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后美国科技创新主要源自政府推动

1970年后美国科技创新主要源自政府推动
 
作者：［美］弗雷德·布洛克 马修·凯勒 著 宋美盈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摘要： 美刊《社会经济评论》第7卷第3期（2009年）发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弗雷德·布洛克和美国南方麦塞底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凯勒题为《创新源于哪里？1970—2006年间美国经济的变化》的文章。该文根据从1971年至2006年间美国关于获奖创新的数据资料，通过分析发现美国经济中出现了三个重大变化。首先，在获奖的创新过程中，公司间的合作日益加强。其次，原为创新龙头老大的那些大企业的作用在逐渐缩小。第三就是在创新过程中，公共机构/政府机构和公共资金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变化让我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美国政府行为在创新研发过程中，在解决合作失灵和提供关键资金方面至关重要。文章内容如下。
 
 
 

　　一、前言

　　上个世纪70年代，大西洋两岸关于发达国家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连续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学者认为为了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后工业发展趋势需要进行重大的制度重组。康德拉杰耶夫经济长波的理论学家们和“规制理论”派的支持者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表现为公众对皮埃尔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所著的《第二产业分岔》（Second Industrial Divide）的浓厚兴趣。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这种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连续性和结构转型的争论已经悄然淡去。随着“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占据政治舞台，自由市场国家的分析家们已将重心转移到对不同资本主义的优势和劣势的研究上。因此，爆发于2008年至2009年的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足以让大多数学者震惊。

　　本文试图回顾这些关于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争论。它的核心论点是从1980年至2006年，在自由市场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同一时期，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其他人在70年代所确认的后工业趋势也很盛行。很明确的一点就是,科学成就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著增加,这也引起了企业组织的重大变化以及政府与企业互动方式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一书中对后工业概念进行了最为系统、详尽的探讨。在他的分析中，贝尔认为企业和政府为了扩大并不断更新产品和服务而对科技的系统利用驱动了后工业变化。对于贝尔来说，20世纪50、60年代电脑产业和其技术人员的出现是这一较大变化过程的典型证明。他还预测，企业会越来越多地依赖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这种情况将迫使企业组织和政府角色进行更大的调整变化。

　　贝尔还预测，科学家和工程师会在整个工业领域中改变产品和流程，就像19世纪时工业技术对经济各部门的影响一样。工艺知识和传统生产技术会让步于复杂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方式，强调效率和创造丰富的新产品和服务。这种科学与创新的新型融合以及可能出现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技术增长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石之一。贝尔预言，由于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新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要，因而企业会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说上个世纪是企业家、商人和工业管理人员占主导地位，那么，现在的“新人”就应该是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掌握新知识技术的工程师。该论点不仅显示了技术专家在高层管理领域越来越重要，还提出了企业组织中的结构变化。尽管贝尔没有明确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观点与伯恩斯和斯多克（Burns and Stalker）以及贝尼斯和斯莱特（Bennis and Slater）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技术专家在企业中越来越显著的地位会推动企业组织由原来的专制化、等级分明化走向注重多学科团队合作化、等级不分明化。

　　贝尔甚至更大胆地提出，后工业变化也会改变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对科技研究的鼎力支持加强了它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另一方面，贝尔认为，企业要想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潜能，就必须抛开其狭隘的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因此，他预言企业和政府之间会寻求新的权力平衡：

　　目前，对于我来说似乎很明确，美国正从以私企市场体制为基础走向由政府制定重大的经济决策阶段。政府以“目标”、“重点”的形式来界定重要的经济决策。

　　尽管贝尔的理论框架现在不被学术界所借鉴，而几组研究却再度提出了与他同样的观点。在过去20年里越来越多的学术工作把重点放在研究“国家创新体制”上，以便跟踪调查各个国家如何完成这项复杂的任务：将科研应用于产品和工艺创新中。由于各国都想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优势，因此，创新能力的至关重要性就是该文献的立足点。

　　19世纪末成功的美国企业渴望更高层面的纵向一体化，那就是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控制生产流程的多个环节。一些公司达到了高水平的自给自足，他们经常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资助公司内部进行的技术研究以谋求发展。然而，随着上个世纪后半期经济的迅猛发展，纵向一体化已不再是企业的主导模式。

