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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贵生:用唯心史观解读上山下乡的一篇典范文章

作者:郝贵生  更新时间:2014-12-05 22:03  来源: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昆仑

  如何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今天的人们包括知识青年本身认识分歧就较大,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在否定知青历史的观点中,人们大多是是从根本否定“文革”的角度出发的。大意是文革是一场“浩劫”,因此文革期间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错误的。同时文革“动乱”造成几届中学生无法升学、就业,于是就把数千万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受苦受累。然而,最近《共识网》推出一篇重磅文章:一名著名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所写的《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的反思》(以下简称邓文),后一些网站变通为《上山下乡不仅是迫害,还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上山下乡是农民革命蔑视文化的畸形怪胎》等题目转载。该文与其它否定上山下乡文章的最大不同点是从哲学的角度反思和评价上山下乡运动。应该说这一视角和思维方式是正确的。哲学是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学问,站在哲学的高度较比单纯站在个人利益得失和狭隘的时空范围内更为容易、深刻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的本来面目。但哲学有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而邓文究竟是运用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还是用唯心论、形而上学、唯心史观认识、评价上山下乡运动呢?阅读全文后不难发现,整个邓文完全是后者。以这种错误的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作为评价的思想武器,不仅做不到对上山下乡运动深刻、正确的评价,反而给上山下乡运动重新又罩上一层新的迷雾,更加障碍人们客观深刻认识上山下乡运动。同时,该文还把上山下乡放到革命、农民革命、中国革命及毛泽东思想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因此又涉及到对革命、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问题的评价。那么邓文究竟如何运用唯心史观评价上述问题呢?

  一、人类“仇恨”现象是革命制造出来的吗?

  邓文认为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属于“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组织部分,中国革命又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延续,而革命就需要“仇恨”,因而“仇恨”是革命制造出来的。他说:“因为农民讲平等,不过是要由一个他们所佩服的、为他们说话的领袖带领他们‘闹翻身’,把他们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夺过鞭子揍敌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几个因素是最关键的。一个是‘革命’,革命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从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献身于革命事业。其次是仇恨,就是‘阶级仇,民族恨’,因为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对象,‘谁是我

  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它的那些打着道德旗号的宣传口号由于符合中国传统底层文化的‘正义’性和仇恨心理,特别是符合《水浒传》中的那种痞子文化传统,而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把邓文这一思想简单概括就是:人类本没有“仇恨”现象,因为革命需要“仇恨”,于是就制造“仇恨”,上山下乡也是制造“仇恨”。所以革命就是人类丑恶现象,是“痞子文化”,十恶不赦,就应该遭到谴责,彻底否定。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基本内容,同时也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人类社会最初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原始公有制发展到私有制,因而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产生相适应的以国家机器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思想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实质是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的外部表现。有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就一定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本身就是相互敌对、仇视的过程。其最终根源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压迫制度造成的,而不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主观“需要”。这是历史的客观事实。阶级斗争表现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夺取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突出表现。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列宁选集》第1卷,1960年版,第601页)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邓文这里竭力掩盖、否定人类阶级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把阶级之间的相互“仇恨”、“仇视”歪曲为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革命造成的。因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这实质就是历代统治者宣扬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吗?同时,唯物史观对待社会生活中的“爱”与“恨”是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态度。“爱”、“恨”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出发,必然对事物和人产生具体的、历史的爱憎情感。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不是主观需要、想象和制造出来,而是受剥削、压迫的经济政治地位导致的必然的情感和客观的事实。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谈到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愤怒、仇恨情感时说到:“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0页)“只用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情感。” (同上,第399—400页)毛泽东讲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不能抽象地评价“爱”就是绝对的好,“恨”就是绝对的不好而受到谴责。周恩来谈到学习雷锋精神的内容之一就是“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而在邓文中,污蔑“革命”需要“仇恨”,显然给予彻底否定和谴责态度。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邓文如此仇恨革命者的“仇恨”恰恰证明了作者是站在唯心史观立场上,站在历代统治、压迫阶级、强权势力和一切反革命的反对派的立场上。

  二、农民革命“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吗?

