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许纪霖 罗岗 等著)
思想史的论述，总是一个较之于客观的历史事实的叙述更加困难的领域。因为，一切材料的堆积的真实并不是自行的展现真实的思想，而那种自命为流畅的历史材料的梳理的写作，往往把历史的真实限定在一种先行的思想规定之中，毫无自觉的滔滔不绝的展现材料的坚实性。这样一种做法，一方面提供了个别史料供真正的思想者咀嚼，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同时成了展现真实的思想的材料，同样仅仅提供给真正的思想者以咀嚼。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思想史的论述被当做是抽象的观点与判断的世界，这是片面的把握分离性，而忽略连续性的作为，他们总是把思想史作为特殊时间点上的特殊人物的特殊观点的堆积，而并不注意观点与观点、判断与判断之间的连续性。与其说他们在做思想史的叙述，不如说他们在像儿童一样，把并不相干的诸种玩具排成一排，然后，宣布自己造成了火车。然而，真正的困难与真正的坚实的内容在于，要在分离性中，发现连续性，并且是内在的连续。一种合格的思想史的论述，不应该仅仅包含个别的观点与判断，而应该包含理解，同时，是完整的陈述。这样的反思的观察要求我们去领会真实的思想，而且，要把材料的真实放在一边。正如，思想史的年代与一般时序的年代，往往有所出入，甚至倒错，人们也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倒错，看做错误，因为，这种倒错也许才是真实。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不是要求一种个别事实的真实，甚至也不是那种个别意义上的总和的真实，这样的事实对于人们而言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无用的。我们需要的真实，乃是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与历史的过去的内在联系，倘若缺少了这种联系，历史对我们而言，就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就像现存的摆在那里的一座山，对无意理解的我们而言，既是有，也是无。
把捉真实的连续性的困难，来自于我们的历史的漫长，以及真实的思想的难以把捉，同时，更来自于环节与环节的逻辑关联的隐而不显。一代代的思想者，总是把新的原则的诞生时间推向更加遥远的历史深处，这既是一种发现的愉悦，也是一种真实的连续性。并且，这些原则诞生之初，总是有着各种的伪装与修饰，使人难以分辨。更加困难的事情是：即便一把抓住了开端，那也仅仅是没有展开的潜在性，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缺乏内容的直接给予，既不能说出什么，也不能取得什么。反过来讲，这恰恰是思想史的工作。
2007年有这样一本书，叫做《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和一切思想史的论述一样，这一时期的研究，总要牵引出前一时期的内容。90年代的思想史，必然要从前一个时期说起。从本书的标题上，我们便可以窥见那个前一时期所指为何——“启蒙的自我瓦解”之前，自然是启蒙的尚未瓦解——前一个时期即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根据作者的说法，新启蒙又直接的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关，后者是前者的前身，而后者的标志即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90年代的启蒙的自我瓦解的结果，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的分化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短短十年时间，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P2)，在作者看来是“现代性自身的紧张和冲突的结果。”(P16)于是，有了后来的无数对立的内容，以及作为这种对立所表现出来的本书研究对象的思想“论争”种种表现。在这些论争的主题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分裂的特征，所有问题都将演变成两个对立的极端，这种极端的对立，终于成为分裂的现实，这就是作者所总结的：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统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而会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21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的论争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的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至于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的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评精神。(P42)
然而，07年到今天，时间又过去十年。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分化取得和解的丝毫可能，甚至一切问题都表现的更为极端——学院化的学科分工体系，使得知识问题都变成更加专业的问题，一切逾越专业的发言，都被视为绝对的非法，各学科之间的方法、术语也越发专门和不为外人道。学科内部不同派别，也往往在相互对立的原则中，也打成一团;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一方面保持其自身对全体人类发言的高贵姿态，然而，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变成利益集团的赤裸裸的代言人。这使得舆论场上根本无需多说什么，三五两句话即可完全的表达一种立场，因此，微博这样一种一百四十来字的表达方式，不是一种创新的成果，恰恰相反，这只不过是适应了简单的快速的立场表达的需求，所有事情都无需通过论证与环节的演绎，两句话便直达立场本身，因此，那种对立方面的相互攻讦都变成调侃式的相互过度——你完全清楚我的路数，我对你的套路也完全不陌生。07年时候的这本书的作者们不希望看到的画面，终于还是降临了，事情依然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极端并保持其中。
问题出在哪儿?在我们看来，《启》书的作者对现代性所引起的深刻变化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问题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本书的作者在论述新启蒙的时候，特别强调80年代的“态度统一性”，其实，这种统一性只不过是面对共同的敌人的暂时联合，是不自觉的统战，而不是真正的内在统一。至于那分裂的种子，也不是仅仅产生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其实，也并不需要特别深刻的思考就可以发现，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其中已经包含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分化与混乱。同时提出了标准，那一定有是与非的分化、真理与非真理的分化、事实与价值的分裂，而讨论的结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种排斥对方——承认分裂——的经验主义结论。那么，在其后把这种经验主义的结论“凝固为一种世俗导向的实用主义”(P4)，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反过来说，提出“什么是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的前提是：分裂已经现实的存在了，这个问题的提出只不过是自问自答的自问环节罢了。
那么，分裂从何时开始呢?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诊断，用他的话语来说，叫做“去政治化”。“去政治化”是作为内生性的对“政治化”的直接反对，汪晖接受了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得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对“文革”的研究的成果，认为
“文革”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的时期，这个政治化时期的终结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源自于70年代中后期，而是产生于“文革”开始后逐渐发生的派性斗争、尤其是伴随派性斗争的暴力冲突，亦即产生于60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濒于危机，从而提供了党-国体制重新介入并获得巩固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终结产生于一个“去政治化”过程。(《去》P6)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汪晖 著)
在鲁索与汪晖看来，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是这样一个“去政治化”过程的关键环节。根据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不必拘泥于他们所设定的讨论的取向——去政治化的过程——我们似乎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去政治化”的过程之前是否存在一个“政治化”的过程?“政治化”的过程与“去政治化”的过程是否交替出现?而这一轮从60年代开始的“去政治化”的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或是否还在完成之中而尚未最终完成?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是，作为问题的提出，是否意味着答案已经先行给出?