　　许多企业已将生产流程的关键环节转给了供应商公司。耐克公司和底特律汽车公司就是这种趋势的例证。耐克已将其运动鞋的生产外包出去，底特律汽车业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外包商来生产汽车的主要部件。而这种模式也延伸至研究和发展方式。很多企业已越来越不依赖于自己公司实验室的科技研究，而是注重与其他公司、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复杂合作网络关系。

　　许多研究资料还未证实公司间相互协作是否会比纵向一体化流动性更大。源于现存公司、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新公司会不断出现。而且，像微软利用为IBM个人电脑制作操作系统的机会，从而获取对电脑操作系统的战略性控制一样，有些新公司也会利用其最初作为外包商的角色而奠定其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的地位。同样，如果大公司不保持其创新的先锋地位，那么它们也会面临急转直下的风险。这就为我们提出了第一个研究问题：作为新技术革新的开发者，大公司在过去40年里是势头有所减弱呢，还是依然保持着其技术革新的主导地位呢？

　　公司间相互协作的上升趋势在电脑业和生物技术领域尤为突出。在这两个领域中，大小公司都积极参与到复杂的合作关系中。而且大家都广泛认同只有公司间的合作才能有创新。至于公司间相互合作的模式是整个经济领域的特征，还是仅局限于技术动力部门，目前的研究对此还没有定论。那么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创新过程中，公司间合作是否会是整个经济领域的总趋势？

　　最后，研究资料表明为了促进创新，出现了政府、大学和公司三者通力合作的局面。该项研究扩展了贝尔的分析，指出以大学为基础的科研如何与工业实践紧密相连，还指出政府机构在管理和促进技术发展进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核心作用。例如，在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能源部组织的人类基因工程，和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的战略估算方案等项目中，政府官员在确定目标和提供资金，促进大学和公司研究人员合作方面功不可没。

　　这些有针对性的、鼓励创新的政府计划已和一种权力高度下放的体系相结合。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新的激励措施鼓励大学和政府实验室享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人员为自己的研究发现寻求商业用途，其所需资金由像小型企业创新研究（SBIR）一样的筹资方案来解决。政府机构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将研发预算的一小部分预留出来，来资助小型企业推荐的研究项目。很多小型企业都是大学和联邦政府实验室的衍生公司。另外还有鼓励大学和联邦政府实验室与企业内部研究人员建立合资企业的方案。这就为我们提出了第三个研究问题：在资助和促进创新行为方面，政府的作用有显著提高吗？

　　要想研究上述三个问题，必须要明确衡量创新活动的标准。然而，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衡量创新活动是个长期的问题。仅仅靠计算其人力、财力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有些研究将专利统计作为衡量标准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各项专利的质量和审批标准不同。

　　在本文中，我们利用获奖创新的数据资料来阐述在过去40年里，美国经济出现的结构变化。我们的目标是证明后工业理论所预测的发展不连续性的确出现了，然而，却没有出现贝尔和其他学者所预测的政治变化。

　　三、资料介绍

　　40多年来，《研发》杂志每年都会认定100项已被应用于实际商业生产的创新成果。这些奖项就像电影界的奥斯卡奖项一样，会给研发团体和个人带来极高的声誉。公司提名自己的候选创新项目，然后由一个每年都在变化的、由来自企业、政府和大学的代表以及杂志的编辑们所组成的评审团来确定最后的获奖名单。那些已经在头一年投入市场应用的创新成果一般会获奖。参评的创新成果需要提供相应的产品和价格的证明。100项不同的创新成果能够让评审团认识到创新产品的多样性，而不会仅仅聚焦于创新动力部门，如电子和生物技术领域。

　　我们从过去40年里每十年中随意抽取三年，对其获奖创新进行编码归类，以确定孕育这些获奖创新的公司类型（详细资料见附录表一）。自1971年以来，每年大约有5至13项获奖创新成果属于与美国无合作关系的外国企业。将这些创新成果除外，我们重点来分析每年约90项美国公司的获奖创新成果。

　　尽管这些获奖成果涉及工业领域的很多方面，但是评选过程还是存在偏见。这些奖项评选向产品创新倾斜，而忽视了过程创新，即那些旨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的创新。有些过程创新被认可了，例如，一种新型机床或一个针对库存管理的更高端电脑程序，但是很多创新成果却因为涉及新设备与新组织实践的复杂结合而不被考虑。许多尖端武器的研发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对外销售，所以许多军事创新也被排除在外。由于大量的联邦政府研发资金是资助军事系统的，所以许多由政府出资的创新都不在参评之列。

