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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贵生:一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文章

作者:郝贵生  更新时间:2014-12-02 11:20  来源: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昆仑

王长江(资料图)

  最近,正当人们关注围绕《辽宁日报》一封信所反映的高校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笔者从网上偶然发现,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2008年11月17日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一篇《要仔细研究一下<共产党宣言>的逻辑》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因笔者也写过关于《共产党宣言》逻辑的有关论文,于是对该文发生了兴趣。但阅读之后,发现该文打着研究《共产党宣言》的旗号,实质是一篇歪曲和反对《共产党宣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错误的典范文章。

  王文说,《共产党宣言》之所以有巨大的魅力和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非常强的逻辑性,“这个逻辑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抽象的推理,而是与现实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现实出发。”这个观点是对的。那么《宣言》中的“逻辑”是什么呢?王文认为:“它从工业革命把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开始,进而推断出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阶级;两大阶级对决的时候,工人阶级应该成立自己的政党,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争得民主。”实际是说,由于工业革命才导致人变成机器的奴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以及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要夺取政权、争得民主等。王文对自己所揭示的《宣言》的这个“逻辑”思想非常欣赏,并评价说:“这个逻辑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当时的现实,非常能打动人。”然后就点中了本文的主题:要学习《宣言》中的这个“逻辑”,而不能“拘泥于那时得出的结论”。王文虽没有直接指出《宣言》的结论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指大家所熟悉的“两个必然”、“两个绝大多数”、“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等思想。然后笔锋一转说,既然《宣言》结论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和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这一“现实”基础上的,那么二战以后,人类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人已不再是机器的附庸,人变成了主体。那么依据《宣言》的所谓“逻辑”,新的“现实”基础就决定了《宣言》的基本结论过时了,应当抛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消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消失了,“公有制”的含义也不是与“私有制”对立的含义了。我们要“重新思考政党、思考发展”的意义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过时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彻底抛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了。这就是王文要研究《宣言》的“逻辑”所做出的最后结论。

  一、王文的错误要害是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的逻辑思想。

  任何一个认真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宣言》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斗争。《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后《宣言》从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讲到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再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确实认为,阶级的存在与发展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直接产生阶级和阶级对立。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的变化,私有制才是阶级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根源。所以《宣言》认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不是私有制的消灭而是私有制的新的发展,资本主义不是消灭阶级,而是新的阶级斗争表现形式。这种社会更替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才为更新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取代。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所以能够取代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结底也是封建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合和促进生产发展的结果,工业革命也确实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这一客观事实不是工业革命决定的,而是机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逃脱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要从适合促进生产力发展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宣言》第一章第27自然段开始到本章结束,就例举大量事实,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27自然段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此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而阶级矛盾的尖锐、激烈恰恰就是社会基本矛盾不适应的表现。也正是依据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阶级斗争激烈的客观事实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逻辑”,《宣言》做出了“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等科学结论。而王文的错误要害就是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阶级对立和尖锐化的决定性因素,却玩弄诡辩手法,抽掉“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单纯、片面归结为“工业革命”,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中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

  王文正是依据“生产力”直接决定“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逻辑”,认为二次大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依附于机器”的事实,变为人是主体,阶级利益的“泾渭分明”的对立已经变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所以《宣言》的基本结论今天看来错了、过时了。当今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与时俱进”,共产党人的“阶级性”该变了,“消灭私有制”的最高纲领也该抛弃了。这就是王文研究《宣言》的荒谬“逻辑”和荒谬“结论”。

  二、王文的荒谬“逻辑”和荒谬“结论”暴露了王长江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无知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无知。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志都知道,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观点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这里是说,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才产生了阶级。但这里不是说,生产力直接决定阶级的存在和消灭,而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即私有制的产生、消灭决定阶级的存在和消灭。王文却歪曲了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是生产力直接决定阶级对立的存在和消灭。所以他认为,工业革命导致人是机器的奴隶,又导致阶级对立尖锐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是机器附庸的事实,又决定了阶级关系缓和甚至消失,那么具有阶级性的共产党人也应该改变自己的性质和职能。

  其次,对无产阶级斗争史的无知。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确实由于大机器的使用导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工人也确实把怨气发泄在机器上。因此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初阶段的斗争内容就是捣毁机器、烧毁工厂。但这一现象不能证明,工业革命直接决定阶级对立。工人阶级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造成工人阶级贫穷的根本原因不是生产力和大机器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占有大机器的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此以后的工人阶级斗争就从单纯的捣毁机器的经济斗争发展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宣言》中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这种发展历程讲得清清楚楚。但是王文却视而不见,竭力歪曲这段历史,把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初表现形式、现象看作本质,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初期阶级的对立是单纯“工业革命”的产物。

