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国大选后南非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

2009年全国大选后南非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
 
作者：[南非]戴维·马桑多 著 姚芳 孙来斌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7期

摘要： 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南非共青团主席戴维·马桑多（David Masondo）在《南非劳工简报》（The South African Labour Bulletin）2009年9—10月号发表了题为《2009年全国大选后南非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的文章，随后将其扩充并于2009年10月提交给纽约大学暨纽约地区教职工马克思主义论坛。文章以2009年南非大选后的政治格局为背景，强调了南非共产党在三方执政联盟中保持独立性对于实现其目标与任务的重要意义，揭示了资本关系对非国大的限制以及由此对南非共产党独立性的影响，指出南非共产党应该积极推进政府多方重组以消除有效参政的体制障碍，大力加强对工人阶级的组织、领导及相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从而为保持党的独立性并推进南非社会主义运动创造条件。文章内容如下。

 
 
 
　　一、前言

　　2009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领导的三方联盟在全国大选中的胜利，使非国大再次成为执政党。虽然作为联盟成员的南非共产党（以下简称“南非共”）在国民议会中只获得9％的席位，但这一选举结果也显现了其潜在的政治影响力。

　　对于2009年大选后国家内部的政治格局，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并相应地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预期、战略和战术导向。这些差异的产生，部分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作用的认识差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工人阶级和南非共在南非通向社会主义路途中如何保持独立性问题的不同理解。

　　南非共的独立性问题，与工人阶级如何有效发挥组织权力的问题有关。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指社会代理机构满足其利益、需要的能力。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下列问题：阻碍南非共在2009年大选后国家机构中权力实现的因素是什么？换言之，在非国大—南非共—南非工会大会三方执政联盟中，南非共怎样才能有效保持独立性呢？

　　坦率地说，波洛夸内会议和2009年大选都未能解决这一系列根本问题，南非共力图在非国大中保持独立性所引发的各方紧张关系并未得到缓解。因此，南非共议员原本有限的权力将因为资本的束缚和南非共参政模式的影响而受到进一步钳制，最终导致南非共在政府中的组织权力受到进一步限制。为此，我们将为南非共在机构改革中保持独立性据理力争，并为其在立法机构中保持意识形态与组织上的一致性创造条件。

　　二、国家对资本根深蒂固的依赖

　　为了更好地克服以上困难并维护南非共的独立性，我们首先必须驳斥目前存在的错误观点。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南非共之所以参与议会和政府，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社会组织，它的运行和表现取决于谁执掌政权。从这一逻辑前提出发，人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南非共在2009年的参政，预示着社会主义将成为南非的发展前途；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共产党人在议会中的席位从现在的9％增加到50％，这样权力的跷跷板就会向工人阶级倾斜，社会主义将因此得以实现。

　　上述观点只是主张议会中共产党席位的最大化，却对资本主义固有的内部结构对国家政权的影响视而不见。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的局限性，就是既不要否认政府在资本主义制度运行过程中自身的作用，也不要反对政府中共产党员的存在。然而，无视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对于国家的影响，将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归咎于管理国家的政党和官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当然，关于南非共应该“掌握”国家权力机构某些重要部门的主张，似乎是合理的。其合理性在于，我们一旦占据国家权力机构的关键部门，并使之在资本主义限制的前提下得到有效运转，就会对展示共产党人的独特魅力起到积极影响。事实上，这种积极影响目前正在显现。也正是出于抑制这种影响的目的，资产阶级媒体对共产党员身份的部长和国会议员频频发动意识形态攻击，指责他们不称职或宣称他们与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人并无本质区别。但是，“掌握”一说，有时也会让党的领导干部忽视在政府内必须面对的阶级斗争。

　　毫无疑问，参政的共产党干部面临着来自政府内部的限制。某些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着眼于非国大未来的战略考虑，将实现黑人中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实施阶级政策的主要目标。事实上，对待黑人中产阶级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它在政治上非常软弱，也没有任何政策主张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相一致。没有工人阶级或白人资本家阶级的支持，它就毫无办法。目前，这一阶级会选择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以便拥有政治砝码从而从白人资本家阶级那里争取利益。

