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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交织——波多野乾一对新文化运动另类的实时观察

作者:宋声泉  更新时间:2019-06-08 17:37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判》2019-3  责任编辑:晨钟

  2019年是五四运动时值一百周年的重要年份,从纪念史学的惯习来看,注定会是热闹的一年。然而,如果考虑到五四运动在当下一般被泛化地来指称新文化运动,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成为惯用语的话,或许不难发现一个令人略感尴尬的事实——早在四年前,以《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为由头的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活动已经举办过了;目前,学界对五四运动通常取其广义的理解,强调它与新文化运动的同一性;那么,在纪念了新文化运动一百年的四年后,关于五四运动一百年,还能说些什么新的内容?

  十年前,杨念群在其《“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中,已经指出“五四叙事学”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的缺陷;他主张把“五四”看作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去发现“五四”斑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1但不妨深问的是,当我们谈论五四运动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年那些亲历者或是同时代人尚且可以谈些印象和感受,而时隔一百年后的我们能做的,无非是在不可胜数的、言人人殊甚至歧义重生的关乎“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中淘洗晾晒,予求予取。长期以来,“五四运动”虽然不断被提及,但除了一些经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外,仍然有不少关于它的历史记忆在无形中被抹去。伍启元1934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即为一例,在史家罗志田将其打捞之前,几十年里的中外研究者基本未曾提及。2该书是较早对新文化运动的系统研究,见解基本持平且在出版初期颇有影响。与之相比,日本“中国通”波多野乾一写于1920年前后(运动尚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论不仅更早,也因其特殊的观察视角而显得相当另类;他将新文化运动看作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交涉互动的理解,可为重新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提供重要参照。可惜的是,这些至今几乎不为人知。

  本文拟对这份沉入历史地表的记忆予以初步的发掘与梳理,揭示波多野乾一新文化运动论的核心内容,突破现有研究拘囿于汉学家表述的限制,引入媒体人/“中国通”的叙事,以期厘清新文化运动在日本实时接受的基本史事,最终由波多野乾一的著述出发,讨论新文化运动总体性建构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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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专家型媒体人的波多野乾一

  波多野乾一(1890-1963),曾用笔名榛原茂树。他出生于日本汉学者之家,自幼受到父亲七藏的熏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8年,进入设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政治科受业,为第九期生;1912年毕业后,先后就职于东京日日新闻社、时事新报社、上海日报社等多家媒体,并曾以特派员的身份长期在北京生活。虽为外国人,但其几乎不存在语言方面的障碍,交际十分广泛,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颇为深入。31924年,在梅兰芳访日公演中,他担任向导、翻译等多项工作;曾用日语记录了六百多个京剧的剧目梗概,还为京剧自诞生以来的诸多伶人作评传,对京剧艺术在日本传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4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中国,波多野乾一基本上仅被视为京剧研究家。事实上,除去《中国剧五百出》5《中国剧及其名伶》《麻将的故事》等消遣类著作,作为媒体人,波多野乾一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方面的作品,可谓著译等身,还辑录了大量带有工具书性质的资料汇编。他自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首先在日本雄弁会讲谈社所办《雄弁》杂志上发表《袁世凯及其后》《西北屯垦使胡瑛君》《复活的梁启超》《黄兴论》《李烈钧论》《民国之新内阁》等大量中国时政方面的文章,而后借由1915-16年在北京做新闻记者的机会,对民初政治有了更为直观的体验,回到日本后,与松本鎗吉先后合作出版了《中国政党史稿》《中国的政党》两部政党方面的研究专著。

  1920-29年,波多野乾一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驻北京新闻记者的生涯。6这一时期,他与“支那问题社”、燕尘社合作颇多。前者出版的《现代中国》是其个人撰著的起点之作,后者陆续推出了波多野乾一的《中国政党系统表》《中国职员表》《中国关税会议》等。尤为难得的是,他以一己之力为燕尘社编辑了近一年的《现代中国之记录》。该刊为中文报刊资料集,32开本,创刊于1924年7月,每月发行一期,约500页;以时间为序,从《益世报》《社会日报》《京报》《晨报》《东方时报》《新闻报》《交通日报》《世界日报》等报纸中辑录重要信息,按月逐日地记载发生的重要事件;每期收录上百篇新闻报导,并编制当月的总索引,分内政、外交、财政、借款、经济、军事、教育、交通、人物、社会等门类。7波多野乾一是《现代中国之记录》的创刊编者,工作讫于1925年5月。其蒐集资料之勤、用功之深,已可见一斑。

