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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幽灵一直徘徊在神州大地——论文革的失败与成功

作者:正宗草民  更新时间:2016-04-18 21:51  来源: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红星

失败与成功

  失败者,成功之母也。草民这是有感而发。但之于文革而言,则很难用简单的一句“失败了”或“成功了”来作结。为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长远和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以及美好前程计,靠一次文革是远远不够的,毛主席在这方面是早就说过的。走资派至今还在走——当这个成为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共识时,事情就好办了。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呐。听闻马英九先生的老师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熊教授主编了一本书,于是就拜读了已经在中国大陆发表的那部分,其中就有对“毛泽东时代”和“文革”的专论。读后草民又要感叹了:没有新意,毫无新意啊,实不足以称作“研究的成果”,美国的政论家也会“抄袭”这一手哟。当然,老师的有些话做学生的——如马英九断不会说,比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自主,建立了新中国,从此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上。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将中国带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经济总量进入全球前两名,将中国带入疾速发展的快车道。”——这是全世界地球人皆知的事情,教授(以下即如此称呼)承认了,他的学生马英九就不敢承认,因为他是国民党党员、死皮赖脸的“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不愿意视8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13亿中国大陆人(主要是人民群众)为“骨肉同胞”,“九二共识”所表达的“一个中国”,也天才知道究竟是指哪一个。任凭一具政治僵尸立在那个番薯型的岛上,而马英九们认为是大陆当局的仁慈还是rr,那你就仁慈去吧,rr则更好,台湾要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不要大陆同胞——当然,大陆的有钱人旅游去台湾“送钱”是“欢迎”的。不过教授的那句“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就很有点莫名其妙了。蒋介石先生治下的中华民国到过“世界舞台的中央”吗?没有!绝对没有!蒋介石先生只有做“我是大国领袖”美梦的份。而真正到过“世界舞台的中央”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教授大概不会健忘,中国那时候是第三世界的“领头羊”,中、苏、美三极之一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握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手说:“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看看,听听,多自信,多豪迈!其时的中国,正屹立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重返”之说不合实际,也无从谈起;而且,“gdp老二”的显赫反倒使中国退出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跟着美国并与之一起“最严厉制裁朝鲜”,给人的映象仅仅是gpc、bx,如此而已,别无它哉。

  谈论和评判中国,谁也绕不开新中国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犹如巍巍昆仑,屹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中国人、外国人对之褒也好,贬也罢,或褒贬兼有之,都将只是良心有无、公正有否的试金石。而评判毛泽东时代,又无法绕开巨人毛泽东和“文革”。教授亦然。但是,“文革”不是哪么容易评判的,堂堂政治学教授也不得不采用了“拿来主义”,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被证明是悲剧性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的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这样的语言为“文化大革命”盖棺论定: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所以,草民说教授是在抄袭,所抄袭的内容权威是足够权威的,但在中国人读来就毫无新鲜之感了。进而教授也似乎不太懂汉语,“内乱”的高冠戴在“文革”的头上,明显有张冠李戴之嫌,教授却照抄了,自然就情有可原矣。教授引用了邓小平先生的不少话,却又忽略了自己对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仔细研究与考证,也似有人云亦云的不太科学的学术风气。一个美国的政治学家当然不会关心别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把别国的经济建设作为关注的重点。看来教授很满意也很欣赏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但他恰恰没有发现邓小平先生的“十个如果”,忘记了邓也是一个资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授如果拿“十个如果”来与时下中国的现实做个比对,就可能会惊呼:天哪,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难搞得多哟!

  教授确实是“拿来主义”的高手,在对毛泽东进行了一通赞扬之后,便拿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的话,轻轻一笔否定了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当环境和条件改变时,领袖如果不愿意改变,那他大概不适合带领这个国家进入另一个阶段。”教授于是进一步不切实际地下断言道:“没有人怀疑毛泽东要把中国带入富强道路的坚强决心,但现实却给这位历史巨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留下的是一个并不发达的中国。

  固守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将斯大林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视为社会主义的标杆,对市场的恐惧和对知识分子的严重不信任,历史证明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还是请教授去读一读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末段吧:“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另外,再读读这段话:【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同样是邓小平说的话,两头一对照,顿时能让人啼笑皆非······

  教授抄录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借此请教一下教授,今日之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请看:“贫富差距大、贪腐官员多、民营企业家普遍行贿、政府乱作为和不作为,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环境被破坏,教育不公平,医保不公平,工人下岗,农民工讨薪被打”——这是一位叫周永森的先生(“文革”的反对者)所例举的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现象,而其实,更可怕的还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被攻陷,它直接导致许多的年轻人丧失了本应有的旺盛斗志、远大信仰和正确的人生前行的方向。在他们看来,除了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儿女,就没有什么追求的东西了。这是一种“人生近视症”,严重者还不如盲人朋友。——就凭周永森先生例举的那些,实际上也足以“否定社会主义”了。教授能够知晓和赞扬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但永远不会理解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文革”。当然,这不是教授的错。

