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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雪冷血热

作者:董少东  更新时间:2019-06-07 10:47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责任编辑:青松岭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侵华日军的铁蹄在中国东北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仅仅四个月,东北全部沦陷。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且条件最艰苦的一支抗日武装。抗联将士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挑战着人类生存的极限,与数十倍于己的强大日军顽强鏖战。

  领导着东北抗联的共产党人,万难不屈,万死不辞,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抗日最前线,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乃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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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杨”及其前后任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

  逼得人们没活路,

  上山去找大老杨。

  这首歌谣里唱的“大老杨”,便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日伪占领下的东北,他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大老杨”,其实本并不姓杨。

  杨靖宇,本姓马,名尚德,又名顺清,字骥生。1905年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秋,马尚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参与确山暴动之后,1927年5月5日,马尚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员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屠刀。马尚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

  1929年,24岁的马尚德奉命赴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此时,他的儿子马从云年仅1岁,女儿马锦云刚出生5天。

  到东北后,马尚德改名为杨靖宇:“靖”意为清扫;“宇”意为宇宙。“靖宇”就是扫清天下敌人。

  1932年4月,杨靖宇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随后赴南满整顿党的组织、游击队,先后组建了磐石、海龙游击队。

  此后,马尚德的名字逐渐被人们遗忘,东北抗日战场上,有了一位威名赫赫的杨靖宇。

  继杨靖宇后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是周保中。九一八事变后,正在苏联留学的周保中受党组织委派回国。1932年7月,周保中到达哈尔滨。

  周保中是云南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同样是1927年白色恐怖最泛滥时,已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副师长的周保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保中曾在上海的党中央工作,后赴苏联留学。他的原名为奚李元,回国后,为了表达誓死救国的决心,改名周保中。

  刚刚获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马上前往吉东、牡丹江地区发动抗日武装斗争。

  杨靖宇的前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则是后来与他并称“南杨北赵”的赵尚志。

  由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残酷和艰苦,赵尚志一生中极少拍照。驰骋白山黑水间的一代名将,留给人们的却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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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尚志

  1939年5月19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刊载了一篇《赵尚志速写》,留下了最为传神的赵尚志形象描述:

  矮矮的身材架着一身破旧的士兵衣服;一张堆满了灰尘的面孔上安置着一只失了明的眼睛——为我民族受了光荣的伤;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大部分空闲时间,总是围绕着他的马,忙着饲料或梳毛;又最喜欢插在小孩子堆中指手画脚的放纵的说笑玩闹……

  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那双长久不洗的手(有人说他七个月不会洗脸),被汗水和灰尘交织着刺绣出了鳞状的花纹,每一个骨节都是膨大得像小榔头,除去手掌心之外,既黑又瘦,恰像老乌鸦爪子。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不洗脸?”“连小日本鬼子都打不出去,哪里还有脸啊!”是他的答复。

  满洲省委的这三任军委书记,赵尚志年纪最小,1932年年初任职时才24岁;党龄却最长——1925年,年仅17岁的他在哈尔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然而未及毕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赵尚志退学回到了东北,从事地下活动,两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

  九一八事变后出狱的赵尚志,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这个黄埔军校“肄业生”,是当时东北党组织中为数不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事人才。

  杨靖宇接过这个职务的时候,赵尚志已经是北满巴彦游击队的参谋长。

  满洲省委的三任军委书记,几乎都是就任这个职务的同时,就直奔抗日前线,拉队伍,打鬼子。军委书记,职责就是战斗!

