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实人过雁过都不留痕。
前篇文章《老邻居走了》由江莉莉想到她的丈夫老索；由出版社的老索又联想到我们报社的老曹。单位虽不同，但这两人的道路和命运却是相似的，都在文革结束后的清查运动中走上不归路，就像远飞的大雁，没有留下一丝半点的痕迹。
老曹是一名普通夜班编辑。34年前的那一天，对老曹的妻子和她的女儿们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老曹先是割腕，血流满地，又从三楼跳下。他留下几个女儿（4个女儿吧？最小的女儿当时大概只有六七岁），留下恩爱如初的妻子，如此决绝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死时只有47岁。
多少年过后，妻子只对极个别熟人说起过老曹的事。妻子是报社的财务人员。当时，她正在食堂吃午饭，人们纷纷议论时，她预感到老曹出事了。那段日子风声正紧。他对妻子说，有天晚上，他睡在夜班编辑的一张简易床上，床有屏风隔着，这时有两人进来，他听到两人在议论，“接下去要搞曹本皓（老曹的名字）了”。那段时间老曹天天讲头痛脑胀，睡不着觉，但照样看大样、看版面，一面还要接受批斗，揭发交待。安眠药从2片到4片……医务室医生对老曹讲，安眠药不能加了，否则对身体有很大的损伤。但他实在没有办法。老曹对妻子说，报纸这时如出了问题，双重罪，马上可以拉出去枪毙，还不如把我关牢房好！
据说妻子没有去出事现场。老曹被送到医院后，她开始也拒绝去医院，在旁人的再三劝说下，才勉强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她一句话也没说。当老曹被推入太平间时，她也没有进去。自始至终，妻子不讲一句话，不流一滴泪（与江莉莉一样）。同是女人的领导对她讲了一句怎么也听不明白的话：你真坚强！
老曹出生在回族家庭，死后他的骨灰却没有留下一小撮。妻子和孩子们都没去火葬场，她托报社的办事人员办两件事，一是带去一套老曹平时穿的一身衣服和一双鞋子，请帮忙穿上；二是要求把老曹的骨灰暂存殡仪馆一年。第一项，办成了；第二项，无能为力，因为按规定“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的骨灰不能暂存。妻子对办成第一项事的好心人，至今心存感激之情；而没留一点骨灰，是她终生的遗憾和悲痛！
老曹夫妇俩，近30年伉俪情深，在报社人所共知。当年20岁不到的两个年轻人，充满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期盼，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华东“革大”，然后到浙江龙游等地工作。后来，老曹凭着意志和毅力，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报社，一来就到夜编部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夜间工作17年，直至死前的一天。
老曹平素沉默寡言，一生默默无闻，虽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是个有20多年党龄、干革命近30年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屈死后不但没有结论，没有平反昭雪，没有举行过追悼会，而且没有一个人表示过一点歉意，更不要说抚恤家属。老曹死后，妻子一个人的工资，要养那么多的孩子。不得已，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求生活补助，都被拒绝。最后她找到一个“关系”，碍于情面，才一次性补助了50元钱。
身前身后的境遇，报社的老曹与出版社的老索几乎一模一样。从此，再也无人提及老曹、老索他们，好像这些生命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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