  进入1930年代,作为时事新报社编辑的波多野乾一开始关注“九一八事变”及相关的外交史,与人合著了两部书。受时事之牵引,他在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用力颇多,先是撰写了《中国的排日运动》。在王芸生编著了八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波多野乾一以其新闻人的敏感,立即着手编译事宜,与人陆续合译出版。遭武藤山治强行裁去后,波多野乾一离开了时事新报社,转任日本外务省“嘱讬”,以非正式的特约职员的身份为外务省执笔了大量小册子。这一时期,他频频在日本的《外交时报》《国际评论》《中央公论》《文艺春秋》《民政》等杂志上发表介绍中国最新动态的文章,还为日本内阁调查局编了题为《中国新生活运动概观》的资料书。1937年,改造社重磅推出了他的《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由他自1932年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150余篇文章中遴选三分之一而成。该书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40年,担任《上海日报》主笔的波多野乾一为时人所称誉:“对于我国政界人物性情之研究,在‘中国通’中实无出其右者。”8

  据称,“日本侵略战争开始后,乾一不忍看到日本军队对中国的破坏,愤然去职,全家迁回东京。他的长女在这次迁居途中染病夭折,国事家事双重打击下,他闭门全心致力于研究工作”9。然而,此言多有不实之处。他的长女顺子逝于1926年11月,且战争开始后,迟至1940年前后,波多野乾一还在中国。不过,1940年代确实是他著译工作的高产期。他回归早年开启的政党研究的领域:一方面探讨红色中国的样貌,如《赤色中国之究明》《毛泽东与中国的红星》等;另一方面撰写了《中国国民党通史》,还译出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

  因波多野乾一在现代中国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日本战败后,在东京审判时,作为被告的日方将他列为重要证人,希望其为自己做伪证来开罪。在庭审中,日方胡言狡辩,谎称“中国共产党之威胁,及中国人对日侨采取侵犯行动,促使日军往驻中国,并演成‘中国事变’”;但此说立刻遭到审判庭长的否定,当即被禁止申辩。日方希望波多野乾一“陈述关于中国共产党之活动情形”,但“其人一再推辞,不愿作证”;首次被迫上庭后,“该证人死不开口”;第二次由美国宪兵凭传票押到法庭后,“仍然装哑”。10由此事也可看出他对日方侵略者逃避罪责的态度。

  波多野乾一晚年在产经新闻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出版了《苏联与中国》《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等专著,仍旧关注着新中国的政治动态,在《时之法令》《世界与我们》《文艺春秋》等刊物上发表《中国宪法物语》《中共八大的成果》等多篇文章。在去世前两年的1961年,他独自推出了七卷本的《资料集成·中国共产党史》。这套体量颇大的资料集成甚为美国历史学界所推重,被视为“不朽名著”。11在日本国内,丸山升从事193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也曾多次征引书中所辑录的文献材料。12

  就波多野乾一留下的各类资料来看,可谓相当丰富。然而,目前在中日两国学界里,即便像本文这样,对他有关中国政治方面的著述做如此粗枝大叶般梳理的文章亦不多见,可知波多野乾一显然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身份有关。尽管他晚年曾在东京大学担任讲师,但终其一生,并非以学者身份显露于世,而自始至终是职业化的新闻工作者,在学术体制中存在认同危机。加之其个人经历的复杂与研究对象的敏感,致使他的作品在中日两国的学术界缺乏关注。

  更为重要的是,波多野乾一往往被归入“中国通”的行列,而“中国通”群体又一般被看作与日本的殖民扩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因此通常受到批判。13周作人曾说:“日本关于中国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作两大类,其一是支那学者的工作,其二是支那通的工作。”14早在1920年代中旬,周作人已在一系列文章15中对“中国通”予以严厉指摘,但其批评最甚者是那些“不是求真实,目的只在来捣乱”的将胡适看作“社会主义左派”、把周作人当成“共产党首领”的“低能”的“中国通”16。对于认真工作的“中国通”,周作人虽然指出其“为实用”的特点以及“其实用又是拓殖的准备”的居心,但也承认他们的中国研究“成绩当然也还不差”。17波多野乾一显然属于周作人所说的“中国通”群体里的后者。与不求其精只求其广的普通新闻人不同,波多野乾一更像是一位专家型媒体人,他不仅具有记者的新闻敏感,还有着学者式的追求,特别注重资料的搜集与准备。倘若笼统地将其归入“中国通”的行列而无视其作品,或为憾事。仅就其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论述来看,便可为当下较为固化的学界认知提供新鲜的观感,为反思已有研究之弊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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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多野乾一的新文化运动论

  1920年1月,《东方时论》“新年号:新现象与新人物”上开辟了专栏“中国国民思想的黎明时代”,发表了一组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相对友善、观点较为持平的文章。其中,波多野乾一的《中国的黎明运动与其中心人物》被置于开篇的重要位置上,也确实是这一组文章里对新文化运动介绍得最为详尽的一篇18。他首先将以北京大学事件为中国思想界动摇第一声的黎明运动与日本1918年爆发的“米骚动”及同年创立的黎明会相提并论,阐述了日中两国思想界的相关性;其次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急进派”之觉醒为由“文学革命”引发的北京大学新旧思想冲突事件的先驱,集中介绍了孙文系的“建设”理论;随之论述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与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认前者为后者之“学徒”;接着集中介绍了“文学革命——北京的新旧思想问题”,将之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战斗;其后简单介绍了研究会系的附和及以社会党系、民友社系为代表的“极左派”的势力,最终指出这次“黎明运动”的本质是一种“解放运动”,但却没有涉及“劳动运动”。19从波多野乾一后来的解释来看,其所谓的“黎明运动”就是指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即新文化运动。20

