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近的时候，她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和防备。直到我自己搬了张板凳坐到她身边，她也未曾停下在锅里涮洗筷子的手。小叔向她介绍我们。“我要炒菜!我家里请人做事啊。”她下意识地说。说完又顿了顿，“等下你们留下来吃饭吧。”
这是徐春莲大姐，49岁，丈夫在2015年因为尘肺病去世。徐大姐有着农村妇女常有的勤劳和朴素，说起丈夫外出打工和生病的经历，历历在目。
她1989年嫁到双喜村。结婚三年，丈夫就外出深圳打工，属于村里第二批外出做风钻工的人。回忆起自己那个老实巴交的丈夫，大姐满是骄傲地说“他在那个工地上好像把口罩都撕掉了。吃苦耐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长得好高大，做什么事都好快，但是这个病一下子把他压死了。”
丈夫在深圳做了十年风钻工，2004年回到家里务农。2008和2009年之交对于大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转折点。那一年家里正在盖房子，准备为大儿子娶媳妇。在农村，房子既是脸面，也是一个家庭兴衰成败的象征。为孩子讨媳妇成家更是一等一的大事。丈夫曾在工地干活，对于建房子还是内行，一直亲自督工打地基、搬砖木和做木门。“当时他的身子还是很健康的。我老公会搞，地基都搞得扎扎实实的。”徐大姐沉浸在记忆里。2009年，村里有120人上深圳维权，徐大姐的丈夫就是其中一员。
“2009年开始有点咳嗽。在耒阳市的医院检查出肺部有大块大块黑块说是癌症，要我们转院。儿子带着父亲去长沙的医院检查，查出尘肺病。后面又到专业职业病检查出三期尘肺病，拿到了最高的赔偿13万。”虽然诊断出尘肺三期，但除了咳嗽之外，身体并没有很多征兆。于是，家里把赔偿的13万元都用在了新楼房的建设中。2010年，家里喜添新丁，大孙子出生，丈夫去医院看望孙子时，开始出现爬楼梯喘气的症状。2012年丈夫开始无法做事，并且大量用药。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一个月3000-4000元医药费。由于当时村里经常停电，还需要买氧气机和发电机。大儿子不得不辍学出外打工，到处借钱买药，10天的药4-5天就用完了。
儿子当家
回忆起当时那段艰苦的日子，徐大姐无比心疼年幼的大儿子，小小年纪就要代替父亲，担起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我那时打不了工，要在家里带孙子。我小儿子也在读书。就靠我大儿子一个人在赚钱。”
在整个回忆中，徐大姐从没有讲诉自己是如何度过那段丈夫生病的岁月。直到我们感叹道：“大姐，我觉得你超厉害。”她才无奈地说：“超厉害是没办法，我儿子说，妈你老了好多岁啊!我管他老不老。你要做这么多事对吧，要带两个小孩。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因为没有空去想，没有时间去哀叹。正如徐大姐所说：“当时我在家里要照顾两个孙子，生病的丈夫，还要种田。好累!当时都是把小孙子背着去干活。都是我一个人支撑着家里，一个人好累。反正一个人，你不洗碗就没碗，不煮菜就没菜。”
最为艰难的还是在深夜。丈夫无法自理，深夜需要吃东西、上厕所。徐大姐当时除了照顾丈夫，还带着两个孙子，最小的一个才一岁。“我那个小孩很坏，一放到床上，哎哟，你一起来他就哇哇地哭。”一次煮面给丈夫吃，徐大姐一个手端着面，一个手抱着孙子。孙子手一扒，就把她的手烫了。这样的意外，在丈夫三年卧病在床的日子里不胜枚举。直到2015年，丈夫去世，为家里留下了八九万的债务。虽然家中顶梁柱走了，但幸好儿子非常懂事。“2015年他爸去世后，大概是2016年和2017年，一年多我儿子就把所有的债还完了。今年他再攒了点钱，把这个房子盖起来了。”徐大姐边说着，边打量着刚刷好的天花板。
这是一栋四层的楼房：一层属于丈夫，二层属于大儿子，三层属于小叔子家，四层属于二儿子。大姐带着我们进到二层参观今年刚装修好的成果：明亮的地砖印着窗外阳光明媚的蓝天。四间卧房里都摆上了崭新的床和衣柜。客厅里是一个米白色的皮沙发，对着一个28寸的液晶电视。当初建房子是为了给大儿子娶媳妇，如今这个房子终于装修好了，算是了结了丈夫的一桩心愿，也表示着这个家庭终于从尘肺病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开始过上一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生活。
虽然家庭逐渐走上正轨，但徐大姐一家还是在努力争取维权。2009年那次维权，是丈夫亲自去的。2018年的十次维权，虽然丈夫早已去世，但在广州打工的大儿子，只要听到乡亲们上深圳，都会从广州坐车到深圳，加入到维权的队伍中。为父亲，为这个家，为其他几百个同乡讨一个公道的说法和对待!
与和蔼可亲的大姐告别后，回望这栋四层的小楼房，在众多一二层的房屋中显得尤为突出。静静地矗立在双喜村的路旁，向路人诉说着这个家庭的故事和人的坚强。一栋房子，一个家，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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