　　通常情况下，参政的共产党干部和非国大领导成员的权力会受到资本的制约。除非工人阶级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否则，南非在2009年以后仍然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将受到资本的客观限制。国家像工人一样依赖于资本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例如，国家需要为资本主义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推动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生产投资意味着高增长，高增长又意味着工人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带来国家税收的增加。因此，国家总是会想方设法鼓励企业进行生产投资；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总是要被迫为投资者建立信心（即资本主义的信心），除非它超越资本主义。

　　曼德拉在1990年掀起国有化运动以抵制私有企业后不久，又不得不采取退让政策。1994年后，南非的历届国家领导人都想法设法吸引资本投资。姆贝基总统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引下为此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目前非国大领导层也在延续上述政策，以努力维护投资者的信心。一方面，私有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宣传符合其偏好的经济政策，向2009年大选后的政府施压。另一方面，非国大领导层也不断向资本家示好，希望吸引更多的经济投资。因此，不管国家政权由谁执掌都必将受资本的制约。即使南非共在议会中拥有75％的多数席位，只要它不改变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结果也是如此。不过，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具体的政策也有一些可选择的方案。至于具体采取何种方案，则取决于权力平衡，以及工人阶级组成的阶级联盟乃至国家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国家可以通过打造具有特定发展目标的联盟而对资本家实行分而治之，从而推进南非殖民地产业结构的改造。事实上，分而治之的策略是可行的，因为资本家们在资本积累中处于不同地位，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在工人阶级的强制推动下，私有企业将会被迫履行一定的发展职能。这表明，可以用体制和政策来约束私有企业。然而，这种向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权力转移现象并不会自动产生，而是资本家在被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驱使下被迫让步的结果。在缺乏群众斗争的情况下，指望资本家做任何让步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迫使法院撤销对现任非国大主席祖玛的指控以及促进金融、土地和卫生政策的改变等方面，群众运动的作用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组织的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支持，祖玛肯定会被对手想方设法定罪。

　　执政联盟是重现姆贝基模式，从而建立以寻租和腐败为特征、以政府和白人企业为基础的政治企业家群体呢？还是与工人阶级结盟，锻造一支旨在打破新殖民主义的社会结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家队伍呢？这是对波洛夸内会议后产生的新一届联盟领导人的一大考验。我们认为，通过群众斗争改变工人阶级在联盟中的权力平衡，将对政策走向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南非共与非国大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认真对待联盟内部和议会外部的力量重组问题。

　　三、2009年大选后政府应通过多方重组以消除体制性障碍

　　如前所述，参政的共产党干部面临着来自政府内外的各种阶级约束，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员应该以何种方式参政，他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扮演什么角色。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到处辩论：为何1994年以后南非共的参政方式存在缺陷，为何南非共的问责和召回制度存在缺陷，非国大对南非共的领导是怎样导致党内机会主义产生的。事实上，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2009年后，共产党员的参政模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毫无疑问，在2009年非国大的选举宣言和公众代表的选择，特别是对国家和省级政府委员会成员的委任等问题上，南非共与非国大进行了重要的建设性磋商。毫无疑问，作为非国大成员，立法机关中的共产党干部应接受非国大的训斥与问责。然而，这种问责制模式的实施细则、共产党人在议会中的任务和独立作用等问题，至今都不够明确。

　　目前南非共有关讨论文件的出台表明了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然而这也只不过是开始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该文件通过提供虽有益但欠完整的方案，回避了一些棘手问题。例如，文件宣称南非共在立法机构中应该保持独立性，但并没有具体阐明这一论断的实质含义；文件还称某些问题会在实践中得到解决，却并没有说明南非共将采取哪些实际的政治举措；文件阐明，除日常工作外，议会中的共产党干部还应该将选区工作与党的工作以及国际交往联系起来，而我们应该做的无疑比这更多。

　　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参政，南非共不仅应该对工人阶级负责，而且应该努力培养对党负责的合格干部。进步青年联盟成员竞选学生代表理事会的模式，是南非共成员参政的可能方式之一。三方联盟应该像进步青年联盟一样，除了选举宣言中倡导的共同发展，还应该在立法和行政候选人甚至国家总统人选确定等问题上进行协商。此外，联盟的代表除了对工人阶级及其盟友负责，还应该对联盟负责、受联盟调遣。换言之，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独自享有制定、执行和解释政策的特权。然而，事实上，非国大往往未经联盟同意就单方面提名行政长官人选，并在非国大全国执委会通过任命方案。这种状况在一些省份表现得特别突出。

