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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下落不明之谜

作者:朱晓明  更新时间:2019-12-09 15:44  来源:党史博采  责任编辑:晨钟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周昆的下落不明,始终是个历史之谜。对于他最后的记载是携款逃跑,脱离革命队伍。身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深受毛泽东的信赖,前途远大,他为什么会铸成大错?他最终去了哪里?

  林彪手下三杆枪

  1902年10月,周昆(原名周绪昆,后在井冈山朱德下达作战命令时改名)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从小便受到养父家良好的私塾教育。

  1927年4月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周昆参加了秋收起义,被编进了3团第3营。

  9月9日,总指挥卢德铭、1师师长余洒度率修水1团誓师起义,10日抵达修(水)平(江)边界。同日,任班长的周昆被安排在3团驻地铜鼓近郊站岗加强警戒,迎来了一个自称姓毛的年轻人要找团长,但在赶赴铜鼓途中被反动民团追捕丢失了证件,周昆他们谁也不认识,盘查后只得押送他到团部。团部有人认出这是前来指挥秋收起义的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毛泽东,团长苏先骏批评周昆有眼不识泰山,毛泽东却表扬周昆警惕性高,这是周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

  9月11日,第1师各团按预定计划分兵三路会攻长沙。北路的1团在攻打平江时遭同行的4团叛变袭击,损失很大,转奔浏阳。南路的2团攻萍乡城不下,就先占了安源,再克醴陵,后在攻占浏阳县城时因麻痹遭敌突然反攻,全团溃散。中路的3团,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从铜鼓向浏阳开进,先攻白沙,又取东门,但在优势敌军的反击下,也被迫撤出。周昆在攻打白沙的战斗中机智勇敢,为突破敌军防线立下大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9月19日,秋收起义队伍在浏阳文家市会师,毛泽东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挥师南下以求发展。原警卫团部分官兵不同意向湘南山区进军,当时争论很激烈。平江农民自卫军的人坚决拥护毛泽东进军农村保存实力的主张,周昆表现十分积极,主动做那些“只想进城(长沙),不想进山”的人的思想工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周昆的背包鼓鼓的,经询问得知背包里藏有几本书,顿时大喜,常来借阅,并与周昆交谈相熟。周昆读过师范,有知识,懂得多,能力强,又不怕死,自然受到了毛泽东的喜爱,遂有心教育培养。

  9月29日,起义部队余部来到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1个师缩编为1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两个营7个连,另有团部几个队,共700余人。成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废除打骂、体罚,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当时周昆编在1团第3营8连任排长,是这伟大历史时刻的参与者,因在队伍中意志坚定,行军作战表现积极,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连队支部的骨干。

  此后,周昆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5月称工农红军第4军。红4军是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其28团为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编成,31团由秋收起义部队余部编成,这两个团是红4军的核心,最有战斗力。

  在接下来半年多的开辟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周昆始终跟随毛泽东的步伐,积极投身建立苏维埃政府,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在1928年“八月失败”后,红4军主力28团团长由1营营长林彪升任,在31团的周昆,也升任为3营7连连长。比较起来,林彪是黄埔4期,有着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水平,讲究谋略,心性沉稳,不打无把握之仗。而周昆当时已26岁,较之十几岁就参加红军的人来说,显得成熟稳重,而且性子慢,可以说是谋定后动、行且坚毅。在28团和31团的多次协同配合作战中,周昆对小自己5岁的林彪印象很好,也是佩服的。

  1929年初,红4军主力挺进赣南,取得了瑞金大柏地战斗的胜利。不久又挥师东进入闽,歼灭敌郭凤鸣旅,攻占长汀城。红军军威远震,士气高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3月中旬,红4军在汀州进行整编,组成3个纵队,纵队相当于团,下设支队(相当于营)、大队(相当于连)。周昆所在的红31团,改为第3纵队,他先后任第6支队(原3营)副支队长、第5支队(原1营)支队长。同年9月,红4军在闽西上杭再次整编,3纵的原第5、6支队改为第7、9支队,增编第8支队。周昆即为第7支队支队长,党代表先后为欧阳健、朱良才。

