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当美国经济危机来临时，是这个时寒冰写了《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现在两年多过去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未消除，他又以新作《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向我们呐喊。这篇呕心沥血之作读来真如醍醐灌顶，令人豁然开朗。
作者此次谈经济大棋局，首先抓住了一条主线，一条从货币的超发，到吸纳再到蒸发的主线。作者告诉我们，从金属货币到纸币时代，由于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必然存在滥发货币的冲动；而过多的货币必然造成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正是货币超发的佼佼者。其中由于外汇剧增以及中国的强制售结汇制度（即中央银行收进多少外汇，就要按照当时汇率，兑现多少人民币出去）则是货币超发的重要形式和重大原因。
请比较中美两国的M2（现金+各类长期短期存款）增速：
中国 ： 1990年为1点53万亿, 2010年为72点58万亿， M2增长了46点44倍。
美国： 1990年为3点28万亿美金 2010年为8点848万亿美金 M2增长了1点69倍。
货币增发，必然通货膨胀。而中国前好多年之所以没有通货膨胀，是因为有几大海绵在吸纳货币。
1、房地产。众所周知，房地产涨了多少倍？可见其吸纳了多少资金？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不正在此吗？
2、股市。同样众所周知，股市扩容了多少倍？2007年11月6日，中国石油上市后，两市总市值达到33点62万亿，也同样可见其吸纳了多少资金？只不过现在股市掉下来了，又把钱放了出来，但又不断发新股来吸纳。
3、医改，教改等，原本由财政提供的部分公共产品，现在都要民众出钱来吸纳。（例如，大学生从不缴学费变为缴纳可观的学费；医药费尤其是企业单位医药费从直报直销变为自付相当一部分。）
08年4万亿货币放出后，更是加速投资和拉动内需，以补偿出口的不足；与此同时，又推出汽车和家电下乡，以未来的消费取代当下的消费。
但是当房价疯长势头被遏制，其它消费资源也都被消耗殆尽时，早就该来的通货膨胀终于来了。
如何解决呢？唯有国内消费！
一条规律：所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时，其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都是向个人和企业倾斜。
可是中国的现状呢？中国不是讲“三驾马车”吗？在投资、出口、消费三者当中，美国是以消费为绝对主导，消费占GDP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0%以上（2009年美国消费占GDP的权重为73%）。中国呢？在2007年以前，投资和出口占中国GDP 的80%左右，消费仅占20%左右。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比重和一个差距”：“两个比重”是指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下降，初次分配向资本倾斜。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收入分配的三个要素主体中，居民的收入增长最为缓慢，而政府和企业的增长较快。
消费比例太低，其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出口问题，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问题：中国生产的相当一大部分产品是供应国外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形成对接的，一旦国外出现危机，必然造成产品过剩并进而产能过剩。
其次，是投资问题，中国投资的特点是政府投资为主，这正是问题所在。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投资所占的比重很小，非政府投资占据绝对主导。而在中国，政府投资比重太大太大了。最突出的是湖北省，竟在经济危机后推出12万亿的投资规划，令全世界震惊。政府投资过大，必然挤压社会投资空间；必然不像企业那样具有成本核算概念，效率不高；必然动用权力造成信贷盲目扩张，容易产生隐性和显性债务，以至银行坏账。事实也正是如此，政府投资的项目大多是“三超一拖工程”——超标准、超规模、超预算、拖工期。中国人民大学的毛昭晖教授曾指出，从国际的视角看，我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另外，中国行政成本之高，令人咋舌。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点73%，而同期日本是2点38%，英国是4点19%，法国是6点5%，美国是9点9%：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所缴纳的税收就这样大比例地被挥霍，浪费掉了。
此外，制约内需的因素还有：国企上缴红利过低，仅为5%和10%，与应缴纳的资金相差巨大；社会保障缺位，人们不敢消费；在城市中，无论在职和退休的企业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的薪酬差别过大；财政供应率过高，即财政供养人员和中国国民人口的比例过高，高达1：18，而新中国成立时仅为1：600；腐败吞噬外移大量资金，其数目大得至今难以估算。
面对着货币迅猛膨胀的严峻形势，我们怎么办？作者告诉我们，货币膨胀即货币贬值的另一面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升值，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意味着，只有通过大危机，“消灭”超发货币，才能维系看似正常的增长。危机不断爆发，具有必然性，是全球经济自我修复的内在需要所促成的。而各个利益主体所要做的，无非是安全度过危机。
为此，作者提出了“资源为王”的响亮口号。
资源为王，作者早在两年多前的著作〈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就巳提出，此次该书又进一步发挥了其含义。
资源首先包括石油、煤炭和铟、稀土等在内的日渐稀缺的矿产资源。这不仅涵盖着财富，也涵盖着抗风险能力。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当欧盟为希腊危机担忧时，为什么波兰却是：风景这边独好“，就是因为波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多种实物资源中，作者当然首推黄金，又着重提出铟等稀有有色金属，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既具有黄金所包含的货币性特征，又具有比黄金更广更多的使用价值。其次作者还提出资源性货币的概念，比如澳元、加元，由于它们所在的国家有强大的资源作为依托，也可作为保值品种。
其次，资源也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知识产品的研发和储备、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再次，也是作者此次进一步着重发挥的，资源为王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良性的制度机制。诚如陈志武教授所言：“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巳经不是其天赋的自然资源，而是其良性的制度机制，是其是利于金融创新与市场交易的制度环境。”只有良性的制度，才能把资源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并让民众从中分享到由此带来的福利。针对中国，最最紧要的就是政府职能回归，从经济的主导者退回到仅仅做服务工作。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早就指出，中国的统治者权力比较随意，权力范围没有明确限制，可以随意征集和支配资产，这种随意性使得任何一种投资都得不到可预期的经济回报。这个问题不仅至今没有解决。反而越演越烈。当前，中国当务之急是解决权力的边界问题和使用、监督、透明等问题，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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