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新自由主义黑夜”在拉丁美洲的总结

“漫长的新自由主义黑夜”在拉丁美洲的总结

    

    今天看来，新自由主义是拉丁美洲所有坏事的罪魁祸首。左派的领导人在寻找某些问题的原因时，总不可避免提到新自由主义这个词。从21世纪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向左转起，“漫长的新自由主义黑夜”似乎到了它的尽头，至少在大多数国家是这样。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半期起特别是从1982年爆发债务危机时起，拉丁美洲就被被迫实施有名的“结构调整计划”。这种新自由主义特有的经济改革开始统治世界，对拉丁美洲带来巨大的社会冲击，引起了人们对本地区民主机构普遍的不满。本文试图分析最近20年来这些变化和改革的特点，以数字说明新自由主义措施产生的社会冲击。
    克鲁格曼指出，到80年代中期，许多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已经抛弃了50和60年代的旧观点，支持后来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它是通过可行的预算、低通货膨胀、解除调控的市场和自由贸易实现增长最好的办法。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不得不重组经济结构，以便能够支付欠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债务。
    “华盛顿共识”的支柱是财政紧缩、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唯一的思想”是实行“市场拜物教，将国家妖魔化，将社会问题工具化，以新的方式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拉丁美洲的智利在1973年军事政变以后的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期是这些政策的一个实验室。它的政治制度所实施的政策并不是一种自由的民主，智利的事例说明这这一点，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对此说得很清楚。“一个独裁者可以自由地进行统治，这如同一种民主进行统治没有起码的自由主义一样是可能的。我个人倾向于一种自由的独裁，而不是一种完全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
    墨西哥是另一个例子，70年代末那里发现了石油，当时石油价格高，外国银行提供了大量贷款，这使墨西哥的经济进入繁荣时期，但是不是持久的，出现了支付结算的不平衡，造成没有能力偿还债务。那里进行了什么样的变革和有什么社会影响呢？经济的增长远没有实现政府的承诺。正如阿蒂利奥•博隆所说的，“应当指出的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所起的可怜作用很难被看成是令人吃惊的，而可能是更令人失望的”。
    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拉丁美洲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32%和5.86%，而在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10年”）下降到1.18%，90年代回升到3.05%。应当承认上述增长强劲的时期是建立在本国的生产“进口替代”模式的基础上的，其特点是它的持续性很有限，从全球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说明它的经济效果是有限的。那种“溢出效应”的理论实现了吗？它认为增长（不必是很高的增长）通过一个创造的财富“溢出效应”的进程将为所有人创造足够丰富的财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看这几十年间贫困和极端贫困的指数。1980年，拉美国家的穷人为1.359亿人，占居民人口的40.5%，1990年贫困人口增加到2.002亿人，占居民人口的43.8%，极端贫困人口同期增加7550万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指出，在80和90年代拉美国家衰退、高涨和经济停滞的进程极大地影响了贫困和极端贫困的水平。但是90年代的特点是进行“第二代”的改革或者说推行“华盛顿共识”，目的是重新提出新的方式，以便消除贫困和不平等，试图建设一种“更有人道主义面孔的资本主义”。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贫困增加的普遍趋势。智利情况是一个例外，1990年它的贫困指数为33.3%，2000年下降到16.6%。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委内瑞拉，90年代贫困人口增加了，从1990年的34.2%增加到1999年的44%。本地区的调整政策不利于贫困的减少，在某些国家形势更严重了。对一些分析人员来说，如乔姆斯基所说，“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没有消除贫困，而是致力于打击穷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最近25年（1982-2007年）拉丁美洲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近10%，而1960年到1980年增加82%.收入的分配不平等。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五分之一的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国家五分之一的人的收入之间的差距1960年是30比1，1990年是60比1，1997年是74比1。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20%的世界人口占有86%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而最贫穷的国家（20%的）的人口只占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在拉丁美洲，拉美经委会分析过的17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乌拉圭和洪都拉斯）在90年代结束时收入分配的平等有所进展。智利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和持续增长，收入的分配有很大改善，但仍然存在不平等。1982年至1984年失业率从6.9%增加到8.7%，1991年下降到6.2%，但1996年又上升到8.1%。2002年的失业率为11%，工作条件也恶化了。而工作是中低收入阶层主要的收入来源，对外开放、竞争力的要求和劳工市场的灵活性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在这个框架内，结构性失业的趋势和非正规就业增加了，就业减少，工会组织被削弱，谈判能力下降。现在经济开始增长，贫困没有停止增加，不平等也在增加，就业不足使家庭面对贫困更为脆弱，这都是“漫长的新自由主义黑夜”对社会冲击的后果。斯蒂格利茨认为，“问题在于许多政策变成了政策的目的本身，而不是均衡和可持续增长的手段。这样，政策被实施过远和过于迅速”。本地区许多经济负责人没有选择干涉性质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减少贫困，因为害怕在投资者面前玩“信任游戏”时没有一个好的认证。
    在社会受到破坏的环境中，1994年在墨西哥出现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萨帕塔起义发出的抗议声音，在玻利维亚发生了民众在饮用水和天然气领域反对政府的抗争，在厄瓜多尔民众抗议迫使几任总统下台，在加拉加斯发生了民众暴力暴动并遭到镇压的事件，等等。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向左转，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气数已尽。这种形势创造了一种“拉丁美洲人民变革的愿望……他们寻求另外的选择”，正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所说的，一种提高机构效率的愿望，而这种效率的提高“与公民更多的参与密切联系在一起”。寻求新的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办法再次成为新的几代人必须做的。参与制民主的机制如有名的阿莱格里港（巴西城市，世界社会论坛的发源地）的例子，对这种寻求可能是相当合适的。
    （《环球视野》2010年3月23日第284期，摘译自2010年1月23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