  1920年夏秋之间,波多野乾一集中精力撰写了其首部个人专著《现代中国》,在《中国的黎明运动与其中心人物》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观察对新文化运动做了更为全面也更加系统的论列。《现代中国》凡四章,先后为“对中国策的创生”、“中国改造的理想与现实”、“中国的政党政治”、“最近政局史论”,共1300余页。该书稿起笔于1920年8月9日,至9月6日完成了前两章。10月20日左右,波多野乾一以《东京日日新闻》北京特派员21的身份抵达北京,于11月4日写完了后两章。22《现代中国》每章篇幅并不均衡,仅第二章“中国改造的理想与现实”便占了约三分之二的篇幅。由此可知,此书的重中之重即意在讨论“中国改造”的问题。

  《现代中国》中有关新文化运动的部分主要在第二章第二节“作为改造基调的文化运动”,约占120页。开篇指出了现代中国所谓的文化运动显性存在的两个基调——标榜社会革命兼有政治革命意味的孙文一派和运动范围限以思想、艺术、教育等方面、不欲与政治相涉的北京大学系统的一派。在波多野乾一看来,文化运动包含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既不是单纯的思想运动,也不应是单纯的政治运动,故其合此二者,并而论之。

  “作为改造基调的文化运动”共分为五个小节,以时为序,首先详细介绍了“北大系统的运动”。波多野乾一提出“反孔子的色彩”是北大系统的共通特征,以蔡元培的孔子之道与共和国体不相容论为切入点,特别突出蔡氏以同盟会系身份出任唐内阁教育总长以及反袁的政治背景;围绕“国教问题”之争引出陈独秀、胡适、易白沙等人的著述,认为所谓文化运动实由此发源。随后,他梳理了陈独秀孔教论之外的各类言论,用以证明陈独秀的全部企图即在改造中国,将陈氏定位为“中国改造论的‘索引’”。

  波多野乾一认定:北大系统的文化运动最先成功者,除排击孔教外,便是以胡适、陈独秀为首功的文学革命。他以约六页的篇幅介绍了胡适的观点,逐条概述了《文学改良刍议》并大段引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辅以略述钱玄同、刘半侬(后改名刘半农)的响应;由此勾勒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同时引出关乎新旧思想之战的北京大学事件。该小节在重点叙述了作为主潮的反孔子和文学革命后,又罗列了作为支流的六个方面——前四方面分别为高一涵多精到之论的旧道德之排斥、罗家伦为急先锋的家族制度之破坏(含女子解放问题)、周作人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倾向、以平民夜校与全国遍设支部的少年中国学会为担当的文化普及宣传事业,此四者为北大所特有;后两方面则是社会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尚无法与孙文派及《新世纪》派等量齐观。小节最后附有三条资料性的注释,即包含蔡元培与陈独秀生平简介在内的以林蔡斗争为中心的“北京大学事件”、区声白与黄兼生(黄凌霜)之“真理教宣言”、标示《新潮》《新青年》《北京大学月刊》《国民杂志》等近二十种报刊基本信息的“新思想之宣传机关”。

  第二小节虽以“文化运动的严正批判”为题,但其实是选译了身属文化运动者中的渐进派、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刊于《学艺》杂志的文章《文化运动底新生命》。波多野乾一认为,陈氏此文是中日两国颇为少见的真正公正稳健的批判和思考。陈氏文章是在大力肯定文化运动之根据与效果的前提下,建设性地指出了“没有组织的结合”、“方法还不周备”、“精神没有贯彻到底”、“方向太窄”等缺点,并提出四点补救与改正的意见。

  第三小节“社会革命派的运动”之主体部分与《中国的黎明运动与其中心人物》一文基本相同。二者差别首先在于前者将与“文学革命”相关的部分全部抽去,因其已于第一小节中被更为详尽地论述;其次,在介绍孙文学说等话题时,补充了大量引文和枝蔓的细节。在介绍完文化运动中的北大系统与社会革命派这两个主要势力外,于第四、五小节分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史、“过激派”与中国的问题,但它们均不是波多野乾一的原创,第四小节译自冯自由所著《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第一章,第五小节则取自其友人村田孜郎的文章。

  《现代中国》中有关新文化运动的部分与《中国的黎明运动与其中心人物》虽有一脉相承之处,却不仅是对后者的升级扩容,还重新调整了言说框架。尽管约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取自他人,但波多野乾一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拼成了他独特的新文化运动论。

