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制是30年政策失误的遮羞布
马踏寄生
有人说，实行计划生育是对毛泽东时代鼓励生育的一种补救，换言之，如果1959依马寅初之言实行了二胎政策，那么1979年就不需要实行以“一胎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了。那么，这种说法成立吗，我们来作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分析为什么会有“一胎制”这种极端的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1970年代末，由于30年计划经济，以及20年阶级斗争的破坏作用，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个人认为主要是30年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经历过大越进、文革而且人口比中国少很多的苏联东欧国家在70~80年代同样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的答案）。经济濒临崩溃的表现，一方面各种产品尤其是居民基本消费品严重短缺（这点上与苏联东欧等国很相似，中国的居民基本消费品凭票供应，苏东国家排队供应）。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现象严重，不光不能吸收农民进城以实现工业化，还要采取“知青上山下乡”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逆城市化”政策以缓解城市的失业问题。以上两种现象，直观上给人的感觉是因为“人口太多”，事实上是前30年错误的政治、经济正策濒临破产的表现。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没有人敢于怀疑我国的政治、经济正策是否正确，那么，“人口太多”就成为解释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的唯一正确的理由。再加上当时“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大局已定，一旦国民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知道多年来一直宣传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生活无比美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过是一句谎言，必然会对执政者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严重怀疑，因此必须找一个理由向人民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贫穷、为什么我们这么落后，为什么我们现在经济难以为继”，这个“原因”就是“人口太多”。也就是说“人口太多”不过是掩盖前30年错误政策的一块无耻的遮羞布。再加上当时所制订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人均GDP是一个重要指标，但执政者对于改革开放政策能带来怎样的GDP 增长并无把握（所谓“措着石头过河”），那只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执行一个相对“有把握”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以防止较大的人口总量摊薄人均GDP。再加上当时计划经济时代根深蒂固的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减少人口（尤其是减少暂还不能创造GDP的婴幼儿人口）以压低消费需求的政策产生。在以上历史条件下，以最大限度减少出生人口为目的的“一胎制”政策也就成为历史必然明白了“一胎制”政策的“遮羞布”本质，我们前面的疑问也就有了答案。
假如1959年时依马寅初之言实行了二胎政策（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生育水平），并不能缓解因建国后30年错误的政治、经济政策而导致的70年代末严重经济濒临崩溃的结果（生育率、人口增长率远比中国要低的苏联东欧等国在这一时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到了70末，执政者还是需要找一块遮羞布来掩盖前30年的错误。如果依某些计生支持者所言“错批1人，误增3亿”，那么这时候中国人口为7亿，略多于当时的印度人口数量（1977年时印度人口为62580万人），还是世界第一（但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过多”仍然是执政者所能找到的最适合的一块遮羞布。与之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相伴随的减少新生人口以压低消费需求和增加人均GDP的“一胎制”政策仍是历史必然。但是，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现在这么大的成就了，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极不发达国家，如果在前20年“二胎制”的基础上再实行极端的一胎制政策，那意味着前期没有储备充足的劳动力，以后的消费市场也会极度萎缩，吸引外资的能力大打折扣，就算改革开放初期能够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其后续发展必难以 为继。综上所述，“一胎制”政策不过是掩盖前30年错误政策的一块肮脏的无耻的遮羞布，是典型的以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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