比我们的组长,每天晚餐后,习惯的歌唱一番,或者拉一拉二胡,在半明半暗的卧室里,高声的“骂一声,蒋介石,你不是人也作人,打不倒蒋匪不回家门,”或者唱着:“地主吃的鸡鱼肉,穷人吃的菜窝窝头,”唱毕把二胡一挂,倒在坑上,蒙头就睡。

  

  我们的土改工作组,有十二位同志:五位老干部,七位新干部。

  老干部中,三位是工农出身的,内中有一位是女同志,一位是工作组的组长,他们都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里长大的,参加过多次的土改工作,实际的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两位是知识份子工农化的,他们早背叛了原来的地主阶级,投降到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老区参加过革命工作。

  七位新干部,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教员,其中有两位女同学,三位男同学,都是第一次参加土改的。在老干部领导下,一方面学习经验;一方面也是自我改造。他们一向过的书本中的生活,和现实的社会,隔膜得很。有人说着笑话:土改的土字,要是下边一横写短了就是士字,那么土改就成为士改了。土改是可以改造知识份子的。这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最好的场合。因之,七位知识份子,只能说是准工农化的干部。

  老干部照顾新干部,是非常热诚的,表现出高度的阶级友爱。在共同的革命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工作、吃饭、扯谈、睡眠、以及开生活检讨会,总之,一切活动,都是不分彼此的互相帮助,共同参预的。大家在工作里结合得非常融洽,我们十二个人,好像一个人,彼此见了面热诚的从心垓上流露出同志的称呼,工作组里,只要一听到同志两个字,真是再亲切不过了。

  

  工农的、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准工农化的干部,是我们工作组的三种成分,这三种成分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典型。

  三位工农干部的生活方式,明显的自成一个格局,红润的脸色,内心和外表的一致,爽直的语言,喜悦的笑声,“说实话办实事”的作风,坦白、真诚而又战斗的性格。个人间,容有不同,全面看完全是和谐的。思想、行为、态度、言语和表情、人生观,无论出现在哪一种场合,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这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常说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

  在斗争地富阶级的群众大会上,工农干部看地富阶级,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说:“所有的地主都是靠喝穷人的血汗为生的。所有的地主都是坏蛋!”因之,他们自始至终,扳起严肃的憎恨的脸孔,战斗的姿态,子弹式的腔调,镇压眼前的剥削阶级。

  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到老干部的战斗的姿态,群众的愤怒的情绪,丧家之犬的地富们的颓丧,就流露出怜悯的感情。一个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老干部说:“我第一次参加土改时也是如此。”准工农化的干部,每一个人都多少有这一种感情;而且他们还很快的联想到自己的阶级出身,想到家里人也有这么一天,不由得不心痛起来,怀疑起来。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检讨会上说:“在斗争地主时,大伙儿都说地主坏;可是自己总觉得地主有什么坏?有一点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来说,就不一定做过坏事?”

  新干部,在外表上虽是穿上干部服装;可是他们的头脑里,还深深的埋伏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干部服装掩饰不了他们原来的阶级特征。

  在阶级敌人的前面,老干部的立场是坚定的,斗争是彻底的;准工农化的干部是动摇的,斗争是温和的。

  开会和处理实际问题,同样可以看出新旧干部存在着不同的特征。以群众关系来说,老干部和群众好像鱼和水一样;新干部和群众,好像油和水显得不大调和。

  在群众的会议中,老干部一点也不觉得疲劳,集精会神的注意倾听各种意见,然后归纳综合成为共同的意见。群众有什么要求,他们有同样的要求。他们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老干部说:这就是群众观点。不但依靠群众,而且信任群众,老干部笑,群众跟着笑;群众的痛苦也就是老干部的痛苦,他们和群众痛痒相关,休戚与共。

  老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说着农民自己的语言,通过具体情况发现问题,按照具体情况处理问题,很少教条和理论,实事求是,经验是行动的指南。

  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在发现问题,掌握会场的时候,和工农干部的观点与方法相同,同样的在群众场面有忍耐倾听意见和综合各种的修养。只是在报告时多少带一些书本上的名词,比较的严肃比较的有时间观念,不像工农干部随便扯谈,穿插群众熟悉的笑话,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他们在会议的进行中,有时,看一看表,怕会议拖得太长,工农干部,就很少有这个习惯。