  不光是这三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本就在东北,或是九一八事变后奔赴东北的共产党员,都是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之中,有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冯仲云,有曾经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童长荣,有考入武汉黄埔军校、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赵一曼……

  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军警在东北有数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仅两千多人。这两千多人,是第一批投身抗日战场的共产党人,他们像不熄的火种,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14年的抗日烽火。

  “我还是要革命的”

  1933年6月初,满洲省委秘书处长冯仲云几经辗转,终于在磐石找到了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

  冯仲云时年25岁,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年轻教授。他是江苏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白色恐怖下血雨腥风,冯仲云就在这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冯仲云受党组织委派,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冯仲云此行是向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这份东北抗战史上的重要文件是1933年1月26日发出的,所以又称《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在东北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同时,要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

  《一二六指示信》对此前“左”倾的抗战方针进行了纠正。1931年,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曾召开了一次“北方会议”,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发出了很多盲目冒险的指示。比如“建立苏区,不许敌人跨入一步”,对各种义勇军组织采取关门政策等等。

  实际上,“北方会议”的方针政策,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根本没有条件实行。早在《一二六指示信》传达之前,杨靖宇就已经注意联合周边的其他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协同对敌作战。

  还是在杨靖宇初到磐石的时候,游击队没找到,他先被当地的“常占队”扣了。“常占队”是一支山林武装,与游击队刚刚发生过摩擦。“常占队”头领正在火头上,马上就下令要处决杨靖宇。杨靖宇弄清原委,对“常占队”头领晓以大义,不但让他捐弃前嫌,而且,“常占队”还成了此后经常配合游击队作战的反日力量。

  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最先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的声势。

  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后,便带领游击队在1933年的前4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4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声名鹊起。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1933年2月2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二七’前后,增加队员50多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1933年9月8日在其巡视报告《伯阳通信第二号》中记载,当时许多自发抗日军队的下层官兵都纷纷议论说:“红军有好指挥官,能作战,倘若各抗日军都能加入红军,在红军的指挥下,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了。”

  193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日子,由南满游击队改编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宣告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全师共380人,很快壮大到800人。在独立师周围共同参与对敌作战的抗日义勇军约有5000人。

  冯仲云在南满传达完《一二六指示信》后不久,自己也投身到了抗日最前线,妻子薛雯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江苏。临别前,冯仲云对妻子说:“咱们这次离别,也可能永久见不到了,但是你即便这样,你决不能辜负党;你回去以后可能你也很快能回来,通过组织找到我去的地方;也可能咱们还能见面,那就是咱们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谁曾想到,这一分别就是音讯全无的十二年。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他自己也染过伤寒、负过重伤,草根树皮充饥,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

  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军长则是满洲省委最早奔赴抗战前线的军委书记赵尚志。

  第三军由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而成,并不是赵尚志最早领导的巴彦游击队,赵尚志本人此时也才刚刚恢复了党籍。

  巴彦游击队初创时颇具声势,这支队伍转战哈尔滨周边地区,曾攻下巴彦县城,奇袭日伪运输线,甚至一度打到哈尔滨。可对阵装备精良的凶残日军,终究势单力薄,坚持战斗两年后,巴彦抗日游击队被打散,队长张甲洲牺牲,参谋长赵尚志一只眼睛被炸瞎。

  失去一只眼睛,赵尚志并不在意,真正让他苦闷的,是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被归罪于他,他被开除了党籍。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语句中尽显苦闷心境。

  不过,赵尚志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信念。此后不久,他拒绝了地下党组织安排的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之职,主动要求前往哈东地区(哈尔滨以东宾县、珠河、阿城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回到最熟悉的战场上去。

  临行前,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战友夏尚志处道别。两个“尚志”一起吃了一顿告别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部门整理赵尚志事迹寻访到夏尚志时,老人仍对50年前与赵尚志的最后一别保留着清晰的记忆:那时候,赵尚志被开除了党籍,一只眼睛瞎了,还要去哈东打游击。他这一去,是孤身一人,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可还是很乐观。吃饭时还笑呵呵地说:“我就一个愿望,将来胜利了,能在‘狗不理’吃顿包子。”临行前,他忽然郑重起来,说:“我走了,我还是要革命的。”

  来到哈东的赵尚志找到了一支名叫“朝阳队”的抗日义勇军。其领导人孙朝阳本是东北军马占山部下属,与日军战斗失利后被迫占山落草。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赵尚志起初只能在“朝阳队”当马夫,但很快在战斗中崭露头角,深受孙朝阳器重,还当上了参谋长。

