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最终归于失败。在形势愈发危急，根据地越缩越小的情况下，为了完全占领苏区，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以此展示他的“胜利”，蒋介石对即将失陷的中央苏区调增兵力重新进行了军事布置：四面合围荡平中央苏区。1934年8、9月间，蒋介石电令广东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增兵围剿江西中央苏区，陈济棠不敢违令，只得令独立第一师师长黄旭南之严应鱼旅率第四、五、六团进入江西寻乌前线，作出一副要进剿红军的态势。陈济棠与蒋介石有多年的积怨和矛盾，他不仅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也同情共产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把戏，陈济棠是非常清楚的，他敷衍了事，看似调动了部队，实则是做了做样子给蒋介石看而已。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非常危急，由于蒋介石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已把红军压缩在了一个狭小的地带，此时的各部队都在做着撤离苏区的一切准备。为了党和红军，减少战士们的牺牲，周恩来和朱德商定利用蒋、陈之间有矛盾这一可利用的契机，随之向中央建议，派人去与陈济棠联络和谈判，以利于中央红军的西征(当时还不叫长征)，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朱德甚至还致函陈济棠：“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仰且亡国之日可待……。”函中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恢复贸易自由、切实武装民众，为红军代购军火等五项建议。还说“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当派员到会昌筠门岭同陈的代表就近协商。”陈济棠接函后当即接受并派第七师师长黄质文，第一集团军总部杨幼敏，赶到罗塘与黄旭南师长一起，作为代表与红军代表商谈停战协议。
1934年10月初，也就是在中央红军即将出发之际，中共便派出了代表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陈济棠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严应鱼旅长还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会谈接待工作。双方真诚相待，气氛融洽，很快达成了五条重要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继续协商共同抗蒋计划;(二)互通情报，用无线电通报;(三)互相通商，解除对盐巴、布匹的封锁;(四)支援红军一部分军火，并同意予以代购;(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方有行动要事先告诉陈。 停战协定签字后，陈济棠按照协定条款给了红军大量食盐和其他物资，又送了几百箱子弹，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之后红军行军的路线不是向东南寻乌、武平，而是向西南，由于都经信丰，沿着大庾岭边缘而进入广东边界，陈济棠便按照协定，在湘粤边界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为了把假戏唱真，不至于引起蒋介石的怀疑，陈济棠让迎击红军的部队故意大造声势，对空放枪，以假乱真，迷惑老蒋。在进行“堵截”红军的同时，又秘密通知各高级将领，共产党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不会侵入广东境内，应饬属作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当时粤军负责指挥警卫的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的黄国梁，与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同学，极不情愿中国人自残，他在接到上级要求互不侵犯的命令之后，心情非常激动，不仅严令下属避免与红军接触，还给了红军许多弹药和物资，确保红军安全通过自己的防区。
10月16日，对方第七师的代表向我方转达了陈济棠的两项决定：(一)暂时拨给我军弹药十余万发;(二)盐巴、布匹准予放行，要我方设法从筠门岭转运到苏区，同时要求我方迅速制定出反蒋的整个计划。由于当时中央红军已经踏上了长征之路，陈济棠的两项决定也由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用电报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红军已不可能接收这些物资，只能由项英、陈毅接受这些弹药物资，这无疑成了留在苏区的游击队在之后较长时间坚持斗争的重要支撑。这次谈判的成功，对后来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蒋介石设置的第一、二道封锁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采取了步步为营、四路合围的战略，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他的用兵次序是北重南轻，就是想把红军赶进广东，让红军与其厮杀，然后由中央军跟进。但当中央红军西进后蒋介石便随之改变了策略，要顺势将红军赶入广西，让其与红军厮杀，然后中央军跟进取而代之。他的计谋在两广(广东、广西)没有得逞。红军进入到广西境内大约有两个星期，除了在灌阳的新圩和马堤街附近有过几次较大战斗外，其余多系地方团队小部队的行动。桂系将领李宗仁和小诸葛白崇禧尽管没有与红军谈判签订协议，但由于桂系也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所以他便对红军采取了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法，以应付蒋介石。为了让蒋介石看到桂系与红军在顽强作战，夸张战斗的激烈程度，白崇禧谎报俘虏红军七千余人，阵亡数以万记，甚至还拍了一部电影进行宣传，吹嘘桂系部队的战斗力，用以压低中央军的威风，争取为桂军领取更多的军费。李宗仁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共军，居心险恶，令人发指”。在李宗仁看来，桂军此举完全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不得已而为之之举。
在中央红军即将出发离开苏区之前，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红军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军谈判，不仅减少了红军的伤亡，还使红军得到了弹药和物资补给，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在之后的长征路上，红军又利用了国民党政府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了苗族、藏族、彝族、回族等同胞的支持，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胜利到达陕北。
统战工作是我们党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实现祖国的统一，做好统战工作就更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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