　　而且，这些奖项评选只认可冰山一角，即创新过程的最后几步。而前期的积累工作却都被忽略了。详细的个案研究表明许多重要创新成果开始都源于大学实验室所进行的一次次科学突破，所以这种评奖方式其实低估了大学里进行的科学研究。

　　然而，有两个明显的偏见对我们分析结果很重要。首先，《研发》确认的100个奖项很少承认新药品。虽然医疗设备曾多次获奖，但却似乎有意回避各种药品。我们推测，《研发》很谨慎，怕有些药品以后会被发现有不良副作用，而不想承担做不良宣传的后果或法律责任。

　　第二个偏见（排斥）很惊人。过去20多年来，大的电脑公司的产品，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很少获过奖。苹果没有因其iPod获奖；微软自创建以来只获得过一次奖项；因特尔、太阳微系统和思科也都只获得过一次奖。

　　从公司方面讲，资料反映获奖创新有七种明显的来源。那就是

　　私营：

　　(1)财富500强企业独立运营。

　　(2)其他独立运营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

　　(3)两个或多个私营企业合作，没有有名的政府部门（public sector）或非盈利性合作伙伴。企业联盟（Industrial consortia）也属于这一类。

　　国有或混合型：

　　(4)由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在联邦政府的研究基金支持下新成立的公司（成立不到十年）。

　　(5)政府实验室：自主研究或与人合作。大多数政府实验室的创新成果来自能源部管辖的联邦实验室。但有些也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防系统以及其他机构的实验室。如果大学与上述机构合作，那么创新成果就属于这些机构，而不属于大学。

　　(6)大学：自主研究或与联邦政府外的其他单位合作。

　　(7)其他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性机构：自主研究或与私营公司合作。

　　四、资料分析

　　《研发》的创新成果奖数据资料为我们研究上面所提出的三个问题给出了有力的答案。我们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合作是否是总趋势。研究合作公司的分析家认为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来源于两个或多个公司间的合作。不同公司间不同知识的结合在创新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同方式相结合而产生的灵感火花能促进发现有效的新方法。我们有资料证明这一观点。表一表明公司间合作使得国内获奖创新数量剧增。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自主研发的私营企业获奖创新成果平均数量是67项，而在最近十年间，它的平均数量跌至27项。

　　鉴于政府机构常常雇用私营合作伙伴来推销其创新产品，我们将他们归为合作公司类型，所以这种变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府机构的创新获奖越来越多了。然而，尽管私营企业的获奖创新数量在下降，它们与其他企业的正式合作却加强了，合作次数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7.8%增至近十年来的17.5%。

　　一个同样惊人的发现解决了我们提出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大公司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表二显示了财富500强企业中，大企业中单个企业和合作企业的获奖数量在急剧下降。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些公司是最大的获奖者，但是在最近十年中，来自500强的独立获奖企业屈指可数。即使与其他公司合作，平均每年也只能获得10项奖励。

　　毋庸置疑，对大的电脑公司和制药公司的排斥影响了这些获奖创新的数据。美国专利权申请的资料显示IBM、Microsoft、Intel和Sun（升阳公司）等是美国获得专利最多的公司。20多年来，当大公司都纷纷削减其研发支出时，这些公司却没有。因此，它们的研发能力没有被《研发》100认可，意味着表二夸大了财富500强企业创新能力下滑的事实。然而，即使这些大的电脑公司每年总共拿走10个奖项，表二还是显示出急剧的下滑趋势。

　　制药公司的情况就更复杂了。尽管像默克（Merck）和辉瑞（Pfizer）这样的大公司，以及像基因泰克（Genentech）和安进（Amgen）这样最成功的生物技术公司继续资助重大研发，它们近年来推向市场的创新药品还是有限的。“金药片”是它们的最高奖，代表有重大突破的药品创新。但是从1997年至2006年，只有两种药品获此殊荣。也只有12种其他药品因对现存疗法有明显改善而获得二等奖。这就是说，即使《研发》100认可处方药，表二中的结果也根本不会发生变化。

　　表二的真正含义是通用制造公司如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3M公司等的获奖情况在下滑。这些公司在上个世纪70年代是获奖创新的主流企业，但近年来却很少获奖。它们的专利申请也呈下滑趋势，这足以说明其创新能力在下降。表三说明美国长期存在的、电脑业以外的九大制造业所获得的企业专利百分比急剧下降。