  赵尚志本想把“朝阳队”发展成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孙朝阳的投敌倾向却越来越明显。赵尚志只能带着6个人脱离了“朝阳队”。

  就是从这7个人起家,赵尚志很快发展出了一支数千人的抗日队伍,也就是后来的抗联第三军。此后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斗,少有败绩,打得日军慨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勇士与汉奸

  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东北抗联之名从此载入史册。

  这份宣言的署名有八个,分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以及汤原、海伦游击队。六个军,两支游击队,东北抗联看上去甚为壮大。还不止于此,宣言发表后不久,东北抗联进一步改编,扩充到了总计11个军。

  那的确是东北抗联的鼎盛时期,总兵力达3万多人。

  显而易见的是,3万多人远远填不满11个军的编制。由于东北抗联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和腥风血雨的不断战斗中艰难发展起来的,各军情况、配备、人数都不统一。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兵力已达6000人,实力相当于当时一个师,而相对较弱的第五军、第七军,只有六七百人,还不够一个团的规模。抗联扯起11个军的番号,主要是以壮声威,迷惑敌人。

  这11个军,性质不尽相同。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原是有党领导的游击队参与的东北抗日同盟军;其余第八、九、十、十一军则是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

  虽然名义上都是抗联的部队,但真到了关键时刻,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天差地别。

  11个军中,九位军长是共产党人,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看到了抗战的胜利,其余全部战死沙场。另外两个,李华堂是东北军旧部,谢文东是地主武装,在1939年抗联进入艰难逆境之时,两人叛变投敌。两个抗联军长当了汉奸,给抗联军史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即便是党领导的抗联队伍,成分也相当复杂。就拿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来说。起初,赵尚志本能地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曾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但他很快认识到,党领导的游击队尚弱,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许多次战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骑马到阵前喊话。有士兵说,“别喊话了,枪子儿可不听你的呀!” 赵尚志说,枪子儿能打着几个敌人?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很可能跑过来一大群。

  于是,赵尚志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他被推选为总司令。然而,除了党领导的基干队伍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多具有两面性,他们之中出现叛徒几乎是注定的,从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

  叛徒,是东北抗联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这支英勇的抗日武装,在长达14年的抗战史上,时时处处艰难困苦,生死一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同时,抗联出现的叛徒之多、造成的后果之严重,也是革命队伍中罕见的。“南杨”杨靖宇和“北赵”赵尚志的牺牲都与叛徒直接相关,且都是殒命于汉奸宵小之手。

  原通化市史志办副主任胡维仁告诉记者,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抗联部队成分复杂,既有党组织领导建立起来的游击队,也吸收了溃散的东北军、占山为王的山林队土匪武装、战场倒戈的伪警察……鱼龙混杂。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没有条件进行整编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很难确保部队的纯洁性。二是抗联生存条件恶劣。当时的抗联将士,大多数人是为正义、为祖国而战的,但其中也有些当兵为吃饭、以图生存的人。一旦部队物资断绝,食不果腹,这些为谋生存的人就会发生动摇。三是一些人思想信念不坚定,遭逢危难最需坚持之时,就会有人丢弃革命志节。

  坚守理想信念,至死不渝的,一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赵一曼,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她1925年入党,牺牲时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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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一曼和儿子

  身为女性,赵一曼为革命割舍了亲情。赴东北抗日前线之时,儿子宁儿才一岁多。行前,赵一曼抱着宁儿拍了张合影,然后把孩子托付给亲戚;

  身为女性,赵一曼打仗不让须眉。当时日伪报纸曾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妆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的文章。在哈东游击区,赵一曼甚至有了和赵尚志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

