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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词藻包装下的真实心声——评胡德华和胡德平的“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大无畏”

作者:石兴国  更新时间:2016-12-26 18:46  来源: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晨钟

  在美丽词藻包装下的真实心声

  ——评胡德华和胡德平的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大无畏  

  石兴国

  2013年5月3日,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在江西井冈山参加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85周年学术研讨会,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和30年前相比,当下中国改革迎来关键节点,面临更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借鉴历史的基础,我们不能躺在30年前的改革成果上睡大觉,而是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开拓思路。现阶段的改革创新需要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指导改革在理论上应该大无畏,思路上要更加开阔。” 胡德华的“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大无畏”,词藻确实美丽。据说胡耀邦对儿子言传身教,影响深远。胡德平说,胡耀邦对他的最大影响是“教导我们要诚实,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唯唯诺诺。1975年,传出要批判《水浒》。而父亲在一百二十回《水浒》的第一页上,写上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并将这本书送给胡德平。俗话说:察其言,观其行。从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胡德华和胡德平的言行,我们可以大体看出他们在美丽词藻包装下的真实心声。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仅是政治要求,而且是政治纪律。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是全面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党中央看齐,做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必须是具体的,不能光口头讲讲,要落实在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上;必须是坚定的,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让我们分析一下胡德华和胡德平在“当下中国改革迎来关键节点”,提出的“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大无畏”到底是什么,同党中央是保持一致,还是背道而驰。

  一、所谓大智慧”——如何记取苏联和苏共解体的教训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需要大智慧。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胡德华和胡德平是如何记取苏联和苏共解体的教训的。

  网上流传, 2013年初,在一次讲话中,习近平说:“为什么苏联和苏共会解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2013年2月27日,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表露了他的“大智慧”,开门见山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习近平:“在网上流传的中央领导的讲话,我也是看了这个讲话后心情非常沉重。”“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呢?因为我对网上的观点有保留,甚至有的不同意。但是今年春节前习总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谏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我就不怕了,最多我说的也就是批评,连尖锐都说不上,算逆耳的真话吧。我想说,网上的中央同志对苏共垮台,感到非常痛心,甚至感到苏联人民在危机中‘竟无一人是男儿’。” 简而言之。他的“逆耳的真话”就是反对习近平这个讲话中所提到的应当从苏联和苏共解体中吸取的教训。

  胡德华的逻辑是:既然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变质了,苏共就应当解体,共产党就应当下台,苏联就可以解体,社会主义制度就应当改变,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就不应当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起来抗争,而听凭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和苏联解体,人们也不能批评:“竟无一人是男儿!”相反,冷眼旁观才算“男儿”。

  胡德华说:“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起反帝反修的火红年代,1964年7月14日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第九篇)一文。”在详细引用了其中批判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论述后,他说:“这就麻烦了。九评说的苏共不好,而且我记得还要打倒苏修呢,甚至还真开了战,缴获的T-62坦克今天还在军博摆着呢。九评可不是假的,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曾经为九评反修骄傲过,自豪过,认真努力学习过。我估计今天的领导也不会忘记吧!”他这样讲,显然只是为了反诘“今天的领导”,并不是真正信服九评中的论述。

  胡德华说:“现任俄共的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源于苏共对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对于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甚至对于真理的垄断。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垮台就没有什么了,值不得大家悲伤,也不值得难受。”我们不知道久加诺夫观点的出处,是否断章取义。但久加诺夫所讲的三条的实质,分别指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就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样,胡德华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也就一清二楚了。

  胡德华责问:“我觉得我们对于苏联的历史,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我们到底了解不了解,知道不知道?如果说我们连基本事实都不知道,连俄罗斯人民想什么爱什么拥护什么厌恶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对于苏共的垮台,我们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应该高兴呢,该难过呢,还是不该难过?我觉得我们连一点判断的基础都没有。不了解情况就下结论,是不谨慎的,是会闹笑话的。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目前俄罗斯的现状还有苏联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叛变苏联就完蛋了,还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我们埋怨了所有的人,埋怨苏联的领导人背叛,埋怨苏联人民没信仰,埋怨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唯独不从内因查找问题。这对吗?这符合辨正唯物主义吗?”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正因为胡德华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他就难以回答这些结论最清楚不过的问题。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却要别人去回答他的责问,岂不是要“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事实用于雄辩,只要正视历史事实,我们不难正确总结苏联和苏共解体的深刻教训。

  第一,苏联和苏共解体,主要是由于苏共党内形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产生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大学演讲中袒露了心扉:“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高位才会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的妻子支持我不懈努力的往上爬。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铲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上百的记者以为我会哭泣,我没哭,因为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亚洲的社会主义也应该被消灭。” 戈尔巴乔夫是如何绞杀苏联的呢?他在苏共内部不断培植和壮大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势力,他搞财富诱惑,使腐败泛滥,在整个任职期间,把那些反对他的党政领导干部一个个罢黜掉! 60%的部长被更换,82%的州区书记被更替。让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士上台。因此,在他后来宣布苏联和苏共解体时,无一高官站出来振臂一呼。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谁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叛国贼?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怯懦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

  第二,苏联和苏共解体,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全面破坏。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苏联也进行过轰轰烈烈的经济政治改革。苏共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以经济改革为名,大搞国企私有化、自由市场化将大量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同时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迫切希望共产党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渴望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使得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于是在经济改革之后,紧接着进行政治改革,搞多党制,宪政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设计的标准化程式,还美其名曰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就在这样的改革中最终趟过深水区完成了对苏联和苏共的攻坚,也就是最后一击。据一些西方学者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当时有超过80%的苏共高官希望共产党垮台。

  第三,苏联和苏共解体,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是由于“他们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而这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控制舆论的结果。他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并使之妖魔化。他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例如,他上台的第三年,就亲自出马下令取消高中历史考试,并说:“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就使美国和西方的第五纵队在整个舆论界中横行。有些“精英”,甚至如普京所痛斥的:“像走狗一样到外国大使馆乞食”,他们与境外媒体遥相呼应,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地毯式轰炸。戈尔巴乔夫不仅不制止,反而说这是“言论自由”而大力支持。他搞多元化,各类组织层出不穷,刊物五花八门,到1990年,非正式组织高达9万多个,苏共反而被边缘化化,从苏联人民到苏联军队的思想都被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搞乱了。最后,也就必然出现“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的历史悲剧。

  对此,胡德华竟说:“说苏联人民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男儿?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开枪开炮,横冲直撞的军人就叫男儿呢?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苏联红军是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他的对手是外国侵略者,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是英雄吗?是男儿吗?我恰恰觉得有着反法西斯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对于下达开枪镇压百姓的命令,敢于抗命,不怕上军事法庭,这才是英雄,这才是男儿,所以,我觉得苏联红军都是男儿。我听说,政变集团曾命令克格勃抓捕叶利钦,但是有几万苏联人民自动拿着铁锹洋镐保卫叶利钦,克格勃当场还打死了民众,但苏联群众并没有后退,没有害怕,没有散去。苏联有的是男儿,关键是男儿站在哪一边。我心情也挺沉重。”

  胡德华责问:“目前俄罗斯从历史上讲是进步了、解放了呢?还是俄罗斯人民又回到了水深火热之中,俄罗斯人民又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了呢?反正我知道,在俄罗斯选举一人一票,俄共得票百分之十几,只能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俄共。”

  历史事实是:苏联和苏共解体以后,莫斯科的亿万富豪数量暴增,荣获世界第一。数千万工人下岗,流离失所,贫困潦倒,社会大动荡,整个苏联高达1800多万人贫饥而亡,寿命大幅度降低,男子平均寿命54岁。2015年,俄罗斯人均月工资为3.3万卢布,约合2800元人民币,而同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就达到3072元人民币。按照俄罗斯的贫困线标准月收入低于9662卢布(约合840元人民币)预计,2016年俄罗斯总人口1.43亿人将约7000万人中即将近5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俄罗斯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110位富豪却持有全国35%的财富。93.7%的成年人的全部家当不足1万美元。这难道不是“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苏联和苏共解体15年时,俄罗斯人就说:戈尔巴乔夫是掘墓者,叶利钦是盖棺材子的。谈到“俄罗斯选举一人一票”,在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参加总统选举民意调查仅得0.5%的支持率;叶利钦下台时支持率不足2%。叶利钦搞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休克疗法彻底失败。在任期间。他只敢谈民主、改革、市场、自由等等,始终不敢谈要在俄罗斯搞资本主义。至于说到“俄共得票百分之十几,只能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俄共。”可以设想,如果胡德华引用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话属实,那么一个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俄共,想必也不会得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拥护。

  普京上台以后,也在从苏联和苏共解体中吸取教训,他从反腐败、反特权入手治国先治吏,正人先正己。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率先公布财产,下面官员必须跟上。不准高级官员在海外银行存款,因此,当欧美冻结俄罗斯官员海外财产时,官员笑了,引以为豪。他还回过头来推进经济国有化,到2009年,俄罗斯国有经济已占国民经济总量的60%,这样一来,国家有了宏观经济控制权,也就稳定多了,民心大安。他还解密苏共档案,以正视听,客观评价斯大林,2008年电视投票,评价俄罗斯自古至今的历史英雄,斯大林列第三位。普京评价斯大林,分三个部分,两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大体上也是三七开。他高调纪念卫国战争,全国各地阅兵,国歌、军旗改回苏联时代。并修改学生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为面向未来。中国从苏联和苏共解体中记取教训后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走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警钟长鸣,防止在我们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物,防止导致类似苏联和苏共解体的那些因素继续发酵滋长,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全面破坏,防止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失去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最终也导致中国分裂和中共解散,重演那种在剧变之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的历史悲剧。

  另一种是忘记初心,向后倒退。胡德华就是这样。他开出了避免中国发生类似苏联和苏共解体历史悲剧的药方。他说:“怎么办呢?能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力精图治,锐意改革,再选上来,这样执政的合法性源于人民授权,而非枪炮刺刀。”“一个执政党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能不能继续下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疏,一种是堵,如果说的更加具体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是坚决镇压,不许说话,不许讨论,不许有不同意见,更不许有尖锐的意见。如果更进一步说不管谁要反对我就跟他干,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顺应民意,把真相都告诉大家,求得人民群众的谅解。象蒋经国在台湾,反省对2.28起义的镇压,反省戒严,反省特务恐怖统治,求得反对派和台湾人民的谅解,选下后再选上来。象南非总统曼德拉对白人种族主义都采取民族和解的态度,没有流血,没有仇杀,没有清算,大家结束过去的不幸,共同创造了南非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正确明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能不能有一个自由讨论的气氛,能不能让大家知道真象,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如果说连这一步都没有,大家什么真相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该保卫还是不该保卫,该保卫谁还是不该保卫谁呢。这样只能产生义和团,只能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再一次的灾难。”

  胡德华开出的药方,其真实心声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即胡德平等一再鼓吹的 “宪政改革”。对“宪政改革”,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分析。胡德华则变本加厉提出要以国民党在台湾搞的“民主”为榜样,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源于人民授权,而非枪炮刺刀。言下之意,现在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真是颠倒是非,荒谬至极。

  对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稍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都会知道,那只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两院制也好、三权分立也好、多党竞选也好、总统制也好、内阁负责制也好,都改变不了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命脉和国计民生,控制着选举资源的情况下,胡德华津津乐道的“选举一人一票”,不过是资产阶级选择自己的代理人的游戏,议员和官员只可能代表资产阶级这个派别或那个派别的利益。历史事实表明:

  第一,西方议会民主制即使在发达的和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已经弊端百出,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闹剧,韩国总统亲信干政被弹劾的丑剧,就是实例。

  第二,西方议会民主制在发展中国家劣迹斑斑。多年来,美国实施霸权主义政策,伙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销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价值观,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支持反对派搞局部战争和颜色革命,不仅将原本富裕和安定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恐怖主义横行,难民危机席卷欧洲。本国内部也是民怨沸腾。

  第三,胡德华作为“样板”倍加赞扬的国民党在台湾搞的“民主”原形毕露。共产党和国民党在1992年“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平台,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共同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才有了胡德华在2014年12月11日,担任“爱和平”访问团团长,由解放军7位上将、19位中将、29位少将的第2代子女组团跨海访问,赴曾是国共军事最前线的金门,与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见面。可是,当时他所强调的“两岸苦难一页已翻转过去,今后要世代和平友好,让人民更幸福。”不到两年就成了泡影。国民党政府违背国共两党合作会谈承诺,提出什么“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政经分离,只想享受大陆提供的经济红利,却不愿在两岸政治谈判签订和平条约上跨出一步,以“独台”姿态应对奉行“台独”路线的民进党。结果在选举中连续大败。让民进党控制了政府、议会以及大部分都会城市和县、市。如今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被民进党追杀,处于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还能侈谈什么以国民党在台湾搞的“民主”为榜样。我们暂且不谈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民主革命期间反共反人民造成的灾难,就是对蒋经国在台湾搞“民主”,1989年10月15日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就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外国搞独裁的,都是独裁者:台湾搞民主的,都是独裁者。台湾民主坎坷,原因之一就是有人干错了行。”