　　这种下滑可能是因为公司高管面临提高公司季度财务业绩的首要压力而造成的。许多公司压缩研发投资而将资金转向产品生产。毕竟，研发费用太高，而且相对于公司CEO的任期来说，它的回报也来得较慢。同时，高管的金融转向也意味着他们对新技术的态度：新技术不过是另一种资产，可以收购而不需要内部创造。需要时他们可以通过特许经营得到他们需要的技术，也可以买进有创新成果的公司。

　　科学家和工程师纷纷走向私企的就业趋势可以说明这种变化幅度。据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收集的资料，在1971年，有7.6%或282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员工不足千人的公司所聘用。到2004年，这个百分比上升至32%，而实际人数增至365000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料还显示，小公司里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则更多。在2003年，有24%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职于员工不足10人的小公司，还有50%的人在员工不足500人的公司工作。当然，我们从这种变化上也无从得知技师离开大公司的推动因素是什么，以及小公司对他们有怎样的吸引力。无论哪种情况，创造创新成果的技师的流动趋势决定了大公司奖项减少的趋势。

　　随着大公司作用的降低，公共和混合企业在奖项上获得相应的收获。这就回答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公共部门（政府机构）在创新方面是否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表四所示，大多数奖项被联邦政府实验室、大学，或我们所说的受资助的二者的衍生公司所夺得。在过去20年里，联邦政府实验室是主要获奖者。从获奖总数上讲，它们可以和上个世纪70年代的财富500强相媲美：年均35项获奖。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因为观察家们对联邦政府实验室没有好印象，并怀疑它们在创新方面的贡献。（因为）大多数获奖创新都源于能源部实验室，是冷战早期为生产原子武器而进行的。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刻苦钻研，研制最具摧毁力的武器，而他们的邪恶形象也影响到了这些设施在公众眼里的形象。

　　受资助的政府或大学的衍生公司是继联邦政府实验室之后的最重要的公共或混合企业。在最近十年中，依靠自身能力，每年平均获得近8个奖项，而且它们还与政府实验室和大学合作而获得额外奖励。况且，这些当初作为衍生公司的企业已有超过十年的历史，所以可以归属于“其他公司”即私企的一种，它们的获奖情况也与时俱进。

　　受资助的政府和大学衍生公司的一般模式就是当大学和联邦实验室的教授或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时，他们会与大学或联邦实验室的负责人探讨如何最好地保护未来创新的知识产权。很多情况下，创新者被鼓励创建自己的公司，进行生产，并最终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更多的企业性大学和实验室担任着风险投资家的角色，帮助个人寻找投资商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来指导他们的公司。

　　表四反映了最后一类，即大学、其他公共机构和非营利性公司的获奖情况。令人吃惊的是，大学的获奖相对较少。这种情况存在以下原因。首先，一些创新源于大学实验室，因研究人员自己创建了新的公司而归属于衍生公司一类。其次，大学研究人员越来越多与联邦实验室合作，而我们的分类系统将这些创新成果归于联邦实验室。例如，在2006年，大学与其他公司合作获得两项奖项，与联邦实验室合作，获得七项。总之，尽管大学的科学发现对于创新过程至关重要，但是大多数从创新成果到商业产品的转变是通过衍生公司和联邦实验室完成的。

　　然而，仅就对公司资助一项进行研究，也不能窥斑见豹地了解美国政府资助创新过程的全部。表五显示了一个最重要，但鲜为人知的联邦政府计划（方案）——小型企业创新研究(SBIR)。近十年来，获此计划（方案）资助的公司出现了大批《研发》100获奖者。小型企业创新研究是一套预留计划，要求有大量研究预算的政府机构将其研发预算的2.5%拿出来，资助那些员工只有或少于五百人的企业。这也是一个为大学和政府衍生公司提供最初基金来源的计划（方案）。该计划无附加条件地给予一期工程高达10万美元的奖励，而对完成创新目标有重大进程的二期工程予以高达75万美元的奖励。仅2004年一年，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就拿出20多亿美元来资助约6300项不同的研究项目。如表中数据显示，每年国内的《研发》100获奖者中，有约25%是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以往支持过的，和现在正在资助的企业。