  身为女性,赵一曼经历了比绝大多数抗联战士更多的伤痛和折磨。1935年11月,赵一曼负伤被俘。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她遭到了敌人疯狂、残忍的刑讯。哈尔滨公安局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册尘封档案,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而她的回答只有一个:“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前往珠河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赵一曼向押送的警察要来纸笔,从容写下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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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靖宇

  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三师主力,杨靖宇的队伍。三师的任务是向西进击热河方向,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

  一路厮杀,冲破重重封锁,辽河已经近在眼前了。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

  往年的这个时候,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有上冻!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徒呼奈何。

  追兵又至,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余人突围而出,西征功败垂成。

  这是东北抗联数次西征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路军,北满有赵尚志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抗日烽火燃遍白山黑水。

  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时时、处处都是绝境。

  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转战,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

  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严峻起来。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

  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讨伐”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许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归屯并户。

  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部队和群众的联系。

  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三种死法:第一是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

  自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很久了。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1937年冬,王明等人回到延安,抗联与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了。更为严重的是,此前的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

  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

  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三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败垂成。

  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带领6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方面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

  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授过课。有了这段师生之谊,赵尚志本来满怀希望能够得到布留赫尔的支援,没承想,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关押了一年多。

  赵尚志过境多日不归,抗联六军军长戴洪宾率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

  但是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表示会给予抗联各方面支援。

  苏联对东北抗联态度转变,是国际形势变化使然。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了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与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主动示好。他们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苏联境内的伯力。

  1940年,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力会议的通知,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路军传达出去,只是,那时杨靖宇已经永远收不到这份通知了。

  “不必多说,开枪吧”

  1939年冬,东北抗联损失惨重,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原本编制有11个军的抗联七零八落,主力只剩重新整编的三支: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吉东的抗联第二路军和北满的抗联第三路军。而此时的抗联第一路军,已经由高峰时的三四千人,锐减到数百人。情急之下,杨靖宇部队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待机重新集结。

  1939年12月时,杨靖宇身边尚有400余人的抗联部队,而到1940年2月15日早晨,当杨靖宇再一次被敌人发现时,他身边就只有6名战士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敌人被打死1名,打伤6名,陷入一片混乱。杨靖宇带着战士们暂时脱身。

  这是杨靖宇牺牲前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此后,杨靖宇又让警卫员黄生发、司务长刘福泰等4名伤员转移,他身边只留下朱文范、聂东华两名战士,向着伤员转移的相反方向走去,以引开敌人追兵。

  2月18日,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濛江县大东沟购买食物时,被敌人发现。朱文范、聂东华与敌人激战半个小时后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现金、表、钢笔、口琴和杨靖宇的印鉴,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增派兵力展开围捕,甚至派出了飞机从空中侦察支援。

  自此,杨靖宇开始了孤身一人与数百敌人周旋的五天五夜。

  从到磐石游击队开始,杨靖宇身经数百战,遭遇过无数危急,无不指挥若定,化险为夷,队伍越打越强,他成了抗联的旗帜性人物。即使日军也对杨靖宇甚为钦佩。而这一次,几个抗联的叛徒,把杨靖宇逼到了绝境。

  在抗联老战士特别是杨靖宇曾经的部下眼中,程斌是最令人切齿仇恨的叛徒,不仅因为他叛变前的师长身份,更因为他造成的恶果——对杨靖宇本人和抗联第一路军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1938年初,程斌率部投敌,随程斌投敌的一师人员总计达115人,让抗联第一路军主力元气大伤。随后他们又成了围追杨靖宇最卖力的汉奸走狗。

  日军任命程斌为队长,组成“讨伐队”,称“程大队”,其骨干都是投降的原一师抗联战士。

  程斌深知怎样才能置杨靖宇于死地,投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人摧毁了抗联的补给生命线——密营,彻底断了杨靖宇的粮道和休整地。密营是抗联在深山老林的秘密宿营地,储存有粮食、布匹、枪械、药品等赖以生存的物资。狠毒的程斌将杨靖宇苦苦经营的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

