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曾说，“如果19世纪属于大英帝国，20世纪属于美国，那么21世纪就属于亚洲。”
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到2050年,亚太地区的人口将占世界一半，到2030年，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将会占到全球的一半。那么，谁将最终能得到亚洲的领导权?
自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平衡”战略以来，在美国内外得到了很多正面评价。东盟国家尤其赞赏美国对东盟重视程度的提高，感到美国可以成为它们在安全方面的可靠依赖。
然而，尽管“再平衡”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开始受到质疑。
导致中美之间战略猜疑的加深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最大负面效果。它的存在并没有促进亚洲稳定，而是使得这一地区更加紧张、更容易发生冲突。
例如，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成为近年来中美之间摩擦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极大地损害了中美合作的氛围。因此，“再平衡”战略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而且，其代价还将继续增长。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指出，虽然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亚太“再平衡”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而且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但国务院并没有加大对东亚事务局外交资源的投入，商务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工作人员也未见增加，这就限制了商务部充分利用新优势的能力。迄今为止，它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2014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多数党报告指出，在“再平衡”的各种非军事因素——外交、经济和市民社会方面，还缺少进步;在2015财年美国的财政预算建议中，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援助仍然低于前几年的水平。
美国联邦财政存在巨额赤字的现实、两党在预算项目削减方面的分歧、国会在预算案上的拉锯战、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可能对奥巴马政府战略“再平衡”造成制约。
2010年至今，美国国防预算处于不断的削减之中。美国国防预算和国防部预算在2010年达到峰值，分别为7213和6956亿美元(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分析)。抛开通货膨胀的因素，到2015年，国防部预算下降至5813亿美元，下降比例为16%。美国国防预算占美国GDP的比例也从2009年的4.62%下降到2014年的3.37%。
2015财年的预算可能造成“华盛顿号”航母退役，使美国航母数量从目前的11艘减少到10艘。为了节省燃油、人力和其他活动开支，美国海军的11艘巡洋舰将暂停服役;濒海战斗舰将从52艘减少到32艘。
并且，国防部把海军制造舰只的预算从2014年的179亿美元减少到144亿美元，而国防部原计划扩充舰只需花费193亿美元。
由此可见，如果政府削减国防预算的计划不变，美国未来的造舰目标不可能实现，海军的整体规模在缩小，会导致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存在的减少。其结果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不过，美国的亚太战略正受到与日俱增的限制因素影响，包括中东战局拖延、“伊斯兰国”势力扩大、东欧乌克兰情势恶化、美国民众普遍厌战、网路攻击威胁剧增、美俄关系趋向冷战化，以及国防预算必须删减，藉以缓解巨额国债压力等，让美国备多力分，已经导致多边安全合作能量松动。
美国“再平衡”的本来目的是宣称促使亚太局势稳定，但美国造次的后果则将亚太永无宁日。
中国问题撰稿人彼得•李认为，夸大中国威胁以增强在太平洋的影响力、提升美国的实力、延长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徒劳的。这或许可延迟美国衰退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是这种趋势不可避免。
商业见地网此前报道称，安倍此前宣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上，还要在安全上成为亚洲的领导者。
但从技术角度讲，无论其自卫队实力如何，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毕竟缺少经验，在这方面只会跟着美国转又怎能领导他人?
日本在整合亚洲安全事务方面无疑存在短板，那么在经济方面，这个曾经长期占据“世界第二”位置的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就有领导力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诚然，日本即使是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的今天，其在金融、投资、技术方面的实力依然不俗，可以帮助很多亚洲国家发展经济，在管理、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治理等多方面也值得亚洲国家学习借鉴。
但作为一个领导者，最需要做的其实是给亚洲国家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不说今天的日本自己都没有能从“失去的20年”中走出来，就是在其经济最辉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所提出的能够带领亚洲国家发展的“雁行模式”，最根本的前提还是依靠美欧等市场，日本不过是在带领亚洲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而已。
如果日本自身无法提供可以消化各国经济成长的内需市场，那么无论它在资金和技术上有多大的优势，最终都不可能单独创造一种发展模式。这是日本的致命伤，却恰恰是中国的优势。中国能在地区经济整合中占据主导地位，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不断成长且极具潜力的内需市场。
放眼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美国经济仍然疲软，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不仅内需开发不足，甚至人口还面临着缩减的危险。
因此，能够提供增长动力的国家首选是中国，而日益右倾化的日本领导人却因历史认识和领土纠纷等问题，不但不与中国合作整合亚洲经济，反而要求其他国家跟着自己孤立中国，简直是痴人说梦。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亚洲战略负责人SeanYakota在分析亚洲形势时表示，中国无疑是亚洲的领导者。
SeanYakota指出，亚洲正在遭受历史性痛苦，如出口增长一直疲软，促进国内增长难以避免过多债务和通货膨胀。但在全球低增长时代，亚洲可以比其他地区做的更好，中国无疑是亚洲的领导者，其次是印度和日本。
“某些国家面临通过改革创造未来增长的现实，走这条路意味着亚洲将继续慢慢支付改革的成本，但将使未来更乐观。”
从市场角度看，鉴于经济数据和货币政策，亚洲货币兑美元会继续走弱。只有出口复苏时，亚洲货币才会走强，但出口复苏是通货膨胀的前兆。股市是亚洲央行偏好货币宽松政策的赢家，债券收益率会继续走低。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6月29日在北京签署后，亚投行即进入开张运营前的最后阶段。
从地区来看，亚洲基础设施市场已迈入膨胀式发展时期，每年需要大约8000亿美元投资，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注册资本分别只有约220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亚行2014年批准的贷款金额只有135亿美元，远不能满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所需，与全球投资需求差距更大。
因此，亚投行作为一家聚焦发展(基础设施领域)的功能性多边机构，成立正当其时。更重要的是，亚投行作为中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外交理念的重要实践，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走向更高水平。
从提出倡议到推动形成基本政治共识，再到针对具体技术细节进行高效谈判并签署法律文件，中国在其中出色扮演了设计者、建设者和参与者等多重角色。
未来，亚投行在服务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将通过它的高效运营，为国际发展合作注入更多活力，并为中国进一步融入、适应乃至影响国际社会发挥桥梁作用。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得益于现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从更长的历史时期看，未来中国的确需要更多国际话语权，需要更加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也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中国无意颠覆或背离现行制度模式。
中国如果要把亚投行变成霸权政治的工具，在当前这种开放的治理模式下，实际难度要比想象的大得多，更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亚投行协定文本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对现有国际金融制度的承诺将长期保持不变。
印度作为一个大国，从思想上希望与中国竞争，并可能确立自己的秩序，但与此同时，印度受阻于实力和构想的缺乏。
印度以前的领导人还曾构想一个印度与中国塑造和领导的新亚洲。但此后，印度错过了这趟船，亚洲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一直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左右。
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现在归属于这个体系，印度提出的秩序可能是补充而非替代“中国秩序”。
此外，不论越南和日本等国多么拉拢印度以在军事和经济上制衡中国，一个新的亚洲秩序已然确立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
对于印度来说，除了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或者置身事外，别无其他方案，印度想得到亚洲的领导权为时已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表示，任何时期，在相同的秩序下，每个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是不一样的，它对每个国家的安全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而，指望建立一个让每个国家都从中受益的国际秩序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阎学通表示建议，由于亚洲地区有这么48个国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亚洲地区多种文化、多种思想、多种认识的优越性，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把这些各种不同的看法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从而能够建立起来更符合这个地区的多样性的地区秩序。
这样才可能使得亚洲地区能够减少战争，促进合作，维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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