  邓文认为,上山下乡是农民革命尚未成功的表现, 而农民革命时代是要“始终保持底层那种‘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的特殊时代”。这又是在歪曲和丑化农民和农民革命。

  首先,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目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谈到人民群众创造精神财富的观点时都讲到,一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二就是相当多的普通人民群众直接创造精神文明。这里所说的“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农民和农民革命。这是群众史观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大量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其次,人猿相揖别之后,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原始人在追求物质成果的同时,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精神成果和精神享受。原始人最初的原始图腾、绘画、表达思想的语言、符号、简单装饰如项链等就是最好证明。马克思谈到这种现象时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原始人如此,那比原始人进化了数千年、数万年的农民和农民革命何尝不是如此呢?再次,私有制产生、脑体劳动的分离确实导致农民被剥夺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和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文化水平处于社会的最低层。这种客观事实不等于说农民不愿意追求或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中国历史上关于穷苦人家勤奋刻苦读书的故事比比皆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也都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精神追求,并提出自己的理论为革命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如大家所熟悉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就是从精神层面直接批判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外还有数次农民起义军提出的有关“均田免赋”、“均贫富”等革命口号也是农民革命追求精神文明的有力证据之一。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讲,“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也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精神”和“文化”追求。农民和普通劳动者在追求人类共性的以及本阶级的文化、精神成果的同时,也确实蔑视为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服务的剥削阶级文化。《庄子》一书记载的盗跖痛斥孔子的故事说明穷人确实蔑视所谓“圣人”的孔子,但能够推论出穷人蔑视文化吗。象邓晓芒这样的大哲学教授、大博导,我相信大多数普通工农群众绝对瞧不起,但因此能做出结论说,工农蔑视任何“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吗?

  如此污蔑农民和劳动者“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绝不是邓文的首创,中外历史上攻击和污蔑最基层的劳苦群众没有文化教养的现象相当之多。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污蔑劳动者的人物就是所谓的“孔圣人”,他的《论语》中把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奴隶、农民等普通劳动者称之为“下等人”、“小人”的论述比比皆是,指责这些人“困而不学”。19世纪初的许多思想家包括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指责普通工人缺乏文化教育而“愚昧无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系统有力的批驳。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历史观方面蔑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的典型表现。而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一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社会主义高等学府的哲学教授竟然重拾思想史上污蔑、丑化劳动者的牙慧不就证明了其历史观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吗?

  三、中国革命的实质是新的“一次农民起义”吗?

  邓文同时污蔑中国革命,把中国革命看作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简单延续,“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且整个支配革命进程的思想意识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完全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革命领袖,他“牢牢抓住了最底层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的心,以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把自己“与现代世界的民主运动大潮混为一谈”,实际推销的是“从大众崇拜转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的民粹主义。他“必须将儒家伦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来,对老百姓施‘仁政’。”他不仅要做中国的农民式的“山大王”,且还要做世界的“山大王”,其 “输出革命”就是毛“争当国际霸主(世界革命领袖)的策略。”这种罔顾历史事实,如此对中国革命性质、特点及毛泽东竭尽歪曲、造谣、攻击之能事,表明其作者其卑鄙目的和恶毒手段,也是中国当今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但农民不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也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其最终只能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领导者不是农民,而是工人阶级,且有科学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正确的奋斗目标、科学纲领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因此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质的区别。但客观地说,中国革命也确实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其参加者大多数也是农民,不可避免地把农民的意识带到革命队伍中来。特别是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之后,其中某些人不可避免地犯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的错误即骄傲自满、腐化堕落。所以毛泽东在进北京之前,提出“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思想实质都是“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的延续、深化和拓展,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重复农民起义的覆辙。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其革命活动,就把批判儒家思想作为其思想战线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怎么能够把“抬出儒家思想”扣到毛泽东的头上呢?怎么能够用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解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最终“消灭私有制”为最高纲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呢?邓文这里利用中国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联系及革命进程中暴露的农民参加者自身的局限性等现象,竭力把二者等同起来,抹杀其根本区别。这种置事实于不顾的主观捏造历史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能够最终对上山下乡运动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吗?

  四、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民粹主义”吗?