  1920年前后的波多野乾一尚未能认识到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伟大意义,但时隔26年后,他在《中国文学》别卷第九十五号上重磅发表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他不赞同日本当时简单地以文学革命来理解“五四”的一般言论,而是非常推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采用的“文化革命”的判断;认为“五四文化革命”是以1919年5月4日之“五四事件”为中心的前后绵亘十数年的运动,以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南北统一、民国建立为起点,因为此时孔教与共和国体之不相容成为十分严峻的根本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之机。他对自己年轻时的新文化运动论做了调整,将“五四事件”纳入运动中心来重建论述,不再回避排日运动的问题,并越发认识到此次运动的重大意义。该文刊于1946年,却多次征引毛泽东的文章,除《新民主主义论》外,还包括《鲁迅论》《反对党八股》等,且两次引述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倘若考虑到即便十年后“大多数西方人对之(五四运动——引者注)只有一些零星的和不准确的知识”23,便可体会作为外国人的波多野乾一在此问题上的超前性。《中国文学》别卷第九十五号为“五四运动特辑”,波多野乾一的文章被置于首篇,为压卷之作,甚至排在增田涉、鱼返善雄等知名汉学家的作品前面,亦可见其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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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多野乾一与新文化运动在日本的实时接受

  新文化运动在日本的实时接受问题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在第八章“外国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中列专节来谈“日本的反应”24,但其矛盾之处在于:全书从广义的角度界定“五四运动”,可是在介绍日本对五四运动的反应时,却完全从狭义上的“学生运动”入手。现有研究多是沿着周策纵的思路,主要梳理的是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在日本的反应。

  仅就笔者所见,目前似乎只有桑兵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中专辟一节从整体上来论日本对新文化运动的接受。25其余或专注于吉野作造等日方个别进步学者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言行26,或限于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侧面文学革命在日本的传播情况的梳理27。有学者在仔细考察后发现:处在大正与昭和之交的近代日本文坛,对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介绍较为冷落;不仅那些侨居中国的日本人,还包括一些五四前后到过中国观光的日本作家,对文学革命或持偏见,或所知不多,或避而不谈;在经过了一段带着冷漠与偏见的观照之后,迟至昭和初年(约为1927年),日本对中国新文学的介绍工作才开始出现高涨的势头。28尽管这只是新文化运动在日本初期接受的一个侧面,但一叶落而知秋,也能反映出整个运动遇冷的情形。

  客观上来说,1919年日本舆论界关注的中国核心问题是排日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生运动。这一点可以从日本学者藤本博生所编《日本新闻:五四报道资料集成》中看得非常清楚。该书收罗广泛,辑录了1919年《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时事新报》《国民新闻》《京都日出新闻》中含括时事新闻、社论、短评、栏外等多种类型的报道。当时日本舆论界最关心的是其切身利益的问题。日本学者川村规夫曾对此概称“绝大部分的日本人不能评价中国学生们自觉的爱国运动的性质和改造国家的努力”,“当时日本人一贯地站在运动的对立面”。29在大约1500篇报道中,真正与新文化运动直接相关的不过《中国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国的文化运动》《从排日运动中滋生的种种社会现象一一从地壳中萌发的新文艺,既有恋爱,也有公事》等寥寥数篇。30

  难能可贵的是,在日本整体保守的舆论环境中,波多野乾一早在1919年31便写出了正面评价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的黎明运动与其中心人物》。它对排日运动之外的新文化运动的系统梳理在当时的日本舆论界可谓不可多得。1919年11月7日,北京《晨报》在转载11月1日《朝日新闻》所刊题为《中国文化运动与中日关系前途》之社论时,称其“持论颇为公允,为东报所罕见者”32。然而,这一备受《晨报》编者肯定的社论较之波多野乾一的文章,则显得相当简化与单薄。

  桑兵曾指出“东西列强国内各界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是汉学家和少数报导中国问题的新闻记者”33。然而,就新文化运动在日本的实时接受而言,今人对汉学家的推介颇为重视,对新闻记者的言说则近于无视;譬如常常津津乐道于青木正儿自1920年9月始在《支那学》杂志上连载的长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但几乎与青木正儿的文章同时的《现代中国》则乏人问津。饭田吉郎所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搜罗相当广泛,却漏收了波多野乾一的作品。34孙立川、王顺洪合编的《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虽收录了波多野乾一的《现代中国》,但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注意。35甚至,有学者把《现代中国》作为对中国新文学“知之不多,介绍不详”的例子。36

  就新文化运动之日本初期接受史而言,波多野乾一的叙说虽晚于吉野作造,但吉野作造之注意力主要在中国学生爱国运动,与广义新文化运动相关的言论并不算多,且较为简略37;从推介文学革命来看,波多野乾一虽不如青木正儿细致深入,但他将文学革命放到了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来立论,在描摹新文化运动之全相方面,也远比青木正儿的文章更加丰富立体。