  第四,西方议会民主制,不是什么“源于人民授权,而非枪炮刺刀”,即使是社会民主党或左翼政治力量掌权,实行某些改良政策,也不会改变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一旦得罪了幕后支持的整个资产阶级或其个派别的利益,就会重新博弈,议会、政府解散,总统、内阁下台将是随时可能的。至于胡德华所说的“象南非总统曼德拉对白人种族主义都采取民族和解的态度,没有流血,没有仇杀,没有清算,大家结束过去的不幸,共同创造了南非的未来。”这只是一种假象,曼德拉与白人种族主义坚决斗争,坐了27年牢。在这27年中,白人种族主义对于非国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来没有采取民族和解的态度,只有流血,只有仇杀,只有清算。斗争胜利后,曼德拉采取民族和解的态度,接受西方议会民主制,能够当政,正是建立在长期南非人民长期流血牺牲斗争的基础上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如今的南非实行的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如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作为胡耀邦的儿子,不应当不明白这一点。掌握“枪炮刺刀”的军队是国家专政机器的一部分,保卫政权也要靠枪杆子,美国总统就是美军的总司令,光靠选票,不要“枪炮刺刀”,一天也支持不下去。美国在全球搞霸权主义,当世界警察,难道是“源于人民授权”,还不是依靠“枪炮刺刀”!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也得依靠“枪炮刺刀”。

  第五,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相结合的制度,将代议民主和协调民主统一起来,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宪政。曾经担任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的胡德平不会不知道。当然,它还有待于完善和和创新,例如,给每个公民更大的建议、批评、选举和监督权,消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政府官员产生过程中的非法行为,要求他们直接向公民报告政见和工作,公开本人及家庭财产状况,不断清除其中的贪污受贿腐败分子和不作为、乱作为的消极腐败分子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真正的“人民授权”,也是人民民主专政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我国政治体制有需要改革和完善之处,但改革的原则是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实现以法治国的结合,而不是西方议会民主制,更不应当以国民党在台湾所搞的已经破产的“民主”为榜样。

  第六,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党当然要反对那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将改革开放引上邪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如果对这种倾向不“堵”只“疏”,让它们畅通无阻、泛滥成灾那才会是如胡德华所说的:“如果说连这一步都没有,大家什么真相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该保卫还是不该保卫,该保卫谁还是不该保卫谁呢。”至于他说的“产生义和团”,会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灾难。那不过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同时也反映了党内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革命群众造反的恐惧而已。

  胡德平又是怎样记取苏联和苏共解体教训的呢?苏共解体给我们的警示,2011年8月24日,是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随后苏联也解体的20周年。《南方日报》记者采访胡德平就此谈谈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建议。胡德平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很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把苏联解体作为借鉴和教训,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内容。他认为,苏联解体的教训“最主要的是苏共严重脱离了人民,和人民的利益相悖,所以最后导致了党的性质变化。”而他却把最终原因归咎于苏联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他说:“1956年是苏联、东欧诸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为动荡的一年。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暴露出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进行思考研究,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的倾向是批判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并指明其恶果就是“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同年10月底,东欧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仍按上次程序针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中的主要倾向又变成批判修正主义、揭露匈牙利国内的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并把铁托和世界上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公开驳斥了一番。两论无产阶级专政文章的内在逻辑是有矛盾的,只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斯大林同志的功过和匈牙利事件是远远不够的。切不能用“专政”理论概括国家、政府、祖国的全部内容,也不能用专政理论混淆三者的界限。其实“一论”、“再论”两篇文章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极宝贵的、不断探索前进的真理火花。如“两论”对两类矛盾、民主和法制、制度建设等课题的提出,都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问题,治国理政的重要观念。但最终却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埋葬了用民主、法制手段治国理政之路。”这种说法,既违背历史事实,又颠倒黑白是非,因为,苏联和苏共解体的教训,恰恰是由于苏共党内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胡德平所说的,显然也是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还一并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取而代之的则是通过“宪制改革”,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同胡德华开出的药方一样。

  胡德平说:“苏联、东欧实行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有其严重弊病,长期不思改革,不能与时俱进,终成悲剧。在经济方面,只有国有官办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垄断行业,肯定不会使苏东经济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我们决不能把苏东悲剧归咎为其国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直到苏东倒台之前,那里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营经济是不存在的。”这并不符合现实。接着,他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并逐步建立起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针对新的社会阶层(指私有企业主),四次修改了《宪法》,明确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法律地位。这对一个以苏联为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件石破天惊、骇人耳目的重大变化。有人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该紧紧跟上。不能指望这种思想在一夜之间消失得一点也没有,但要使这种思想的市场缩小又缩小才好。”他的改旗易帜之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也急不可耐。

  二、所谓大气”——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

  正视历史,继往开来,需要大气魄。让我们分析一下胡德华和胡德平是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的。

  2013年1月6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讲话中的这个观点,后来简称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应互相否定。”机时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的现象,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资产阶级改革观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

  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者赞同习近平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他们认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而坚持资产阶级改革观者则主张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其中极少数“精英”甚至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也不满意,也要否定。胡德华和胡德平就在认同这种观点上表现出了“大气魄”。

  2013年4月13日,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着重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他的逻辑是:“前三十年又分前十七年和后十年文革。”因此,他着重否定后十年文革开始,再从否定后十年文革,延伸到时否定前十七年。

  如同否定文革论者的通常做法一样,胡德华在讲话中首先择其所好描绘了一幅文革图景,不分青红皂白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我想大家都不应该忘记,毛主席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在共产党内,与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而且在很多领域是资产阶级权贵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所以要夺权,所以要搞文革。例如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部是洋人死人部,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人民解放军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以后罗瑞卿又搞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多可怕。”“我们的教育,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中学革命小将为了彻底否定前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死了卞仲耘校长、沙坪校长等,但她们是1938年打鬼子的英雄。大学的小将打死了彭康、李达,但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和一大建党的老革命。另外,共青团是修到家了,是全民团。外交部是三和一少,中联部是三降一灭,全体中央委员一大半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所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被造反派夺了权,例如王洪文、陈阿大夺了陈丕显为书记的上海市委的权,王效禹夺了谭启龙为书记的山东省委的权,等等。全部夺权夺完了,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打倒了、彻底否定了,这才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一遍红。为此还出了纪念邮票,听说现在一枚邮票还价值连城呢,是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十七年。”然后他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开始的拨乱反正,彻底为并不存在的所谓刘、邓黑司令部平了反,为刘、邓、陶平了反,为彭、罗、路、杨平了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集团平了反,为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将领平了反,彻底否定了文革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怀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所以我也闹不清了,我但愿它不是真的。”

  胡德华这样讲,是基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并提出要“坚决纠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讲话中,提出“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从那时到现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好像已经成为定论,因此,有人任意歪曲文革史实自以为理直气壮。有人认为凡是文革中批判、冲击过的一切都应当统统推倒,所有的黑白、是非都可以颠倒过来。

  对于文革的看法至今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一直是有争论的。就是文革的亲身经历者,由于当时和现在所处社会地位不同,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仅要全面了解有关史实,而且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的检验才能看得很清楚。原先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于一个客观事物,应当一分为二,不能彻底肯定,也不能彻底否定。对于号称十年的亿万群众卷入的史无前例、错综复杂的文革,尤其是这样。

  1978年12月22日发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当时,邓小平也承认:“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 可是,三年不到,《决议》就“匆忙地”地对文革作出了结论,而且根据改变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及文革的性质的基本判断。

  对于文革,如果坚持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它”,我们就会承认,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文革的性质是要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途径。毛主席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创建新中国,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件就是发动文革,探索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是力图为反修防修寻找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演习,中国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现在看来,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在全面公有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但从政治到经济上全面腐败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走资派)尚未完全成型。一场革命只有在革命对象腐败没落、完全丧失民心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民主革命就是这样。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发动的时机和政策选择上操之过急、在用人方面更出现重大差错,这次革命没有成功,最终只能成为“演习”。但是其反修防修的目的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不容否定。

  《决议》作出否定文革结论的主要理由是: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历史和现实都是无情的。

  事实证明,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为忧虑并试图解决的党变质、国变色,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的危险并不是空穴来风,杞人忧天。就是在《决议》作出否定文革结论后8年,1991年,这种现象就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在“血雨腥风”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东欧一些国家以加入欧盟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联盟为荣,甚至寻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帝国主义军事同盟的保护,充当美国侵略发展中国家的局部战争的帮凶。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能不从中记取惨痛教训。如今,《决议》作出否定文革结论已经34年了。应当说,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许多社会矛盾仍然存在并且日益尖锐,处理得不好仍有激化为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在世界范围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它们时刻没有放松使中国和平演变,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企图和努力。如果说,毛主席发动文革时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因面发动文革时机选择得过早。那么,我们会发现,近年来,由于全面私有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正在动摇,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在自由市场化的同时促使社会也在市场化,党政机关的腐败官员与社会上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相结合,通过盗卖国有资源、侵占国有资产,已经形成一个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性质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不仅具备旧的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而且更加贪婪和腐朽,如邓小平晚年所担心的:“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与此同时,多数工人重新伦为雇佣劳动者、农民仍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他们当家作主的地位和话语权缺失,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愈演愈烈。物欲横流、社会道德败坏、价值观扭曲的现象恶性滋长。中共十八大尖锐地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更现实地在新形势下把文革中所要解决的反修防修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矛盾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检验真理的实践是革命的、群众的、正确的实践,是客观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真正承认实践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会承认毛主席提出的以反修防修为目的,以斗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必要的,这种继续革命可以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叫别的名称。例如,在新的环境下,应当也可能选择不同于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工具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上下结合,建立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体系,公开地、全面地、进行常态化的反腐倡廉斗争来代替单纯依靠群众运动,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继续革命可以与实施的“全面建设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有机结合起来。事实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确三年多时间中,“打虎拍蝇”,重拳反腐,就打掉了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老虎,10名中央委员和1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老虎”和无数的小“老虎”及众多的“苍蝇”,被处理的党员干部达101万人,其力度并不亚于文革,何况,现在从严治党还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和参与进来。总之,我们不能忘记,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并不平坦,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课题并未解决,“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那些企图把中国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敌对势力作斗争,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推向前进。

  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人后来对文革的认识最能说明问题。例如,1988年10月27日,王震就指出:“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1989年的政治风波两个总书记下台,1991年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国内改革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权力腐败、崇洋媚外等种种现象,王震深感忧虑。1993年在临终前,他曾感慨地说“毛主席比我们远看了五十年!”。王光美晚年就说:文革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然会有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主席虽然对少奇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整死。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北京航空学院第一任老院长、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武光,在反右倾时受过冤屈,在文革中又历经磨难。2003年,在谈到社会上很多人把毛主席晚年描述得一团漆黑,把文革被描述成了十年浩劫时,他说,看待文革应当一分为二,《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但应该看到,文革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即反修防修,防止党变色。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这样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但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并未就此消亡。资产阶级没有了,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要坚持不断革命,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彻底消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是否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党内是有分歧的。真正的走资派就是要借文革具体做法上的一些错误,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毛主席。在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性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它对中国、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都是巨大的。毛主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这些方面,今天和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对于文革,毛主席预言:“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也从来没有彻底肯定文革,而是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的观点。

  胡德华可能是因为父亲受过冲击,就采取了毛主席批评的那类人的态度。他说:“只上到高中。非常不幸,我们(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后,任何书都没有了,想学也没有的学。书店除了毛主席选集、毛主席语录、甲种本、乙种本之外,其他一切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都没有了,多可怕,一片空白,学什么呀。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你们不读书,上了陈伯达这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了,大家还是要读马克思的原著。这才开出来六本书,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法兰西内战》,这会马克思的书才能摆上新华书店,还不是全部,还只是这可怜的六本书。所以你看文革期间连马克思的书都没有,这十年是空白,想学都没得学。” 胡德华说的是真的吗?当时,我正在北京上大学,也经常跑书店,根本不是这样。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正是在文革中读到的。何况,一九六七年以后,当时北京大中学校都陆续复课闹革命,学文化和科技知识是重要内容。我的专业课就是那时候上的。从胡德华的讲话中,知道说他是 “北京最好的男校老三届”高中生,不知那时他身在何处?

  胡德华还说:“我记的文革中批判一个走资派,他说,同学们不要再争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了,不要再争是政治上过得硬业务上过得去,还是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的硬。我跟同学们说业务学习耽误一年你十年都补不上,而政治学习耽误十年我一年就给你们补上。我印象太深了,我深感十年文革,毁了我们一代或几代人,几乎成了文盲,当然,这只是说我。另外,我反思我从小所念的十年书,文化教育是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一切的。例如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其他唯心主义就是不正确的,那么又有谁看过唯心主义的书籍呢?没有看过没研究过你又为什么说它不正确呢?” 胡德华讲这些话,一方面是表明他反对提倡又红又专,在学校搞政治学习和阶级教育,怀疑辩证唯物主义而向往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是夸大其词诉文革的苦,他说:“十年文革,毁了我们一代或几代人”,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就从何而来?他说:自己“几乎成了文盲”,那他在1974年是怎样“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学”,1977年毕业后又是怎样“报考中国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只几分之差未能录取”的?