  邓文为了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于是就彻底否定毛泽东的“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邓文引用了毛泽东一句话即“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块。”然后评论说:“这些话语在我们当时看来,占据着天经地义的道德至高点。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教育,它决不能通往现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众崇拜和个人崇拜(两极相通)。我们最崇拜的是那个站在天安门上喊‘人民万岁’的人。”这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丑化和歪曲。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极其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和创造者的群众史观理论。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找到了两个力量:一个是精神力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物质力量即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两个力量,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道路和目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教育自己的党员和青年人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保障共产党人无产阶级性质和根本宗旨的最主要的措施。同时,以往阶级社会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割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始终把改变上述脑体分离状况也作为历史任务之一。所以毛泽东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及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反复深入阐发这一思想。然而,邓文却极端仇视之,竟然歪曲为“典型的民粹主义教育”。

  这里需要简要指出“民粹主义”的含义。“民粹主义”最早存在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的俄国,主要强调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和“农民社会主义”,尽管其包含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思想,如“平民至上”,但不是科学的理论。这种思潮主要反映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平均主义幻想。它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思想成果,政治上大多采取个人恐怖活动,反对一切权威。俄国早期的许多革命者大多都是民粹派,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很快发现“民粹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危害性,就开始批判“民粹主义”,特别是列宁写了大量文章。但列宁绝不是全盘否定“民粹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平民至上”思想,而是否定绝对平均主义、“农民社会主义”,个人恐怖活动和不要任何权威等。因此指导列宁一生革命活动的理论基础不是俄国土生土长的民粹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但20世纪后,西方学者把产生于俄国特定条件下的“民粹主义”概念泛化,赋予这个概念各种各样的含义,由此造成其内涵极大的混乱。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俄国“民粹主义”其中的合理思想“平民至上”作为其核心内容而根本否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也看作“民粹主义”。特别是对于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的一系列阐发有关工农群众思想一律污蔑为“民粹主义”。这是近些年国内外反毛思潮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法,同时还把 “民粹主义”帽子扣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自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民群众头上。他们以批判“民粹主义”为名,实际是变相推销他们的“精英政治”和英雄史观。而邓文这里把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思想又戴上“民粹主义教育”的桂冠,实际是重复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者惯用的卑鄙伎俩。

  群众史观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又承认杰出人物的巨大作用。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论述,较为全面阐发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在强调人民群众是主人、向人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紧密依靠群众等思想的同时,尊敬、崇拜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革命领袖完全是一致的。郁达夫在鲁迅去世大会上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有民族英雄而不去尊敬和爱戴的民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民族。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生前高呼“毛主席万岁”恰恰是亿万人民群众对待自己伟大领袖发自内心的敬仰、爱戴和崇拜。这与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思想完全不矛盾,而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也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而邓文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把领袖对人民的热爱、同时号召知识分子向人民群众学习嘲笑为“是大众崇拜、底层崇拜,或者‘劳工神圣’。”那么我们请问,知识分子不崇拜人民群众、不高扬“劳工神圣”,难道要崇拜统治者、大人物、知识分子自身,鼓吹“地主、资本家、统治者创造历史”吗?邓文叙述崇拜“劳工神圣”的教育时说:“我们吃着农民种出的粮食,穿着工人生产出的衣服,不为他们服务、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对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难道你邓晓芒不是吃着农民的粮食、穿着工人生产的衣服长大的吗?你不为这些人服务,而把自己看做高居于工人、农民之上的老爷,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看做旧社会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压迫者、统治者。邓文这里如此仇视“劳工神圣”思想,且污蔑为“民粹主义”不恰恰说明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思想吗?

  五、上山下乡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和“畸形怪胎”吗?

