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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祖:1992年,中国向右,我向左(有删节)

作者:张耀祖  更新时间:2019-01-19 13:01  来源:红色中国网  责任编辑:晨钟

  1992年,中国向右,我向左

  张耀祖

  2018年5月某网络刊物创刊,约我为他们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栏写篇文章,我以“走进马克思”为题,从自己排斥马克思、寻找马克思再到走近马克思,计划分三部分向青年讲述自己思想成长的历程。刊登了第一部分后,因刊物停办了,我就没有再接着写下去。现在已经跨入2019年了,30年前我大学刚毕业,二十三四岁,处于单纯幼稚的时期。最近大家都在总结青年人的经验教训,红色中国网便约我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态,包括自己和当时一些政治青年的思想状况写出来,以为前车之鉴!

  我从自己大学刚毕业进入社会说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个“关系改变命运”的时代。小关系小改观,大关系大改变。当时社会主义制度留下的公共资源还比较丰富,城市在进行“放权让利”改革,各公营单位领导有了较大的处置财物和用人自主权,领导用不着犯错误为谁专开“后门”,大学毕业生靠一点熟人关系,一点小礼物就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岗位!那些固守“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书呆子如果拒绝“同流合污”,只好随便他们自视清高了!

  我三哥是1970年文革期间被从农村招工进的宁夏银川橡胶厂,尽管是普通工人,因为能写会画,被从车间“以工代干”调进了厂报编辑部,自然能跟厂长等领导层说上话,介绍我进了他们的厂办农场当技术员。在家里人看来,毕竟有个大学文凭,先留在大城市大企业,避免被分配回宁夏西海固山区,在农场过渡两年再调总厂任职不算难(当年人们更愿意到国营工厂,也不愿意选择到银行税务等服务部门)。在农场,场长已经把养猪场养鸡场以及蔬菜园水稻田都承包给了自己的亲戚故旧,除了接待喝酒带我,炫耀自己有个大学生作助理而外,并不需要我干什么工作。和青工一起住在总厂单身宿舍,我看书他们喝酒斗殴,互相都别扭,后来他们自己宁愿挤在工友的宿舍里也不回来住了。失去了人生目标,空闲时间越多越感孤独!忍受了三个月后,我借故考察肉鸽养殖技术引进项目,到了西安,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场长巴不得我早点离开,以免威胁到他的官位,为此还特批给了我两万元的考察经费。

  一、下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把放弃公职(或停薪留职)去从事私营经济活动称为下海。

  知识分子的春天是短暂的。无论是在书籍报刊还是广播电视里,一反人们恢复高考以来建立起来的价值观,读书无用论又有了某种真理性,“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面前显得既无力又空洞。兼具冒险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被渲染成了这个时代的英雄!以往的革命英雄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难于理解又不实用。真正的英雄是拯救克莱斯勒的美国企业界传奇人物艾柯卡(《艾柯卡自传》),真正能够为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人际关系学鼻祖是卡耐基(《人性的弱点》)。总之,社会已经显现出一种潮流,革命英雄已经远去,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实现”只是昙花一现,美国式的企业英雄开始倍受人们的追捧!

  但我仍然我行我素,打算考取研究生,离开当时甚感偏远落后的宁夏。西安是西北五省区最大的省会城市,这里高校云集。我这次来的真实打算是寻找机会旁听陕西财经学院的经济类课程,可能的话考取这里的研究生。我二哥在西安某空军部队当军官,他正好认识一位财经学院的教授。这位教授一见面干脆泼了我一盆冷水,说近年来研究生报考人数在逐年下降,甚至有在读研究生退学下海的。知识分子待遇低没前途,他的一个学生抓住了机会一两年就功成名就,还是搞经济的好云云。

  一个不经世事,仅靠生吞活剥书本知识构建起来的“人生蓝图”是脆弱的!眼见令人崇敬的教授在叹息,眼见挣钞票的人成了时代的英雄。刚走出象牙塔,又来自小地方,经不住一见世面,梦想就开始支离破碎掉了!

  有个名人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哪一条路都能把你带到目的地。”这当然包括人的最终归宿。

  1988年,我23岁,却遇到了发财的机会,就这样“下海”了。

  鉴于八十年代中期实施的以生产资料为主的“价格双轨制”导致的经济混乱,1988年国家进一步实行生活资料的“物价闯关”政策,由此造成了一次全民抢购风,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经济秩序越加混乱,为一些人带来机会也给更多的人带来了灾难,并为来年的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三十年过去了,为使青年人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这里有必要费些篇幅,结合有关材料对此做一说明。

  所谓“价格双轨制”是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同样一种商品实行两种价格,即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一项政策。通常计划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这项政策在当时被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赞许为,是由统制价格转向市场价格的“天才的解决办法”。

  在双轨价格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厂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总会千方百计地少生产价格较低的计划内产品,多生产价格较高的计划外产品,还要想尽办法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此,一些计划范围内的合同就不能完成了,计划失调;作为用户,就千方百计地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套购计划内的商品。显而易见,倒买倒卖远胜于直接生产商品。结果计划失控,市场机制也失灵了。到1988年,出现了经济秩序大混乱,倒买倒卖风盛行。

  今天我们都熟悉这样的话:“改革出现的问题需要靠改革来解决”、“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等等。的确,当年为向市场经济彻底转型,中央又下了一剂猛药,叫“物价闯关”。即把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肉蛋糖蔬菜烟酒等副食品和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这类生活资料的价格也放开了(“价格双轨制”主要涉及的是煤炭石油钢铁木材等生产资料)。结果猪肉价格涨了六成左右,蔬菜涨了三成;茅台酒的零售价由20多元一下子涨到290元,中华烟也由每包一两块钱涨到12元,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瓶茅台酒;彩电、冰箱、自行车等越涨价,百姓越是抢购;甚至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食盐、火柴等等,一句话,老百姓是见什么抢购什么。全民抢购,物价飞涨,“倒爷”数钱累瘫手,老百姓刚积攒的一点现金变成了价格奇高的储藏货物!

  跟生产资料方面的“倒爷”相比,副食品和家电类生活资料方面的“倒爷”只能是菜鸟了。

  据统计,生产资料方面,到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一些掌握计划内原材料分配权的人,只要批一个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你再转手按市场价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大笔的钱。甚至货物都不动窝,一张条子,一字千金。双轨之间的价差越大,条子就越值钱,能批条子的人的身价就越高。

  能把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倒到市场上去卖的“倒爷”,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都是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群众称之为“官倒”。这也许就是那些今天被称为“红二代”的高干子弟们第一桶金的来源。在天津一家宾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倒爷”将手中的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这张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倒腾了四次,四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暴利。这批钢材的价格最终由每吨700元加到1600元。

  用手头一点儿现金做二道贩子,倒手赚的都是小钱;用挂靠在国营企业和街道办事处名下的有工商正式注册登记执照的各类服务公司、服务部,利用本单位流动资金,赚的是大钱;由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军队、大学以及科研院所等具有权力背景的单位所创办的“公司”,背靠银行,赚的可就不只是钱了,可能就是一个产业。

  我二哥的部队是一个团级单位,他是后勤处长,负责为本部队赚取外快。当时个人是很难注册到工商营业执照的,换句话说,谁有一张工商营业执照,甚至无需流动资金就可以名正言顺作“倒爷”。他们部队有个军人服务社,可以经营品种繁多的副食品和家用电器,只要关系广,赚钱是轻而易举的事。我被他唤来作助手,他们单位吃肉,我也能喝到汤。

