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靠总结经验吃饭”令谁形秽？

1965年7月26日，毛主席在接见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夫妇和他的机要秘书程思远时，这样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不知道。”程思远茫然莫明所以。“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主席告诉程思远：“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继续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句“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话，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千军万马打江山、搞建设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充分体现了毛主席“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的光辉风范。　　

难道不是吗？回顾毛主席波澜壮阔的一生，哪一场战役的胜利不是靠深入的调查研究呢？哪一项政策的出台不是靠集中广泛的群众智慧呢？哪一条方针的制定不是靠实事求是的经验总结呢？可以这样说，倡导和注重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成功之道，也是毛泽东思想中熠熠生辉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在1917年到1971年长达五十多年时间里，他从对一村、一乡、一县的调查，到对几个县、几个省乃至大江南北各条战线的调查，有文字可查的就有上百次之多。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毛泽东所从事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其特点是调查研究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与游历相结合，与锻炼胆识及培养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相结合。在当时的《讲堂录》中，他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2](P587)这一时期，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17年暑期“游学”，与同学肖子升徒步游历长沙周围五县城乡长达一个月之久。这种“游学”式的社会调查在1918年暑假同样进行过。“游学”既了解了社会，克服了“闭门求学”的弊端，又培养了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时也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修学”任务，更为毛泽东后来从事的社会调查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从事调查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大革命到长征前（1925-1934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常年从事农村工作，相对集中并系统地做了六、七年的农村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足迹遍及湖南、江西数县，所做的调查也较为系统，形成的调查报告多达十余篇。仅1930年一年，他就做了八个地方的调查，写出八篇约十四万字的调查报告，还写出一篇从理论上阐述调查研究的著名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这一时期从事的调查研究活动在1930年达到高峰，《寻乌调查》与《反对本本主义》分别在调查研究的实践和理论上成为这一时期标志性的作品，可称“双峰并峙”。　　

第三个时期是50-60年代。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探索阶段。毛泽东经常抽时间各处巡视，正式或非正式地做一些调查。这一时期，他除了利用巡视机会做调查外，还在1955-1956年，用四个半月时间与中央其他核心成员一起听了九个省、市及中央各部委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1961年，又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提出，把1961年当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出现了三个新的特点：一是在视察中穿插进行社会调查，二是派调查组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三是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间接调查。繁重的领导工作使他难以像30年代那样去长期蹲点、系统调查基层情况，但他仍然尽可能采取多种方式去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并及时把了解到的情况运用到决策中。　　

什么原因，能使毛主席如此执著于调查研究长达50年之久呢？首先，从毛主席个人对调查研究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来看，他深知“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实践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而“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就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从毛主席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看，他自始至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他终生的最大追求。他曾经这样说过：“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一再强调“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毛主席把作好调查研究工作，提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高度来看待。这既是他搞调查研究的精神动力，更是他总结经验的思想基础。毛主席“靠总结经验吃饭”，给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十分痛心地看到，许多人已经完全抽掉了中国共产党人“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思想精髓，彻底抛弃了我党历来倡导和奉行的先调查研究、后制定决策的优良传统，致使改革开放中许多决策脱离了中国的实情，背离了人民的愿望，造成了许多难以弥补的恶果。　　

在这里，我不想展开着说，仅从国家发改委屡屡出台石油涨价的决策看，就不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更不是经验总结的结果，而完全是为了迎合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　　

我们且不说国家发改委的这些决策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连邓小平理论的边也搭不上。邓小平不是这样说过吗？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依据，就是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请问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何时“满意”、“高兴”、“赞成”、“答应”你们的石油涨价决策？这类涨价决策哪里体现了邓小平“满意”、“高兴”、“赞成”、“答应”的特色理论？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家发改委虽然口头上讲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际上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一切以特殊利益集团的“满意”、“高兴”、“赞成”、“答应”为着眼点、着手点，着力点。　　

在毛主席“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光辉思想面前，国家发改委难道就不感到脸红？难道就不感到羞惭？难道就不感到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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