  相较而言,波多野乾一的新文化运动论详尽丰富、自成体系且确乎产生了现实的影响。由传播实效来说,今人容易想当然地认为青木正儿的《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影响最大,但笔者尚未看到有材料能证明此文在1920年代初期发挥了何种作用。反倒是波多野乾一的《现代中国》为当时的日本人了解邻国之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帮助。据波多野乾一回忆,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访问中国时,对北京大学系统的新文化运动别有兴味,故招周作人、陈启修等北大教授喝酒谈天,这很有可能是读了《现代中国》的缘故,因为他已将书赠予芥川龙之介;翌年,芥川龙之介又把《现代中国》转赠给即将到访北京的日本作家南部修太郎,并赞该书“是本好书”。38波多野乾一深度参与了面向芥川龙之介与南部的接待工作,其回忆有一定可信度。更直接的证据是,《现代中国》出版仅三个月后就又再版39。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宇治田直义的专著《共和以后:中国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现代中国》的章节设置与主要内容。40

  因拘囿于汉学家的视角,学界目前对新文化运动在日本接受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实际上,要想理清楚这一话题的头绪,必须引入专业化媒体人的维度。因为在战前的日本高等教育与学术体系中,纯粹学术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研究极为少见,反倒是由媒体从业者群体里的“中国通”担任着解读中国现状的事务。甚至不能仅关注日本本土的媒体,还应深入了解新文化运动期间日本在华报刊的相关情况。现有研究一般只介绍《北京周报》,殊不知在《北京周报》创刊前的1917年至1921年间,日本在华创办的报刊竟多达近百种41,只是无人愿意下此功夫去蒐集与爬梳。譬如在天津的《日华公论》上,早在1919年夏秋之际已开始评述文学革命的主张以及译介新文学的作品,并有所持续。42

  毋庸讳言,受资料方面的限制,波多野乾一的新文化运动论仍存在不少错讹或幼稚的地方;同时受个人思想以及时代的局限,尽管他标榜以相信中国之“黎明”为立场,寄希望于浩荡的“黎明运动”可以结束中国的混乱状态,但今人对其缺乏深刻自省的帝国主义殖民心态43仍要保持警惕。不过,公道地说,就连与李大钊有着密切往来的吉野作造在内,当时日方进步人士的民主主义、民本主义思想的背后还是体现着帝国主义的思维44,也不必对波多野乾一求全责备。毕竟,在当时能够像他那样对新文化运动做出正面评价的也仍是少数。他为新文化运动在日本的实时传播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不应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缺失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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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性问题

  自2015年纪念《青年杂志》创刊百年开始,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看似火热,但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并不算多。迟至今日,仍然没有出现一部可以全面替代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史著,然而此书的写作距今已经60年。我们大体还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这样的认知框架下来讨论新文化运动。作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周著被誉为“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流派和具体过程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45,但这种把“运动作为一个多方面的思想和社会政治现象来加以研究和论述”46的尝试仍不免给人以散乱之感。倘若说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47,那么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能否将似乎可以感知却又人人无法说清的一些关联坐实?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一种复杂的甚至具有多歧性的现象,但在描述它时,不妨去寻找能够实现提纲挈领的线索。当下研究应致力于“走出周策纵”,重新建构具有总体性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图景,而波多野乾一的新文化运动论恰恰可以提供一点启迪,即重返政治性视阈与其方法上的可能。

  尽管波多野乾一并没有真正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中,但其新文化运动论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意见”;他的记述看似不过是一名外国媒体人的观感,但倘若考虑到日本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最直接的卷入国以及波多野乾一个人基于日本对华政策而希望保全中国、改造中国的着眼点,他的意见也算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时代的切身感受认真记录,相较“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的“时代意见”48,自有其值得重视的一面,特别是它与后代人之想象差异明显的地方。譬如,他虽认“北大系统”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却格外强调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急进派”之觉醒的前驱意义,认为没有这批“社会革命派”的鼓动,北大仍旧会是最保守的处所,而表征新旧冲突的“北京大学事件”本质上是觉醒了的“南方急进派”意欲北上过程中与作为障碍物的北京官僚派遭遇冲突的记录。20多年前,陈万雄认为: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只不过这一点被长期忽略;以一报一刊为中心集结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如陈独秀和蔡元培等,本就归属于辛亥革命的部分。49而这一点,波多野乾一早已指出。或许他将蔡元培与陈独秀都算作实际上的“南方急进派”代表的做法有简单化之嫌,但整体上的论述仍有可取之处。

  另外,颇有意味的是,他将同样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两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与排日运动做了巧妙的切割,即认定后者最初的指导者并非是前者的中心人物陈独秀、胡适,而是研究会系。波多野乾一把梁启超为首的研究会系视为缺乏节操的机会主义者集团,认为他们处于政治失意之谷,希望借助鼓动风潮以攫取现实利益。或许涉及排日问题,他对研究会系的低评大有偏颇,但如此恨意也是否说明当年运动风潮最力者很有可能就是研究会系?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材料指向这一点。