  准工农化的干部,在每次的会议里,总感觉得疲劳轰炸,常常看表,显出焦急的神色,看问题和处理问题,不是按照书本上的理论,就是按照个人的兴趣,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总带着怀疑的态度,超阶级的观点,非常的浓厚,好比老干部看农会的会员,首先要搞清楚对象是个什么成分,抽象的农民是不存在的;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农会会员,同样的都是农民,正是因为老干部首先要辨别农民的成分,是雇农、贫农、中农?敌我友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因之他们掌握会场时,不是抽象的开会;而是在会议中发现各种不同成分的意见,了解不同的情况,会议里就存在着客观的规律,不忍耐,当然不能掌握。准工农化的干部,抽象的看问题,抽象的看农民,加上主观和怀疑的态度,因之客观的情况,常常和自己的兴趣对立起来。在漫长的会议里,他们是孤立的,浮在群众上面的,没有和群众息息相关,会议当然成了他们的负担。

  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似乎又成为一种典型,在斗地富阶级时,与工农干部一样的坚定和彻底,只是生活习惯上多少有些两样,介乎工农的和准工农化的干部中间,好比我们的组长,每天晚餐后,习惯的歌唱一番,或者拉一拉二胡,在半明半暗的卧室里,高声的“骂一声,蒋介石,你不是人也作人,打不倒蒋匪不回家门,”或者唱着:“地主吃的鸡鱼肉,穷人吃的菜窝窝头,”唱毕把二胡一挂,倒在坑上,蒙头就睡。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的脸色,就没有工农的开朗,显得严肃。工作余暇,往往倒在坑上沉思。准工农化的干部,总是小圈子主义,几个人在一块儿,搬弄一些名词术语,开开玩笑或是想入非非;有的拉长脸孔,显然是在闹情绪了。

  工农干部和老乡们的感情是结合在一起的,老乡们来到工作组,老干部总是愉快的热诚的招待他们,家里人一样的,没有丝毫客套;可是新干部和老乡们总有距离,有时觉得他们来了,内心上有些不习惯,情绪上有些不调和。

  工农干部看到窝窝头,有喜悦的颜色,尽管一碗油少盐多的白菜,还是大嚼得津津有味,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同样过得惯这种生活,只是用膳的习惯稍有不同,正如工农干部说的“是那么慢吞吞的”,“没有咱们嚼得痛快,”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到窝窝头,愁眉苦脸,半个要吃上半天。

  我们工作组,请了一个炊事长同志,替我们做饭,我们吃了一个多月的窝窝头和白菜。工农干部没有一点怨言,一提到说就想到人民的血汗,吃是多么不容易的事,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有时还面有难色,准工农化的干部,那就认为是在吃苦了,后来我们停伙了,在农民家里“派饭”,贫苦农民吃什么,工农干部就吃什么,压根儿没有比一般老乡们吃得要高人一等的意思,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有时还开一开玩笑的说:“你要我上你家吃饭,是不是今天做一顿包饺呢!”虽然他们不一定要吃一顿包饺,不过他们的意思里,多少还希望有一顿好的。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内心就全然想碰上一家可以吃一顿米饭或是烙饼;而且常常在派饭后,来一次汇报:“同志,你今天吃得如何?”“吃得如何?”就包含了“比一比好坏”的高人一等的念头。

  

  从生活细节中,观察和比较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存在上述不同的三种生活方式。工农干部和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种类上的不同;老干部和准工农化的干部,有很多地方是种类上的不同了。老干部的生活方式在在都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表现,新干部还深带着原有的阶级特性,例如对地主的怜悯,以及抽象的看问题,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种类上的分别。

  尽管工农干部,表面看起来有些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土包子”气,知识份子可别看不起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文化水平低是可以提高的。他们在掌握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念过大本头的书,可是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们和群众的关系,好像水与鱼,这是知识份子很难做到的。知识份子口头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得也许比工农干部漂亮得多;可是一遇到具体情况,就手足无措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有的知识份子在行动上简直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南辕北辙;可是老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好的说明。

  知识份子的文化,如果不能结合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人民的血汗上那是一种装饰,一种剥削的象征。工农看知识份子是“文明人”,“文明人”就是不切合实际。我们从工农干部的身上,看到了新型知识份子的远景。从准工农化的干部,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到工农干部,看出了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只有坚决的背叛原有的阶级,坚决的投降到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改造。

  

  我们的工作组是一个大的熔铁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在这里逐渐的开始熔化、淘汰,一个多月的土改工作,新干部清楚的认识了自己改造的道路,而且有形和无形的在蜕变。准工农化的干部中有一位女同志剪掉了辫子,她说剪辫子就是表示否定过去女性的虚荣。其他的同志都多少发现了自己原有的阶级特征,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发现错误,就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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