  1930年夏,红4军扩编为红1军团,下辖红3军、红4军、红12军,共2万多人。红4军第3纵队第7支队扩组为红12军第1纵队,周昆任纵队长。同年10月,红1军团决定将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别改称师、团、连、排,红12军1纵队改称红12军34师,周昆任师长,开始走上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位置。这是周昆担任的第一个师长职务,他不会想到,此后他还会被任命为5个师的师长。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能先后担任过6个红军师师长职务的,恐怕只有周昆一人。此后,周昆率部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坚决执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配合兄弟部队接连取得战役的胜利,周昆的军事指挥作战才能受到了朱德、毛泽东等最高领导的充分肯定。此后赣西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0月,周昆率红34师回归红4军建制,改为新的红12师,耿凯任师长,他本人调任红10师师长,这是周昆第一次成为林彪(时任红4军军长)的直接下级。红4军的另外几个师中,11师师长是王良,12师师长耿凯在年底牺牲后,由10师参谋长陈光接任,13师师长是寻淮洲(该师半年后调走),皆是有名战将。当时在中央苏区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林彪手下三杆枪,陈光周昆和王良”,即把这三个人称为对敌作战的“三挺重机枪”,意味着火力猛烈,战力强悍,作用巨大。王良出身黄埔5期,是林彪的学弟,也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善用奇兵。陈光出自湘南暴动,在反“围剿”作战中曾救护过林彪,其性情刚烈,指挥能力强。但从个人性情和作战风格上看,周昆与林彪是最相似的。只是历史风云变幻无情,林彪和麾下这三位爱将的发展结局都是跌宕起伏,令人感叹。

  1932年3月,红1军团重新组建,林彪为军团长。王良升任红4军军长,周昆转任红11师师长。同年6月,王良在福建武平大禾圩牺牲,周昆接任红4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进攻战役。1932年12月,根据红一方面军命令,红1军团在黎川集中点验整编,为便于指挥,取消了红4军军部,将原来的3个师缩编为第10、11两个师,归军团直接指挥,周昆改任红1军团第10师师长。红10师前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井冈山红28团,是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把这样一支英雄部队先后两次交给周昆统率,足见上级是何等的器重与信任。1933年春,周昆率红10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黄陂、草台岗战斗中担任主攻,协同兄弟部队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在藤田进行整编,改小师小团为大师大团。周昆调任新组建的红3师师长,该师由中央政府警卫团、红1军团教导队、东南战区模范团、瑞金模范师编成,原定编入红1军团建制,但后来直属军委领导,担任赣南、闽西间防御作战任务。7月29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八一”建军节,中革军委授予周昆、陈光等34人二等红星奖章,这是对他参加革命斗争的高度肯定和重大奖励。

  短暂的红8军团

  1934年9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苦战一年,局势日趋严峻,为准备突围,苏区开始猛烈扩大红军。中革军委先是在8月25日命令,以闽赣军区61团、62团、教导第2团和江西军区独立第4团为基础重新组建红21师,任命周昆为师长,刚从红大毕业的红1军团红1师原政委黄甦任政委,该师经补充达4300余人。周昆还没熟悉好情况,21日,中革军委又发布命令,以红21师、红23师合编为红8军团,由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军团政委,暂不设军团直属队,军团首长经红21师司令部实现其一切决定,周昆、黄甦仍兼任红21师的师长、政委。红8军团成立于兴国县北部崇贤区,因战事频繁,没有召开成立大会。军团其他领导为:参谋长唐濬、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组织部部长甘渭汉、宣传部部长莫文骅等,驻8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

  红23师是1933年8月在瑞金成立的,开始为中央红军警卫师(又称工人师),1934年2月改为现番号,参加过广昌防御作战,损失较大。该师师长孙超群,政委李干辉,经补充全师5000余人。

  红8军团的任务是以运动防御,阻止由龙冈向古龙冈推进之敌第6路军7纵队的前进,为中央红军主力准备突围争取时间。仓促组建红8军团,可以说是当时中央苏区“左”倾领导者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果,尤其是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李德和唯李德马首是瞻的博古,不从实际出发,不愿意把新兵加强补充给老兵团,而热衷于组建新兵团。新部队成立容易,但基础薄弱、骨干较少,又没什么锻炼,战斗力与老部队相比,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1934年10月9日开始,红8军团经兴国古龙冈、梅窖、雩都县罗坳,进入瑞金。次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踏上了艰苦悲壮、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给各部队颁发了代号,红8军团为“济南”,红21师为“定南”,红23师为“龙南”。