  波多野乾一以勾勒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交涉互动,在《现代中国》中建构了与后代人多有不同的“五四”图景,但基本上是分述各派,略作勾连,多点到为止,缺乏有力度的总结。然而,他在其有关新文化运动的汉语文章中,却尝试对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性做出其个人化的概括。

  有趣的是,《现代中国》中的新文化运动论在日本面世之前实际上先有一个简要的中文版发表。1920年9月18-21日,位于北京的《新华日报》分四期连载了《中国新思想界之一瞥》,未署作者,只标注“日本通信”。但略加考证,可推知该文很可能出自波多野乾一之手。首先,从内容上看,大体是《现代中国》中“作为改造基调的文化运动”的缩略本,部分段落直接从其译出。其次,从时间上看,《现代中国》的第二章完稿于1920年9月6日,而与之第二节直接相关的中文版两周之内已被率先发表出来。从行文上看,该文当出自日本人之手,除文中含有部分不通语句可作旁证外,开篇第一句“中国自一昨年末以来”里的“一昨年”(意为“前年”)更是暴露了作者的日本人身份。尽管清末民初时期有大量日语汉字词融入汉语词汇系统,但作为报章词语,“一昨年”的用法甚为罕见,即便是留日学生群体也极少使用。综合断定,《中国新思想界之一瞥》并非由中国人译出,而波多野乾一之外的日本人又不大可能看到他的手稿,故几乎可以锁定作者就是波多野乾一。

  《中国新思想界之一瞥》整体上虽脱胎于《现代中国》,但或许是移入中国发表的缘故,文章开篇补写了两段话,可以被看作是波多野乾一对新文化运动的宏观判断,故而十分重要,征引如下:

  中国自一昨年末以来,国内思想上之革新运动澎湃而起。论其情势,则从来彼邦人对于政治及思想茫然不知区别。其能脱离政治范围、超然独立以研究思想问题者,其数实尠。而此次则不然,能知思想之独立而不于政治,故虽谓之中国思想界开一新纪元可也。其属结果向来政治上之革新运动,今已成为文化上之革新运动矣。其运动者,或以学问为中心而行革新运动,或以社会主义之一派为中心而起秘密结社之运动。要其影响所及,则在促进混合政治及思想为一体之所谓新人政客者之自觉,而实行政党中心之革新思想的运动,此可注意之一点也。

  新思想具体之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新旧思想之冲突,因山东问题而勃发之,学生运动相与提携,籍排日为背影,遂一若星火燎原,炬高万丈。其途之所趋,如波澜起伏,变不一变,今试略其径路于左:(一)国家世界民族人类(二)霸占劳动私产公产(三)强制自由特殊群众(四)武力平和竞争互助。今日中国之新人,必欲使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凡百之事尽达互助之域,而后其努力始已。其发第一矢者,则[北]大文科之陈独秀、胡适等也。彼等以批评现代及新人生活为标榜,逞其论锋,批评孔教之义,盛唱思想自由,复行形式上之改革,极力提倡白话文,其于改造方面摧残旧物,可谓不遗余力。然其病也,则在置建设于度外。

  波多野乾一从1918年末中国新思想界的变化谈起,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此次革新运动所特有的文化属性及其意义,并指出它的实质是“在促进混合政治及思想为一体之所谓新人政客者之自觉,而实行政党中心之革新思想的运动”。这一概括当然还有可以商榷处,但将新文化运动与“政党中心之革新思想”相联系,却颇让人耳目一新。与周策纵那种将政治作为历史背景及外在的异质性因素来铺陈新文化运动的方式不同,在波多野乾一看来,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思想革命,同时也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政治是内在于运动中的。

  按照思想革命来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大概是中了胡适与周氏兄弟的“毒”。胡适曾表白,他刚回国时便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50。1920年,当《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而面临分化危机时,胡适建议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布宣言,表示“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51。对此,周作人完全赞同,而鲁迅略有保留,即不必声明不谈政治,但核心希望仍是“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52。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新文化运动关心的是思想文化,而不是政治革命。然而,巧合的是,在不认同“新文化运动”这一指称方面,三人却出奇的一致。按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不是《新青年》同人的发明,而是革新运动的投机家在五四以后造出的名词;据周作人说,“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1920年的胡适更是直接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公开表态说“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所有的只可说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他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53

  如此看来,单纯以“思想革命”来含括“新文化运动”的叙事症候便已凸显得相当清楚。因为主张思想革命的胡适与周氏兄弟都不认为自己所做为“新文化运动”,反倒是另有其人在以此为名希望顺风而上。事实上,作为名词的“新文化运动”晚至1919年下半年才开始出现,到1920年初变得十分流行。故而,“严格说来,‘新文化运动’不仅是由五四运动所引发,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延续五四运动的替代形式。只是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家大都并非通常以为的新文化运动先驱或领袖”。54