  三、所谓大胸怀”——如何看待对外开放后的中日关系

  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需要大胸怀。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毛主席指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习近平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表现出这种大胸怀。胡德华和胡德平的胸怀怎样呢?我们不妨从胡德平出访日本的表现和胡德华对此的配合分析一下他们是以怎样的胸怀如何看待对外开放后的中日关系的。

  2014年4月6日至13日,胡德平访日。当时他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常委,属于中国高级官员,又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身份特殊。访问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事件之后、中日关系紧张之时,自然引人注目。据报道,此次胡德平的访日行程由日本外务省安排,但媒体都猜测这是经过中国最高当局默许的。4月6日,胡德平抵达日本,先后会晤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针对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看法、中日关系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4月8日,胡德平前往日本首相官邸,在与官房长官菅义伟会谈前后三次见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15日,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证实,胡德平与安倍的会晤时,“对方提出了希望在安静的环境下交换意见。会面的具体经过不便透露。”在此前后,菅义伟与胡德平会谈,此前,外相岸田文雄也在外务省与胡德平举行了会谈。菅义伟和岸田文雄通过与胡德平交换意见,意在向国内外凸显安倍政府对与中方对话的积极姿态。菅义伟与胡德平的会谈持续了约1小时,详细内容没有对外公开,但宣称:双方的会面传达了积极修复因钓鱼岛局势等陷入僵局的日中关系的愿望。菅义伟强调: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必须本着以扩大日中共同利益为目标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向胡德平表示了日方积极争取与中国方面进行对话、构筑两国关系的姿态,并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陈述了日本政府的意见。胡德平则表示:中日两国的关系是剪不断的,必须深化交流。认为有必要促进日中对话,并表示会把日方的想法转达给中国的相关人士。在岸田文雄与胡德平约20分钟的会谈中,岸田文雄说:考虑到钓鱼岛局势和历史认识问题,呼吁“即使存在个别问题,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仍十分重要。应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

  胡德平访日时间,正好选择在2014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5周年前夕。由于在80年代,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积极推动日中青年的交流,并在访问日本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友谊,被日本社会视为“中国最具开放精神的领导人”。因此,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对于胡耀邦印象十分良好。

  而就是在4月15日,在江西九江共青城出席胡耀邦追悼仪式的胡耀邦儿子胡德华,在接受日本传媒提问时表示,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国家,不是美国,不是苏联,也不是欧洲,而是日本。并说,1945年时胡耀邦得了非常严重的肝病,几乎丧命,但最后被一名日本医生治好。

  胡德平出访,可能是中国高层安排的一次外交行动,我们不想妄加评论。但胡德平在出访中的表现,以及胡德华紧密配合所说的话,至少涉及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认识。

  首先,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何在?

  目前,中日关系发展处于紧张和停滞状态。胡德平出访可能是中国打破僵局的一次尝试,实际效果不大。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把握好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

  困扰中日关系有五大问题,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防卫问题、领土问题、南海问题。一个都没解决,也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围绕这些问题的摩擦,中日政治关系还会出现波折。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明治维新,沿袭了德国的发展道路,以铁血政策为主导,走军国主义强国的模式。以后,不断侵略中国。如参与八国联军,中日甲午战争,全面侵华战争等等。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伤害最大最深,中国在日本侵华期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而日本军国主义试图抹杀历史,否认其历史行为给亚洲各国带来的伤害,此举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和不承认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恶劣行为使得中日关系走进了冰河期。日本至今尚未形成足以承认侵略罪行的政治气氛和道德价值观。日本政界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否定历史就是否定自民党政治,否定战争就是否定他们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对于这个中美、中关系的关键问题,因日本政局动荡,国内亲台政治势力膨胀。加上由于没有反省侵略历史,军国主义传统影响仍在,加上战后出生的一代日本官僚中的傲气与民族情绪等因素,使其遇到矛盾时对华态度较为强硬。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控制政府和议会后,又奉行亲美媚日政策。日本欲以台湾长期牵制中国大陆,不愿中国实现统一。在防卫问题上,日本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已将台湾纳入其合作范围,并已将中国作为围堵的主要对象。在领土问题上,钓鱼岛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的主权争议长期存在。在南海问题上,配合美国所谓保护南海航行自由,以保护日本外贸运输生命线的名义插手中国南海,力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并在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岛礁归属争端上挑事。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2001年到2007年,自福田康夫就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以后,中日关系曾出现很大改善。双方关系转暖。开始了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交流。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安倍现政府尤其突出,采取了恢复武器出口、集体自卫权等政策,在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的情况下,以争取实现“正常国家”为名,力图取消和平宪法,否定二战成果,乘机“军事崛起”,变自卫队为国防军,重建扩张性的军事大国,借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价值观外交”,扶植各国亲日媚日势力,企图称霸亚洲,成为实行地区霸权主义的国家。

  二是由于美国霸权主义支持。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仍在以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为后盾,实施全球霸权主义, 2014年5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强调美国在未来100年要继续“领导世界”。他说 “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就是我的底线:美国必须永远处于领导地位,如果我们不领导,没有别人会来领导。”他说“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如何领导世界,”为此,他阐述了四个要素:第一,在美国核心利益受损或民众生命受到威胁时动用武力;声称:地区争端如果最终影响到美国盟友,“不管是乌克兰还是南中国海,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可能会招致美国的军事行动。第二,转变反恐战略;第三,继续通过北约组织和联合国等机构维护和强化国际秩序;第四,继续在全球推销所谓“民主”和“人权”。而日本与美国结成美日军事同盟,原来就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工具,在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与美国结盟,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际冲突中,与美国密切配合或者单独上阵表现出霸权主义行径。以外,还有个别国家在美、日霸权主义的庇护下充当帮凶、乘机作乱。由于社会主义中国快速崛起和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唤起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于是便将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在经济上控制和遏制,在政治上干涉和攻击,在军事上结盟和围堵,在思想上渗透和搞乱。这不仅对全球,也给中日关系带来直接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日本在战后走美国路线使其在经济上实现了罕见的腾飞,而富裕之后的日本加紧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决定了其国策在近期内不会改变亲美传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地位的维持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日本的协助。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坚持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和安全政策,其对华政策仍将受到美国政策的制约,“中美关系感冒,中日关系发烧”的结构将依然存在。

  第二,如何执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中国在外事工作中,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从胡德平访日中,我们发现他在与安倍会面时,“提出了希望在安静的环境下交换意见。” 与菅义伟会谈时强调;”中日两国的关系是剪不断的,必须深化交流,认为有必要促进日中对话。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与他会谈时则说:“即使存在个别问题,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仍十分重要。应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似乎都在强调“和平友好”。同时,胡德平访日八天,会见的都是日本政府、议会的官员和前官员,却没有接触一位日本民间人士。这就涉及到与执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两个问题,一是在中日关系中只讲和平友好,不讲原则斗争能否解决问题;二是如何在中日关系中处理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关系。

  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处东亚且紧邻的两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和平友好、合作双赢”的战略互惠关系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中日关系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和世界拥有重大影响的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并相信中日的明天会是美好的。

  但是,由于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在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美国霸权主义支持,一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在处理中日关系中我们就不能单纯只讲和平友好,而要讲原则,以斗争求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冲破美日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围堵,继续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提高中国在创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加重在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砝码,另一方面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能退让,必要时应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样才能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这就是中国外事部门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通常在讲友好合作的同时又讲原则的原因。胡德平访日恰恰就没有讲原则。这正迎合了日本文化的特点和日本官员的扭曲心理。在中日关系中,中国方面往往提出原则,而日本人则不这样,即使提出也大都是附和中国的提议。提出某种原则本是处理复杂关系的有效方式,但往往使日本人为难,感到难以接受。在日本极为单一的民族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直接接触的关系,没有再提出什么原则的必要,日本人在中国人眼里的形象往往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而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的形象却看成是顽固不化的。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纪子在接受记者关于对华外交问题采访时就说过: “中国问题如果成为日本的威胁,日本应向中国表示出坚决的态度”,“日中建交已近30年,如还建立不起不看对方眼色,直言不讳的人际关系就太成问题了”。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老子和孔子的一场争论。老子主张“以德报怨”。孔子则主张“当仁不让”,他抨击老子说:若不辨是非的对有怨于你的以德相报,那么对有德于你的,“何以报德”?

  中日关系的明天既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中,也掌握在两国人民的手中。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也明确地表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因此,在处理中日关系中,既然搞好政府外交,又要搞好民间外交。过去中日关系正常化,就是在战后三十多年民间外交的基础上实现的。排除中日关系障碍,重新走上正规,还是应当寄希望于人民。只要中日双方想要改善关系,又能够通过某种措施抑制危机并逐步修复和扩大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尤其是持续扩大民间交流,中日关系的改善或至少向好的一面缓慢平稳发展就是有可能的。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青年却彼此缺乏了解,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对策之一。中日双方还必须要注重培养大量具有未来思考型、开拓性的青年,因为青年睿智则国家关系睿智,才能以史为鉴、携手面向未来,共同走出中日关系的阴影,开创明朗、健康的两国关系新局面。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毛主席说过:“要把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以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我们应该牢记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第三,如何正确看待中日之间合作双赢的关系?

  胡德平访日说:中日关系是剪不断的,必须深化交流。胡德华马上遥相呼应说:“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国家,不是美国,不是苏联,也不是欧洲,而是日本。”好像从中日关系获得利益是中国单方面的。这就涉及到对中日建立“和平友好、合作双赢”的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尤其是如何正确看待中日之间合作双赢的关系问题。

  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但由于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如今世界又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力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时代,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上有各自的利益,但某些方面有交集,存在共同利益,这就是中日之间能够建立合作双赢的关系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胡德平访日时,日方官员说得十分明白。官房长官菅义伟强调: “必须本着以扩大日中共同利益为目标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外相岸田文雄说:考虑到钓鱼岛局势和历史认识问题,呼吁“即使存在个别问题,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仍十分重要。应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他们都把“共同利益”作为目标,将中日关系定性为“战略互惠关系”。

  而只有胡德华才忘掉这一点,侈谈什么在日本是不顾自身利益“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国家”。事实上,日本在中国得到的更多。就说二战以后,中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胡德平津津乐道地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到2009年的统计为止,我国总共获得日本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和各种形式的无偿援助。其用途主要用于中国的基础建设。其贷款额度大、周期长、利息低、不附加条件。”其实这与中国应得的战争赔偿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中国以德报怨的行为,并没有促使日本反省侵略历史,反而使军国主义复活。德国支付了大量战争赔款,反而促进了德国政府和人民深刻反省侵略历史,防止法西斯主义复活。由于某种原因。蒋介石放弃了收回琉球主权,结果使日本至今能在钓鱼岛主权上挑事。至于说改革开放期间,日本正处在经济大衰退期,与其说日本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国家”,不如说中国对日本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国家。

  由于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从日本方面来说,2016年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安倍在日本国会所作的施政演说中,将改善日中关系作为其外交目标之一,作为其施政重点的振兴国内经济则更是需要和中国的合作。首先,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需要。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21世纪合作的焦点是经济安全,在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上中日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中日两国有着良好的贸易前景和深厚的贸易关系,双方贸易频繁,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要摆脱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第二,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日本同样需借助日中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世界,但面对中俄等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有失落感。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但海湾战争后,美谋求独霸世界和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使日本感到日中关系的重要性。第三,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中需要借助中国。在对美外交中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用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都将是困难的。日本与韩国的竹岛问题,朝核问题,与俄的北方四岛问题等等,都要中国支持或不想与中国另生争端。此外,现在看中美关系应该最差也是维持现在这样,中美关系正常,日本也不会太出格。

  从中国方面来说,首先,在最近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为实施经济转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日本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又是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需要加强中日双方在节能环保、绿游、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紧密。第二,中国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尤其是南海、两岸、朝核问题同时有所激化的情形下,更不愿意同时出现中日关系的紧张。第三,更好应对美国政局变化。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实施“新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其主旨是在保持美国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和战略主导地位的同时,在商业、金融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捞取实利。面对制造业空心化和劳工阶层大量失业的现实,对外搞贸易保护主义,对内搞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集中力量来围堵美国当前最大的挑战者中国。中日关系又是国际关系中复杂的一环,充满了许多变数。这些变数无疑给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是中日双方所关心,也为世界各国政要所注目。因此,我们应当把发展同日本的“和平友好、合作双赢”关系作为重要国策,坚持力行。但应当注意到有些因素不利于中日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应是经贸合作的政治因素增大。由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经济持续滑坡,日本一些人大肆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担心中国成为日本经济上的对手,安全上的威胁,于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希望中日经贸关系顺利进行,并企图在对华经济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如把“支援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和民主化”作为重点,干扰两国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这势必对中日关系的政治氛围和两国间经济合作前景产生重要影响。文化传统的相近性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但社会文化背景,思维方法及行为模式各不相同、相互理解不深的负面影响也将突显出来。此外,中美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东盟的崛起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亚太经济合作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第四,不能抛弃国际关系中的阶级分析