  邓文中谈到人们把上山下乡看作“受迫害”的观点时借用农民作家刘震云的话说,如果说知青下乡是“受迫害”,那么世代农民又算什么呢?邓文这里实际是说,不能仅仅从“受迫害”的角度,而要站在哲学的高度即从“人权”的高度批判上山下乡。所以他说:“我们的确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而受到了迫害,但我们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头,而在于我们完全是被愚弄被强制地驱赶到了一个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让我们正在继续的学业受到中断和荒废,这是对个人人权的粗暴践踏。当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时,用‘反迫害’作为旗帜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反思,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邓文谈到另外一种美化上山下乡、炫耀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所谓倾向时,恶恨恨地诅咒说:“我简直觉得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同时,邓文指责农民革命蔑视精神文明,其目的是说明上山下乡也是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而导致的“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

  大家知道,“人权”理论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对封建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有其历史的进步作用。但资产阶级文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从进步作用逐渐转化为阻碍作用,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人权”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这种人权理论把“人”看作脱离历史的、一定经济政治关系的抽象的人,把人的权利的内容如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平等权等也看作抽象的、永恒的、超阶级、超历史的。唯物史观把“人”看作具体的、历史的,处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劳动实践的人,因此人的权利也是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权利。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权利内容。马克思说,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用这种抽象的理论说明解释人类不同社会的一切现象,实际是用资产阶级自身的具体权利去衡量、评价、批判社会现象。但其批判封建社会宗教文化导致的社会现象时,是历史的一种进步,但当其批判社会主义社会的现象时,特别是用来横加指责发生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变成阻碍甚至反动作用了。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外在形态的发展,而且表现为人自身的发展。一个时代倡导的文化内容,实质是那个时代塑造的做人的标准。封建文化塑造的人实质是拜倒在权力面前的奴性人才,资本主义文化实质是塑造拜倒在金钱面前的也是奴性的人。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塑造自私自利的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塑造的是具有是非辨别、批判能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人型的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人。《共产党宣言》强调未来社会是“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的同时,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就是从奴才型的人发展为主人型的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如马克思所说,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旧社会的“痕迹”。这种“痕迹”不仅表现在社会的外在现象上,更重要的表现在人们内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并以这种世界观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对立,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共产党人如果只是从外在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上改造世界,而不改变人们内心不同程度存在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剥削阶级世界观,那么这种世界观在一定条件下逐步扩大并影响经济和政治制度,最终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和旧制度的复辟。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始终是强调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塑造人的标准问题上,就要求人们不能象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单纯只是从个人的需要特别是从赚钱和成名成家角度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工作,而要求把个人职业、理想的追求同社会的发展、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要求人们逐步自觉改造世界观,树立普通劳动者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就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而言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而不是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艰苦的人上人式的精英、贵族。就国家而言,不能把社会发展的重点只放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城市、沿海地区,更要创造一切条件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边疆、内地等。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决定的。那时的口号是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六二六医疗队等重大措施正是依据社会主义发展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的总的战略提出的。青年人只有从这一战略思想出发选择自己的志愿、理想,才是这个社会塑造的真正的自由的人,是社会主义具体“人权”的表现。近些年来,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高度赞扬了上山下乡的意义。包含习近平同志最近的讲话。邓文这里把上山下乡看作“人权的粗暴践踏”和极左意识的“畸形怪胎”,且指责赞扬上山下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说明了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典型的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人权”理论,其人生观、价值观是典型的自私自利,是为恢复剥削、压迫制度服务的人。如此评价上山下乡,绝对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来。实践证明,上山下乡既不是“践踏人权”,也不是“畸形怪胎”,而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事物,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举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邓文如此恶毒攻击、否定上山下乡,才是真正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附:

  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2014-11-30 09:40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邓晓芒

  今年是我们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记念这个日子,一起来反思这场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我们个人来说,这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们在这里转向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充满坎坷的道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所启动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关系到我们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在50年后的今天,与当时相关的诸多恩怨都已经淡化,我们才有条件来对这场运动做一番远距离的冷静的审视,这种审视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观的、贴近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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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思。刚才讲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史无前例?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能政府”。现在一般认为,60年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工业凋敝,经济崩溃,城市就业困难,为了社会的稳定,必须将大批待业青年和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赶到广阔的农村,让农业生产消化掉剩余劳动力。这些当然不算错,有大批文献和事实作依据,但是非常表面,还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府解决失业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本质上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小民百姓从来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谋生路,各显神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而且一般说来,城里总比乡下的机会多。读书人呢,有科举的路,科举不第,也还可以当幕僚、教私塾,帮人写对联、写信和写状纸,算命看相行医,做乡绅和“喊礼”,也可以经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毕竟不多。