  那么,“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家”是哪些人呢?肯定逃不开在波谲云诡、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初政坛上明里暗里角力争胜的国民党、研究系等政治势力。他们处心积虑地“运动‘新文化运动’”,显然不是天真地为着解决思想文化的问题;不遗余力地鼓动风潮的背后盘根错节的是现实的立场与利益,根本上说包藏着政治革命的企图心。这一方面早在1920年前后,已被冷眼旁观的波多野乾一道破。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承认国民党与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意义;但似乎对其推动作用的评述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是建立在是否有助于北大系统开启的思想革命,而非遵其另行其道的鼓动重立标尺。反而,波多野乾一的“两个基调”论更加显豁。

  对今人而言,格外富于启发性的是,波多野乾一有关新文化运动总体性的建构,并不是以描述新文化运动本身为目的,而是把它放在现代中国的具体时空里去考量,在尝试全面把握当时中国的整体特别是各派政治力量的演化的基础上做出对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性判断;尤其能够抓住民初政党政治这一核心问题单刀直入,叙述各方政治势力的企图与动作。这些不仅是当下一般学人所缺乏的历史眼光,也是力所不逮的地方。就在波多野乾一写作《现代中国》之前,他与松本鎗吉刚刚合作出版了《中国政党史稿》和《中国的政党》,对民初政党政治有着相当充分的资料积累,而在《现代中国》第三章“中国的政党政治”里,他又做了更为精粹的概括。另外,《现代中国》书末附录了《中国政党统系表》,细分为“清朝时代”、“民国创设时代”、“北京参议院时代”、“第一国会时代”、“国会破坏时代”、“第三革命时代”、“民国五年”、“民国六年”、“民国七年末”、“民国八年中”、“民国九年四月”、“民国九年七八月”等十二阶段,详列各政党名称、特征、代表人物,利用统系表的优势,纵横勾连。恐怕当下做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人像波多野乾一这样对民初政党政治下如此功夫的还不多。当然,毋庸讳言,波多野乾一毕竟只是一位专家型媒体人,同时身居异域,固然会有扦格,其所做分析多为粗浅的探究,偶尔还不免有沦入阴谋论之嫌。因此,其有关新文化运动总体性建构的尝试还存在很大的局限。

  平心而论,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性问题有必要借鉴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作为方法论的指导,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一个具有多方面内容的统一整体,为了能够从内容到形式、从本质到现象、从整体到每一个部分,全面地把握这个整体,就必须从中找出它由以发生、发展的最原始的矛盾以及贯穿其全部运动过程的最基本的矛盾,由此在总体上再现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复杂联系。55在具体操作层面,则需要以“不分科的专题研究”的方式来推进新文化运动研究。就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本事来看,它是一个牵涉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历史有机体。对于这样的大事件,“分门别类地研究历史的做法,未必适当。用后来的特定分科观念、眼界考察并不按照分科发生演化的历史问题,如何顾及历史上人事本身具有的各个层面及其相互联系,而不至于为了将就分科的范围先入为主地取舍材料以致肢解了事实”56,是建构新文化运动总体性的关键所在。相较于习惯了分科治学的当下学人,作为专家型媒体人的波多野乾一却没有在时空与问题上做区隔、分类的精细化研究的弊病,反而显得野性十足,生气淋漓,也给后来者留足了仍可开拓的广阔空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欧化与‘五四’新体白话文学的生成研究”[编号:18CZW037]阶段性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波多野乾一的孙女波多野真矢老师以及目前正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的冯雷博士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1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5页。

  2   罗志田:《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8页。

  3   波多野眞矢:《民国初期の北京における日本人京劇通——波多野乾一を中心として》,《人文研紀要》第69号,2010年9月。

  4   李莉薇:《波多野乾一与中国京剧在日本的传播》,《日本研究》,2012年第4期。

  5   《中国剧五百出》原题为《支那劇五百番》。“支那”一词在明治后期开始含有贬义,五四前后的留日学生已经非常反感日本人以“支那”作为“中华民国”的称呼;1930年,国民政府训令外交部,不接受一切来自日本政府带有“支那”一词的公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支那”一词渐渐成为日语中的“死语”,退出了日常用语。有鉴于此,本文出现的日语著作名、篇名等在译为汉语时一律将“支那”改为“中国”,在单纯以日语形态出现的注释或引文原文以及专有名词等情况下使用的“支那”,则予以保留。关于“支那”的词义转换,可参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四章第三节“国号问题”和“中译本序”。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1-166页,(中译本序)第5-6页。

  6   波多野乾一:《五·四運動の政治的意義》,《中国文学》別卷,第九十五號,1946年5月。

  7   燕尘社编辑部编、清华大学图书馆辑:《现代中国之记录:中国报刊情报集(1924-1931)》,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8   孔志澄、叶祝九编纂:《日本现代人物传》(上),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0页。