  百无一用是书生,教条主义是死读书者的绊脚石!我学了一点经济学知识,懂得流通领域一般不创造价值,倒买倒卖是奸商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我兄弟俩毕竟还算老实人,奸商的那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尔虞我诈我俩学习起来有困难,感到赚这种钱太肮脏太受煎熬,其作派也令人厌恶。他们部队内部也因分赃不均闹矛盾。所以我提议我们还是搞实业,项目就是我名义上正在考察的肉鸽养殖项目。二哥一听我的论证就动了心,决定干起来。肉鸽,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培育的供食用的鸽子品种,广东和港澳地区的人喜欢食用。所谓“无鸽不成宴”、“一鸽胜九鸡”。传说宋庆龄就只吃鸽子不吃鸡。改革开放的风是从广东刮起的,那里追捧的东西不久总会在内地风行。况且,我正好是学畜牧专业的,专业对口;西安又是个旅游城市,高级酒店林立,珍稀禽类需求旺盛。结果部队领导一致赞成,项目获准很顺利。部队工商注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XX部队军地肉鸽场”,我们共同出资,由我负责承包生产经营。

  有时候成功就是个陷阱!我的畜牧专业令部队领导信任,项目论证更令他们折服,但是水有多深,浪有多急,在大家共同趋利的情况下没有人去多考虑。

  肉鸽的生产有几项关键技术。一是,它们是“一夫一妻制”,必须公母配对,正确鉴别公母达到恰当配对是个技术关键。二是,因为肉鸽每次只产两枚蛋,公母轮流孵化18天,乳鸽出壳后不像小鸡那样出壳就能独立生活,而是要再由父母呕吐鸽乳喂养,直到28天后上市。理论上讲45天为一个生产周期,每年产八窝出栏16只乳鸽,商家会告诉你如此这般核算就能赚钱,其实这是在理想的温湿度等饲养条件下的结果,现实中很难达到。最后一项关键技术就是疾病预防和治疗。赚钱的门道也在这些关键技术里。

  养殖生产过程并不难理解,一对鸽子相当于一台加工机械,饲料就是原材料,经过一对父母鸽子45天的加工,产成品就是乳鸽,疾病预防和治疗就像机械的零配件和机械修理维护。

  1989年3月份,投资大约10万元由火车运回了第一批成年肉鸽,十多天后一场水土不服引起的疾病导致一半的鸽子死亡。本来受商家欺骗,公母配对率就不高,这次因疾病死的又多是雌鸽,留下的有效生产能力只有三分之一不到。也就是说,十万投资七万打了水漂,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七万块钱在陕西师范大学附近可以买到两套七八十平米的楼房。我当年大学毕业在大型国营企业的工资不算低,每月才104元!更为严重的是,由于1989年6月的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旅游业以及宾馆酒店业全面萧条,20元一只的乳鸽,酒店不再消费。家禽家畜又不是机器可以拉闸歇业,它们每天还需要进食,消耗饲料。

  初次创业即遭受打击,无需多言,当是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为了拯救自己,我从翻译出版的各种书籍里,从所谓的国际先进经营管理经验里,去寻找旁门左道。我开始学坏了,把生产乳鸽的成年肉鸽有意当成了种用肉鸽,采用公司加散户的方式,向散户提供成年肉鸽,再全部回收他们的子鸽,从中优选配对,再卖给散户,如此循环往复(相当于不加工产品了,而是直接销售加工机械了)。尽管养殖肉鸽是新鲜事物,不仅农民,城市里有闲置空间的人也是可以饲养的,但如果没有最终的产品销路,购买者还是很犹豫的。为了攻克这个瓶颈,我采取了一项今天被人惯用而当年还不多见的措施,即宣传攻势。利用空军部队的招牌,砸钱给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纸等媒体,利用今天叫软广告的方式,渲染空军部队养肉鸽的意义;请空军老干部扮演角色,吹嘘他们庭院养肉鸽和食用肉鸽是多么适宜的修身养性办法;把我本人也包装成了一个肉鸽养殖专家,一位即将走向成功的企业家云云。总之,残酷的现实迫使人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无所不用其极。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便成了西北肉鸽养殖业的山大王,被人戏称为“西北鸽王”了。之所以如此迅速“崛起”,除了虚假宣传,蒙蔽养殖户,根本上还是靠蚕食和兼并其他肉鸽场家的结果。陕西的气候和关中良田万亩还是很适合于饲养肉鸽的。在我之前,陕西已经有好几家颇具规模的肉鸽场了,西方经济制裁同样使他们断了产品销路,债台高筑,生产举步维艰。无奈中,他们只能同我签订城下之盟,把场子交给我托管,挂上我的分场招牌,我则“借鸽下蛋”,用他们场的肉鸽销售给散户,再为他们支付已经压得很低的收购价格。算是比较原始的“贴牌生产”或“生产外包”吧。

  商场如战场!在这里谈不上正义与非正义,所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尤其是88年的“抢购风”、“官倒风”,把全民卷进了追逐金钱的漩涡,成为一场少数大胆妄为或有特殊背景的人洗劫老百姓的血汗钱、巧取豪夺全民公有财产的浩劫,变成了一场狼和羊的角逐。它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亲密关系。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阶层分化,在怎样追逐自己的利益上人们仅知道有两种人:骗子和傻子,坏人和好人,即狼和羊。今天讲,坏人在私人会所里,那时候坏人在卡拉OK厅里。

  要不是象牙塔里形成的一些公平正义观,我当时差不多就属于骗子、坏人和狼的行列了。但已经出现大脑和屁股的分裂了,这种两面人造成的精神分裂,其实比贫穷更令人痛苦!由于我们最终无力解决乳鸽销路或深加工问题,乘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经济又活跃起来,肉鸽养殖盈利状况还算好的时候,我见好就收,把鸽场交回了部队。随后我做技术指导同几家公司合作办了几个养殖场,把包袱转嫁了出去,自己办了一个信息咨询研究所,追随政治青年搞起了政治。

  二、追随

  先引用一段官方“人民网-重大事件”专栏中关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词条。

  “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他们的煽动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了打、砸、抢、烧,学潮迅速发展成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与戒严部队对抗。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30年过去了,对这场“风波”只记得一些零碎的片段……

  鸽场是3月份投产的,4月份事件爆发时我正处在焦头烂额之中,加上又是部队的企业,我二哥严格限制我参加活动。也因为我刚到西安,没有什么熟人,只能一个人溜出去奔跑于几所著名大学听学生演讲。也许因为他们演讲的对象是学生吧,总的感觉内容比较空洞乏力,以知识分子的语言讲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426社论”发表后,大概是学生为了对抗社论,口号变成了“反官倒反腐败”,结果引起社会各行各业群众的呼应……