  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发达,科学昌明,专业分工明确,开始有了“失业”问题。这或者是由于专业设置不当,或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当局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是通过调整专业培训和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税收、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或者是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的办法,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把有文化的剩余劳动力赶到农村去的办法,这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自杀,断绝了未来发展的前途。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刚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来,百废待举,第三产业极端匮乏,人民生活极端不便,各行各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个时候在城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工资极低,只求有口饭吃。有的家庭靠母亲在街道工厂糊个纸盒什么的,就能够供家里几个孩子念书,虽然非常困难,也能勉强度日。文革后期赶人下乡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城里吃闲饭,只要赖在城里,总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问题,相反,只要放开让大家去各自谋生,只会有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有文化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为什么的确又有大批中学毕业生无法安排工作呢?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开让百姓自谋生路,而要把就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压制街道工厂和市场的自然发展。60年代的街办工厂和小集体单位自负赢亏,搞物质刺激,被视为如同农村的“三自一包”那样的非社会主义企业,是绝对不容许其坐大的。这就使得街道企业和小集体吸收劳动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贯彻“阶级路线”,那些家庭“有问题”的学生的确面临如何处置的问题,必须把一部分学生打入“另册”,以制造“阶级矛盾”,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的合法性。这两方面都是极左意识形态的实践效应。文革后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这一套办法也成为解决红卫兵造反派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现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过户口制度,对百姓、特别是有文化的人掌握着绝对的人身控制权,因而能够对成百万的知识青年任意驱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成这件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对极左意识形态控制整个社会、为所欲为的制度上的保证。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为什么在当时对这种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清醒的意识,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拥护,自觉自愿地以极大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还觉得自己特别光荣、特别真诚?即使是那些对于上山下乡抱有反感、恐惧、无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觉得自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抵制这种强加于自己的命运,反倒觉得自己有种想当“逃兵”的不光彩?这就涉及到我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脑,是必须彻底反思的。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有的追溯到苏联模式,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的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的追溯到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必须清理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把这种极左思潮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惯性。

  我历来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农民意识里面浸透着的是皇权意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民国家,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深厚的基础。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层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的心,以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且很自然地与现代世界的民主运动大潮混为一谈。但国际上的民主思潮讲的是自由和平等,而东方包括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民粹主义则极容易从大众崇拜转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为农民讲平等,不过是要由一个他们所佩服的、为他们说话的领袖带领他们“闹翻身”,把他们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夺过鞭子揍敌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但传统的皇权专制一旦坐稳了天下,通常都要从这种农民革命的仇恨激励转向社会和谐,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将儒家伦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来,对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几十年一直沿用着“马上治天下”的思路来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呢?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天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世界”。在世界没有统一以前,毛始终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称“霸”。为了继续“反霸权”或者说“争霸”,还只能以“马上得天下”来治国。所谓“输出革命”不过是毛的“合纵连横”争当国际霸主(世界革命领袖)的策略。

  因此,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几个因素是最关键的。一个是“革命”,革命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从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献身于革命事业。其次是仇恨,就是“阶级仇,民族恨”,因为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对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第三就是大众崇拜、底层崇拜,或者“劳工神圣”。我们吃着农民种出的粮食,穿着工人生产出的衣服,不为他们服务、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对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

  所以,上山下乡的意义,一个在于这是一桩“革命事业”,是为世界革命作贡献的壮举,是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有效的措施;再一个就是“返本”,回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块。”这些话语在我们当时看来,占据着天经地义的道德至高点。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教育,它决不能通往现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众崇拜和个人崇拜(两极相通)。我们最崇拜的是那个站在天安门上喊“人民万岁”的人。

  所以,上山下乡是在一个由底层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终保持底层那种“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的特殊时代,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着道德旗号的宣传口号由于符合中国传统底层文化的“正义”性和仇恨心理,特别是符合《水浒传》中的那种痞子文化传统,而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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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今天来反思上山下乡,有一个最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民粹主义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不仅仅是文革),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传统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

  作为个人来说,我特别不能同意对待上山下乡的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上山下乡仅仅看作我们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单纯控诉和诉苦的态度上,这种态度并没有超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也是经不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驳的。农村出身的作家刘震云曾经质问:你们知青下乡是“受迫害”,那广大农民世代在乡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们可以回城、算工龄,农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将无言以对。