  按照中国官方说法,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和“文革”结束40周年。然而,让人们看不懂的是,“文革”竟然“死灰复燃”,一句“要反思”和“文革历史悲剧”,触发了某些主导派人士的翩翩联想,那个什么“正义”使他们把“唱红打黑”看作是“文革式运动”,于是就批判、就打击,终于,那个“唱红打黑”的倡导者被送入秦城“享清福”去了。但坦率地讲,罪有应得归罪有应得,“唱红打黑”是人民群众鼓掌称快、积极参与和热烈拥护的净化政治、经济环境的大好方式。而一些自命不凡者的作为,却简直比他们口诛笔伐的“文革”还要“文革”。而唯恐中国不乱、不资的极右派势力,也连篇累牍地在网上频频发文,旨在泼灭“唱红打黑”的腾腾烈焰。他们得逞了,期盼着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最大多数的老百姓失望了。难道黑恶势力只存在于一地一城嚒?难道十恶不赦的黑恶势力是在一夜之间做大的嚒?

  较之于人民的对立面,左翼人士除了无权少势之外,在道义上自然更占优势,但这是微不足道的,也于事无补的。教授之类不会明白如本草民之类的中国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到底如何,不要说美国的教授,即使是当下的中国官员,又有几个在真正关切咱们老百姓的关切呢?左翼人士倒是在关切老百姓的关切,替老百姓代言;但关切的主要手段是运用“网络四大”,草民更喜欢将其称之为“网络文革”。一篇篇直议、回顾、赞扬、探讨“文革”及其成因与失败还是成功的文章,纷纷见诸于网上,并业已形成一定的气候。毫无疑问,“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观点便是无奈的、中庸的产物。然而,左、右两派势同水火,笔战也就无法平息了。右翼势力在批判和否定“文革”上捶胸顿足、唾沫横飞,在关心老百姓切身利益上默默无声、冷眼而视。这种情形的产生,与前三十年无关,却与后三十年直接有关。“富二代”、“穷二代”和“弱势群体”等名词在主媒上的出现,表明改革违背了总设计师的改革宗旨,而滑入了邪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社会主义”已成空头招牌,还谈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呢?中国的老百姓,走了一条从“弱势群体”到“强势群体”,再到“弱势群体”的曲折之路,这是一条可歌可泣、可喜可贺、可悲可叹的道路,也是一长段耐人寻味的中国历史。三段历史记载着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不可遗忘的历史人物。其中唯有毛泽东找到了破解历史周期律的最佳办法,左翼人士正是用反证法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英明果断和与人民永远紧密相联的崇高和博大的情怀!

  话题还得回到“文革”的成败上面来。

  教授引用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这样的语言为“文化大革命”盖棺论定: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错,“文革”是“浩劫”、“动乱”、“内乱”的出处就在“决议”,这当属一级权威。中国“内乱”了,长达十载,“罪”在毛泽东。所以,中国必须搞改革开放,即:中国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一部电视剧歌赞了邓小平,说他转折了中国的历史。该剧的编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自我陶醉还是栽赃陷害,硬是把“转折历史”的罪名强加给了“他们的领袖”邓小平同志。须知汉语用词有时是很严格、严肃的。“内乱”是给“文革”瞎戴帽子,“转折历史”也是对邓小平名誉的最大伤害。不信,不服,去查词典,去通读邓小平文选吧。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邓小平同志,不会也不可能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则他将成为欺师灭祖之辈,天下也将大乱——真正的内乱了。这也是当年他“力保”毛泽东的缘由。然而,有些人,“共”字号的,还是“右”字号的,总是习惯于对邓小平理论断章取义,有利于“资改”的信手拿来,不利于“资改”的统统舍去。邓小平曾有过明确的指导性意见:“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还强调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他又警告:“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的谈话】(一九九○年七月三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邓小平以后的问题是,邓小平同志的有些关键性的话语,对某些掌权的关键性人物并没有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反而我行我素,自大自满,纵容党内党外的反毛、反社势力,把中国弄成了今天这副样子。邓小平原先认为毛泽东在几十年间艰苦奋斗的实践不行,需要另搞一套,名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仍苦口婆心地提出要做到四个坚持,等等;而迄今为止的结果,会让邓小平畅怀大笑吗?

  任何人要对自1949.10.01以来的中国评头论足、褒贬抑扬,都应该好好学一学《毛选》、《邓选》,而且更要参照现实,抛弃政治偏见,眼睛能看清楚中国老百姓的神情。

  客观公正地看待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正确理解与评判“文革”,绝不能靠三言两语就妄图做到,中国人做不到,外国人更不行。当然,洋人们可以指点中国的人、中国的事,但终归像隔靴搔痒,像盲人摸象。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2009年的“诺和奖”颁奖仪式上感言道:“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这话前半句无中生有、乱加罪名,后半句信口开河、自以为是。尼克松两度访华,毛主席两次与之会晤。尼克松离任后的那次访华时对毛主席说:“离任以后,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我们可以相信,尼克松先生的回忆录中不会有“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之类的话,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迹象的描述。所以,奥巴马很有趣,熊教授很牵强,在评判“文革”问题上,至少如此。

  时间将会继续证明,被谓之“失败的文革”远比“成功的改革”来得更显其历史意义的深远。

  “文革”的幽灵一直徘徊在神州大地上······

  2016.04.18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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