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民主政治

如何看待西方民主政治　　

对于西方民主政治，我们要解决好怎么看和怎么待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关于怎么看的问题。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其萌芽、确立、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因此，必须历史地考察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伴而生的西方民主政治。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无论哪一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西方民主政治是与近代以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本主义思想相配套而生的，在其诞生的欧洲大陆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因此，它能够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对于过去的奴隶主政治、封建领主政治，它具有进步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公民参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公共决策机制，通过形式上的自由民主使广大人民获得政治文化上的满足感，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然而，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进步性的对面是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吉登斯曾经指出：“当自由民主制度日益普及的时候，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然而，民主制遇到的困难几乎无所不在。”实际上，由于“资本逻辑”的客观存在，任何一种试图走向平等、正义的努力最终都会走向它的反面，甚或走向虚无。选举投票率下降、政党政治衰落与人民对政府及政客的不信度增加，是当代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究其实质，是选举权的实际不平等——不同种族、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工作状况、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投票的热情差异巨大；是多党竞选制度的困境——各政党的政治价值的趋同化、政治基础的模糊化以及政党之间的某种利益上的“妥协”使政党竞争越来越失去实际意义；是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人民对民主政治普遍采取了一种政治冷淡主义的态度，这尤其突出在以总统选举投票率超低著称的美国。说到底，西方民主政治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　　

基于以上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考察，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民主政治的问题了。需要辨清的是，这里讨论的中国态度不仅仅是当前的态度，也应当是将来的基本态度。　　

首先，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前途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次，应当看到，中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要低，短期内想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了。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是可以分开完成的，即在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先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集中力量增大社会生产力，创造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在现今这一承担发展社会生产力艰巨任务的重要阶段，寻找一种既符合历史规律要求又符合具体国情的政治制度尤为重要。　　

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在历史规律与具体国情的双重考虑下，既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又要借鉴其合理的政治形式。　　

一方面，我们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许多人对“打碎”一词存在误解，认为这是在宣扬破坏一切的恐怖暴力。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打碎国家机器”，并非像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否定一切国家机构本身，而只是要消灭其具有剥削阶级统治性质的军事官僚部分。具体到中国近代历史上来说，就是要打碎旧官僚、旧地主、旧军阀和大买办式的联合勾结统治。　　

另一方面，我们要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合理形式。如我们所知，社会主义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条件及其配套设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同样要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合理形式。其一，是实行代议制和普遍的选举制，“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其二，是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制度，大力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保障国家安全与人民生活的稳定。具体说来，当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实现以上两点的可行途径，当然它的实际运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这个“打碎”与借鉴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历史规律与具体国情的考虑。要明确中国当前阶段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既不能落后也不宜超前于历史发展潮流。要充分分析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各方面的条件，而不是盲目移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以上两项考虑下，认真拣择西方民主政治的可取之处和需弃之处才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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