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一名日本女性在上海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逮捕。至此，今年已有4名日本间谍嫌疑人在中国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证实，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了两名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籍嫌疑人。对于日媒提到的另外两名间谍嫌疑人，中方尚未确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则公开否认向中国派遣间谍。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日本官方否认派遣间谍也是有原因的。尽管被捕的几名嫌疑人为日本国籍，却并没有日本官方雇员身份。从编制上来说，这些嫌疑人不是日本政府或者自卫队的情报人员，即便证明他们搜集中国军政情报且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无法证明其背后的主使者是日本官方。日本政府显然认为，自己能在这个问题上撇清关系。
然而，日本并非仅有官方和自卫队开设了情报机构，其民间情报机构的活跃程度，世所罕见。以往在中国被捕的日籍间谍中，就有不少人服务于日本私营情报公司。让人瞠目的是，无论是在机构规模、派驻站点，还是在情报搜集能力上，日本官方情报机构都无法与之相比。
▲被边防发现的外籍非法测量人员
日本间谍对中国哪些情报最感兴趣
近年来，关于日本间谍在华活动的新闻并不少见。不过，一年之内4名嫌疑人先后落网，实在不多见。
据日本媒体报道，上述4名间谍嫌疑人均为日本公安调查厅指派的民间人士，主要负责来华搜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其中一名嫌疑人更是在中国军事基地附近落网。这名五十多岁的日本籍男子在浙江温州市平阳县南麂岛的军事设施周围拍摄了大量照片。该军事基地的驻军主要针对300公里以外的周边海域(也就是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东海重要的空情和海情雷达站。此人拍摄的照片可供日本官方分析雷达站设施以及人员规模和运作模式。另有报道称，这名拍摄军事基地的男子此前曾在日本公安调查厅工作。
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提到，还有一名被捕的日本籍男子曾是朝鲜脱北者，2001年移民日本。近年，他经常在中朝边境地区出没，中国官方怀疑其正在搜集朝鲜相关情报。一名66岁的被捕日本男子是航空公司职员，他因为在中国利用他人证件开设银行账户向朝鲜汇款引发中国官方注意，被怀疑正在从事间谍活动。最近被捕的日籍华裔女性，则是一名日本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在上海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此外，2010年高桥定等4名日本人闯入河北一处军事管理区附近拍照，被警卫发现后制止并采取强制措施将其拘留。在承认违反中国法律之后，这四人被遣送回国。这也是近年来轰动一时的涉嫌间谍案件。
2002年，日本驻华武官天野宽雅更是亲自上阵，在浙江宁波军事禁区刺探情报时被捕。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录音机、数码相机的数据卡和摄像机被中国方面没收，在中国的要求下，日本外务省召回了这名武官。
2014年，一名日本男子沿秦岭非法测绘，在陕西宝鸡一处重要设施附近被安全人员发现并逮捕。2005年，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在新疆因非法测绘被捕。大林成行是日本国土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东俊孝是他的学生。当时，他们正在使用高精度GPS对新疆的重要设施进行精确定点测绘。
从近年来发生的日本间谍案件可以看出，日本方面主要对中国的地理信息、军事基地活动兴趣浓厚。而以中国为跳板搜集朝鲜情报，也是日本情报人员日常的行为模式。
日本对外情报机构的三个“台柱子”
日本对外情报机构主要由内阁、防卫省和外务省三家把持。它们的对应机构分别是内阁情报室、自卫队情报本部和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这三家情报机构的分工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形成了很强的互补性。其工作模式和人员招募方法也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
内阁情报室是直属内阁官房长官领导的中央情报机构，每周必须向官房长官汇报工作，提交与日本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外交走向密切相关的情报。如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内阁情报室须列席参与内阁决策会议，为首相及全体阁员提供决策参考的情报产品。
从职能上来看，内阁情报室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美国的地位，为国家决策者提供决策级情报产品。内阁情报室在编人员仅有150人左右，大部分从事情报整理分析工作，其他则是在日本其他情报机构中的协调人员，可以将其视为只有情报分析和整合能力的迷你版CIA。
其雇员至少是本科毕业，具备经济、金融、国际政治等专业背景。近年来，由于日本具备了太空卫星侦察能力，对于航拍图片分析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内阁情报室现在大约有一个20人规模的图像分析团队，大部分成员来自自卫队和文部省的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是冷战后才建立的情报机构，1993年成立时该机构名为国际情报局。国际情报局的前身外务省调查局成立于1984年，当时的业务范围包括外交政策建议和内部安全保障等非情报工作，成立国际情报局的目的就是为了更为专注于情报作业。