  一场所谓的风波,就这么过去了。我的那位军官哥哥总会在我面前说这样一句话:你看我说会秋后算账的,你还不信!以此来标榜自己姜还是老的辣。

  此后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拯救鸽场上。后来,不记得因为什么机遇,我认识了两位西北政法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这是我到西安后首次直接接触的大学生。那个时期的大学生,反感马列,反感社会主义,“崇洋媚外”都是很普遍的,甚至官方电视反复播放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就是公然贬斥“黄色文明”(黄河文明),颂扬“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的代表作。所以,我们的政治话题无非就是痛斥中国社会黑暗,畅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他们夸赞我一个养鸽子的竟能高谈阔论这些高大上的东西,我也因被这些文科高材生赞赏而自喜。其中一位的中学同学,是这次事件中电视上曾反复出现过的“21个通缉犯”之一,北京大学的杨某。这些学生大部分被关押了一半年都陆续放了出来,但学籍均被开除,也无处就业。当时内陆地区私营经济还不发达,所以相当一部分这样的学生都到了广东,或在那里做生意,或者在沿海前沿找机会去海外。后来,我专程飞去广州见了他的这位同学。这大概是1991年的事,我26岁。

  广东是中国的肉鸽集散地,此前我曾经去过几次,或开肉鸽养殖学术会议,或调用鸽种。这次到广州,却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大的转折。此前我从未接触过首都名牌高校的大学生,这次到广东见到这么多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等高校的“精英”大学生,甚至在我当时看来,是创造历史的人物,我的确无法掩饰自己崇敬的心理,甚至为了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好社会,从此愿意追随他们。他们建议我到广州来发展,记得阐述的理由是,这里经济发达,自由度高,也容易得到海外支持,实现民主自由需要经济的支撑等等,而我却不大喜欢广州的那种“金钱氛围”,也不大认可有了钱再去争取自由民主。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似乎是他们对我的欣赏,但纳闷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跟我多谈政治理论,我当时唯一能解释的是,他们是政治精英,我大概不配跟他们谈论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后来遇见李民骐,我便有了另一种解释。他们当时在做电子产品贸易,经营状况不大好,快支撑不下去了,我离开广州时答应给他们注入几万资金,算是对自己不能从事却心向往之的政治理想做的一点儿投资吧。顺便说一句,我至今想不明白,当时他们大批聚集在广州,做生意,也吃喝玩乐,也谈政治搞串联,甚至同海外也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为什么就没有一次遇到过公安机关的干预?

  回到西安后,不记得了,但显然是经广州的青年介绍,不久就有西安的青年找到了我。记得有“21个通缉犯”之一的北航的郑某某,之一的清华的周某某,还有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延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学生领袖们。他们都是刚二十出头的青年学子,被开除学籍,无处就业,漂零在外,生活的确很不容易。国营单位单从政治上考虑,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他们认为的阶级基础 —— 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一方面怕担政治风险,同时也因为他们搞的这场运动,中断了自己倒买倒卖致富的路子以及运动后中央限制私营经济的政策而生埋怨,同样不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我今天在这里标榜自己毫无意义。想当初,也许只是因为自己胸怀民主自由理想,感念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崇敬他们创造历史的勇气,从而愿意为他们效犬马之劳。我为他们专门租用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做活动和接待之用,接待宴请和唱歌放松的费用自然由我买单,.时间久了,我发现我所崇敬的他们并不实际从事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口口声声的民主自由只是知识分子发表见解的自由,所谓言论自由;相互见面津津乐道的是谁是某方面的领袖,起过如何大的作用;期盼中央某个有自由派倾向的人物扭转乾坤;兴奋于境外媒体对自己或自己所关注的某个事件的报道。一句话,就像我们今天某些文革造反派领袖陷入一种“文革情结”一样,这些自由派领袖完全陷入了一种“ls情结”之中。在我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普通工农很少能够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还谴责当初城市工人没有鼎力支持他们,咒骂工人是反动的一帮。(事实上,起初他们把这场所谓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看作是自己在广场上独有独享的独角戏,工农的参与反而会破坏其纯洁性;待到后期运动处于颓势时,又到工厂大门口用“现在不站出来十年后你们就会失业”的话胁迫工人,而此时的工厂管制已经强化起来了。可怜某些不知内情的下岗工人今天还在念叨,当初愚昧落后没有听这些自由派大学生的话。其实,这些信仰资本主义的自由派大学生哪里有什么远见;他们要是侥幸上台,一样是搞私有化、让大批工人下岗,决不比后来的“朱地雷”手软。)

  事实上,就参与运动的人来说,包括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由于1988年的特权“官倒”得利,百姓“抢购”失利,形成了来年“反官倒反腐败”的群众基础;其次,自由派领袖(包括中央某些高层人物)以争取“自由民主”为口号,实质是以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并企图领导这场群众运动;第三、“自由民主”的精英诉求与“反官倒反腐败”的群众诉求大相径庭。这场运动一开始是通过舆论和大学生动员全国民众的,但舆论领导权掌握在自由派手里,自由派在失去群众以后,领导运动走向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失败了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却归罪于群众的落后和不觉悟,或者某个团体和集团没有给予鼎力相助,大概是无论右派精英还是左派精英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激进冒进导致失败后,接着便是右倾保守、沮丧失望,甚至背弃理想,追逐眼前利益,这些恐怕也是左右精英共同所有的。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暂时地为他们提振了精神,似乎预示着中国也将出现一个叶利钦式的人物。我还记得苏联解体几个月后,北京来了一位学生领袖(他们当时向我保密了此人的姓名),神秘地给我们“传达”了1992年3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尤其是同年4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着在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田评价了发生在四个月前的苏联解体。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 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据说这次讲话得到了在中央党校进修的高干们的热烈鼓掌。田纪云后来自己讲,他的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以及万里的热烈拥抱)。把“民主自由”变天的理想委托于某个高官,我们自己抓好经济,是这次“传达”的要旨。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大部分人相继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去“闷声发大财”了,而且确实发了财,并小有成就。

  我追随他们走到这个时刻,民主宪政的理想也几近破灭。只可惜,物欲横流几乎毁掉了在这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相当一部分政治青年的理想。有钱就有堕落的条件和资本,我也在堕落中痛苦着挣扎着……

  三、左转

  经验上有一种说法,一般人成长到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是一个思想变动比较剧烈的时期。青春即将过去,而立之年将至,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似乎变得尤为突出。

  1992年我27岁了,五月份孩子刚出生,女人们已经开始为孩子的未来作打算了,提出了各种能够提出来的要求。这个时候,一个比我小四岁的更为理想主义的青年来敲我的门,这个人就是后来赤化我的李民骐。

  李民骐是1969年生人,中关村长大,有着我们农家孩子羡慕的家庭背景,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独子。父亲是中科院力学所的博导,母亲原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教授,八十年代中期去了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小学上的是黄帅就读的那个中关村一小,中学是北大附中,大学上的是当时厉以宁当系主任的北大经济管理系。八九的时候,由于同学生领导集团意见相左,被排挤在了边缘,运动失败后为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90年6月3日晚因在北大三角地演讲,12天后被开除学籍,当日刚一进家门即被警察带走,后被判刑两年。1992年6月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先后到河南、福建、广东找他们的“同伙”,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者色彩太浓,不受广州同仁的待见。9月份,他从南方返回到达郑州时给我打电话,开门见山就向我要钱,连个“借”的托词都不用。因为人还没见面就要钱,感觉此人特别不懂人情世故,所以他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明是谁介绍的后,直接就说:我到郑州了没钱回北京,你能不能给我点钱。这个时候我对他们这样的人已经缺乏好感,也不太愿意给他们钱了,就勉强回答他先来西安再说。

  他是上午十点左右到我家的,我正在忙,就安排他在一间小房子里坐下,到中午吃饭时我去叫他,他竟然要我等他十多分钟写完一篇文章,这真令我刮目相看,完全不同于他们那些同仁,没到吃饭点都等起来了。不过我也没有宴请他,而是带他到楼下小面馆吃了个便饭。