  程斌长期跟随杨靖宇,对杨靖宇的思路策略了如指掌,常常凭猜测就能知道杨靖宇的大致去向。整个1939年,杨靖宇的队伍后边就像是长了个尾巴,常常是转移到一个地方,不出三天,程斌就带人盯上来了。

  另一个致命的叛徒,是杨靖宇的近卫排长张秀峰。

  张秀峰15岁就被杨靖宇带到抗联队伍里,杨靖宇对他如父如兄。张秀峰一直紧随杨靖宇身边,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但是当抗联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杨靖宇身边只有几十名近卫排战士时,张秀峰被绝望击垮。他选择了背叛苟活。1940年2月1日,张秀峰携带4支手枪、弹药、机密文件和抗联的财产9000块大洋逃离杨靖宇的队伍,向日军投降。

  张秀峰对杨靖宇极为熟悉,叛变时就是从杨靖宇身边出逃,知道杨靖宇的位置、行军路线和行动特点。

  2月22日,筋疲力尽、饥饿难耐的杨靖宇在保安村以西的山里遇到四个打柴人,恳求他们回村给自己带点食物和棉鞋,还答应多给钱。打柴人之一的赵廷喜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就劝他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孤身一人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赵廷喜他们答应回村给杨靖宇弄点吃的。谁知在回去的路上,他们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被连哄带吓之下,赵廷喜说出了此事,随后又给大批日伪军警充当向导,带着他们向杨靖宇所处的位置围拢过去。

  杨靖宇没有等来老乡送的粮食和冬衣,却等来了追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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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靖宇的遗物

  在日本人出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中有一段对话,描述了杨靖宇的最后时刻。

  当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指挥日军和伪满军警向杨靖宇将军靠近时,他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然后开始喊话:“君是杨司令否?”试图劝降。但是杨靖宇凛然回道:“不必多说,开枪吧。”

  枪声响了将近半个小时。

  “西谷一声令下‘打死他’,随着机枪射手勾动了扳机,杨倒下了。”

  那个机枪手叫张奚若,又是一个抗联的叛徒。他原是抗联第一军一师的机枪手,跟随程斌叛变投敌。

  最终,杨靖宇死在了“程大队”机枪手张奚若的枪口下。

  “我不能一天离开党”

  1940年的伯力会议,原本该是抗联主要领导全体出席的第一次大会,然而,由于杨靖宇的牺牲,抗联的几个旗帜性人物再也没有齐聚一堂的机会。抗联三路大军三去其一,只有吉东第二路军和北满第三路军派主要领导参加。

  赵尚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身份却有些尴尬——因为长期被滞留在苏联境内,北满省委已经解除了他第三路军军长的职务。非但如此,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北满第三路军的代表们,甚至对他们曾经无比尊崇爱戴的老首长赵尚志,流露出了剑拔弩张的警惕。

  原来,1939年苏联释放赵尚志后,他带着百余名抗联战士回国寻找部队。谣言却比赵尚志的脚步快得多,赵尚志回国“要杀北满省委领导人”之说在抗联第三路军中飞速传播。事后查明,这则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赵尚志原来的政治秘书尚连生,此人是日伪安插进抗联多年的奸细。他也曾被苏联扣押,先于赵尚志回国,造谣“赵尚志说,北满省委有奸细,李兆麟、冯仲云等都是托洛茨基派,都要逮捕割头。”

  这条恶毒的离间计几乎得逞。赵尚志1939年回国后,接触到的抗联队伍无不对其满怀戒备。而赵尚志在一次战斗后错杀了原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又让谣言更添了几分可信度。

  赵尚志再也没能回到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时间转入1940年,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最低潮。抗联余部大部分进入苏联。赵尚志在伯力见到了抗联二、三路军领导周保中和冯仲云。三个老战友一见面,很快消除了误会,握手言欢。三人还召集了两次吉东、北满党委联席会议,谋划着打回东北去。

  可是,刚刚燃起希望的赵尚志又遭到了当头一棒,在国内的北满省委传来了对他“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