  长征开始以后,8军团位于大行军队列的右后翼,紧跟3军团,掩护军委两个纵队,实施大搬家式的转移。在顺利越过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后,红8军团变为长征部队的左后翼,跟随红1军团前进。此时,红军已损失约2万人,红8军团减员严重,很多新兵掉队、跑散。对此,中革军委于11月17日决定将红8军团压缩改编为一个师。撤销红21师番号,全部人员组成5个补充营,分编到其他部队。保留红23师番号和建制,军团首长担任23师首长,即周昆、黄甦改兼红23师师长和政委。然而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湘江战役(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就打响了。

  11月底,红8军团挺进至广西灌阳附近,奉中革军委命令,又折回靠拢主力。部队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赶至广西水车,同担任全军后卫的红5军团34师会合,继而又奉令急行军赶至湘江东岸。30日午夜,敌重兵蜂至,猛烈攻击阻拦中央红军渡江。被敌人拦腰截断的红8军团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周昆、黄甦等军团首长亲自参加作战。经过浴血苦战,予敌很大杀伤,军团亦遭受重大牺牲,师团建制已被打乱。12月1日上午,湘江浮桥被炸断,敌人将主要火力放在了这支最后过江的红军部队上。只能涉水渡江的红8军团官兵,面对敌人各种枪弹扫射、炮弹轰炸,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和招架之功,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整个江面血水茫茫!在红1军团积极接应掩护下,周昆、黄甦率部分人员拼死渡过湘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到达西岸时,身边只剩下一个扛着油印机的油印员。当晚,收拢人员,全军团仅剩1千余人。湘江一战,整个中央红军损失高达近3.8万人,总数已不足3万人。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8军团损失最大,超过80%,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是“左”倾领导者错误指挥的严重后果。

  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据理力争,建议红军转变战略方向,获得普遍支持。经过通道转兵,红军西进贵州,红8军团跟随主力于12月17日抵达黎平。次日中央召开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会后,按照中革军委12月13日的命令,红8军团正式并入了红5军团。部队改编后,周昆、黄甦等军团领导干部分配到总部及其他军团工作。

  从9月21日受命组建,到12月18日撤销番号并入红5军团,红8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只存在了近3个月的时间,是所有红军军团中时间最短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建制部(分)队保留延续下来,可以说是消失的干干净净,这也是独一家!

  黎平整编后,周昆回总部随军委纵队一起行动。1935年1月,林彪将周昆要了去,暂时担任红1军团副参谋长。此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两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于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初,中央召开毛儿盖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1933年底曾取消),任命周恩来兼司令员和政委,被低职安排了大半年的周昆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但周昆在这个职务上呆的时间很短,当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拒绝北上,公开闹分裂,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北进过草地,到达哈达铺,于9月下旬改称红军北上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10月19日,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

  率八路军115师出征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协议。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下辖第115、120、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约4.5万人。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

  八路军第115师以红一方面军第1、15军团和陕南红74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师机关由红1军团机关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和独立团。115师是八路军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共1.55万人。周昆从抗大步校领导的岗位调整到主力师任参谋长,还是115师军政委员会5人委员之一,重新回到了战斗前线。

  8月21日,提前改编的115师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因林彪、聂荣臻已赶赴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会由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主持。115师全体指战员庄严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坚决抗战到底!”22日,在周昆、罗荣桓的率领下,115师主力分批出发,率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30日,部队进抵黄河西岸的韩城芝川镇,31日东渡黄河,向晋东北恒山地区挺进。9月7日,在山西省侯马车站换乘火车,沿同蒲铁路继续北上。当时,为了加快行军速度,考虑细致的周昆安排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以“运输司令”的临时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这时,从洛川经西安、运城北上的林彪、聂荣臻也先后赶回部队,并各率343旅、344旅分两个梯队继续北上。

  正当115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日军已侵入山西境内,一路经大同进逼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经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攻。部队到达原平后,罗荣桓率师政治部、骑兵营等部队东进至河北阜平一带,开辟根据地。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向平型关、灵丘出动,侧击日军。当日夜,115师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以东之冉庄、东长城村地域。24日夜,林彪、周昆组织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次日拂晓前完成了平型关作战的部署和准备。