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首任局长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外交情报专家涉谷治彦。此人上世纪70年代为日本驻德国外交官，曾经搜集到有关欧洲货币发展的绝密情报(当时这份重要情报又被称为“涉谷情报”，算是日本上世纪70年代少见的情报成果)，为日本政治经济政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决策依据。
外务省的情报人员招募相当严格，往往直接从年轻的外交人员中选拔。培训内容除了谍报技术和潜伏渗透技能之外，还要求雇员具备国际视野，通常会被送往外国院校学习语言和国际政治等专业。这种综合培养方式是典型的英美高端情报人员培养模式。
在三大对外情报机构中，自卫队情报本部的力量最强。该机构成立于1997年，是日本战后第一个挂牌的战略情报机构。情报本部整合了自卫队的全部情报作业力量，统辖有中央情报队、中央资料队、中央地理队参谋部调查部、第1电子队等精英情报团队。有人认为情报本部堪比美国五角大楼的国防情报局(DIA)。实际上，DIA并未成功整合美国军方的全部情报机构，信号情报和地理情报等技术侦察系统就不归DIA管。很少有国家真正能够用一个机构整合军方的全部情报资源，而自卫队情报本部却做到了。
情报本部非常重视电子信息和图像情报的搜集。日本现在拥有四位一体的侦察卫星系统(包括两颗光学侦察卫星和两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主要由自卫队情报本部控制)。此外，情报本部还拥有遍布日本的6个电子监听站，可以监听朝俄中等国的电子信号，这些监听站早在冷战开始时就已经启用。由于日本是冷战前沿且有大量精通中文和朝鲜语的人才，美国默许日本建立了专业化的监听团队，当时被称为“别室”，也就是现在情报本部信号部的前身。2001年，信号部曾经监听并破译了朝鲜方面的电子信号，掌握了朝鲜派出侦察船的动向，引导海上保安厅前往拦截。
情报本部的人员均来自自卫队，由于工作性质的要求，同样需要具备外语专长。近年来，随着自卫队对网络黑客的需求越来越高，2010年还专门成立了网络战部队，同样归属于情报本部。
(日本情报体系/图)
曾经一流的情报机构被美国废掉
美国将情报机构的圈子统称为“情报界”，日本则将其称为“情报族”。理论上来说，能被纳入情报族的机构，才算是日本国家级的情报支援单位。它们分别是：警察厅、公安调查厅、内阁情报室、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和防卫省情报本部。其中，警察厅和公安调查厅类似于日本的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反间谍及国内安全调查。
尽管从结构上看起来，日本情报族也算功能完备，然而其能力在国际同行中的评价却并不高。由于日本宪法的限制，任何一个日本情报机构都不具备秘密行动的能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绑架、暗杀、颠覆政权等秘密行动都是日本情报族无法完成的任务。迄今为止，仅有自卫队空挺团侦察队和特种作战群具备敌后秘密行动的能力，然而却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可证实战绩。从绝大多数情报机构的职能来看，秘密行动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日本情报机构天生残疾，可谓是跛脚鸭。
在情报预算方面，日本情报族也算是相当拮据。以日本内阁情报室为例，这个机构每年预算仅为十多亿日元，而今年有位中国大陆买家在日本东京买房就消费了14亿日元。CIA每年的预算超过140亿美元，更是比内阁情报室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此外，日本情报体系仍旧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日本仍未建立如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各情报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协作机制，导致日本内部的情报传递和分享并不通畅。尽管内阁情报室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这项工作，然而由于其规模太小且预算有限，因此只能是聊胜于无罢了。
从清末到二战结束，日本一直在亚洲地区保持着首屈一指的情报运作能力。二战后，为了避免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强国，美国将其战前成立的情报机构全部废除。与此同时，日本新政府为了避免让人诟病，也特意避免成立新的情报组织。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日本大部分现有对外情报机构均成立于1980年代后，无论是体系经验还是发展定位都还处于摸索之中，要想达到大国水平恐怕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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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方情报机构负责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战略情报，而以商社为代表的民间情报网络则负责搜集微观层面的情报。这就构成了日本情报界近年来提出的政、商、学三位一体的情报链条。
由于日本官方情报机构确实比较弱势，因此日本一直被国际情报界称为“情报小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没有优秀的情报组织。与官方情报组织的稚嫩和缺乏灵活性相比，日本私营情报公司才是真正的情报高手。