　　就目前的配额制度而言，共产党竞选人既然以非国大名义参加全国大选，那么，在立法机构中应该给共产党人分配特定的席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不具备竞争能力。当前反对给共产党配额的观点认为，那些勤奋工作、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自然会赢得非国大成员的尊重，从而入选非国大候选人名单，因此无需给他们特定的配额。毫无疑问，共产党员必须通过努力工作以及领导群众运动来获得尊重，事实上在非国大成员的眼中和广大无产阶级的心中，一批共产党干部已经获得了尊重。然而，赢得尊重并不能成为当选非国大候选人的充分条件。非国大内部的阶级斗争、派系斗争，特别是有着现实利益和目标追求的资本对非国大的重大影响，已经迫使南非共干部游离于非国大核心领导层之外而处于派系力量的边缘，这在省级和地区级联盟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某种听起来合乎逻辑的论点主张：共产党应该通过增加非国大内的工人数量作为与资本竞争的策略、手段。这种主张显然忽视了工人面临的客观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受结构性力量驱使而被迫在工作和上下班途中花费大量时间，这使得他们极少有时间在非国大支部充分开展活动。这种状况使得非国大内部的政治空间主要被中产阶级所占领。除了一些自发斗争以外，很多工人都缺少维护其切身物质利益的政治组织渠道。由于工人较低的参与率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非个别工人的问题，因此，它需要通过结构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南非共、南非工会大会应为工人争取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以使他们更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我们应该使南非共成为一个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增强独立性的工人阶级组织，从而在为促进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选拔和任命共产党干部参政从而为南非共服从非国大领导创造条件的问题上，非国大拥有极大权力。举例来说，在非国大解雇在其所属机构任职的共产党员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维持公平性。在此有必要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南非共与非国大谁处于优先地位？参政的南非共干部能违反非国大的某些决定吗？如果南非共干部拒绝执行非国大作出的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决定，将会出现何种情形？

　　基于15年的民主选举经验，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参政的南非共干部很可能会服从非国大的路线。这并非因为他们背叛了党组织，主要是南非共的参政模式使然。事实上，联盟的章程以及前述南非共的讨论文件，实质上都是要求共产党员执行非国大决议，纵使非国大的决议与南非共的决议相差甚远。

　　毫无疑问，仅仅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给南非共提供一定配额的席位，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然而它却能够为南非共保持独立性提供必要条件，并有利于南非共对干部实行有效管理。因此，应尽快明确下列问题：共产党能否召回其在立法机关的成员？非国大在没有得到联盟允许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这样做？在诸如预算等政策问题上，南非共干部是否可以与非国大持有不同观点？这些问题不能老是悬而未决，亟待作出明确回答。

　　在各级立法机构中，共产党干部应该组成革命的共产主义团体以倡导进步政策，同时反对和揭露立法机构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例如，市级机构中的南非共组织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去揭露隐藏在私有化等政策背后的各种阶级利益；即使联盟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党的代表团也应当敏锐察觉共产党与其他派别在这些问题上的差别；受非国大托管的共产党干部，仍然要为继续寻求党在政策辩论上的胜利而努力。

　　南非共应该拥有对立法机构中共产党代表团的直接控制权，包括召回权、委任权等。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为南非共参与立法工作提供通畅路径，而且还能改善党组织对党员的问责制。

　　南非共的议会工作不是群众工作的替代品。参政的共产党干部应该有意识地寻求各种支持，包括为社会组织进入议会创造必要条件。担任部长和国会议员的共产党人，必须毫不犹豫地参加大规模群众运动，即使这些群众运动是反对政府或议会的。

　　与那种认为群众斗争将削弱国家领导权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群众斗争将增强国家的领导权，只不过这种领导权将按照群众的意愿行使，用以引导投资朝着打破殖民产业结构和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向积极发展。当前，南非共需要加强议会外的工作力度，以使权力平衡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这也将有助于加强联盟的领导力量，特别有助于党员干部在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回击反革命纲领中发挥作用。相反，如果没有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那就会使他们在政府和非国大内很容易受到阶级攻击。

　　强调群众工作与议会工作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两者对共产党员来说同样重要。在这两项工作中，群众工作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教会工人阶级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改变国家内部力量平衡的根本路径。