  9月25日,115师主力于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部队一部,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79辆、摩托车3辆。缴获长短枪500余支、轻重机枪21挺、大车200余辆等大量军用物资。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爱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必胜信心。看着满沟侵略者的尸体和烧毁的日军车辆,周昆的内心也是激荡无比,但他绝不会想到,不到半年,他的人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10月之后,周昆积极协助师长林彪指挥多次作战,并抓好司令部建设。部队游击晋东北,转战正太路,采取袭击、伏击等战术手段,连战皆捷,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的作战。10月下旬,115师在五台分兵,聂荣臻率师独立团等部队留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林彪、周昆率领师部和343旅向晋东南转移,驰援娘子关。11月8日,太原失陷。遵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15师直属队和343旅由正太路南移,转至吕梁山脉之洪洞、赵城地区,开始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消失在历史深处

  1938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师以上各级参谋长会议,主要是各战区各集团军参谋长报告抗战所得教训及以后补救意见。隶属于第2战区的八路军,当时在国军序列已是第18集团军,也被通知参加。八路军方面派出了4名将领,即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参谋处长彭雪枫、高级参谋边章五、第115师参谋长周昆出席。叶剑英等人先到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再于1月26日向参谋长会议报到。该会议会期3天,即从1月27日至1月29日,叶剑英代表18集团军(八路军)向会议作了口头汇报并呈出详细书面报告,周昆代表115师向会议递交了书面报告材料,将115师自红军改编以来入晋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与国民党军部队的高级军官进行了交流。就是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彻底改变了周昆的人生命运。

  1938年2月初,周昆从武汉乘火车返回山西前线,途经临汾与从武昌返回的彭德怀、左权会合,彭德怀去武昌是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八路军支援徐州会战问题的。周昆即向彭德怀、左权汇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据当时在场的作战参谋王政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烽火关山:战争年代记事》一书中写道:“他向左参谋长汇报参谋长会议情况时曾流露不满情绪,说他在武汉如何‘丢脸’,说国民党参谋长有自己的小公馆、小汽车和小老婆,我们像叫花子一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非常‘小气’,连雇黄包车的零用钱也不愿多给等等。周的思想表现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严肃批评。彭总说:你(周昆)所羡慕的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根本立场,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做共产党人的光荣,否则没有什么两样了。”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里对此有更详细生动的描述。周昆对彭德怀的批评还不服气,气得彭德怀拍桌痛骂了一顿。之后,周昆带着牢骚继续返程,顺便也从临汾的国民党2战区领走了115师这个月的军饷6万元(法币)。

  这之后的事情,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回忆:“1938年2月间,周昆参谋长到第2战区司令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我,我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了。”

  周昆没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倒下,却因人性的本能欲望与贪婪攀比而屈服。国民党高官的奢靡生活,让周昆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中共党员的本质,忘记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他深知,自己的这种行为会导致怎样的斗争和批判。也许他后悔过,但再也不能回头了。

  周昆携款潜逃后,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师部一片哗然,大家想不通。王政柱讲:“(周昆)是被歹徒谋财害命还是逃跑,当时调查无结果。”王秉璋说:“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冈山的老干部,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什么会突然潜逃一直是个谜,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当时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调查之后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不知道王秉璋口中的周昆跑回老家平江的依据是什么?这么大的干部,以前是红军高级将领,现在是抗战前线的八路军师参谋长,能在平江安安稳稳生活吗?更别说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清查了。

  还有些说法,包括去香港了,去外国了,隐姓埋名了,携款潜逃后露财被人杀害了等等,都只是猜测,没有任何的证据。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无端消失很平常。

  周昆的下落反复查找无果,甚至动用八路军“前总三分队”实施技术侦察,也未从日军和国民党军那里侦收到相关情报。但无论哪种去向和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缺乏证据,但人没了,钱也没了是事实。为保证继续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和保持我党我军的政治纯洁性,我党给予周昆最严厉的定论和处理,那就是:叛变革命,携款潜逃,开除党籍。

  革命是大浪淘沙,洗尽铅华无数。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正是在不断的自律清洗中,纯洁队伍,发展壮大。实践证明,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如果共产党人忘记了党的宗旨,放松了党性修养,动摇了理想信念,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忽视了作风建设,总是会犯大错误,不仅身败名裂,而且给党的组织和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害。这就要求我们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努力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回到周昆携款逃跑之前,如果他能认识到错误,悬崖勒马,及时反省和自我批评,他的人生轨迹还会正常延续下去。比如,在林彪受伤之后,恐怕115师代师长的职务可能就是周昆,而非343旅旅长陈光了。如果能坚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周昆的能力和资历,职位肯定不会低。1955年授衔还在军队的话,保底是上将,就是大将也有竞争的资格。但历史往往没有假设,发生了,就无法改变,毕竟,谁都得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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