　　在表六中，我们通过更详细地分析1975年至2006年间政府对获奖企业的资助，试图对政府财政支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一次更全面的衡量。表中最低一栏反映出主要靠联邦财政资助的各类公共部门的获奖企业数量。正如我们早期预测的一样，依靠联邦财政资助的获奖创新企业从14个迅猛增至61个。表中的最高一栏显示的是至少总收入的1%来源于联邦政府的“其他”企业和财富500强企业的数量。这百分之一就能甄别出很多国防承包商和公司，它们主要靠联邦政府拨款来进行研发。在1975年，至少总收入的1%来源于联邦政府的私企公司获得了23项创新奖。最著名的就是通用电气，当年获奖9项。

　　我们发现，在2006年的5个私企合作获奖项目中，3个直接由联邦政府资助。20个“其他”获奖企业中，13个曾经接受的来自联邦政府的支持资金量超过1%这个门槛。而且，我们还能将政府的资金投向直接与具体的获奖创新对号入座。因此，可以说，16个“私营”创新应该算是联邦政府出资支持的。表六显示的是联邦政府出资资助的获奖创新的总体结果从1975年的37个上升到2006年的77个。

　　2006年，实际上未接受政府资助的国内获奖公司只有11个，其中两个即布里奥技术和MMR技术是斯坦福大学近年的衍生公司，只是从成立之后没再接受过政府资助。总的来讲，表六很可能低估了从1975年至2006年间政府用于创新资助的资金增长幅度。毕竟，在1975年时，即使联邦政府的资金没有直接拨给公司中正在进行某种特殊创新研究的具体部门，其创新成果也算是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只是在2006年时，政府对创新成果资金支持的体现必须是直接拨款给负责获奖技术研发的部门。

　　即使在财富500强企业称霸创新过程的时期，它们也大量依靠联邦政府资金支持。如果想寻找私营企业不接受政府资助，完全依靠自身能力进行创新活动的时代，那恐怕得追溯到“二战”以前了。而之后的40年里，获创新奖的企业显示，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加强了。早些时期，美国的工业和技术政策完全被军事和太空计划所垄断。近些年来，大量的非防御机构一直参与支持私企的研发过程，目前这些机构主要有商务部、能源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农业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土安全部。

　　五、讨论

　　我们的资料为研究过去10年美国经济出现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变化提供了证据。这些变化就是，在美国，那些大公司的创新主导地位下降了；公司间的合作和新成立的小型公司在创新活动中越来越重要；公立部门（政府部门）既是参与者，又是资金提供者，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愈来愈大。

　　最令人吃惊的是最后一个变化，因为它发生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支配公共政策辩论的时期。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政府的角色与在中央计划主导技术变革模式时期有何不同。查默斯·约翰逊在对日本工业政策模式的经典描述中，讲述了在贸易和工业部工作的日本政府官员如何既做协调员又做融资人，帮助日本公司占领新的市场。关键是政府官员执行的是一种共享计划，该计划将对特殊技术的投资与赢得国际、国内市场的具体商业策略结合起来。

　　而美国的情况是，没有统一计划，参与支持新技术研发的政府机构常常与其他机构直接竞争。这种方式很像毛泽东所说的“百花齐放”：美国对公共基金资助的实验室实行权力下放政策。在这种政策鼓励下，技术人员有强大的动力与私企合作，并努力把自己的新发现转化为商业产品。而且，各种不同创新项目同时出现，可以让政府来支持那些更引人注意的技术创新。

　　除了这种“全面撒网”的方式之外，还有一些旨在克服具体技术障碍，加快创新进程的针对性的政府计划。然而，这些计划也是按照权力下放的模式，由小机构来执行。这种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创造的，“设定技术目标，与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加速突破”的模式已风靡管理系统。

　　然而，因为这些政府计划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即尊崇私企，而贬低公共部门（政府部门）相矛盾，所以公众对此还是不甚了解。记者也很少撰写关于政府技术创新措施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在过去27年里，在其新闻报道中提到小型企业创新计划还不到十次。当然，国会会定期讨论这些计划的设计和筹资，但是华尔街日报和一般的商业出版物很少对此进行报道。因为这些计划不为公众所知，所以它们一般不出现在公共政策辩论中。

　　肖恩奥·瑞恩（Sean  Riain）在研究爱尔兰政府鼓励国内高科技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时，曾详细阐述了发展主义网络国家模式（DNS），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这些不被公众所熟知的国家计划的特点，却非常符合DNS模式。正如瑞恩所描述的那样，政府要尽力高度放权，主要是加强技术合作，让企业跨越公企和私企间的鸿沟，政府官员在支持企业创新活动方面要扮演多种角色。

