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初，美国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引发了世界各国对通涨的担忧。国内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期上涨了4.4%，突破了4%的警戒线。通货膨胀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但是，说起恶性通货膨胀让人揪心的还要数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前那几年，物价不仅是一天一个变化，甚至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通胀奇观。

国民政府不能正本清源，无法控制国家财政需求，停止增发纸币，同时也无意发展生产，增加社会总供给，而是依赖美国援助，抓住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和汇率上的表面现象，追求一种表面、暂时的反通货膨胀效果。通过抛售大量黄金和外汇、进口大批美货来稳定物价和汇率，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治标办法。国民政府没有从整体上、全局上作通盘筹划，制订出系统的反通货膨胀的计划、政策和措施，而是舍本逐末，枝节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个政策和措施之间缺乏有机的相互联系，甚至相互矛盾和冲突，无法协调一致，造成相互掣肘和破坏，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

为了执行通货膨胀政策，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以抗战“非常时期”为名，运用政府权力，一步步地加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金融业中的统治地位，利用增发纸币，发行公债、外汇投机、黄金买卖等手段，对全国实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则修改法币的发行准备制度，进一步垄断法币发行与集中准备的特权，为其无限制地实施通货膨胀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由于庞大的军政费用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投资支出，带来了国民党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亏空，除增加田赋外，国民党政府还不断增加新税。增税不足解决问题，就举债。举债筹款表面上是发行公债，实际上只是不断增加纸币的发行，是变相的通货膨胀。所以，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增税、举债、发钞三者相辅而行的财政政策为通货膨胀的政策所代替，增发纸币成了筹措战费和平衡财政收支的主要手段，战时法币的发行便必然日益往膨胀的道路上发展。

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这种通过通货膨胀来‘征税’的政策，倒是相当成功的”。抗战后期，赖此所弥补的财政赤字每年也在80%以上。我们在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的同时，既应看到通货膨胀作为民族战争时期财政主要支撑点的客观必然性，又要看到它是以人民忍受惨重剥夺为代价的。有人估计，1944年通货膨胀所支持的“战时财政支出，不及大后方国民收入的3%”，远远低于战前从国民收入中征得的5%。通货膨胀所强制剥夺的民脂民膏的绝大部分流入到大官僚大商人私囊里去了，“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再分配，把大多数人民推向啼饥号寒的境地。1943年以后，“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消灭，并且走上了丧失权力的道路”。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兴起的深刻的经济原因，就在于通货——物价膨胀的加剧开始超出了社会承受力的限度。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官倒”盛行，是导致国统区经济总崩溃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官倒”盛行，促使投机性商业空前发展，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灭亡的进程。“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1948年陷于绝望的崩溃状况。”由于经济波动政治，政治影响军事的连锁关系，经济危机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危机，导致了社会总危机。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仓惶逃离中国前，对国民党的将领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得的民心。”

美国政府始终不断地压迫人民币稳定升值，并且鼓励和诱导中国银行提高利率的政策，就是为了切实保障其进入中国的资本顺差不但保本，更能将中国的全部外汇收入赚取干净。即使忽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美债的账面影响，上述货币政策的后果也是严重损害中国实体经济及国民经济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