  再次,对二战后阶级关系的错误判断。王文既然认为,生产力直接决定阶级的对立和消灭,工业革命决定阶级关系的尖锐化,那么二战后,也是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即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即“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趋势,即形成了中间部分越来越大、两头越来越小的‘橄榄型’社会。”这种社会“恐怕不好像过去那样简单分属两大阶级,而是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有各自的特殊属性,也有相互之间的交错地带。”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二战后的人类的科学技术确实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丝毫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尽管整个世界国家、民族及各国国内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私有制的本质没有改变,因而整个世界包括各国国内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压迫的阶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国家对弱小国家的威胁、侵略的本质没有改变。甚至有时更加激烈、尖锐。绝对不是如王文中所描绘的那样阶级对立的弱化、消融。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最近发表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当今中国和世界“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写的《宣言》第一篇序言中说,不管25年来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管160多年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出现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预料的更多的新的情况,但实践证明《宣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逻辑思维及科学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当今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的客观事实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压迫的性质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本性没有改变,“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政党的阶级属性没有改变,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没有改变,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最高纲领和“两个决裂”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

  三、当今出现“王文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

  王文发表已经六年了,但笔者认为,“王文现象”没有消失。这里所说的“王文现象”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指王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二指王文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三是指王文刊载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上,且有多家网站转载,特别是转载在《求是理论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就是说,尽管党的十八大已经召开两年了,但此类文章没有消失,包括中央党校等体制内的个别人员公开发表反马克思主义言论现象没有消失,一些主流媒体刊发或转载这类文章的现象没有消失。因此有必要对“王文现象”做一深入分析。

  第一,王文打着研究《宣言》的旗号反《宣言》是中国近三十年意识形态斗争和改旗易帜的突出表现。

  任何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其它几乎所有著作特别是《资本论》,都可以说是《宣言》一书的延续、拓展和深化。列宁、毛泽东两位最大程度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从《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汲取了极其丰富的营养。列宁说,《宣言》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宣言》开始的,且一生读此书无数遍。《宣言》一书是人类思想史上仅次于《圣经》发行量的著作,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发行量最大、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因此,用什么态度对待《宣言》实际成为衡量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本来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公开宣称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坚持《宣言》的基本思想一直是全党的共识。毛泽东生前就号召全党读六本马列基本著作,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然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学术自由的幌子,频频对《共产党宣言》发难。固然《宣言》是一部历史著作,我们不可能要求《宣言》中句句是真理。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该书《序言》中就说:“其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某些地方本来可以做一些修改”。但同一《序言》中也说,不管25年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学者质疑的不是个别结论,而是基本结论。他们根本否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两个必然”,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宣言》的根本错误是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思想,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和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恩格斯是基于“道德情感”做出的空想的结论。原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就是如此嚣张地攻击《宣言》的。还有些学者不敢如此赤裸裸,而是隐晦一些。他们说,《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中的“消灭”、“决裂”两词翻译错了,歪曲了马恩思想,都应翻译为“扬弃”。有的说,《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思想不是消灭整个私有制,而只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用以劳动为基础的个人私有制代替以剥削为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有的说,传统观点认为《宣言的》核心思想是阶级斗争、“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是错误的,整个《宣言》真正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王文这里却玩弄诡辩论,把自己主观捏造的所谓“逻辑”强加于《宣言》本身,以此根本否定《宣言》的科学结论。这些人为什么对《宣言》大打出手呢?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人代表了中国当今社会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积极充当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中国的马前卒和急先锋,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尖锐、激烈和改旗易帜的突出表现。这股思潮源于1978年那场大讨论和1981年历史《决议》,当时表面上是从毛泽东晚年思想中解放出来,实际发展到从整个毛泽东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列宁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此质疑、歪曲、攻击、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著作包括马恩列毛的人格就成为思想理论界“思想解放”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奠基之作自然就成为其靶中之靶。王文的出现,就是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尽管王文已经发表6年了,但这股思潮并没有消退,且还在通过多种方式顽强地表现自己。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要认清这股思潮的实质,绝对不能让其得逞。

  第二,“党校反党”现象何时休?