  晚上喝酒时,他先把自己的读书笔记给我看,我以很厌恶的态度拒绝了。我说我最反感两个“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不许他在我面前提它。我当时认为社会上一切不好的现象都是这两个“主义”造成的。我们边喝酒边交换政治观点,他竟然评价我其中一个观点很接近马恩,我说你别侮辱我了,他就翻开随身带的马恩选集,指出一段让我自己看,我一看果然接近,这太令我惊讶了。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一段马列原文。此前我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是为应付考试强记的一些标准答案,根本不懂马列的真实思想。那为什么又反感马克思主义呢?答案也很简单,凡是官方的就不加思索地反感和抵制,凡是社会上的阴暗面我都归罪于社会主义。李民骐很明智,为了“俘获”我,他从不同我发生争论,而是不失时机地夸赞我,小心谨慎地引导着我。记得那时候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一本书,即他利用我的“崇洋媚外”心理(马列何尝不是洋人!),送给我一本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竟然还有美国人赞赏毛泽东,肯定文化大革命,我完全被颠覆了!

  获得了我的好感,李民骐也就在西安住了下来。晚上除了陪我喝酒聊政治外,他也跟西安的自由派进行辩论,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我的思想影响不小。比如,在李民骐见我的前后,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我跟着一位人大法律系的学生领袖,叫黄钟的青年研读法西斯主义的东西,他还送给我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们企图从这里找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李民骐及时地把我矫正了过来(黄钟后来当了《炎黄春秋》的副主编。我后来到北大读书时,因为他说下岗工人是好吃懒坐的一个人种,应该把他们灭掉,为此我们分道扬镳了)。那段时间他经常挎个军用书包,独自一人到工厂职工宿舍,敲门入户搞调查访问,或者把他写的涉及职工房改问题的文章,利用我的打字复印设备大量复印后,到西郊工厂集中的地方,在职工下班骑车回家路过时发散给他们。当年十一国庆节前,他回了一趟北京,在途径石家庄时,竟然到石家庄陆军学院去“策反”正在军训的学生,当即被抓捕,大概被关了十多天。后来听他父亲向我说,国庆节期间,他家来了警察,态度很不友好地告诉他说:“给你儿子送被褥去!” 他父亲向我抱怨:“我好赖也是个博导吧,就这样让一个小警察呵斥我。” 表现出对自己儿子的无奈!后来我才搞明白,他有这样的家庭却没有钱花,是为了避免父母干预自己,他从不跟父母要钱,他回北京也很少回家,而是到北大跟朋友住在一起。

  1993年6月2日,李民骐叫我同他一起去趟北京,说是去见一见北京几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我正准备去广州谈一笔肉鸽生意,已经派了两个人先期到达广州了,我表示去不了,他建议我绕道北京。我一想也可以,我还从没有到过北京,这次去可以看看天安门。

  我们2号晚从西安乘上火车,他随身携带了80册复印制作的“非法刊物”《彼岸》,还为这次讨论会写了总结提纲,上了火车他才告诉我这些,并让我看了他写的提纲。那时候火车比较慢,大概是3号下午途径保定站的时候,上来了十多位北京市的政保警察,把我俩直接带到了餐车车厢。记得他们有录像的也有拍照的,我当时好紧张,感觉小腿肚都快要抽筋了,但为了形象不至于太差,头脑里浮现出了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努力地扬起头挺起胸来。李民骐此前经历过抓捕,还比较镇定。录像拍照结束后,我被带到一个软卧包厢,审讯就此开始了。到了北京站,直接把我俩分开押上停在站台上的小汽车,直接送到了通县(现在的通州区)一家宾馆。通过审讯我才意识到6月4号这个特殊的日子,否则我大概是不敢跟他过来的,也才知道这次李民骐玩得真大。他不仅召集了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的一些在校学生,还有十几名香港的大学生。由于这次来京开会的细节李民骐没有给我讲多少,我也不知道多少“秘密”,今天想来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审讯时我也讲不出多少东西来,压力也不太大。只是他们威胁我说,“非法刊物”是用我的打字复印设备制作的,是“作案工具”,可能会被没收,这让我比较担心害怕。除此之外,八天时间里更像是集中学习改造,住的是宾馆,饭菜很丰盛可口。当时主审我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警察,政治素质高,理论水平也不低,主要是对我进行教育,要我以后好好做生意,不要参与这类活动等等。结束时要我写“悔过书”,我当时不答应,感觉这不是叛徒了嘛,留在档案里不就是人生污点了嘛!最后老警官也网开一面,要我写个“说明书”即可。记得我写了由于自己马列水平不高,认识出现了偏差云云。

  这次到北京遗憾没有看一眼天安门,西安市局政治保卫处来了位科长和副科长,把我直接从通县接了回去,在火车上我们一路还聊了不少政治话题。到了西安,他们的处长还为我们接了风,并指示送我回家的人不要把警车停在我家门口,以免影响我做生意。我毕竟是“从犯”,况且也没有对西安造成什么危害,他们自然没有难为我的必要。第二天我就去了广州,李民骐比我晚两天放了出来。半个月后我俩又被西安政保捉了进去。

  事情是这样的,李民骐在西安时,以招募家教的名义在西北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结识了一些大学生,这次从北京放出来后,又同香港的一些大学生联系,想把两地大学生联系起来,在西安搞个大学生联谊组织,结果被西安公安发现。警察威胁大学生不讲出实情,就会被开除学籍,学生就交代了六月底香港会来一位联系人的事。

  一天黄昏时节,我从渭南一家鸽场赶了回来,李民骐已经把西安的几名大学生和香港的联络人带到了我家里,我刚进家门,就有七八名西安的警察闯了进来,立即向我们宣布了搜查令。宣布的人是接我回西安的那位副科长,他在宣布的时候,由于气氛紧张,腿都有些颤抖,另外比较紧张的是我和李民骐,其他人,包括那几名大学生和香港的联络人倒是都显得镇定。事后我问过李民骐,我俩比学生都怂包,怎么搞政治啊!他回答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咱俩心里有鬼啊!的确,家里放着很多材料,还有各种信件,搜到了的确比较麻烦。他们翻箱倒柜,甚至把我夫妻的大床都掀了起来,大约晚上11点多的时候搜查结束,并把我和李民骐带到了一家宾馆,连夜突审起来。

  主审我的是那位接我回来的刘科长,这次审问就不像我们在火车上聊天那样融洽客气了,审的也不是关于大学生联谊会的事,而是算旧账,从我跟西安的政治青年开始接触说起,包括我在西安接待过的各种名人,比如被称为“曹破产”的曹思源,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胡绩伟等等。总之,我曾经接触过什么人他们是了解个大概的,这次就是要一件件地说清楚。

  连夜审问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的时候,包括他们也是心烦气躁了。刘科长和记录员占用了宾馆唯一的两把座椅,我坐在床上,由于这次去广州住宾馆染上了脚气病,奇痒无比,我老是挠脚,也不好好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刘科长给我发脾气了。他警告我说,门口有执勤站岗的,他佩戴着枪呢。我也被激怒了,从床上跳起来吼道:“你让他进来把老子毙了!” 气得刘科长把案卷摔在桌子上,甩门而出。