  对中日关系的分析离不开对世情的基本估计,党的十八大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这一估计离不开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后,有人把对中国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的判断延伸到世界,认为国际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也不是阶级斗争,我们看到的国际时事评论,通常把一些国际事件归因于某些国家领导人个人性格和好恶,或者归因于历史宿怨和民族劣性,就是不作阶级分析,最终使人不得要领。在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时, “不要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不要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影响经济合作”也成了口头禅。可以实践却一再提醒我们,即便世界从革命和战争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年代以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国际社会具有阶级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目前国际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世界各国人民与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际同盟的矛盾,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主要是由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进步力量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中寻求社会革命、改革和和谐以及支持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的进步力量所组成的。而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际同盟的代表者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动势力,它们的代理人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充当其帮凶和走狗的反动势力,充当其别动队的还有它们培植和挑动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反动势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具有列宁当年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依仗其作为发达经济体的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对外扩张能力,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其实质都是帝国主义的行径,有人称之为“新帝国主义”,实力、利益、结盟成为它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三大原则,与世界各国人民所追求的和平、发展、合作的三大目标相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经济力和军力的对比”的原理不会改变,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坚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经济掠夺的本性和充当世界警察的意旨,加上它们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军事同盟等还在,强大的战争机器——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足以毁灭地球多次的核武库、导弹系统和其他常规武器设施还在,强大的军事科技和工业体系以及武器贸易还在,世界就不会安宁。当它们认为无法通过经济、政治、外交等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就会对发展中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涉,公然入侵其他国家或支持在这些国家的代理人进行反政府内战。它们与它们培植和挑动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成为不断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而争夺势力范围、挑动领土争端、边界纠纷、掠夺战略资源、争夺市场、推销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价值观、煽动民族矛盾、宗教纠纷等因素,又成为各种战争的直接动因。1991年以来,世界上先后发生了100多场局部战争,有90多个国家卷入。随着现代战争手段不断向信息化、现代化,战争的突然性、破坏性、残酷性、杀伤力和消耗都空前增大,战争危险也在相应增大。

  《共产党宣言》指出: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是经济基础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意识形态则是经济基础和利益的反映。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我们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和必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的时候,美国、日本、欧盟等资本主义国家一刻也没有放弃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在经济交往中推销其全面私有化、自由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努力。2013年1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联合记者会,阐明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的五项原则。安倍表示要扩大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推进“价值观外交”。2016年12月11日日声称,美国当选总统特普声称:美国既然未能就包括贸易在内等其他事情和中国达成协议为何要被“一个中国”政策限制住。就是证明。目前,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用毛泽东的描述方法,就是已经呈现出从“西风压倒东风”回到“东风压倒西风”的趋势。中国将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的偏防御型的被动性战略,调整为“积极作为”偏进攻型的主动性战略,正值良好时机。这样来处理中国对外关系包括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才是真正具有“大气魄”。

  四、所谓大慈善”——如何践行富民为始”“藏富于民

  2013年1月,为了纪念父亲胡耀邦,胡德华收集温家宝、曾庆红、胡启立、费孝通等20多位作者追忆胡耀邦的文章,编写《我心中的耀邦》一书,在5月5日的记者采访中,胡德华说:作为新中国的过来人,父亲经历过很多痛苦,在他的观念里,先辈牺牲是为后辈生活得更好。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坚信富民为始。 ” 2006年11月17日,在南京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论坛会场,《南方周末》报记者对胡德平专访时,问起:“你是胡耀邦先生的长子,你能用一句话概括他吗?” 胡德平说:“改革开放,富民为先”。我们暂且将“富民为始” “藏富于民其看作是胡耀邦的家训。如果真正能够践行,也可以称得上胡德华所说的“大慈善”了。

  胡耀邦有四个子女。长子胡德平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党组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二子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曾任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后下海,投资项目囊括科技开发、植树造林、填海造地,并创办私营企业泰利特科技发展公司,任董事长。女儿李恒,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某外企高管。在这里,我们只分析一下胡德华和胡德平是如何看待和实践 “富民为始” “藏富于民”的家训的。

  胡德平在仕途上开始一帆风顺。这主要得益于中共中央某负责同志从高干子女中培养接班人的主张,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干部选拔机制。制度化的“明规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地方工作经历”,选拔时要经过推荐、考察等一系列程序;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就是高干子女工。在提拔晋升上可以优先考虑。胡德平是党内升官最快的纪录保持者,1984年,他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当副主任、馆负责人。之前,他一直在博物馆工作,完全没有整党经验,却在当年就当上了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华北联络组副组长、西北联络组组长,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时隔两年之后的1986年,胡德平一跃成为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五局局长。两年升到副部级,这种几级连跳的速度几乎无人可比。这两年的巡视组工作,胡德平没有任何突出成绩。因为党风变差,腐败现象大量出现,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恰恰是从80年代开始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从基层干起,有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验,能够更好地认识群众的处境,解决群众的困难,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此时,他的父亲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前妻胡德平前妻安黎是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女儿。其中原因,可以想知。1987年辞职、逝世后,胡德平的升迁暂时中断,直至2003年才恢复,但一下子就直达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高位。

  习近平曾说,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这句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改革几十年来、很多官员利用国企私有化谋取暴利的事实。胡德平也不例外。他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党组书记,这本来是一个承担实现“富民为始”“藏富于民”的责任的重要职位,可是他是如何做的呢?

  2005年,已经63岁的胡德平休掉前妻安黎,与比他小20岁的王豫颖结婚。安黎,是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人事部部长安子文的女儿,原商务部副部长安民的姐姐。王豫颖,现为中华慈善总会“美女慈善大使”、中国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这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直属的投资银行式的控股公司。而胡德平早在1996年就出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从事境内外融资。其资金来自于原大型国有企业——深圳南油(集团)有限公司。南油工业区是改革开发初期在深圳开办的跟蛇口工业区齐名的工业区,曾经拥有大半个南头半岛上近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南油集团成立于1984年,负责对南头半岛及西乡一带约38 平方公里的区域负责全面综合开发建设和统筹经营管理。这些土地当年基本上是无偿划拨给南油集团的。现在这些土地的市场价值超过千亿元。作为政企合一的中央企业,该集团曾经拥有名下土地的规划审批权、市政管理权、人事调配权,不可一世。后来,与南油工业区一街之隔的蛇口工业区搞得很好,而南油集团却搞得很糟,但老总们倒是都发财了。通过莫名奇妙的资本运作,南油集团旗下的优质资产——大量的土地资源,转给了下属的一家企业,即1989年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南油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基础上改组设立的光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房地产的开发和经营。据光彩集团年度报告,光彩集团在1995年净利润只有1943万元,而1996年却翻了一倍,达到4093万元。1997年,光彩集团依旧盈利4065万元。1997年12月30日,南油集团向光彩集团转让其所拥有的深圳市南头半岛201地块5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可是到了1998年上半年,光彩集团却净亏损为681.8万元,这半年的亏损就成为光彩集团私有化的重大理由。于是,由卢志强出面收购。南油集团将其对光彩集团的所有股份(52.5%)悉数转让给了私营企业主,并最终改名为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在光彩集团转让给胡德平夫妇管理的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之后,真是迎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1998年上半年亏损的光彩集团,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1968年全年净利润竟然翻倍,达到9083万元。私有化的油水悉数被私营企业主所捞取。是否涉嫌贱卖国有资产? 这是个谜。胡德平夫妇从中得了多少好处,也是个谜。

  王豫颖还担任天诺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天诺慈善基金会于2007年7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天诺慈善基金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亿元,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是国内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私立基金会。此时,胡德平与后妻王豫颖已成婚两年。后来,反腐打黑斗争打掉了刘汉。刘汉是原四川汉龙集团主席、黑老大,被控组织黑帮、故意杀人等十五项罪行。刘汉之所以能够在四川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与其重金拉拢高层官员有关。而刘汉背后的靠山,其中之一就是周永康之子周滨。据查,天诺慈善基金会的注册资金一亿元就是刘汉给的,王豫颖是基金会理事长,胡德平的后妻,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卢志强,是出面收购光彩集团股权的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是胡德平的亲密战友。刘汉给胡德平后妻和亲密战友的这笔捐款,是刘汉做慈善最大的一笔捐款,可见刘汉多么重视打点经营与胡德平的关系网。这个“天诺慈善基金会”又是怎样遵从“天诺”搞“慈善”的呢?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一张表格曾引起细心的网友热议, 2014年,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筹款4549万,拨付捐款仅为0。对此,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在官方微博澄清,称“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所筹集的四川雅安芦山地震灾后重建捐赠4787.26318万元,早在今年1月就已向四川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拨付灾后重建资金4549.38915万元,根据协议尚有237.87403万元未拨付。”然而,这个澄清只是说明了捐款从上级转到下级,究竟用于何种具体慈善项目,仍是去向不明,令人迷惑不解。面对公众的质疑,胡德平曾发表声明,只回应了几句“没印象”,并说:“我和刘汉两人之间没有一点不轨交易,沒有为刘汉的私利搞过一次关说。王豫颖女士系我的妻子,如王豫颖,基金会愿意说明此事,当然很好;如愿意保持沉默,我认为也是豫颖和基金会的权利。”事后,王豫颖没有出来主动澄清,记者试图联系王豫颖与卢志强,也得不到回复。其中的猫腻,就难以分析了。有人说,如果其中涉嫌侵吞国有资产,侵吞公众捐款,与黑社会勾结,那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才会干的事情。

  因此,说到底,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胡德平已经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行共同富裕”置之脑后,也忘记了“富民为始”“藏富于民”的家训,利用手中权势,以“光彩事业”为名,庇荫和支持妻子经商办企业,搞“家族私有化”,以达到名利均占、权钱双收的目的,其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富己为始”“藏富于己”,所搞的慈善基金并不慈善,光彩事业也不光彩。

  胡德华在这方面又如何呢?据网上介绍,胡德华1977年在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没有考上硕士研究生,就一直留在南京工作,并与当地一位军队干部之女结婚。1986年底调至北京,回到父母身边,在一所大学担任普通教师。 后来,胡德华又调到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不久便担任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并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投资项目囊括科技开发、植树造林、填海造地;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

  这里,仅看他下海后的在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的表现。这是个私营企业,由他担任董事长。公司先在两次让员工出资,2001年8月,公司资金总额为6000万元。胡德华个人出资730万元,占6.2%。他和管理层8 人,共出资2120万元,占35.4%;他和管理层办的4个分公司,共出资2200万元,占36.7%。普通员工36人,共出资1680万元,占27.94%,可是就是不给出资正式证明。不久,公司便借口提高上市可能性,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由原公司普通员工股东36人组成,再以有限责任公司以法人名义投资公司。其实质上就是将普通员工股东变成了公司下属法人的股东,持有的股份性质也由自然人股变成了法人股,剥夺了普通员工在公司作为原始股东应当享有的权利。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既然签订了《出资人协议》,协议就是合同。根据《合同法》,公司不能凭一纸《通知》单方面改变合同条款,改变原来的承诺和义务。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都有应由股东会才能作出决议。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如《通知》的方案那样将出资转让给新设公司,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如果单纯是为了减少发起人人数,简化公司股权结构,提高上市的可能性。这理由也不成立。《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股东人数则要求在1000人以上。原公司的股东总数只有48人。这种做法的实质是胡德华仗势欺人。公司原有44自然人股东,他人普通员工股东36个人股东全部退出,却单单将他和管理层8人保留。后来,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没有能在国内上市,他又将公司弄到一个英国海外属地某群岛注册,想在香港上市也没有成功。从此公司一蹶不振,员工纷纷离去。公司成为他和管理层的玩物,相互利益输送情况不明。而当年普通员工35人的投资如泥牛入海,科技人员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这样被胡德华占用和遭塌了。这正如电视广告上讲的:“我不在乎你是不是血汗钱,我只在乎你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胡德华讲要学胡耀邦的“富民为始,藏富于民”,还心安理得吗?

