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权”

可见，权本有平衡的作用，可以权衡利弊，权其轻重，权衡得失。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种平衡作用就进化为“权力”，即人有职就有权，职位高权就大，大到有生杀予夺之权。因此，权就成了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在政治上实行强制力量，谓曰国家权力；在职责范围内实行支配力量，行使管辖权，管理权。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权力在不断强化。在旧社会，掌握“权柄”的“权臣”“权贵”们，运用“权势”，专横跋扈，剥削人民，用事祸国。这在历朝历代都不鲜见。

历史证明：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最终丧失政权，这是一条历史的定律。

奴隶主阶级以酷刑压迫奴隶，最终被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所代替；封建地主阶级依靠佃租和高利貸残酷剥削农奴和农民，最终被资产阶级政权所代替；同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帝俄沙皇，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二战以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遗憾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使之腐败丛生，曾经强大敢与美国抗衡的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其中耐人寻味的要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了，其妻其子一家人掌控着中央权力核心，工人把他们都枪毙了，且不经审判，不容申辩，可见，工人对这个腐败的政权仇恨到何等地步。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汲取苏东解体的教训，改革中央高度集权制，逐步实行多元权力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仅仅３０年，就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这一切说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建设的根本问题同样是政权问题。“权为民所用”，就会创造历史，创造辉煌，创造未来；用权谋私，就会动摇政权根基，最终导置权力灭失。这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权力监督严重缺失，由此产生了腐败，而腐败之严重，超乎了人们的想象。目前，依法惩治的腐败分子２２０万人，外逃贪官6０００余名，卷走人民币2０００0亿元。那些还沒有揪出的腐败分子，为数之多，难以估量。上至政治局委员陈良玉，下至村组长，其中一些人有权就贪，贪钱贪色，无恶不做，无所不为，贪得无厌，个别信贷员、出纳员也要趁机大捞一把，为数之巨，令人震惊。抚顺市顺城区土管局长罗亚平，利用“协调”征地权贪污6000万元，小金库还私藏1.45亿元，她上下通吃，荒淫无度，一掷千金，与比她小十几岁的部下小弟，宽衣解裤，淫乱不堪，为了避免小情人之妻闹腾，便给其狂甩100万元。江苏东海县委书记关永健给县长徐家宝说，自己上过床的女人1200人，目标是3000名。还有把乱搞女人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下来，有的把主要精力用在调解诸多情人相互吃错的内耗上，等等这一切，在贪官史上闻所未闻。

事实证明，贪官具有共同特点：一是手中有权，这是贪腐的前提；二是寻求保护伞，这是贪腐的关键；三是“寻租”，这是弄钱的主要手段；四是包养情妇，玩弄美色，这是腐败堕落的主要表现；五是压制群众，打击报复。

我们至今搞不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实错了，后果很严重，用祸国殃民形容不过分。但是毛泽东一贯依靠群众监督，来整顿干部作风则是十分可取的。文革那么乱，却没有贪官，没有劫匪，没有黑恶势力，没有包养情人的，也少有盗贼。至于文革前的十七年，虽然日子穷了点，也发生了如反右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社会和谐，人心思变，没有剥削，普遍具有安全感。我们现在的缺憾就在这里。群众举报真名不敢写，匿名又不查。群众“上访”，搞不好还要抓回来关押批判，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党内监督都很不完善。所以加强群众的监督权则十分必要和重要。应把群众的监督权真正落实到政权建设中去。中央政府应当削减地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势，限制他们的“权限”，党和国家监察部门应该随时掌握他们的“权谋”，了解他们的“权力”和职能，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本应享受的“权利”。使腐败分子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