  如果说,王文的作者是个极右派或党外学者,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奇怪,问题在于作者是中共中央最高级的研究马列主义和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党校教员,且是党建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不仅仅发表过一篇这样的错误文章。如他2008年1月8日在《广州日报》发表的谈话中讲到,改革就是“还人以利益—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 “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禁止个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鼓励人们去追求合法利益。”再如2004年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和2010年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鼓吹共产党也有“自身的利益”。同时,中央党校此类教授也绝不仅仅王长江一个人。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2013年6月连续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在微博发表言论,建议大中专学校取消马列课程。他说:“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的是,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课程。其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是当大领导用的知识。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 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总编周其民教授2009年3月发表《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制造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辩护。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原副主任董德刚教授发表过多篇文章,指责《宣言》的一些重大论断如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等都有错误。人民群众把中央党校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大教授、学者却充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现象称之为“党校反党”。地方党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现象。今年6月辽宁省委党校一教授在500多人的大会议厅讲《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艺术》一课时,却离题万里,用十分轻蔑的口吻,讲起了毛泽东如何心胸狭小不能容人;如何给政治对手罗织罪名;如何冷酷无情往死里整人;如何一失意就生大病,如何一得志就没病了,身体好时性欲特强,在长征路上给贺子珍整的总流产等等。同时,课上不讲毛泽东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胡讲什么毛泽东的权谋、毛泽东的排序法等等。据学校其他教员讲,这位教授不仅在辽宁省委党校大放厥词,且学校每年还经常安排他到全国各地去讲课。《辽宁日报》11月14日的一封信中指出高校一些教师的“三个缺乏认同”,他们其中一些人本就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各级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的教员本身就是直接从事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竟然也反党、反社、反毛。这种现象难道不比高校“三个缺乏认同”更为严重吗?党校是直接培育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的专门学校。任何一个准备提拔或已经提拔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定期到各级党校学习培训,特别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到中央党校学习进修,且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研究生学历就是在中央党校拿的。象王长江一类教授能够在课堂上给学员讲授真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吗?他们不仅做不到,且会给学员灌输各种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仔细查阅已经揭露出来的省部级的腐败者的人生历程,几乎都有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经历。我们能否可以说,这些腐败者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走上腐败之路,王长江一类的党校教员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呢?同时还继续深问一句:各级党校包括中央党校领导为什么允许王长江一类人发表如此之多的反党言论呢?党校的组织路线哪里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也是王长江一类人呢?党校不清除王长江一类的人物,不对其反党言论进行彻底的批判,不彻底解决“党校反党”现象,“绝不改旗易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根本不能丢”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究竟掌握在谁手中?

  当今中国一些公知反毛、反党、反社的言论、文章大多发表在微博、微信、民间网站甚至一些大学的学报等学术刊物上。而象王文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发表在堂堂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理论版。作为一个北京外的读者,不可能看到《北京日报》,而是在其它转载这篇文章的网站上发现的。其中就有“求是理论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这样中央宣传部门直接主管的网站。这就不能不提出问题:王文中如此小儿科的荒谬观点和思维方法,如此对《宣言》的歪曲和诋毁,为什么作为党直接主管的宣传部门不能发现,且发表出来并予以传播呢?固然,我们不能说其报社编辑、领导及网站管理者也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起码可以说,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识别能力太低了。唯物史观基本矛盾的原理讲得非常清楚,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是由私有制决定的,从来没有讲过由生产力直接决定阶级斗争。而王文捏造出《宣言》的这种如此荒谬“逻辑”怎么就不能识别出来呢?我想这些人员的学历最起码也是本科学历,甚至相当多的是研究生学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中如此清晰明确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怎么到了这些高学历的人手中都丢弃得一干二净呢?其它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头脑中究竟还存在多少?北京日报、求是理论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这种遗忘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糊涂编辑,全国其它报社、杂志和网站呢?同时,也不能排除这种现象,他们中的有些编辑在大学学习时,就可能受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造成其本身就不信马列。因此工作中一旦发现质疑、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原著的稿件时,就如获至宝,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竭力刊发和传播。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如此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宣传部门。10多年前,《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污蔑、诋毁义和团的文章、今年春节后《中国检察报》发表清华大学某教授攻击《红色娘子军》是“刀片大腿舞”的文章、今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其副主编张建星诋毁毛泽东的文章,说明刊发这些文章的编辑、主编绝对不是简单的认识分歧问题,而是反人民、反历史的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所决定的。且一些报刊、杂志、网站虽不直接刊载反马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却经常转载《炎黄春秋》、南方系等其它报刊的类似文章。任何一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常识,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头脑清醒的人都能够看到共产党人的宣传阵地已经不同程度地陷落了。因此才导致共产党人主管的报纸、杂志、刊物、网站竟然刊登王文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据笔者所知,《北京日报》就曾经发表过其它歪曲、反对《宣言》的有关文章。这种宣传阵地的不同程度的丧失在一定意义上比高校个别教师“三个缺乏认同”更为严重。