  这让周保中和冯仲云也感到错愕。他们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为赵尚志求情,希望减轻处分。赵尚志也给党组织写了一封标题为《请求书》的信,信中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三封信传回北满省委,却只让“决定”去掉了两个字“永远”,赵尚志的党籍还是被开除了。

  失去了党籍和军职的赵尚志,成了被遗忘的人。抗联领导会议再不让他参加,各种重要事务也不得与闻。从1941年初到10月,他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内度过了孤独、苦闷的10个月,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

  他仍然渴望着战斗,即便已经被排斥于抗联之外,即便抗联主力已全部退至苏联境内,东北已成绝地,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着打回东北去。

  终于在1941年10月,这位抗日名将接受了一个班长级别的任务,带着4名战士潜回白山黑水之间。

  赵尚志撞进了一个早已布置完备的魔网。几乎就在回到祖国开始游击活动的同时,他的行踪就被汉奸和日本密探侦知。

  抗日战争胜利后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交代:“赵将军受着中国爱国人民的绝对支持。即便动员一个师团的兵力,也不能使他落网。‘讨伐’行动不可能成功。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采取极秘密地派遣伪装的密探,潜入赵尚志部队,把他引诱到警察势力范围内,伺机使他负重伤并加以逮捕。”

  其实,赵尚志本有机会躲过这次暗杀。他返回中国前,苏军方面曾要求,这支小分队过界三个月后,无论情况如何都要返回苏联。1942年1月前,他就应该撤回苏联了。

  但是,回到了抗日战场的赵尚志,渴望的是真正的战斗,撤回苏联的指令,从出发时就没有打算遵从。他对身边的战士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

  一语成谶!

  一直对汉奸、奸细高度警惕的赵尚志,因为急于壮大队伍,饥不择食,忽略了对人员的甄别。回国后发展的3名队员,竟有两个是要取他性命的奸细。

  1942年2月12日,凌晨1时,黑龙江省萝北县,寒风低吼。

  赵尚志带领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动。部下刘德山说:“咱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

  子弹从腹部穿过,赵尚志立仆在地。刘德山是个老猎手,枪法奇好,被日本人收买来刺杀赵尚志。

  毕竟是赵尚志,他操起手枪,朝刘德山打去,刘的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赵尚志被扶进附近一个僻静的农家小屋。漆黑的寒夜里,一队日军和伪警察,在另一个汉奸张锡蔚带领下,潜行过来。短暂激战后,赵尚志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爬犁上,已然被俘。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承想死在刘炮(刘德山)手里。”

  八个小时后,赵尚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日军叫来了已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在审讯室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曾经非常崇拜的司令赵尚志。尽管有很多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嚎啕大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

  即便是敌人,也对赵尚志的气概流露出了崇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状况·1942年》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赵尚志受致命重伤,仅生存八小时。于此期间,对审讯之满人警察官称:“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除发泄等言语之外,缄口不言,一直睨视审讯官,置刀枪痛苦于不顾,显示无愧于匪中魁首之尊严,而终于往生。

  洪流

  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余部,整编为抗联教导旅,这些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是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的火种。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成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先遣队。他们或跳伞空降,或在苏军中担任向导和突击队,杀回了东北。

  根据周保中日记的记载,抗联教导旅共有700多名战士率先杀入国内,这是教导旅的主力,也是东北抗日联军最后的老底子。最后活下来的人数,周保中记下的数字是362人。

  9月10日,随同苏军司令部到达长春的周保中,接到了一封渴盼多年的电报:“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三千人进驻沈阳。”发电人是已经到达沈阳的冯仲云。

  抗联终于和中央接上了关系。

  9月18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20日,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也赶到了沈阳。当晚直至23日清晨,周保中向东北局汇报了抗联的情况。十四年浴血苦战,讲述了足足两天两夜。

  彭真感慨万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

  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也就是日后驰骋中国南北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

  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全部历史使命,余下的三百多名老兵,投身到澎湃的历史洪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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