  9   靳飞:《关于〈京剧二百年历史〉及其著者波多野乾一》,《博览群书》,1997年第5期。

  10  《被告律师出言荒谬 东京法庭禁止申辩 波多野出庭作证竟死不开口》,《和平日报》,1947年4月30日。

  11  转引自李莉薇:《波多野乾一与中国京剧在日本的传播》。

  12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119、212-213页。

  13  这种批判同样存在于日本学术界,对协助日本对外扩张的“国策媒体”评价很低,对在中国出版发行的日人所建媒体尤甚。吕艳宏:《土屋礼子教授谈“日本报社20世纪前半期东亚问题调研机构与人脉”》,《新闻与传播评论》,2013年卷。

  14  转引自汤志辉:《周作人佚序〈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考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

  15  如《打茶围》《外国人与民心》《是真呆还是假痴》《“支那通”之不通》等,集中收入钟叔河所编《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七册之第四辑。

  16  岂明(周作人):《是真呆还是假痴》,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册,第667-668页。

  17  转引自汤志辉:《周作人佚序〈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考述》。

  18  其余尚有宫原民平的《中国兴隆的新气运》、稻叶君山的《如何看待中国的新气运》、水野梅晓的《中国国民运动的新基调》等多篇文章,但对新文化运动多语焉不详。

  19  波多野乾一:《支那の黎明運動と其中心人物》,《東方時論》第5卷第1号(新年號),1920年1月。

  20  波多野乾一晚年表示:“五四运动”或单称为“五四”,有“改造运动”、“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黎明运动”、“启蒙运动”等多种名称。波多野乾一:《五·四運動の政治的意義》。

  21  今人多言他毕业后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工作,1920年以《大阪每日新闻》北京特派员的身份到北京,甚至有文章称其先后在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工作。事实上,自1911年起,东京日日新闻社已并入大阪每日新闻社,但保留报纸原名不变。从他1919年与人合作出版的《中国的政党》的署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及其日后的回忆来看,波多野乾一始终自认在东京日日新闻社工作,而非大阪每日新闻社。波多野乾一:《北京与芥川龙之介》,野雀译,《敦邻》,1944年第1卷第6期。

  22  波多野乾一:《自序》,《現代支那》,支那問題社,1921年,第1页。

  23  周策纵:《序》,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4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01-205页。

  25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0-95页。

  26  黄自进:《吉野作造在五四时期的对华文化交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6月;王晓秋:《五四运动与日本》,《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97-216页;商金林:《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五四运动》,《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

  27  陶德民:《民国初期の文学革命に対する日本知識人の反応》,见陶德民:《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中国学の始まり-漢学の革新と同時代文化交渉-》,関西大学出版部,2017年。

  28  靳丛林:《冷漠的观照:五四新文学到日本》,《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

  29  川村规夫:《日本五四运动研究的简要回顾》,《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

  30  《日本新闻:五四报道资料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华中师范大学秦旭在其硕士学位论文《1919年日本报纸中的五四运动》的附录里将此资料集成的目录译为中文。

  31  该文末尾所署之写作日期为1919年11月21日。

  32  《今乃知国民外交之可贵耶》,《晨报》,1919年11月7日。

  33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89页。

  34  飯田吉郎编:《現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録(増補版):1908-1945》,汲古書院,1991年。

  35  孙立川、王顺洪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  靳丛林:《冷漠的观照:五四新文学到日本》。

  37  吉野作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论述主要见于其发表在《新人》杂志1919年6月号的《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可参见王晓秋:《五四运动与日本》。

  38  波多野乾一:《北京与芥川龙之介》。

  39  波多野乾一《现代中国》的第1版发行于1921年1月30日,第2版发行于4月。

  40  宇治田直義:《共和以後:支那研究》,日本評論社出版部,1921年。

  41  桑兵:《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8-161页。

  42  飯田吉郎编:《現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録(増補版):1908-1945》,第3-5页。

  43  东亚同文书院出身的波多野乾一,显然是一位亚洲主义者,他否定“中国分割论”,提倡“中国保全论、改造论”,表面上看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但核心在提倡以日本为主导。这一点也与吉野作造比较接近。

  44  宮本又久:《帝国主義としての民本主義——吉野作造の対中国政策》,《日本史研究》第91号,1967年5月;松尾尊兌:《民本主義と帝国主義》,みすず書房,1998年。

  45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封底推荐语。

  46  周策纵:《序》,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页。

  47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5页。

  48  关于“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之辨析,见钱穆:《前言》,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6页。

  49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81页。

  50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

  51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第8页。

  52  鲁迅:《致胡适》,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53  袁一丹对三人有关“新文化运动”之指称不认可的辨析十分精彩,三处引文的具体出处不再逐一标示,详参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54  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另可参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55  关于马克思的总体性论,可参见孙伯鍨:《关于总体性的方法论问题:评卢卡奇(早期)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56  桑兵:《绪论:不分科的专题研究》,《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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