  王文最后说:“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学习《共产党宣言》的逻辑,它对我们思考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党活动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这句话是对的,但绝对不是学习王文主观捏造的强加于《宣言》的荒谬“逻辑”,而是唯物史观的逻辑、是阶级斗争的逻辑,是“两个绝大多数”、“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的逻辑。《宣言》的科学逻辑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其精华思想仍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王文又说:“不是《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的结论,而是《共产党宣言》教给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才是今天应该予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的精髓。”这句话是荒谬的。《宣言》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其结论完全是一致的,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没有科学的结论。王文割裂《宣言》世界观、方法论与科学结论的一致性,再次暴露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专家、教授的王长江的如此之“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附王长江教授的文章:

  要仔细研究一下《共产党宣言》的逻辑

  王长江

  2008年11月17日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共产党宣言》里面包含着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包含着对政党基本问题的回答。为什么要建立政党? 政党到底是干什么的? 政党建设有什么样的规律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我们研究政党问题的学者来说,《共产党宣言》是研究政党政治不能不读的一部原著。

  我体会,《共产党宣言》之所以有巨大的魅力和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非常强的逻辑性。这个逻辑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抽象的推理,而是与现实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现实出发。它从工业革命把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开始,进而推断出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阶级;两大阶级对决的时候,工人阶级应该成立自己的政党,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争得民主。这个逻辑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当时的现实,非常能打动人。但是,我们思考今天的现实,就不能拘泥于那时得出的结论了,而应学习它的逻辑。

  《共产党宣言》的逻辑起点是,机器把人变成了奴隶、工具、附庸。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没有地位。但是,我们知道,二战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脑力劳动逐步占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人成了生产力的主体,用强制性的奴役的方法,是不可能让人们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的。只能通过提高人的地位,包括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人的地位的提高,就改变了过去人变成机器附庸的情况。因此,脑力劳动推动下的科技革命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问题的新的起点,也就是说,人由附庸、异化又开始向主体回归。这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政党、思考发展很有意义。

  比如说政党的组成人员。当人的主体地位越来越体现出来的时候,人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无产者的身份上。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包括经济地位的提高,使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成了中间阶层,成了小有财产的劳动者。这样的人数量增加,就使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趋势,即形成了中间部分越来越大、两头越来越小的“橄榄型”社会。面对这样的趋势,政党作为把具有相同利益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组织形式,性质上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恐怕不好像过去那样简单分属两大阶级,而是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有各自的特殊属性,也有相互之间的交错地带。

  又比如说政党的功能。政党既然要在这些千差万别、利益交错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纵横捭阖,又如何发挥它的功能呢? 肯定和过去泾渭分明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有明显的区别。这又是个很大的问题。

  再比如说政党的目标。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以往各种社会形态的私有制给社会带来的问题,确实是巨大的。和私有制对立的是公有制。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公有制? 难道就是像斯大林时代实行那样一套公有制吗?看来结论是否定的。那么,这个公有制又是怎样的? 我们在探索,可以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当然,我们在探索,别人也在探索。比如说,职能社会主义,就是对所有制进行解构的一种新的观念,一种新的角度。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消灭私有制的含义,就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不认为这种认识已经到头了,但我以为,它说明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我们今天进行再思考的。

  还比如说政党的手段。政党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有很多手段。在当时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主要强调暴力手段,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应予理解。当时矛盾太尖锐了,阶级斗争势不两立。你不用暴力,在统治阶级面前示弱,你就无法在斗争中占据强势地位。发展到今天,还是不是这种情况? 暴力到底还有多少道义上的优势? 如果暴力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道义的力量,政党怎样达到自己的目标? 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手段?

  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学习《共产党宣言》的逻辑,它对我们思考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党活动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不是《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的结论,而是《共产党宣言》教给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才是今天应该予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的精髓。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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