二战结束后，旧日本军官被视为军国主义余孽，严格限制进入政府机关和自卫队任职。于是，他们纷纷转投商业机构。这些退伍军官中有不少优秀情报官，他们将从战争实践得来的经验带入商业竞争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商业竞争情报作业模式。
日本独特的商业文化造就了特有的综合商社模式。综合商社并不仅仅是现代跨国公司那么简单——管理层以门阀精英为主，员工往往是终身制任职，业务范围比一般的集团公司更为宽广。以著名的三菱商社为例，不仅是家电、汽车制造业巨头，同时还是日本军工企业的支柱，业务遍及轻重工业、零售、传媒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分公司遍布全球。一个大型商社，堪称一个功能完备的小型国家。
日本企业的管理者认为，商社在经营和决策中需要大量优质情报，才能战胜竞争对手。所有日本大型综合商社，都致力于构建全球的情报搜集、传递、分析加工网络，以便在商战中赢得先机。
目前，日本具备海外情报搜集的综合商社有9家：三井物产、三菱商社、伊藤忠商社、丸红商社、住友商社、岩井、东绵、兼松江商和日商岩井、日棉。这些商社在全球187个城市设有800多家分支机构，向国外派出1.6万余人，重点搜集各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
日本商社搜集情报的历史达上百年。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三井商社的职员就曾经监视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动向，并将其汇报给日本联合舰队。三井商社是日本民间情报网络中的佼佼者。
它不仅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且所有外派雇员均将搜集情报视为自己的义务。更让人惊叹的是，这家商业机构居然构建了独立的信息传递网络——通过5个数据处理中心和由光缆及通信卫星组成的信息传播网络，可以实时传递全球各地送来的情报信息。由于系统独立且经过加密，因此三井的情报传输过程快捷且保密性极强，即便自卫队情报本部也没有这样的全球信息网络。
三井商社十分重视政经情报，并且在搜集此类情报方面颇有建树。1991年8月19日，苏联突发政变，戈尔巴乔夫遭软禁的消息，是三井商社率先获知并且向日本外务省通报。当然，搜集商品交易情报更是三井的强项，其情报网络可以用于实时更新各国商品交易价格。凭借及时掌握这些信息，三井商社通过价差轻易牟利。尽管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正在削弱三井商社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其构建的独立全球信息网络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甚至有人将三井商社视为CIA级别的情报巨头。
伊藤忠商社前会长濑岛龙三是情报界的传奇人物。他在旧日本军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日本天皇亲授其军刀，成为“军刀组”成员。在旧日本军队中，“军刀组”是拥有特殊荣誉的群体，其成员被视为军界精英。在二战中，濑岛龙三曾担任日本大本营作战参谋，二战后期被派往关东军，是臭名昭著的昭和三参谋之一。二战结束后，他被苏联囚禁11年后才回国，此后成为日本企业情报之神，创造了不少商业情报上的奇迹。
濑岛龙三接手伊藤忠商社时，该商社规模并不大。他充分运用在军队指挥策划的经验，参照旧日本军队模式建立了一个高效精干的管理团队。上世纪70年代，他曾成功预测第三次中东战争会在一周内结束，还准确判断石油危机将会爆发，让伊藤忠商社提前做好准备。而日本政府则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才调整对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且紧急颁布了一系列限制生产和电力供应的临时性措施，导致日本经济发生严重恐慌。濑岛龙三亲自管理的业务部在商社内被称为“濑岛机关”。而“机关”这个名称，则是旧日本军队对情报机构的代称。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民间智库兴起，如今成为日本情报界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日本内阁情报室每年70%的预算被用于向民间机构采购情报产品，日本将这种行为称为“委托调查”。
民间研究机构世界政治经济调查会，是内阁情报室的主要委托调查机构之一，每年获得情报室年度预算二成以上资金支持，已经是所谓亿元(日元)情报委托组织。野村综合研究所(原为野村证券公司调查部)，不仅是日本最大的民间智库，在全球也是赫赫有名的思想库。其全球雇员超过3000人，2001年成功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该机构是日本最大的委托调查承包商，不仅情报机构对其报告感兴趣，日本其他政府部门也纷纷与其达成合作协议。野村的研究领域已不限于经济和金融，国际战略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治理都是其研究范围。
此外，日本还有所谓半官方半民间的智库组织。成立于1958年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就是其中的典型。该组织为日本通产省属下的智库机构，在全球59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驻外站点多达上百个。除了负责在海外推广日本产品之外，贸易振兴会还负责搜集当地的信息，甚至连当地的电话本和公私机构通讯录，都会被搜集整理后作为情报材料。
日本官方情报机构负责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战略情报，而以商社为代表的民间情报网络则负责搜集微观层面的情报。这就构成了日本情报界近年来提出的政、商、学三位一体的情报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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