  在金钱第一、物欲横流、社会道德败坏、价值观扭曲的环境下,能不能真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牢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做到“富民为始”“藏富于民”,关键在于确立正确的公私观。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大公无私是基本要求。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天下为公”,因此才有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才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以及振兴中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建设方略。共产党人更是提出“立党为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也就是说,既然要同私有制决裂,又要同私有观念决裂。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将为绝大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最重要的标准,并认为 “斗私批修”确定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思想领域内的根本纲领。中共六中全会也明确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同时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要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准则,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而党内出现腐败的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领导干部私字当头,私心膨胀,私欲无限,最后导致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

  其实,对胡德平、胡德华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找到其思想演变轨迹的。2002年,胡德平、张殿清曾在《民营经济内参》第48、49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另解》,这篇文章公开挑战《共产党宣言》,否定“消灭私有制”这个“共产主义的特征”。在论述中就是从否定同私有观念决裂开始,再进而否定同私有制决裂的。我们不妨将原文抄录如下:“回想当时那一时期的大学生们,尽管在认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上千差万别,也不乏某些政治观点上的对立,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几乎都认为“私”字是万恶之源。“私”可以使我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使党内产生可怕的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随着其进程的不断演进,不少人对“文革”的方方面面开始产生怀疑,提出批评,甚至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但同样的是,对“私”字是万恶之源的观念却很少产生怀疑。林彪提出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种振聋发聩的豪迈语言是何等的“高尚”、“伟大”。当他葬身于戈壁荒原,人们也只是对这种说法付之一笑,未加深入的思考。对所谓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在人们看来又是何等“庸俗”、“渺小”。现在刘少奇同志早已恢复了他应有的名誉,但对他这一说法所反映的社会复杂现象,至今还缺乏应有的分析。七十年代初,其中一位作者曾听到党内有同志告诫年轻人:“私”不是万恶之源。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是一定经济关系的反映。万恶之源不是私有观念,而是私有制。据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那时党内已有同志私下写出文章,认为:公和私是事物矛盾对立的统一,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之中。可以说,这是文革后期,党内有觉悟有思想的极少数同志对公私问题认识上的最高水平。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对“私”字的警惕之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马恩全集》4卷480页)这句简明扼要,提纲享领,直诉共产党宗旨的警句,似乎已把私有制、私有观念完全彻底的否定了。如果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时期还谈论私字,这岂不是叛离共产党的宗旨,丧失党性,向资产阶级投降吗?”这段话的谬误不难批驳,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是什么精神境界。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他们的一切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行为也都变得理直气壮了。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数以百计的高干家庭正在积累着巨大的财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一群有权势的家庭和他们的食客却靠着资本主义所有制,不遵守国家制定的法规,已经非常富有。有人说:“中国的腐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严重,我们现在是权力统治的市场经济”。很多高干子女受雇于西方银行或其他跨国公司,以便享受通过亲属与高官建立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好处。一位资深外交官说:“你在中国呆的越久,你越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几百个有权势的家庭控制着。你还意识到,最大的外国公司都在试图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拉上关系做生意。” 胡德平与前妻安黎两人育有一女胡知鸷,她毕业于剑桥大学,2005年从美林转投瑞信,现任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高干子女就一直在不断聚敛财富,据统计,到2006年3月底,中国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同时,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可以谋取暴利的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到90%是高干子女,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胡耀邦的子孙也是其成员。基于这种经济地位,胡德平拼命否定消灭私有制,为私有观念辩护,并不奇怪。2010年9月,《半月谈》指出“红色家族”成为新富豪的主体。有人说:共产党前三十年,大公无私,把生产资料和国民财富变成了全体人民的公产,后三十年,化公为私,把生产资料和国民财富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值得引起警惕。这也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十八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并特别规定要“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

  五、所谓大无畏”——如何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不断创新、开拓思路,需要大无畏。胡德华说:“指导改革在理论上应该大无畏,思路上要更加开阔。”这话说得不错,但大无畏是有前提的。就以改革来说,如前所述,戈尔巴乔夫也搞了一次改革,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就造成苏联和苏共解体,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苦苦七十三年,一下退到十月革命前。”这也是一种“大无畏”。现阶段在中国改革中,社会主义改革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围绕改革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加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改革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模式,搞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搞西方议会民主制,削弱和摆脱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让改革走上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的问题,在理论和思路上都表现出了大无畏。不幸的是,胡德华和胡德平属于后者。

  中国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1到1983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内容主要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和公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从实行价格双规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而这一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正是胡德华和胡德平的父亲——胡耀邦,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正是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功不可没。后来他在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咎辞职。他的继任者赵紫阳在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在1989年6月动乱后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被撤职。邓小平说:“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观点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专制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抹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同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权、民主、自由,主张以西方议会民主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主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经济上的“多元化”、“私有化”,反对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其本质是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西方附庸。有人公然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甚至本来就是错误的,说将来到共产主义仍然是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万恶之源,而宣称“人间正道:私有制”。等等。在胡耀邦引咎辞职后二个月后,1987年3月8日,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胡德平和胡德华在从政、从商的同时,念念不忘继承父亲胡耀邦的遗志,下决心将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到底。

  一方面,他俩出书为胡耀邦歌功颂德。2011年1月,胡德平出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他对胡耀邦的评价是:“我父亲胡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革命家。”“我觉得父亲也重视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胡耀邦主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是对人的思想的一种解放,说到底,是对人的一种解放。如果不去解放人的思想,不去解放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改革开放就无法进行。”“胡耀邦也想把经营责任制引入国有企业,但这触动了国有企业所有制的一些深层问题,也因此遇到不少阻力,出现许多新的问题,给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3年1月胡德华出了《我心中的耀邦》,并自我评价说:“这本书真实地记录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细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关于父亲胡耀邦,胡德华说,“我父亲这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真理。”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彻底肯定胡耀邦。包括他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做法来自他们对事物不是“彻底肯定”就是“彻底否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他们不仅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要进行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彻底否定革命群众运动,从而彻底翻案,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不管本人是否有错,都成了“一贯正确”,加以彻底肯定。与此同时,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起来革命的群众则加以彻底否定。在胡德平的眼里,胡耀邦比毛泽东还高明,因为,他对胡耀邦是“彻底肯定”,对毛泽东是“一分为二”。可是,他的“一分为二”是肯定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而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毛泽东。甚至说:“全面肯定毛泽东容易,全面否定他也容易。肯定他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

  另一方面,他俩就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许多言论。他俩或者频繁出现在内外公众场合发表演讲,或者接受记者采访,或者主持和参加各种纪念座谈会,活跃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公知”、“精英”中,发表种种“新潮”高论,试图影响中央高层决策。为此,胡德平更是笔耕不辍,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在总结了十大成就的同时,指出了六大不足、困难和问题: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突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社会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明确要求:“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并鲜明地提出:“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之后,胡德平更加活跃起来。2013年2月,胡德平的《改革放言录》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前言中说:“书名《改革放言录》,是我自拟的。一些朋友认为不妥。何谓放言?放言,不是虚言,不是谎言,不是谤言,而是没有恐惧感的畅所欲言。”并声称:“愿为自由鸣放一炮,以求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并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一个避讳的字眼。”这本自称是表达“对中国改革建言的真实心声” 的书,使我们有机会一窥他近二十多年来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持有和散布的观点的全貌。直到2016年11月,他还将14年前的旧话重提,发表了《鉴别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的主题演讲。打着“不忘初心”的旗号要人们忘记共产党人的初心——消灭私有制。等等。因为相比胡德华来说,胡德平公开发表的观点更多,更为系统,身居高位,影响更大。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决定》下家分别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对于如何指导经济体制,胡德平确实抓住了要害,即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所有制问题。他在书中宣称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并特别强调:“必须从所有制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否则,社会主义就有被侵蚀、颠覆的危险。” “让全党、全国人民更加清晰地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及真假社会主义的区别。”但是他的主张是与《决定》对着干的。针对《决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要求,胡德平及其周围的“公知”、“精英”,鼓吹全面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最终喧宾夺主,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而代之,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生质变,

  我们先分析一下胡德平与指导经济体制有关著述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份,尤其是那些涉嫌走改旗易帜邪路的部分。可以大体归纳成八个方面:

  第一,胡德平公开挑战《共产党宣言》,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共产主义的特征——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指出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显然,“消灭私有制”,尤其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共产主义”的特征。

  胡德平发扬大无畏精神,所做的最杰出的一件事,就是从2002年,2010年到2016年,与张殿清一起,先后三次抛出“扬弃私有制”论,从内部刊物、到公开刊物,再到公开演讲,十四年如一日,企图修正和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公开挑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底线,为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炮制理论根据。

  如前所述,2002年,胡德平就和张殿清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另解》一文,针对《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论述,他俩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的观点”,在对扬弃的概念作了一番解释以后,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将消灭私有制的扬弃过程变成了“扬弃私有制”,进而用“扬弃私有制”来代替“消灭私有制”。

  2010年,又由张殿清出面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一文,首次搬出论据:“消灭私有制”的“消灭”那个词中文翻译德文时错了,应当是“扬弃”而不是“消灭”,并对此论据的产生过程作了详细说明,他说,这个观点是胡德平2000年12月22日提出的,言下之意发明权属于胡德平。这篇文章还大量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来说明他们对于私有制的立场和态度是扬弃而不是消灭,其手法仍然是用消灭私有制过程中的扬弃来否定消灭私有制本身。此文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私有制’的理论;同样,它也不是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或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没有比这个结论更荒谬的了。马克思的理论竟成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图穷匕首现,正好暴露了胡德平炮制“扬弃私有制论”的真实用心,是要在中国“扬”的是全面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弃”的是改革开放中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最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2016年11月4日,在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开幕式上,胡德平做了题为《鉴别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的主题演讲。他不仅老调重弹,而且上纲上线,将“消灭私有制”这个“共产主义的特征”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否定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发表这次公开演讲的时间,是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开启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并首次正式提出要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强调要提高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之时。而目前的世情、国情则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在,中国对外贸易萎缩,经济增长速度处在下行通道,正在进行供应侧和结构性调整,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正在全面展开。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和问题,正处于关键的节点。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在动摇,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产生这两条社会主义改革的底线已被冲破的情况下,在中央加快简政放权、减轻税负,搞活企业,并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巩固其主体地位和发挥其主导作用,倡导混合所有制的情况下,胡德平重申否定消灭私有制,并说:“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私营企业已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力度不谓不大,开放一事不谓不强,可是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人们内心深处不托底的问题未说清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对我国现存的私有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根本态度,不然私营企业喂了近四十年的定心丸仍然心神不定。”此话将胡德平的心结表露无遗。他是要为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喂定心丸”,为在中国继续推动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火上浇油。

  对“扬弃私有制”论,本人已在《共产党人就是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消灭私有制——胡德平的“扬弃私有制”论》一文中作了系统分析和批判,从2016年12月4日起在“乌有之乡”等网站上发表,这里不再详述。

  第二,胡德平千方百计为私有企业主“正名”,以掩盖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的现实和由此出现的矛盾。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晚年,他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设置了两条底线:一是“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二是“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这后一条底线,使胡德平如骨骾在喉,因此,他千方百计为私有企业主正名,否定其属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胡德平首先引用江泽民的话:“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他认为,这一论述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判断他们的财产作出了新的阐述,并加以发挥说:“怎样看待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至关重要的是分清企业资本和个人消费基金的区别,固定资产的所有权是私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我们国家中的这种私人所有权不但不和群众利益矛盾,同时他还要承担市场带来的风险和管护的责任。则是成千上万的人。这有何不好?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性质也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把他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一样看待。怎样看待中国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私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有它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毫无疑问,中国太需要这种经济成分了。中共中央有一个文件曾经指出,不要把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和过去的民族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等同类比起来,不能沿用50年代那样的方法,今后再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说明,我们党对此问题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了。”他所说的这种“认识的深化”,就是要否定私有企业主的收入主要来自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是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的体现。不管他们本人承认与否,也不管别人给他们披上怎样美丽的面纱。私有企业主和过去的民族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存在着两面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私有制企业鼓励、支持和引导缺一不可。与私有企业主相对应的大多数员工则是雇佣劳动者,由经济地位不同,出现矛盾甚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整个社会也为由此造成阶层矛盾以至阶级矛盾,最终重燃阶级斗争。为私有企业主“正名”,掩盖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的现实和由此出现的阶层矛盾和阶级矛盾,只能是掩耳盗铃,无济于事。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正视现实和矛盾,采取恰当的方法解决矛盾。

  胡德平还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公众资本大量涌现的基础之上的,对纯粹的私人企业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法律、暴力手段消灭。在他们看来,既需要资本主义对之的扬弃,也需要科学社会主义对之的扬弃。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又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获得解放独立的东方大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件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大好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题中应有之事,当以国策视之。”此话错误颇多。其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他用“社会公众资本大量涌现”偷换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必要条件,前提错了,结论也不会正确。其二。“社会公众资本大量涌现”,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其三,对“对纯粹的私人企业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法律、暴力手段消灭”,与事实不符,新中国成立时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将其变为国有企业,就是使用暴力手段;而如今对于那些违法违规严重危害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也会用行政、法律手段取缔。其四,私有企业是不可能用“资本主义对之扬弃”的,那样只会是一个资本家打倒多个资本家,使私有企业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之扬弃”只是对私有制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五,发展私有企业从事的私有经济必须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主从有别,不能喧宾夺主,搞全面私有化,不应“当以国策视之”。

  第三,胡德平宣称“民营经济是人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在中国推行全面私有化寻找理论根据。

  尽管胡德平一再贬低毛泽东,有时也会实用主义地搬出毛泽东的话,断章取义地用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例如,他说:“须知解放战争的奇迹是源于人民战争,改革奇迹是“人民经济”引发的奇迹。“人民经济”一词出于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的毛泽东同志之口。他看重公营经济,更强调民营经济,还鼓励每个农民都要搞‘家庭计划’,‘兄妹开荒’就是一个开发性的家庭致富计划。他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劳动模范的家中学习生产知识。”“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毛泽东谈到‘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可是在当时怎么会提人民经济?现在人民经济有没有它的价值?可不可以把它发扬起来?”最后,胡德平的结论是:“总之,理想的‘人民经济’,既包括具体的公有制经济,也包括群众之中谋生或创业或追求自身价值的民营经济。”说来说去,他就是要把私有制经济放到与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的地位,打着“人民经济”的旗号,为私有经济自由发展找理论根据。其实,胡德平引用的毛泽东的另一段话正好泄露天机。毛泽东说:“我们的经济是人民经济,人民经济最本质的一点就是搞土改,而且搞了土改以后,还要发展生产。” 毛泽东是谈到了“人民经济”,他说的“人民经济”是指土改以后农民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并不是指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他没有“看重公营经济,更强调民营经济”,也得不出“人民经济包括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结论。