  一会儿进来一位老警察,他拿着一盒红塔山香烟来哄我,我说,这还差不多,有话好好说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不是也说,我是牙膏,你们是挤牙膏的嘛!我就告诉了他我知道的一件事:下个月王丹(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要来西安!他如获至宝,马上就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刘科长就进来了,还向我道了歉,我也向他道了歉,气氛又缓和了。他让我抓紧睡一会儿,中午还可以喝点啤酒。

  他们那个时候关注的重点是自由派的问题,焦点是是否在西安存在组织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自由派聚在一起肯定会涉及到,但却是回避我的。毕竟我不是他们圈内的人,我对他们的价值就是我有些钱,他们设计一些经济活动的时候,或者接待一些来西安的名人时需要我付账罢了。我被李民骐开始赤化以后,他们就比较排斥我了,开始疏远我了。在审讯的时候,我使用一些马克思主义语言的时候,主审官还嘲笑过我:不要以为我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就用这种语言来蒙骗人。他们哪里会相信还存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

  审讯的问题都很琐碎,好像都是在印证一些他们已经掌握但却不准确不全面的东西。什么跟谁谁谁在一起吃饭,吃的是什么菜,左边坐的谁,右边坐的谁,都谈一些什么问题等等。谈的什么问题,自己可以装傻,人的记忆能力有大小,谁能把什么谈话内容都记在脑子里,他提示了就可以说几句。都跟谁在一起,吃的什么饭菜,这些内容骗不了人,说错了会让你反复回忆,直到得到印证。有人说还是不坚定,可以不张口说话嘛!就我的经验,除了知道张春桥一言不发,或者说不说都得死的共产党员,没有不张口说话的被审讯者。不错,这里存在着斗智斗勇,但经验告诉我,他们的职业就是侦查,都是审讯方面的专家,掌握有丰富的信息,又居高临下,我们耍不得小聪明,一次失误,有可能全面崩盘。他们就像是在寻找你身上毛衣线头的人,一旦找到,一拉一条袖子都会扯下来。

  此前我曾经向李民骐讲过一件事,就是我和西北政法学院那两个大学生,找了一份共产党的纲领文件,模仿写一个组织的纲领,因为意见不一致,半途而废,没有搞成,但我们还是好朋友。此时那两个学生也都毕业了,一个回了兰州当律师,一个在西安自己搞文化公司创业。李民骐当然知道讲了这件事,对我们当前没有什么危害,毕竟没有成为事实,但公安对组织问题是有着高度的兴趣的,他以为这个可以把警察的视线引开,减少当前对自己的压力。结果,这两位也被捉起来审讯了,并讲了一些跟我相关的问题,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这使我对李民骐很恼火。两个人一起干过的事,他们会来回进行印证,最终八成都会被搞清楚,所以,在他们这些专业人员面前,秘密是很难保持的。超过三个人一起干过的事,恐怕就没秘密可言了。李民骐为了“诱骗”我坚持把政治搞下去,曾经说我是个当总统的材料,尽管我知道他在蒙我,但拿破仑不是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搞政治有点雄心壮志甚至野心也是对的啊。这次进来我身临其境感受到,这种想法有点幼稚。如果你扛不住交代了,你就是个叛徒;如果你不交代别人交代了,你被砍了头,左右你都当不了总统。所以,这次进来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从事政治,信仰是第一位的,否则就可能走不到底。

  再讲点花絮。前面说过,那位副科长在宣布搜查令的时候,腿有些发颤。按理来说,他是来抓人的,有什么可害怕的。后来有警官告诉我,有些人一遇到紧张气氛就会有这种应急反应,看来见了警察就会紧张并不意味着就是个怂包!这次进来我们接触比较多,发现这位副科长其实是个老实人,善良的人。他向我讲过一件事,说他很严肃认真地主审过一位西安市的副市长,结果这位副市长官复原职了,他就遭了殃。他感叹说,好人没好报啊!其实在现实中,不全是像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那种漫画式的警察与革命者相对抗的图景。后来我跟看押我的警察混熟了,他们除了必须遵守警察纪律外,我们还是能够很好地交流一些社会问题的,甚至包括一些侦察反侦察技术的。那个时期电视上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白蛇传》,他们背过科长就跟我讲,让我别死磕了,有些事其实就是单纯为了印证,教我如何如何讲就可以交差了,为的竟然是下午大家都能看《白蛇传》。他们还给我讲过一件事,前面提到过“21个通缉犯”之一的北航的郑某某,警察只是跟他询问一件事,结果他进行人格侮辱,骂警察是共产党的一条狗,因此被扔进看守所,半年没有提审过一次,他每天忐忑不安于到底会如何处置自己。放出来后我见到过他,人的脸色都是黑青的,一脸惊恐不安的神态,可以想象在里面遭受了多大的煎熬。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斗争艺术还是要讲的,不要电影看多了,轻易跟警察个人结梁子。我们是从事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不是跟警察个人斗勇斗狠的,否则,人家可以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你,你焉能不遭受折磨。

  这次我被监视居住三个星期,李民骐比我提前一周释放,并被送上回北京的火车,结果他在第一站临潼火车站就下来,又返回了西安等待我出来。我俩见面相互印证了一些口供,发现相互都有“出卖”对方的地方,怨气也就消了。我俩被释放时,警察除说了一些离间我俩的话外,还警告不许我俩再在西安见面,否则见到就抓。见面的前几天,是有些惊弓之鸟的狼狈相,总是发现到处都有警车。后来渐渐平静下来,李民骐蛰伏在了西安,不再出门搞活动了,开始写他的著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电子版下载地址http://content.csbs.utah.edu/~mli/),并怂恿我考取北京的研究生,做着离开西安的打算。

  李民骐在中国人民大学认识一位有资格带研究生的左翼教授,他建议我考人大的研究生,我觉得这有点天方夜谭,我怎么敢考这种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呢。估计他当时权当着蒙我多读些马列的理论,极力鼓动我试一试,为此在1994年春天我俩专门去了一趟北京。这位教授对我农学院毕业的背景不大满意,我也有些虚荣心,李民骐的鼓动也壮了我的胆,认为既然要考,还是争取考北大,那里是政治精英聚集的地方。我找到北大马列主义研究所,接待我的是后来成为至交的魏老师。我跟他要了一份往年专业考卷,按理来说是不能提供的,他是个很善良的人,破例给我提供了。我看试题也不算难,魏老师也没有歧视我农学院的背景,我当即决定考他们的研究所。1994年冬天我和李民骐都到了北京,他因为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被开除学籍的,在国内没有办法再上学完成四年本科学业了。过去一直不接受父母要他出国的安排,现在没有选择了,1994年圣诞节那天他去了美国,进了特拉华大学,补完了一年半的本科课程后,考取了马萨诸塞大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M·科兹的博士生。我参加了1995年元月的硕士研究生考试,统考政治和英语有幸都过了线,其中一门专业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没有及格,落榜了。又努力了一年,主要解决了理科生不懂文科试卷答题方法的问题,顺利考取了1996年的硕士研究生,这年我已经31岁了。

  李民骐曾半开玩笑地说过,中国有一个半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指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中)。现在一个去了美国,半个要独自行走了,能不能走到底还是个问号。

  2019年1月6日

  附:《走近马克思》第一部分 排斥马克思

  题记: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时就已经认识到了:为人类谋幸福,个人的幸福才是完美的!所以他最终达到了人生光辉的顶点。而我,直到不惑之年才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他生命的意义是通过为社会的进步事业付出多少来体现的。为了让中国工农重新挺起胸膛,过上有尊严的人的生活,我决定付出余生!