  我们的确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而受到了迫害,但我们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头,而在于我们完全是被愚弄被强制地驱赶到了一个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让我们正在继续的学业受到中断和荒废,这是对个人人权的粗暴践踏。当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时,用“反迫害”作为旗帜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反思,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上山下乡尽量美化,觉得那是我们青春时代的一种美好回忆,甚至渴望回到那种没有心计、互相坦诚、天真纯洁的时光,那是我们的“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上,一些人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将这种情绪毫无反思地表现出来,甚至到舞台上去公演,唱红歌,跳红卫兵舞,都成了炫耀我们那个时代青春激情的一种公开的方式。我简直觉得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我不否认,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纪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历史记住。或者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当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我们的回忆就具有人类经验的价值。否则我们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纪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几个朋友的回忆中,而不足为外人道。而在我们身后,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将烟消云散,不留痕迹。我们等于不曾活过。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才会不仅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而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十分瞧不起,虽然也唱红歌,但远没有我们当年的虔诚,而是故意用摇滚的、调侃的态度在唱,他们与歌词的内容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表达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要慨叹所谓的“代沟”,这不过是历史的进步而已。这种看不惯只不过表明我们被遗留在历史的滩头,我们搁浅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老是说历史历史,历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这样说的人,我要反问一句:你的儿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孙子辈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要给后代带个好样,要把我们一生的经验、我们做人的感悟和觉醒留给后代,不要让人指着后背说:你看,这就是被毁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经历,足以让年轻一代人肃然起敬,只看我们自己如何对待。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结》,意思是让我们走出单纯的怀旧和自恋,放眼我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所处的境遇,反思人性从朦胧到觉醒的艰难历程,这样来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提供某种深化的契机。只有这样,我们所受的苦才不会白受,我们青春的激情才不会虚掷,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经历才不会毫无痕迹地烟消云散,而会在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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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在这知青下乡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进行一种人生哲学的回顾和反思。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我们的朋友中有的已经提前离开了我们,他们所面对的死亡不久也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对自己的这一生究竟如何评价?在面对死神或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吗?我们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平等的灵魂。

  我知道有的知青朋友们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事情,不想自寻烦恼。他们拥有了人生阅历这份精神财富,却不知道拿它有什么用。他们开始遗忘,消极地对待人生,相当于等死。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个经历过来的人都始终能够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抓住我们剩下不多的生命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我们好不容易到人世间来走了一遭,如果草率从事,匆匆忙忙,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生活的真相,就撒手而去,那就太花不来了。

  我体会人生越到后来,越有嚼头,当你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你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道路,你会看得更透,你对自己就把握得更深。年轻时候我读哲学,一位朋友的父亲对我说,哲学是要到45岁以后才读的。虽然我并没有听他的劝告,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反过来理解:哲学到了老年以后才会有切身的体会,才知道它的用处何在。

  不论对哲学有没有兴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哪怕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是你的哲学。我们平时忙于生活,无暇顾及思考生活,但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接触到哲学的。在我们的人生中,第一个接触哲学的机会是我们在乡下感到绝望,前途一片渺茫,时常百无聊赖的时候,那时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怎么打发这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我本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到哲学中来寻求光明的,一旦找到,就不离不弃地走到了今天。

  第二个机会就是当前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上,生活的重担已经逐渐卸下,我们的眼光更多地不是展望未来,而且回顾过去,我知道有许多朋友们会感到人生的破碎,一地鸡毛,不堪收拾。当然也有得意的,觉得自己混到今天有这样,也算是不错了。但毕竟现在有更多独处的时光,从50年前的那个日子开始,生活像一条红线一般把自己的记忆一直牵引到了今天。如何将这条红线理出个头绪来,而不至于变成一团乱麻,这就是哲学的功用。

  幸好,哲学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而是人的本性。当你在孤独的时候,当你在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清理的时候,你会知道,只有哲学能够帮你走出迷惑,将破碎的人生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生。你最后的这个完整的形象,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i] 本文为长沙市2014年11月2日作者在纪念长沙知青下放江永县50周年论坛上发言的讲稿。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4/12/3338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