  胡德平还转引了毛泽东在1956年12月7日向民建、工商联的领导人的一段讲话。毛泽东说:“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7年4月6日,周恩来从当时的小煤矿谈起,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指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可以搞一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与胡德平要搞全面私有化是两码事。接着他又提到刘少奇949年对民族资本家宋斐卿著名的天津讲话,即那个鼓吹“剥削有功论”的讲话,并说:“1956年末至1957年初,他又多次讲到私人经济问题,并认为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竞争有好处,市场的存在对计划有补充作用。”在这里,他未曾引刘少奇的原话,是否真这样讲过也存在疑问,如当时只有“国营经济”并无“国有经济”的名称。如果刘少奇当时就说过,刘少奇岂不成了三十年后改革的总设计师了?最后,胡德平说:“可惜,这些充满探索精神的思考和研究在1957年以后都未付诸实践,只是作为文献保留在每个人的遗著中。如果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能沿此方向走下去,成果如何不敢说,但肯定比“大跃进”好,比人民公社强。”显然,全面私有化才是他理想的天堂。

  第四,胡德平承认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却否定民营经济急剧膨胀是私有化,反而认为国有企业追求自身权益和利益是一种事实上的私有化,故意混淆公有化和私有化的概念,掩护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意图。

  胡德平发表了一个奇谈怪论。他说:“我们现在发展的民营经济,是不是私有性质的?民营经济的就业人数、产值税收都占了一半以上,这是不是叫私有化?我认为前者回答肯定,后者回答应否定。这是我们党富民政策的极大成功。”既然非公有经济已经在占据国民经济总量上已经过半。从量变上看,私有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公有经济;据统计,2000年底,我国的金融、企业、房屋建筑等资产已达38万亿元,其中,私人资产占57%。从质变上看,由于内外投资的私有经济共同作用,中国外向型经济比例又不断增加,喧宾夺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然发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努力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而是私有经济自由发展,最终只能是私有经济坐大,公有经济萎缩,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取得主体地位,私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那不仅是私有化,而且是全面私有化。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也将会随之由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与此相应的,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和国际警戒线。“富民政策的极大成功”从何谈起。

  胡德平又说:“如果国有企业是权益、利益的集团化,成本的社会化,这也是一种事实上的私有化。”他的理由是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投资属于全民,权益和利益也应当属于全民,如果属于企业,就 “集团化”了,国有企业的资源和环境条件等来自社会,其生产经营活动给社会和生态造成影响,所以成本是“社会化”的,这样国有企业都由单个法人所有,也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私有化”了。这个观点是荒诞不经的。企业和个人作为法人有共同性,但不是一回事,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公有化的产物,与私有化不相干。谈到权益、利益和成本,即便是是国有独资企业,其投资全部来自国家,但在生产中,企业通过员工劳动创造的价值,支付生产成本(即胡德平所说的“社会化”成本)后、上交各种税金后形成的剩余价值即税后利润,一部分上交给国家,按《决议》规定,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部分即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基金和职工集体福利基金,这部分就是属于企业员工共有的,即胡德平所说的“集团化”的权益和利益。这里哪来什么“事实上的私有化”?

  如果从资本再生产团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获得的国家投资往往是一次性的原始资本或有限次数的追加资本,在运行中产生的利润是可以用同行业同类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计算的,这部分利润应当属于国家所有,企业产生的税后利润总额扣除属于国家所有的利润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企业员工共有的,其中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基金,就是企业职工创造的资本,在企业资本股份化的情况下,可以也应当以员工持股的形式按员工贡献大小授予员工个人,这就是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第二步改革——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一个途径。国有独资企业也就逐渐变成了国有资本控股、员工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此基础上,这种混合所有制企业还可以吸纳其他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或内外私有资本(包括社会公众资本)。这种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仅如《决议》所期望的成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而且由于劳动者同时成了资本所有者,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就会从雇佣劳动者变成以联合劳动、自觉纪律和民主管理为特征的自主劳动者,劳动者的分配所得就会从单一的劳动收入变为劳动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保障收入组成的收入。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更有效地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发挥出来,使最广大的劳动者实现共同富裕,有机会从小康向中产阶层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员工持股,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做法,不仅适用于国有独资企业,而且适用于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私有企业。我们可以把建立这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简称为“共有化”。而按照胡德平的观点,把公有化和私有化的概念搞成一团浆糊,按照他的思路去搞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只可能是在国有企业中间不断注入内外私有资本,而一旦私有资本取得控股地位,变成了私有控股企业,那倒是真正的私有化了。

  第五,胡德平胡说 “破除垄断,核心就是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不能讲‘利润最大化’,否则就是与民争利;国有垄断企业要讲市场法则,不能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收购、整合资源。”其目的是给国有经济发展加上桎梏,将其置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以确保全面私有化的实现。

  胡德平的观点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决议》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这也规定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对这些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必须保持控制力和影响力,对部分自然垄断行业必须保持一定垄断性,必须由国有资本控股经营,而不能由内外私有资本控股经营,成为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从而危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危及国计民生大局。这一点胡德平自然明白。他提出:“国有垄断企业要讲市场法则,不能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收购、整合资源。”这也不错。但他提出“破除垄断,核心就是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的心声是什么呢?他说:“真正要改革就是要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让国有企业改革,让民营企业成长,这是相辅相成的。”“‘国进民退’之争实非国家之福”,“这几年出现在很多领域的“国进民退”现象,完全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我认为,国企就是应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民营企业逐步进入垄断行业,说到底就是鼓励公平合法竞争,建立和规范开放平等的市场,让一切市场主体各得其所,各遂其志。” 原来他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成长“相辅相成”是假,推动“国退民进”,喧宾夺主才是真。

  二是国有企业的利润问题。《决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都应当提高活力和创造力。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市场的主体,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什么“国有企业不能讲‘利润最大化’,否则就是与民争利”?前面已经分析过,国有企业的利润的创造和分配,实际上体现了到国家、企业和员工三者利益的统一。胡德平一再强调民营企业应当追求利润最大化,实质上是要把国有企业放到与私有企业不平等的地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实现其加速推动国退民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分许多国有企业正处在困局之中。由于中国经济中私有制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外向型经济比重持续提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经济结构性矛盾突现,国有企业首当其冲。目前,中国许多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的结果,不得不停止生产,造成生产力破坏,经济效益下降,职工大量失业。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1%,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4%;集体企业增长1.2%,股份制企业增长7.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7%;私营企业增长8.6%。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2.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下降21.9%;集体企业下降2.7%,股份制企业下降1.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1.5%;私营企业增长3.7%。同时中国国有企业还存在着技术装备老化、供养退休员工多,安置下岗员工任务重、上交税利多、社会负担重等困难,出路只能是做大做强,重铸辉煌。在此关头不,胡德平给国有企业发展套上“不能讲利润最大化”之类的桎梏,只能让国有企业举步维艰。他说这是为了防止“与民争利”实质上只是为了防止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争利,让国有企业为私有企业的自由发展让道,让私有经济为所欲为,称王称霸。

  胡德平还大声疾呼:“‘国进民退’之争实非国家之福”,实际上是要鼓动“国退民进”,最终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从主次不分到喧宾夺主,实质上是要搞全面私有化,从量变到质变,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最终改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动摇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第六,胡德平宣称:“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指公有制经济,在他们看来,全民所有、集体所有都不是自然人创立的企业,都是很虚幻的拟制人。如果公有制下的所有者总是不到位,就形不成一个天然的市场机制。所有者要到位,才能真正破解西方国家的疑虑。”

  对于胡德平的说法,首先要说明的是,所谓“国家市场经济地位”是个伪命题。原对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世贸谈判只涉及到“企业市场经济地位”,根本没有谈到“国家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按照当初签订的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中国企业应当在此时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企业“市场经济地位”会在国际贸易中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美国想对从中国企业进口的某一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就只能调查在中国企业的商品市场价格,如果比美国企业低,倾销指控就不成立,美国也就没有理由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而如果不认可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就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替代国,只要替代国企业同一商品市场价格比美国企业高,倾销指控就可成立,美国就有理由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由于以前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都是选择以替代国企业为样本的,因此中国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就异常提高。更不公平的是,中国企业如果想进行反倾销调查,不允许选择替代国企业为样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搞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至于如何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和美国的认定标准有所区别。欧盟是从市场的作用、会计标准、商业自由程度、立法、汇率自由度等五个方面来评判,而美国则以货币可兑换程度、设立外资企业自由度、国有经济比重以及美国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为标准。在实际应用中,这些标准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美国和欧盟找到的理由,很多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很多时候是诸如“中国国企在经济中占比太高”等。但即使在欧盟内部,如法国,它的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都是很高的,像法国电信、法国邮政、法国航空等行业巨头皆为国有。而这是很明显的“双重标准”。2002年,美国和欧盟突然先后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所以,所谓“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在很多时候并不单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它虽然披着一个经济的外壳,却有着一个政治的内核,并且反复成为各国勒在中国脖子上、随时准备用来做交易的政治筹码。美国在历次中美战略对话中,都会以这个问题作为关键的筹码,逼迫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美国国债等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多年前就开始进行谈判,美国也无数次声明会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却最终都会无果的原因。欧盟则称,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毁灭欧洲传统产业,包括钢铁、陶瓷和纺织等。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无异于“单方面解除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握有这么好的能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它们不会轻言放弃。这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前后,美国、欧盟、日本一齐宣布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也为美国当选总统特郞普就职后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打价格战、搞贸易制裁埋下了伏笔。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美国、欧盟、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来承认,这是天大的笑话,没有必要。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这个伪命题以认定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名,行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搞贸易保护主义之实。所谓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实质是针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后,所有中国企业都应当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这是一股反对经济全球化,即生产社会化走向国际化,阻碍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逆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与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际同盟的矛盾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给中国自身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巨大红利。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1年,中国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达到24.8%;同时,中国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度也从0.03%升至0.6%。中国已经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收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5年达到3.96万亿美元,约为加入世贸组织前的8倍。其中,出口额增长了约7.6倍;进口额增长了近6倍。已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同时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不应当如胡德平那样惊慌失措,把主要精力放在迎合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破解西方国家的疑虑”而对公有制经济开刀,而应当放在如何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推动中国的人才更加国际化,进而在全世界推动全球化、为全球化发展做出贡献。

  其次,如何解决胡德平提出的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企业的“所有者到位”问题?对此胡德平煞有其事地说:“如果说到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就必须在更加科学、严密的层面上,研究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在这一层面上,国有企业、央企是不是全民性质的公有制企业呢?应该是吧。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是不是集体公有的土地呢?是吧!但这两类公有制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和受益权是否都真正落实兑现了呢?我认为还是远远不够的。拥护公有制,又不使公有制的所有者到位,那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呢?是‘叶公好龙’,还是‘爱美人而恶西施’呢?”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使用权和受益权分开,结果只会是他所说的“事实上的私有化”,一种就是让公有制经济直接私有化,其共同点都是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我们前面所提到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第二步改革——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思路,用混合所有制 “共有化”改革的方式,也许才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化解胡德平所说的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企业的所有者是“虚幻的拟制人”“总是不到位”的问题可选择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七,胡德平以民营企业没有“原罪”为名,否认其剥削雇佣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本质;以“清查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就”为借口,庇护私有企业主违法经营及与此相连的党政官员权力腐败行为。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是有原则的。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时候,还强调:一是要通过勤奋劳动、合法经营致富,二是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法律要求,即合法;后者是道德要求,即合理。支持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尤其私有企业,首先要求他们合法,这是原则,也是底线。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家的目标。这一点,胡德平也认可,他一再强调民营企业应当追求利润最大化。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因此,冲破法律底线,违法经营往往是资本家的通病,由于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没有消除,加上对外开放后欧风美雨来到中国,如列宁所说:“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两者共同作用,就造成了一种物欲横流、社会道德败坏、价值观扭曲的氛围,党政机关权力腐败也会应运而生。私有企业主往往通过与党政机关中的腐败官员搞钱权交易,廉价获取国家或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或产品,再从国有银行取得代替贷款或从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或通过证券内幕交易,“空手套白狼”,取得“第一桶金”,投机暴发的可能性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党和政府机构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情况下。在平时经营中,也可能出现种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借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失效,谋取各种非法收入。因此,完全的市场自由化是不存在的。为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国家通常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形成法治化营商环境如通过各种企业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规范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如制止和惩处欺诈交易、人为垄断、滥用行政权力、商业贿赂、虚假广告、侵犯商业秘密、倾销、搭售、违法有奖销售、损害对方信誉、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保护知识产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消费者权保护法,规范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组织、争议的解决、法律责任和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根据各种税法向企业征收增值税、资源税、所得税,向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使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