  我这里无意同马克思做对比。马克思至今在我心目中是需要翘首仰望的珠峰,遥不可及。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青年同志约我写篇文章,我反复更换题材,总是难以下笔。人们已经采用歌颂、陈述、辨析甚至多媒体等等多种形式,完美展示了这位无产阶级理论巨人的丰功业绩,我却不能写得比他们更好了。直到5月5日纪念日当天,我才最终作出决定,通过剖析自己的成长经历,把它展示给青年人,尤其是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们,坦诚告诉他们,我是如何从一个小学崇拜英雄人物,中学恐惧马克思,大学排斥马克思,毕业进入社会又迁罪于马克思,再到寻找马克思,逐渐走近马克思的。同时也使同学们循着我的心路历程,了解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变迁过程。我将分三个部分来叙述:排斥马克思,寻找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

  第一部分,排斥马克思

  一、我的小学

  农村的孩子一般政治晚熟,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由于闭塞和贫困所迫,很少能懂得自己的周遭与天下政治有什么联系。

  我1965年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至今还有南方的同志误把宁夏当成甘肃的一部分,把我当作甘肃人。其实也对,历史上宁夏曾经归属过甘肃行政区。宁夏的确很小,面积只比台湾岛大一倍,人口却还不到台湾的三分之一,只有六七百万人口。我出生的地方又是宁夏最落后的地区。对大部分人来说,提起六盘山恐怕才会有方位感。这个被统称为西海固的地区,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回族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我是汉族,是这里的“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地位。

  我的童年是很快乐的。那时候,即便是在我们这种穷乡避壤的地方,上学就像玩耍。到了五六岁,也只有上学才有机会与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而且,我们两个生产队二三百户人家(纯汉人),便有一所小学,场地设施教室都是农村最好的,教师也是外派的。一边学习一边在玩耍中长大,不像今天的孩子负担那么重。在农村,我从不记得父母过问过自己的学习。似乎他们把你生下来,除了温饱,其余都交给了社会。所以,我们就像野草一样任由成长。

  我们还是回到政治话题。

  1976年元月周恩来逝世,我大哥鼓起勇气告诉了父亲实情:“您福气大,跟周总理得的是一种病。”我父亲不再渴望治疗,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秋季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毛主席逝世,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上学练习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毛主席万岁”啊!记得我去问母亲毛主席怎么会死,母亲紧张地说,“悄悄,不敢说!”在她看来,我这是在亵渎神灵。毛主席逝世的时候,生产大队召开追悼会,全村的妇女都在嚎啕大哭,似乎天就要塌下来似的。

  今天刻意搜寻小时候同政治有关的记忆碎片,大概有这么几个片段:看到报纸头版巨幅照片里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心想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穿好一点,却要扎个白毛巾丢农民的脸;老师布置作文写“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能找报纸瞎抄,全班又不能雷同,小孩子们都很犯难;“四人帮”被粉碎,大人们开批判大会回来嘀咕,没想到谁谁怎么那么坏……;公路上鱼贯驶过用各色宣传板装饰起来的几辆大卡车,第一辆有华国锋的巨幅照片,似乎还在播放着歌颂他的歌曲《交城山》。一位老农说到:“毛主席刚死,就把人家的夫人抓起来,还有脸吹自己。”由此对华没有了好感!

  无论是不理解,还是自己思想中存在封建残余不喜欢某些人,总而言之,政治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的“政治”就是模仿电影和小人书里的情节,好人和坏人的角色就是由我们中间对应的好孩子和坏孩子来扮演。我二哥是解放军,所以我有一顶正品红五星军帽,这就成了我扮演潘冬子、雨来、嘎子等等小英雄的特权。我当时觉得和这些小英雄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机会自己也能够当这样的英雄。看到电影里的军人主角,我就希望那是我的哥哥。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如果打仗,哥哥就是那《英雄儿女》里的王成。模仿着英雄的姿态,呼叫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恐怕我们那个时代的小孩子都模仿过这位英雄的角色!

  还有一件后来自己懂事了想起来都脸红的事。我们村有一个被下放来的“老右派”刘老汉,据说他中医医术高明。也许是因为政治问题,有病人求医到门口,他才会看病,也就是切脉和针灸,提出治疗建议。我父亲在去世前一半年,突然发现自己肩窝处长了个鸡蛋大小的瘤子,找他看,他说那是肿瘤,要马上摘除,否则活不了多久。可是,没多久瘤子竟然消失了。我亲耳听见就有人说闲话:他果然是个坏分子,诅咒生产队长早死。有一年冬天,大概是刘老汉刚到我们村不久,他在晒太阳,我们一帮小孩把他拽到一堵土墙旁,我们爬上墙头,学潘冬子斗恶霸地主,把我们的棉帽子一顶一顶摞在他头上,不许掉下来,叫做戴高帽子斗坏蛋。他是那样的老实,任由我们摆布戏弄。不过,我们这次似乎并没有从中找到小英雄的感觉。写到这里,我电话询问了大我六岁的姐姐知道他多少情况,姐姐说:这个人是河北人,管不住自己的嘴,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老婆和两个儿子就投靠到在宁夏银川工作的女儿家。1968年文革期间,她们娘儿三不知怎么地就到了我们村,刘老汉坐了十多年牢后在1973年到我们村跟妻儿团聚。姐姐还说,他可能是被人陷害的,传说是为了药方。文革结束后他儿子回河北原籍办理平反事宜,结果人家说档案丢失了办不了。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家人都特别的老实。老太婆整天在马路上捡树枝和牛粪,做的饭像猪狗之食,明显是没做过饭的人。两个儿子有文化,但干农活怎么都不中用,主要负责记工分和抄抄写写的事。现在来判断,很可能是中医世家的。刘老头死的时候,除了我们一群小孩看热闹,可能是为了避嫌,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去埋葬他。

  童年时代就是在这种英雄想象中愉快地度过了!

  二、我的中学

  1977年,我12岁时升初中到离家10里地的公社中学读书。家里有一辆不能驼人的破自行车,它只能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的单人坐骑,我就住校了。一间房子两排大通铺住二十个人,我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回族抱团,我打不过他们,常受欺辱。想找哥哥来警示他们,又怕被人家小看,伤了自己的英雄情怀。那个时候数学是王,数学好就是学习好,加上作业写得快,让他们抄袭我的作业,交不上作业的人自然有老师惩罚。记得一次我做错了一道数学题,全班三十多人全部错的跟我一样,我被老师叫上讲台当众重做这道题。很快我就当上了数学学习委员,保持全年级第一直到读高中(我的语文基础比较差,高考这门课才得了20分左右,至今看到文言文比英语都恐惧。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语文课上做数学题,被语文老师罚站一节课,并被讽刺有本事当数学家去,以后别再上他的语文课。我也很执拗,从此就在语文课上钻研数学。当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陈景润和华罗庚。数学课老师也差点,常让我代他讲课并批改作业。现在才知道这叫叛逆期,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致使自己至今都不能流畅地阅读四大名著)。

  上了高中后还有比语文更可怕的,这就是政治课。政治课老师是个从宁夏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就听说这家伙是个干部子弟,占了工农兵的推荐名额,走后门进去的。不学无术,说起话来拿腔拿调,把学生看得很严,不许乱说乱动,必须老老实实听他照本宣科。现在想来,也许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懂,也就越加不敢放开讲了,怕出现政治错误。考试为了表现自己的学识,净考那些领袖经典的政治概念和深奥的原理,我们搞不懂也记不住。这门课我就记住了他那装腔作势的可憎模样!