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不是两个并列的东西，而是发展的环节，派性斗争最终发展为暴力冲突，其没完没了的冲突的结果是被以国家强力的方式强行叫停，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只是换了一些面孔罢了。然而，我们似乎不仅仅应该把这种斗争作为“去政治化”过程的开端固定下来，而是要去更加深入的思考何以会有这样的斗争?就正如“启蒙的自我瓦解”一样，一场高度政治化，甚至是纯粹政治化的运动为什么孕育了“去政治化的趋势”，这样的反思的形式的雷同，是否包含真实内容的一致呢？抑或者是二者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
在新的革命理念诞生之时，就已经包含了矛盾的内容，这样的矛盾有时被阐释为阶级的、有时被阐释为经济因素方面的、有时又被阐释为多种多样的、有时又被重新阐释为阶级的。也就是说矛盾从来都没有真正消除。那些处在各种矛盾中的直接的个别性，始终保持在矛盾的不同方面之中，这样的矛盾，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经常性的处在激烈与缓和的转换之间。然而，6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运动，将这种矛盾展现为直接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斗争，并且日趋激烈，最终演变成暴力的对抗。个别性通过普遍性的阐释直接代替了真正的普遍，并且理直气壮的宣布自己为普遍的、正确的，并将另外的一个装扮成普遍性的个别性宣布为个别的、错误的，因此，要“以我为核心”，因为我即是普遍。冲突的结果是作为中间环节的那个伪装起来的普遍性的阐释的不再重要，冲突的意义阐释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与那个对立的他者的斗争的胜负关系，而作为假象的普遍的那个个别的我，要把那个他者作为真正的个别予以消灭，否则我无法获得那种绝对的普遍。然而，这是实际上意味着以高度政治化的内容为内容的阐释的不再重要，或遗弃，仅仅作为辩护的话语而真实存在，这是政治化阐释的解体，也就是去政治化的开始，那真实的个别性从已经打烂的各种阶级、组织中解放出来，终于直接去面对那个缺少了政治化阐释的自在的现实世界，有用性成了最后的真理，自我处在功利的世界之中，并在其中实现自我，自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他的存在而对他是有用。
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意识形态的冲突让位于隐而不显的利益集团的冲突，人从阶级冲突中解放出来，代之以人与人的利益的冲突。而《启蒙的自我瓦解》的作者所描述的那种分裂的基础就在于此。在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当中，启蒙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分裂的虚伪的语言来表达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之所以有“态度的统一性”，乃在于他们还没有完成较为彻底的分化，因而基于共同的垄断权力的敌人这一根本现实，而结成的暂时的统一战线或战术同盟。80年代末期事件的震撼也不是打碎了启蒙的那种神圣同盟并造成了他们的分化与瓦解的外在力量，毋宁是必然的分化在作为垄断权力者自身内部的斗争中彻底的表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结果是：社会全体的一切领域之中，利益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人与人的利益分殊与联合，构成了分裂现实的诸种对立形式，并通过思想领域的公共空间的彻底瓦解得以展现，其表现就是那些激烈、但没有意义的“论争”。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应当发现：所谓的新启蒙只不过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一种说法，90年代的分化也不是80年代的统一的解体，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统一，因而只不过是它的延续与展开——这种展开在90年代以后一直延续至今，他是否已经彻底完成并充分表现尚不可知。再有，那“去政治化”的过程及其对方乃是对立统一的环节，两者交替出场，相互过渡。而处于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中的两者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秘密所在——有人说这叫现代性。然而，当人们对现代性本身已经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之时，我们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现代性本身已经成为那种深刻的分裂的一种现象之时，继续使用现代性的概念是否合适?这又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总而言之，那试图在历史中取得坚实内容的努力，需要经过艰辛而细致的劳作。经过这样的尝试，我们似乎可以在此时说：“启蒙的自我瓦解”的书名是不准确的，同样“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命题也是不准确的。倘若用我们已经达到的思想状况来重新对他们的内容作出命名的话——“启蒙的自我瓦解”应该叫“当前思想分化现象综述”；“去政治化的政治”应该叫“向‘去政治化’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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