  2006年11月17日,在南京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论坛会场,《南方周末》报记者对胡德平进行专访。他还说:在民营企业从诞生到成长到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我们对待民营企业要像对待成长中的幼儿一样。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我们的民营企业真正发展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你们这个问题敏感,确实抓住了国内舆论对改革开放的深层次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然后大加斥责说:“‘原罪’这个说法,就是法外之法。现在应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嘛,怎么有个‘原罪’呢?”,并说:这是“对民营企业歧视的一种意识形态。有个企业家说得好: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最先吃到禁果的人,也是最早吃到甜果的人。我觉得他说得就非常好。”并反诘说:“上世纪80年代左右,民营企业偷吃的禁果,究竟是“原罪”还是原功呢?”其实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民营经济有什么“原罪”。他之所以借题发挥批判“原罪”,一是想制止揭露私有企业的本原,即其剥削雇佣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本质,对全面私有化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二是借说民营经济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发泄对社会主义公有化不满;三是为了转移人们注意的焦点,即对部分私有企业主原始积累“第一桶金”中的违法经营及与之相连的党政官员权力腐败行为的追究。

  记者提起:随着高层反腐力度的加大,个别不法商人和腐败官员相互勾结的案例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又有人开始讨论,要追究民营企业家“第一桶金”。胡德平说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我们还要反躬自问的是,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的奶水够不够?很多企业确实是在艰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它幼年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应该像对待祖国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记者问:记者:那怎么看待民企初期的许多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胡德平说: “文革”的教训我们没有吸取好,那些极左教训付出的代价也没吸取好。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记者提到震惊全国的“德隆案”、“顾雏军案”就是两个案例。德隆案主犯唐万军等人从2001年至2004年8月,采取承诺保底和以22%至18%不等的固定收益率与不特定社会公众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3万多份,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亿元。案发时,不能为股民及蓄户兑付资金余额达172亿元;而科龙公司的主犯顾雏军等人由于做假帐、玩弄数字游戏及大量坏、死账等,在2005年造成科龙电器亏损约36.7亿元,每股亏损约3.7元。在“营救”德隆、顾雏军时,胡德平都冲锋在前;此时是非曲直、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胡德平只回答说:“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轻轻撇开了自己应负的责任。

  应当说,目前中国的私有企业主,其中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下层,主要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的有关法规依法经营致富的,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合法收入,其中还包括一部分他们本人直接参加各种劳动的劳动收入。他们的原始积累“第一桶金”,可能是过去自己和家庭劳动收入的积累,也可能是个体工商户或农村家庭承包户收入的积累。但是,那些暴富起来的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和腐败官员的 “第一桶金”,却更有来路。少数党政官员往往利用手中权力违背党纪国法,以权谋私,或者本人贪污盗窃、挪用公款,私下收受贿赂、回扣和干股;或者违反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公然让妻子、子女、情妇等经商办企业,利用手中的权力,损公肥私,为他们及其他至亲好友输送利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高干子女中的暴富阶层。据披露:到2006年3月止,中国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同时,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可以谋取暴利的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到90%是高干子女,他们往往是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私利,甚至在商场上是横行霸道,欺行霸市,打着父辈的旗号招摇撞骗。由于中国经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腐败官员往往内外勾结,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谋取个人私利。还有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往往通过权钱交易,实现暴富。例如,从党政官员手中批得廉价计划内产品到市场上高价倒卖(即“官倒”);取得廉价国有资源(如土地和矿产)囤积居奇高价倒卖或者开发后高价出售;取得廉价国有资产(如有的国有企业管理层先将经营搞坏,再借银行贷款将企业廉价收购化公为私,在私有企业正常经营后还贷,无本生利)等等。对这些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追究其“第一桶金”,往往会揭开黑幕,牵连到一大串贪脏枉法者。为了帮助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摆脱追究“第一桶金”的困境,胡德平提出了三种办法。一是要人们采取“怀柔”态度,网开一面。胡德平说:“对民营经济持‘原罪’论的朋友来说,他们非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前,在《宪法》肯定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地位之前,追究清算民营企业的 ‘第一桶金’,意图何在呢?”并强调:“我们还要反躬自问的是,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的奶水够不够?”二是教唆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占法律上追溯期的空子。他说:“按我国法律的追溯期,可追前20年,那时党的十三大还未召开,1988年的《宪法》关于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还未明确,我国的工商管理部门还没有私营企业登记注册的概念。”三是让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参加捐助扶贫的“光彩事业”,再由“光彩事业促进会”主动出面向有关部门说情让他们将功折罪。这就是胡德平所说的:“现在,我们能否达到这么一种共识:对于那些在参加光彩事出面业之后,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确实身体力行,为中西部地区、为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人民动了真情、做了好事、作了贡献的民营企业家,以后有关部门追究其以前的问题时,我们光彩事业促进会应主动说明这位企业家参加光彩事业以后在新的企业发展道路和人生道路上的所作所为,以供有关部门分析以往的积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胡德平夫妇管理的光彩事业和天诺慈善基金是怎么回事,也说到天诺慈善基金会注册资金一亿元全部来自私有企业原四川汉龙集团主席、黑帮老大刘汉的捐助的,其中充满着权钱交易。胡德平的第三种方法,不仅是要让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逃脱法律制裁,而且是要借此作广告,让自已名利双收,正是一箭双雕。

  正如有人评价:与其说胡德平在帮共产党“统战”资本家,不如说资本家“统战”了胡德平。资本家能够成功“统战”,当然是因为这样更符合胡德平的个人需要。对此,人们可以分别从他为攻取职务成就、个人影响力及实际利益等多个角度予以解读。不如此,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胡德平总是站在为非法经营的私有企业主保驾护航的最前列。显示出在这类事件上,他早已不问是非,完全由屁股决定脑袋;而他的屁股,早就坐在了资本家的凳子上。

  第八,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没有负起积极而正确引导的责任,不断鼓动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在引导私有企业主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红线、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正视和解决私有企业主富起来后移民海外等方面上存在不少问题。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当全面实行 “鼓励、支持、引导”的方针,其中是“引导”最重要的,而且是有方向的,这关系到是否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各种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到是否能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纳入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轨道,而不至于方向逆转,走上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决定》中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提,这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但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来说,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自动可以实现的,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更是背道而驰,贵在积极而正确的引导。胡德平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后来又担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可是其所作所为令人失望。

  如前所述,胡德平念念不忘地从七个角度不断鼓动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从否认消灭私有制这个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共产主义的特征出发,将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变得自由放任、主次不分、不加节制,同时,鼓动“国退民进”,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喧宾夺主、取得主体地位和起到主导作用,最终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生逆转,从根本上动摇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此外,就胡德平对引导私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我们还想再谈三点:

  一是引导私有企业主坚守法律底线,同时坚守道德红线的问题。私有制经济发展才能自觉服从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获得最佳的发展空间。

  关于坚守法律底线,引导私有企业主遵纪守法上,胡德平是失职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他不仅为非法经营者辩护,而且为他们逃避法律制裁想办法开口子,本人也未能做到以身作则。

  关于坚守道德红线,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在此之前,2006年3月在十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社会主义荣辱观简称“八荣八耻”即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相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标明了道德红线,是社会主义中国公民的基本遵循。私有企业主通过学习和线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首先做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好公民,才能克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的消极因素,从心所欲不逾矩,为社会多作贡献,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奇怪的是,胡德平作为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在他2013年才发表的《改革放言录》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中只记住了“自由”这个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鸣炮”,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连个影子都没有。

  二是引导私有企业主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也促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胡德平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把引导私有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仅限于注意环境保护,即所谓“打造中国绿色火车头”;参与慈善事业,即所谓“义利统一与光彩事业”和分给企业员工一点利润上。而且由于被全面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思路的束缚,他在引导私有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时,把私有企业主看成 “给予者”,而将劳动者视为“索取者”。胡德平在《改革放言录》中谈到财富与责任时说:“讲到责任,我讲一个新教伦理的故事。上帝问两个人,一个是索取者,一个是给予者,你们两个人想选什么人?一个人想,我选索取者,别人不能沾我的光,我向别人要,这个多好。上帝给了这个人索取者的身份。什么样的人是最不折不扣的索取者呢?要饭的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向别人要饭。另外一个人是给予者,创造了财富,办了企业。”因此,他把私有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看成是的主仆间的一种恩赐。

  例如,胡德平说:“民营企业有剩余价值,企业主认识到这一问题,愿把这部分价值与职工共享。我认为这是一种新境界。中国出现这样的企业家,我觉得很好。民营企业有剩余价值,国营企业有没有剩余价值?没有?有吧。民营企业如此对待它的剩余价值,国企应该怎么做?社会责任是从企业家的本色、本质、本性中焕发出来的。”他认为,这样做,就是私有企业最大的“功德”,并要国有企业也要这样做。其实,这正反映出他眼光的狭小。

  如果我们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决定》所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目的,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两者在地位上有主从不同,但在目的上存在着交集,五种力可以拧成一股绳。将其化为现实的所有制经济形式便是《决议》中倡导要积极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决议》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目前,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中,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以这种新型的公私合营的形式,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或私有控股公司居多,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和社会公众大量持股,即确立劳动者所有权,即“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较少,这不仅仅是个缺陷。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第二步变革,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利用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的形式,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私有企业中确立劳动者的所有权,使之真正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以劳动者的所有权为基础同,使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变成以联合劳动、自觉纪律和民主管理为特征的自主劳动者,使对劳动者的分配方式由单一的劳动收入变为由劳动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保障收入组成的收入结构。这种“共有化”的所有制变革。它不仅能化解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虚拟化现象,最大限度地调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将其活力和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并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对私有企业来说,也是认清历史趋势,面向未来,逐步进行所有制改革,真正对私有制进行扬弃,最终消灭私有制可选择的途径之一。

  三是正视和解决私有企业主富起来后移民海外的问题。《南方日报》记者采访胡德平时提到:现在有一个现象:许多民企老板赚了钱,就向外国移民、置业,是否欠缺安全感?胡德平回答说:“民营企业在GDP、税收、就业方面的贡献已占了半壁江山。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表示还是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但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安全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果发展的环境不利,他就会选择走。当然,也有他们自身及现行政策的问题。所以政府不能只关注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应对民营企业加以引导,量体裁衣地给新政策,这需要再解放思想。”他这样讲,牵涉到三个具体问题。一是这些私有企业主富起来后移民海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既然他们贡献已占半壁江山,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为什么要移民海外?按胡德平的说法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安全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 移民海外是中国公民自由,但因“财产和人身安全需要”而移民海外就值得研究。这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私有企业主在国内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暴富起来。为了违法收入形成的财产的安全需要并传之后代而移民海外。目的是为了藏匿、洗钱,同时逃避中国法律的追究和惩处,以满足人身安全的需要。另一种是党政机关中的权力腐败者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窃取的国家财产或从私有企业主那里非法获取的财产,并往往将它们转到海外,并且干脆全家移民外国,使自己成为“裸官”,以保证自己和家庭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中国许多高官为防患于未然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两种移民海外者根本不应当同情和姑息,而应当追究和惩处,近年来,中国开展的针对经济犯罪外逃者的“天网行动”、“猎狐行动”和廉政建设中清理“裸官”举措,就是针对他们的。二是有相当一部分私有企业者移民海外,其财产来源是合法的,在国内财产和人身是安全的,他们只是想到国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这是应当肯定和支持的。至于其中有人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想到外国任意挥霍而去置业,或者为了通过投资移民换取外国国籍而引以为荣,或者为了子女到国外留学镀金,或者为了躲避国内尚未开征的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这里也有一个积极引导的问题,应当向他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不成,也只好由他去罢。三是胡德平认为:“如果发展的环境不利,他就会选择走。当然,也有他们自身及现行政策的问题。所以政府不能只关注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应对民营企业加以引导,量体裁衣地给新政策,这需要再解放思想。”说来说去,还是要国家对私有企业优惠,让国有企业退让,但这是有限度的。要让私有企业主感到“环境”最有利,只能是全面私有化、市场自由化,让他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那中国可就真的走上改旗易帜有资本主义邪路了。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胡德平与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有关著述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份,尤其是那些涉嫌走改旗易帜邪路的部分。

  胡德平及其周围的“公知”、“精英”在舆论界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会通过《决定》以前,他们以不同名目多次召开座谈会,向中央高层呼吁立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发表他们的“宪政改革”主张,企图影响中央高层决策。胡德平在2013年1月出版的《改革放言录》中也发表了同样观点。《决定》发表以后,他们又利用各种公众场合,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文章,以“宪政改革”为重点,试图改变《决定》提出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并改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以下简称《宪法》)的根本原则。胡德平以及他所赞同的 “公知”、“精英”们发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反对坚持党的领导