  1980年年底公审“四人帮”,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摆在操场上,几百个人头争相目睹,估计没有多少人看得清听得见。我只记得他们四个人的模糊影像,状态就像那些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痛斥的学生一样!我“政治”上的一点儿英雄情结,很快就被这种政治课和公审的画面所冻结!时代变迁快,农村孩子的上升似乎只有一条路——考大学考中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头悬梁,锥刺股”便成了我们的座右铭。

  高中生是最敏感最要面子的时期,这也许正是青春期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雄性特征的时期吧。我为了能够考上大学,却采取了“底线竞争”,把自己内心那点英雄情怀,甚至女生面前的尊严都甩在了脑后。农民口粮不足,就通过养鸡下蛋养羊下崽卖了兑换粮食。我们学校在我家与公社农贸市场之间,我早晨上学去的时候把羊羔用背篓驮在自行车上,到学校后把羊羔放置在教室的拐角,中午下课后再把羊羔送到集贸市场,让我们村赶集的老农帮我卖掉,然后再帮我兑换成粮食带回家。上课的时候,羊羔咩咩地叫了起来,老师严厉地责问这是谁的羊。我举手示意是我的,老师看着我迟疑了一会儿,接着又讲起了课。原谅陷入绝境的人是一个人起码的良知。

  我们是山区里的平原,但土地贫瘠,靠天吃饭,社员口粮经常不足,人民公社时期,歉收年份要靠国家救济。我的父亲1976年去世后,由50多岁的母亲抚养我和哥哥念书,家庭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工分,从生产队里分配不到多少口粮。记得夏收秋收分配粮食的时候,别人家架子车拉几麻袋,我就半麻袋直接背回家。这还是我和哥哥寒暑假挣得的工分。好像改开后救济粮就取消了,所以,这个时候口粮全靠自留地和三个在城市里工作的哥哥接济。三个哥哥也低工资,自己也要成家立业,养家糊口,我们饿肚子就成了常态。有时候跟村里人家借不来米面,一整天都没有饭吃,学习时饿得发晕。我高中时,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了,按人头分地,我们家有了更多的自留地,饭也就能吃饱了。所以,在这一段的记忆里,包产到户对我们这种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是有一点儿好处的。

  比我高两级的四哥1980年考上了大学(他文科特别好,很内秀,我打麻雀玩尿泥的时候他就喜欢看大本的书籍,村里人常说他是书呆子。但大哥包括当时的任课教师,出于他们的文革政治经验(“四人帮”里有三个是搞文字艺术的),认为还是掌握一门技艺比较好,要他报考理科,他最终不情愿地去了西南石油学院,几乎成为终生遗憾。今天他终于找回了自己,在海南大学教授管理思想史)。两年后我也有幸考上了大学,一年后母亲就到银川城里给三哥看孩子了,我们全家都跳出了苦难的农村。

  我们这里师资力量显然跟城市没有办法比较。要考上大学,只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全靠学生自己拼命,所以那两年没有在意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大一的时候回到村子,才知道变化是惊人的:我家河对面有一片数百亩的树林,是我们小时候雨后寻蘑菇,秋天打草,冬季捡拾树枝烧火的地方。承包到户政策只一年光景,一棵树都没有了,全被人偷伐殆尽。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村到乡中学十里国道两旁直径约一尺的树木一颗也不剩了!当年村村通的广播喇叭线路和线杆没了踪影。村子通往公路的主干道也变得坑坑洼洼,再也没有人平整了。村子里的“能人”承包了磨面访、卫生所等等一切当年集体经济的东西。唯一的一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配置的拖拉机,零件被人偷光,只剩一个空壳躺在那里,就像一头被虎狼蚕食的野牛骨架!贫瘠的土地即便天天守在田间地头,也不能增产多少,大部分村民生活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人们的空闲时间多了不少。没有希望考上大学中专的学生将就到初中毕业,女孩就早早嫁人,男孩游手好闲,所以聚众赌博便盛行起来了。小时候的玩伴也不再亲密,唯一让大伙儿能聚集起来的,就是春节期间干部党员带头装神弄鬼,搞庙会骗钱财。

  中学时期对政治的印象都不大好,大人们似乎也都在极力地回避政治!

  三、我的大学

  中学毕业时的马克思,在他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能够提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毋庸置疑,青年马克思一定是看到了德国容克地主和资本家,为了自己穷奢极欲而不管他人死活;他一定是看到过衣衫褴褛、挨饿受冻的贫苦人遭受的磨难。他志向高远,决定为了人类的幸福选择自己的职业。这除了因为他有着一颗高尚的心灵,还因为他衣食无忧,有条件选择自己情愿的事业,把它作为一生的追求。而我也是17岁中学毕业,但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只能自己拯救自己,所以选择也很简单:一是摆脱贫困,让年迈的母亲不再遭受生活的煎熬;二是,拯救一下自己的英雄情结!当然,对我来说,浪漫却是一件奢侈品!

  我的高考成绩只能在宁夏境内选择学校。宁夏当时共有三所大学一所师专。当时我认为宁夏大学和固原师专毕业只能当老师。中学刚毕业,的确不愿当教师。宁夏医学院是当医生的,我大哥是医生,见过医生就不想当医生了。只有宁夏农学院供我选择了,我选择了畜牧专业。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骑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我还为自己的选择激动了好几天。确定志愿时我大哥要我选医学院,我不从,他痛斥道,你难道宁愿跟畜生打交道,也不愿跟人打交道吗?我说,是的,我不愿跟人打交道。大一时回村里,我的农民玩伴戏弄我说,“大学生,马尾巴的功能是什么啊?”这让我羞愧难当!

  当时的政治思想教育还是起作用的,毕竟还延续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干一行爱一行”、“要为四化做贡献”、“一个大学生需要20个农民来供养”、“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等等。的确,我们当时不但不收学杂费,每月还供应36斤大米白面票,25块钱的菜票。那时候一份素白菜五分钱,正常情况下一个月20块钱菜票就能吃得很好,还能结余出五块钱零用。按我当时的家境,今天恐怕就很难上这个大学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表现在青年人的思想和行为上就显得很突出。我1982年秋季上的大学,成年后第一次到了一个大城市,感觉到城市繁华而井然有序。工厂兴旺,商业繁荣。我三哥是银川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他会很多种乐器,还会绘画,我常到他那里度周末,听工人们吹拉弹唱,似懂非懂地听他们为了马克思某个哲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深感工人的文化氛围比我们大学都强。我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几种乐器,也跟他们学习阅读哲学和美学书籍。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社会风气陡然发生了变化。原来有序排队上公交变成了疯狂拥挤抢座位,学生食堂也变成了谁先挤到窗口谁能打到好饭菜,街头成群出现穿喇叭裤手提录音机的“流氓阿飞”。总之,青年人不以流氓为耻,反以流氓为荣了。大二第一学期刚开学,我从农村返回学校,在去三哥工厂的路上,也赶时髦地买了条喇叭裤,结果被哥哥强迫退了货。他说,正在“严打”,小心被当成流氓抓了去。其实,老工人看不惯大学生穿喇叭裤。