　　最近，惠特福德和施兰克（Whitford and Schrank）对这些政府计划的解释是为克服经济组织间合作的地方性问题所作出的努力。和市场失灵不同的是，当经济行为人找不到合适的、有能力又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时，就出现了协作失灵。

　　DNS计划有助于协调企业间合作和提高并验证潜在的合作伙伴的能力。而且，政府实验室、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企业和大学研究中心以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等机构举办的各种非正式会议等，都为合作者提供了公共空间，供大家进行思想交流。

　　然而，DNS计划还解决了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即技术革新的早期阶段难以得到资金支持的问题。尽管对私企的风险投资受到广泛关注，但是现实是大多数风险投资投给了已经转化成商业产品的技术创新。政府机构有意识地使用一种风险投资模式来弥补这一缺陷，此模式的指导思想就是，政府同时资助20项不同创新的初始阶段，那么即使只有一小部分能取得科学上的最终突破，也比因缺乏资金而全部失败的回报要高。

　　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就属于这一模式。然而，最初许多政府机构都憎恶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因为这意味着它们的一部分研发资金不能用于一些重点创新项目上。然而，少数政府机构已经开始认识到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机制的价值，它比与大型公司合作更易取得所需的创新成果。但是，由于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一般对一项工程只提供为期三年的资金支持，一些政府机构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风险按投资机构即In-Q-Tel拥有自己的网址，列出了其所投资的90家新成立公司的名单。和对私企的风险投资的指导思想一样，国会提供5亿美元资助创新的初始阶段，期望能像In-Q-Tel一样，靠出售其所持的、已经取得成功的企业的股份，而获得加倍回报。陆军部也效仿中央情报局的模式，而能源部则与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巴特尔（Battelle）合作。巴特尔管理着能源部的几个实验室，已经创建了自己的非营利性风险投资机构，重点资助那些源于实验室的新成立的公司。

　　至于政府部门的风险投资实践是否能得以推广，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这些行为即使在“自由市场”为导向的乔治·布什时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就强化了这一观点，即美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型技术公司越来越多，公司间更为复杂的协作增加了，政府部门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社会活动家和社会学家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后工业变化，也没有出现相应的后工业意识以及有目共睹的国家和经济之间关系的重新协商。相反，与这些变化同时出现的是早在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已被边缘化了的自由市场思想的复苏。而且，在市场自由主义指导下，金融部门经历了30年引人注目的增长：这是后工业理论家们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这也分散了人们对本文中提到的结构变化的注意和资源投入。

　　六、结论

　　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与本文详述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尽管取得了大量的成就，但是，美国的这种新型创新经济：中小企业与公立机构合作，长期处于资金短缺状态。政府机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自己的风险投资机构的一个原因就是，私企对这些小型技术公司的风险投资，特别是对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的投资严重不足。文献资料描述这些公司是在奋力跨越“死亡之谷”：经过多年努力，试图将技术突破转化为商业产品。即使有人提供风险投资，条件也很苛刻：对新技术的知识产权和决策权需旁落他人。除政府计划外，没有系统的机制来指导私人在初期阶段对企业的投资。

　　同时，联邦政府自己用于支持研发的投资也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约2%降到近年的约0.7%。旨在促进新技术转化为商业产品的计划被迫与支持基础研究的计划进行殊死较量。为了赢得资金，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不惜相互对立。事实上，30多年来的长期减税已经让联邦政府用于科研、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降至1.8%。而且，政府的投资减少，也使公立大学受到重创。

　　总之，新创新体系的各个环节都遭遇了资金不足的问题。然而，由于其他国家将自己所赚的美元大量投入美国，因此，在过去20年里，有大量的外国资金流入美国经济。另外，美国大的非金融企业，比如财富500强，也是金融资产的最终购买者，这也增加了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的储蓄资金。许多分析家认为这种越来越大的过剩储蓄造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和本世纪初灾难性的房地产泡沫，正是因为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爆发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

　　如果资本市场能更有效运行，过剩储蓄能以可持续性方式来资助美国的创新经济体系，这样或许有助于加强美国贸易平衡。至于一种更有成效的资本投资方式是否能降低房地产泡沫，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展望未来，急需一场结构改革。这场改革将加大政府对科研、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投资，并能大大增加对成千上万越来越成为美国生产核心的中小型技术企业的长期而耐心的资金支持。这种调整或许还能降低破坏性金融泡沫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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