  欲夺其国,必篡其史,欲胜其军,必夺其志。《宪法》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胡德平的做法是从彻底否定文革出发,进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2011年8月27日,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在北京主办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来自政治界、经济界、理论界、法学界、新闻界人士100余人,40多人作了主题发言。胡德平主持座谈会,他说:《决议》对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尽管说得很严肃,但是没有任何过头的话,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很多地方说得是不够的!在党的一个文件中说,打倒刘少奇同志,“四人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话让人觉得是在看《雍正演义》。他们是“推波助澜”,那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这都是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因此,这个《决议》没有过头的地方,只有说得不够、没到位的地方。我们应该坚持《决议》的底线,绝对不能有任何动摇。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态度!这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开放,回顾和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鼓吹“文革”的这种论调好像在“复活”。有人留恋它;有人尽管不信“文革”,但却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觉得这个底线我们要守住!另外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否“一分为二”,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呢?有些人反对《决议》的这条底线,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分析还是非常到位的。说他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取代中央,原因之一是我们党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全面肯定毛泽东容易,全面否定他也容易。肯定他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毛泽东最后是以一个完全的阶级斗争论者,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论者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的。切不能用“专政”理论概括国家、政府、祖国的全部内容,也不能用专政理论混淆三者的界限。在胡德平的鼓动下,杨继绳作了题为《用集体认识记录和评述不能反映真实历史》的发言,全面否定《决议》中对合作化、三大改造、反右、毛泽东时代巨大成就等历史重大问题的正确结论。他认为,中国应该彻底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私人经济,而毛泽东时代搞公有制,所以完全搞错了,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把文革的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造反派身上是不对的,文革的罪恶根源是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极权制度。他的认识回到了启蒙时代,因此,共产党前60年的历史完全脱离了人类发展的正确轨迹,脱轨时间正是两个决议(指1945年和1981年的决议)所涵盖的时间。他说,对原来以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要重新认识。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30年前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中和妥协。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后30年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应该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2011年10月6日,由胡德平牵头在北京召开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与会者包括高干子女40多人和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300多人。会上,胡德平和马立诚两人一唱一和,一个讲彻底否定文革,一个吹“宪政改革”。胡德平说:1976年,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还是很复杂的。当时国内不是没有矛盾,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是完全和谐的,阴暗面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解决积累了17年的矛盾?毛泽东用了“文革”这种极“左”的方法。应该更主动地推进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要多主动,不再用“文革”的方法来处理现在的矛盾,而是要更主动地用民主法治的办法,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只有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还会有更大的进步。马立诚则说:“文革”是不是一个民主运动呢?不是,充其量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今年9月9号,在毛泽东的忌日这一天,在大约20个省份,举行了人数不等的一些活动,以悼念毛泽东为名,抒发心中的块垒。这些地方喊起了口号,如“打倒走资派”,这是“文革”标志性口号。这些动向提醒我们,在我们庆祝人民的胜利之时,要思索一下当前中国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面。如果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主张,和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可能会再次出现动乱。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只有走宪政的路,发展民主和法治,才是解决种种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不可能急迫地要求党下周就如何,而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共识。真正防止“文革”重演的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彻底摆脱文革阴影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宪法》总纲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这实际上是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宪法。胡德平却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名义,鼓吹共产党要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进而成为宪政党,并鼓吹“宪政改革”,反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也是在2011年8月27日召开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胡德平说:“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我们仅仅成为执政党是不够的。共产党怎么领导、“宪政社会主义”等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共产党合法性就是党性必须和人民性相统一。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以前看有关材料,我也被吓懵了,如果你说“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那你就是自由化!坚持是目标,但前提是必须“改善”。不在内容上下功夫,只在形式上喊口号,于党不利。”在另一个场合,胡德平说“毛泽东最后是以一个完全的阶级斗争论者,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论者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的。”并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应当作为执政党的理论。会上,接着胡德平的话把,郭道晖说:“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任务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章立凡说:“现在,继续‘不争论’是不现实的,当前迫切需要启动反思和讨论。不完成革命党——执政党——宪政党的转型,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彻底丧失。不能总想回避执政理论的重大错误,永远维持伟大光荣正确。”日籍华人马立诚说:“那种认为经济上取得了成就,就获得了长期执政合法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当下中国,只有用发展民主、宪政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陈波更是赤裸裸地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由专政党转成宪政党,要用宪政的手段把我们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那就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改制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那时中国就会被国际社会接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了。”王占阳说:有中国特色的逻辑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胡德平在座谈会总结时说: “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 可见,他对于这些离坚持共产党领导之经、叛社会主义之道的观点,是赞同的。

  第二,主张推行“宪政改革”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并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并首先强调:“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等。

  然而,胡德华却口口声声要搞“宪政改革”,他甚至说:“继续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和落实,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基本要求。”我们有了《宪法》,并且正施行。他要搞什么样的“宪政”呢?也是在他主持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陈有西的发言给他作了注解: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过程。62年执政下来,我们需要一次新的反思。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建立独立超脱的司法机制,全权处理一切国家大事: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劳资矛盾、政党问题、民族问题。”

  2011年12月22日,由胡德平主管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经济观察报》联合主办的“乌坎事件处理模式专家研讨会”。“乌坎事件”发生在2011年9月21日,广东省陆丰县乌坎村当地村民反对村官违规卖地,要求清算村官腐败行径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当地政府与村官一起镇压民众,致使事件一发不可收拾。12月初,村民代表薛锦波意外死亡,事件更加升级。12月10日,汕尾市领导强调该事件有“境外敌对势力操控”。12月20日,广东省委工作组认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21日,省工作组进驻乌坎村,受到村民欢迎,事件基本得到平稳解决。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文章中肯定了广东省工作组解决乌坎事件的努力,同时指出:“这种有错即纠的政治勇气,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宗旨:对群众利益负责,就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可就是在当天下午,娱“乌坎事件处理模式专家研讨会”。大力吹捧“乌坎模式”, 27日,这一研讨会的发言内容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贴出,标题是《“乌坎转机”的时代意义和国家样本意义——北京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乌坎转机”》。其中说到:三年前,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搞包干,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今天,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人们期盼新改革时期来临之际,毫不夸张地说,“乌坎转机”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乌坎之“坎”是我国迈向一个新时代必须跨越之“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主义之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政建设的奠基之石。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理念和决策,将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件成功案例,一条康庄道路,一个良治模式。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讲,广东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其他地区先后将会遇到的问题,绝不能用欠发展地区的局部问题代替发展中地区具有全局性的问题。胡德平在会上说:“乌坎村,好像政府对他们自己选的干部,自己组织都承认了,希望他们自治,村民自治委员会,我觉得很有意义。全国都笼罩在一种阶级斗争的思维,什么好的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观念一考察、一宣传、一执行,全部完了。”他迫不及待吹捧所谓“乌坎事件处理模式”,是想借此鼓动“宪政改革”。

  2012年1月18日,由胡德平组织在北京召开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有知名学者、退休老干部等200多人参加。在胡德平组织的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座谈会。邓小平南巡谈话的要点包括六个部分:(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六)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基本精神是要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前提下,加紧改革开放。这次座谈会却以纪念邓小平南巡为名制造“宪政改革”舆论,在会上,胡德平强调,“中国核心利益是时间,保持改革开放”。有人当场呼吁中国实行多党制、全民普选、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并利用邓小平当年谈改革,影射现当局僵化顽固,变成讨伐当局的声讨大会,要求当局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接受普世价值观,上演了一场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骚动,实际上希望推动中共发生质变。会后,他们还连续发文、接受访谈,鼓吹再来一次“新南巡”,希图用“非正常手段”解决“文革余孽”与“封建遗毒”,启动“宪政改革”。

  2013年8月10日,胡德平在经济观察网上发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一文,谈了他阅读法国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学习心得,借题发挥谈了他的“宪政改革”观。他说:“今天中国又有人重读此书,我觉得也是对那种“告别革命”思潮的一种反省和考问。”“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记忆加创造等于社会变革,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有四个要点:1、“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我国实行“人民主权论。我国未必采取全国性直接普选的民主。” “建国以来发起了不少运动,开展了若干重大的批判斗争,其实都不如批判官僚主义的针对性强,但未把官僚主义提高到体制上认识。”2、“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英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机器并不包括在内”。美国“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虽然“美国的两党制仍然运用轮流执政的方法,运用政权进行投机谋利。但马克思仍然把资产阶级的两种政权组织形式(指王国和民主共和国)做了严格区分。“进行两种区分不是一件小事,有其特殊意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建国后‘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终身’等等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些严重弊端的清理仍需通过改革解决。”3、 “无产阶级专政绝非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存在的。”应当实行“三权分立”和“宪政”,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掌握“立法权”,其制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制定其他法律时也要“以宪制律”;“行政权”应恪守“以宪司政”的基本信条,规范公权自身,保护社会私权;“司法权”则应保障“以宪司法”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保护公民权利,以法惩处一切犯罪分子。“以宪行政”、“以宪司法”,这就是宪法产生的宪政,如果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真能向这一方向发展,何来“文革”?改革也就可以采取另一形式了。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4、立法,不能过度集权,要由代议制的民主方式制定法律。司法也不能过度集权,司法权应交给公民社会。只有行政是可以真正集权的,因为处理政务要讲效率。只有落实了选举和自治,中国共产党才是融入了社会,又引领了社会的进步,它在人大、政府、司法方面才算起到了缔造者的作用。” “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广大公民有广泛的个人自由,自由的公民又非自由原子而能构建起基层的民主组织,基层又有广泛的自治权利,那么国家的立法就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立法,司法就可以自行消弭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行政才能形成权威。”最后,胡德平在结束语中说:“苏联以后实施偏激和过度的无产阶级专政,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这是苏共失去政权的一条重要原因。” 中共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究竟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国家机器呢?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1954年制定的“五四宪法”,改革之初,中共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学说这一问题。此问题,今天还未根本解决。”

  2013年8月16日,胡德平在经济观察网上发表《英法吃人宪政”的真义》一文,批驳此前官方媒体连发三文对毛泽东所说“英法吃人宪政”的理解。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演讲中说:“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胡德平在某些人翻出此话,兴高采烈地在权威报刊上发文,用以证明宪政只属于吃人的资本主义,所以宪政无法和社会主义兼容。只可惜毛泽东的这句话,帮不了他们任何一点忙。为何?其理由是:“说英法宪政是吃人的宪政,是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统一指示下,最初对英法宪政一时的、过激的、欠妥的认识。不久即做修正。如果一味纠缠此话,就是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了!进而还想以此话做为中国今日不能搞社会主义宪政的根据,那么不管他有多大本事,他也是干着一件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怎么还说别人缘木求鱼?”从中可以看出,他维护自己以西方议会民主制为样板,推动所谓 “宪政改革”的心情是何等迫不及待。其实,他的论据并不充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德国和英法帝国主义战争的起因,是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引起的”,“它们像疯狗一样,已经疯了,被资本主义制度把它们弄得完全疯了,它们就不得不向它们的敌人,向世界的壁墙,乱撞乱碰。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一群疯狗打架——这就是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后来战争性质才转变成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而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非“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并没有改变他认为英法宪政是吃人的宪政的观点。事实上至今英法宪政反共反人民的吃人本质也没有根本改变。

  2014年10月24日,《炎黄春秋》召开全体会议,宣布由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出任社长;陆定一之子陆德任常务副社长兼法定代表人。副社长杨继绳称,由于面临被收编,请胡德平任社长是考虑到他“能跟上面打交道”,杂志方向“肯定不会变”。陆德曾表示:“我们党的改革或者我们政治体制这个改革,再也不能在党内来进行了,要让人民群众参与。我们党有个传统,当我们在一些运动上遇到阻碍的时候,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改革,应该把人民的力量加进来,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党还有没有这个能力和力量。”此处所指的“人民”,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公知”,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相去甚远。但无论如何,《炎黄春秋》将胡德平推出来当社长,就是想坚持杂志“肯定不会变”的杂志方向,继续充当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和主要喉舌,并给中央高层以更大影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德平放下身段,亲自接任杂志社长。其中原故,可想而知。

  2014年11月7日,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胡德平说:“我国爆发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尽管都和境外反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邪恶势力必须依法打击,但是这类突发性的矛盾也不会短时期消失,但是也不能完全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就解决。”“在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又丰富发展了它的内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除了公民大众以外又出现了多种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这是人民范围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都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地位,都受法律保护,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内部的矛盾都要依法解决处理。即便不排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我国的现实社会存在的社会关系,也根本无需再用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去解决,这是我党治国理念的一大飞跃,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巨大进步,也为阶级斗争和专政的理论找到了一个依法治国的出口和通道,其意义特别重大。他认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是一次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国家和公民关系的重大调整,其意义非常重要,也非常深远。但是真正要落实这个决议,没有一代人、两代人是不行的。尽管《宪法》总纲指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胡德平却在否认现实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否认依靠群众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热衷于用他的“宪政改革”“为阶级斗争和专政的理论找到了一个依法治国的出口和通道。”

  总而言之,胡德平的“宪政改革”的实质是按照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模式改革我国政治体制,反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反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他主张实行“三权分立”、“两党制”,否认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成为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核心,将其作用局限于“选举和自治”,认为只有这样才算“融入社会和引领社会进步”。公开宣称“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绝非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存在的”,宣称共产党应当从革命转变为宪政党,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不讲人民当家作主,宣称“我国未必采取全国性直接普选的民主”,只谈个人自由,实际是主张“精英政治”。这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要求是相悖的。这种“宪政改革”思路,胡德平知道难以服众,2014年11月11日,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要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我觉得没有两代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一代人算25年的话,两代人就要50年。”但这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中国广大党员和群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无奈,另一方面表露出他执迷不悟要为推动“宪政改革”奋斗终身的决心,并把改旗易帜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这正是我写作这篇文章,揭露胡德华和胡德平在“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大无畏”的美丽词藻下包藏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真实心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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