  1983年的“严打”,可以说符合邓小平的一贯风格,打得准打得狠,很快就把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压了下去,人们都变得老实起来了。现在想来,当时承包到户政策刺激的个人积极性释放完毕的同时,农村又出现了各种乱象,引起农民的不满;以私心激励人,以个人承包的简单方式对现代化大工业进行生产经营改造,又遇到了城市工人的抵制;城市农村各级权力机关利用特权瓜分公共资源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而文革结束后异己力量已经被清除,此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级社会组织都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从而不可能出现群众性的公开反对力量。但是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它总是会借用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当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个人行为破坏社会生态。原有的集体氛围在解体,作为个人便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和宣泄不满,即今天所谓的刷存在感。比如偷几元钱被判处死刑者未必为了偷盗,也许仅仅为了寻求刺激和宣泄;今天被称为性骚扰的青春少年耍流氓直接从速从快枪决;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街头斗殴被发配新疆青海做苦役等等。我没有对“严打”的主要对象做过专门的统计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主要是青年人,而且主要是城市职工家庭的待业失业青年。农村青年老实,青春荡漾的时候关心的是娶妻生子,斗殴、耍流氓、偷盗者很少。我当时没有听到过农村老家方圆几十里有被“严打”的农民。一般来说,当时的大学生中,农民和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孩子居多。因为城市工人家庭的孩子,要么不爱学习,要么进技校就会有一份好工作,犯不着在高考的羊肠小道上,跟那些能吃苦的农村孩子或具有先天文化优势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来拼搏。当时的大学入学率似乎比今天的研究生都低。

  学校里只是开除了一批学生。宁夏农学院水利系来自城市里的学生比较多(可能是高招时照顾水利系统的家属子弟),打架斗殴的“流氓”也就比较多。据说有一个年级班曾被处理了三分之一的学生。“严打”在工厂里反应就更明显了。我三哥他们工厂的吹拉弹唱、思想辩论一夜之间消失了。“严打”也为企业改制扫清了障碍。老工人为了避免回城知青或待业的子女走上“犯罪道路”,被迫接受提前退休由子女顶岗的安排。这也为后来一家企业破产倒闭,全家人下岗失业埋下了祸根。这次“严打”实质上是对城市工人阶级的一次镇压行动。这么说也许并不夸张,有心者可以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在配合“严打”的同时,全国大力宣讲“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剪除杂草的行动。事实上,这是一次“稳定压倒一切”的初试牛刀。

  “严打”过后,在大学里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追求“个人奋斗”的思潮开始涌动。大概为了矫正这一现象,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调和主义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话,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有过批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尼采、叔本华等唯心主义哲学开始在思想界流行,似乎不懂佛洛伊德的心理学就不懂得人性。佛洛伊德举例说自己的老婆想起了马的交配场景就会产生性高潮,被我们赞赏为西方人就是实事求是注重科学(忘记了马克思也是西方人)!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只关心冷冰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缺乏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从而遭到大学生的普遍排斥和抛弃。我们这样的农业院校,喜欢阅读尼采、叔本华的人没有几个,但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却是普遍的。其实我们当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搞懂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但有一条,官方极力宣传什么,我们就反感什么,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官方越是唱高调,学生们就会认为是虚伪,就会越加地排斥。记得我们系党委书记在做思想政治教育的讲话时说道,“你们只知道关心自己,毫无远大理想,看看某某某,人家把马列选集都读完了!”话音未落便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那位读马列的同学当时是被看成为怪物,书记的走狗。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刚刚开始转型,思想倾向、社会阶级分化还不明朗。对于我们这些懵懂学生,社会在自己头脑中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影像。年轻人的倾向或者选择也谈不上自私自利,直观地讲,就是跟着感觉走。我因为囫囵吞枣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小说、政治、哲学著作,想以此寻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结果也变成了异类。思想越是自由奔放,想入非非,发现脚底下的现实越是壁垒森严。也许这种状态可以产生思想,但若企图付诸于行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尼采的超人哲学,无限放大了自我,几乎使自己陷入了精神分裂的状态。这个时候我反复思量自杀的问题,反复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不知怎么地突然意识到,我这样卑微的人,怎么会选择如此高贵的死亡方式呢!我那可怜的母亲才刚刚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啊!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大三的时候申请了休学(1985年,20岁),到新疆喀什地区一个石油基地,去投靠一年前大学刚毕业分配到这里的四哥。他们的钻井平台在戈壁沙滩深处,生存环境特别恶劣,但我却非常喜欢这里的狂野,也许我需要这种能荡涤心中污浊的严酷吧。我四哥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大学生,据他自己说是响应国家号召,到边疆开发大油田的。这我相信,那个时候这种不读尼采听党话的理工科“傻子”有的是。我有江湖义气,新疆人自然也不差,所以,井队里的工人就喜欢带我玩,他们叫我“小大学生”,很愿意满足我对新疆人文地理的好奇心。我还在这里学会了喝酒,更有趣的是忘掉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哥哥担心我跟着工人学坏,出主意让我通过考取研究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和专业。新疆玩了半年后,我又回到了学校。

  学校为我重新安排了宿舍床位,我还有三个学期在休学状态,所以无需上课,助学金等一切物质待遇照旧不变。当时经济管理类是热门,我们学校一位青年教师建议我考取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生。这样我就有计划地开始了自学英语,从头学习起经济学领域的知识。立了志,又不愁吃不愁住,读什么书随心所欲,时间怎么花全由自己掌控。这一年半是我在“回归理性”的情况下,寻求“自身完美”最感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学校的一位副院长,作为世界粮农组织派驻泰国的成员,工作两年后回来为我们全校师生作报告,西装领带很现代。报告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大清楚了,大概就是资本主义好,那里的人不会闯红灯,那里的学术真自由等等。总之,那里才是真正践行“五讲四美”的国度。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走出去,离开这闭塞落后的边塞宁夏。先到上海,再图发展。

  1987年年底,报考1988年研究生的工作开始了,我欣喜地填报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几天后接到我们学校的通知,我的报考资格被取消。问原因,教务处处长批示,不能跨专业报考。理由是,如果农学院的学生都不从事农业,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怎么得到发展!

  今天看来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农业院校的合格的教务处长,但我当时却被打入了冰窖。

  但这时的我似乎已经成熟了,不再那么悲天悯人、心浮气躁了。

  1988年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安排到六盘山脚下一个村庄做毕业实习。实习项目就是做黄牛繁殖育种,间接做扶贫帮困。而我却发现,不但大山里的农民比我幸福快乐,这里的黄牛同样比我快乐!当时我却有些像行尸走肉,对外界事物麻木不仁!记得有当地一个女孩,似乎对我有意,常来关心我,被一同实习的同学怂恿逗乐。她被戏弄都觉得是一种幸福,而我却沉浸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悲欢离合之中!

  我们当年毕业分配已经不是指派,而是双向选择。也就是说,你只要找到某接收单位,无论什么行业(估计我们的教务处长如果不是机会主义就会很郁闷),什么银行啊,税务局啊,学校都给你发派遣证。否则,就由学校任意派遣。我却无所谓了,在毕业分配志愿表里只填写了四个字:“随遇而安”。那位长得像观音菩萨似的女班主任愣眼看着我,好像我是诚心想当个弼马温似的。

  一个小人物内心有再叠翠的山峦,毕竟改变不了他是一粒尘埃的事实!再怎么企图把控自己,终归是一颗随风飘荡的野草!第二年春季,一场政治大事件便轻易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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