　　四、省级和地方政府中的革命联盟

　　很显然，联盟的运行在国家层面和少数省份已经得到显著改善，其中，联盟政治委员会的成立是联盟工作朝着制度化方向迈进的一大步。这项工作虽然在一些省份之间表现出不平衡，但总体运作状态良好。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省份，非国大虽然能够与盟友进行协商，但它仍然充当了联盟决议的最后仲裁者。省、地区和部门中盟友之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往往被国家层面盟友间的友好关系所掩盖。而前述制度化的发展趋向，将为解决上述问题奠定必要的基础。

　　为了实现市级立法机构中共产党议员的配额，联盟必须在原则上同意：某些行政区的竞选工作，必须在南非共的旗帜下进行；在国家层面上，共产党员参选非国大候选人也应遵循同样方式，同时，非国大也应当动员其成员投票支持南非共候选人。

　　南非共在某些省份被边缘化的现象，反映了当地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因此，建立和重组联盟，应通过加强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而得以实现。否则，党会被削弱为一个向非国大领导层乞讨职务的政党。在政府和重组的联盟中增强共产党力量的前提条件在于，在全社会和非国大内部大力增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

　　五、与非国大相关的党的意识形态任务

　　1994年后在非国大工作的党员干部，因非国大在意识形态上的阶级定位模糊而一直面临思想束缚。在此我们主张：在阶级问题和联盟的组织形式问题上，南非共干部要维护并发展非国大莫罗戈罗会议的精神品格。事实上，非国大1994年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一直是坚持莫罗戈罗会议前还是会议后的意识形态路线之争，突出表现在有关阶级问题的观点上。

　　南非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特点，对非国大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过去的岁月里，非国大率领持有不同意识形态主张的不同阶级力量，共同反对种族隔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不同的阶级派别，虽因向往无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社会而凝聚在非国大周围，然而，它们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清楚非国大在阶级问题上的态度，因为非国大在莫罗戈罗会议之前对社会是否应该遵循阶级路线划分道路的问题上，一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在1969年召开的莫罗戈罗战略和战术会议上，非国大承认了其多阶级的组织结构，并明确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莫罗戈罗会议后的不同历史阶段，非国大或明或隐地将社会主义确定为最终目标。其中，原非国大总书记奥利弗·坦博曾多次明确地表达了非国大建设社会主义南非的意向，而非国大全国执委会作为非国大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曾未带任何附加条件地、明确地采用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表述。

　　莫罗戈罗会议后，非国大基于其对南非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制定了长远发展目标，并正确分析了资本主义在维持种族和家长式统治上的影响等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民族压迫不断重复进行的关键，非国大因此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答案在于对殖民资本主义进行迅速而彻底的变革。然而，仅仅知道颅内压力升高会导致头痛这一点，并不能让人成为一个医生。同样道理，非国大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资本主义与南非种族压迫的内在关联，但这并不能使其成为共产党。虽然非国大也将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但是它却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为之付诸积极而有效的斗争实践。

　　非国大认为，三方联盟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南非的殖民主义表现形式的多阶级联合体。但是，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工人阶级又该如何有效组织和行使其领导权呢？这是当前联盟政治纷争的症结所在！

　　与俄国革命前孟什维克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立场不同，非国大一直强调南非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莫罗戈罗会议后，非国大在一系列战略和策略文件中正确指出：一般而言，工人阶级特别是黑人工人阶级，在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斗争中都应该处于领导地位，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黑人工人阶级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是唯一可靠的阶级，它不仅能领导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而且能够承担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不仅可以从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进步，而且在为消除种族歧视、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政治潜能。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将这些正确的认识落到实处。

　　为了解开当前联盟政治纷争的症结，有必要提及南非共、南非工会大会和非国大之间的阶级联盟关系。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非国大，虽因其组织和动员了南非一切受压迫的群体和阶级（包括农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而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它并非唯一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尽管按照最终目标看，它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南非工会大会是一个工会联合会，其号召和动员的是广大雇员，而不是整个工人阶级。可见，只有南非共才是唯一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

　　三方联盟代表了多个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些阶级中又处于领导地位，而南非共又代表了工人阶级，因此，从理论上讲，南非共应该承担起领导联盟的任务。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为什么它在懂得这个道理的情况下同意接受非国大的领导呢？换言之，非国大是何以成为联盟的领导者呢？

　　如果国民运动是在其他组织的主导下进行的，那么，非国大就不会成为国民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一旦国民运动是以非国大为核心得以形成的，那么，非国大就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领导角色。由于在非洲大陆弥漫着反共产主义情绪，因此一种观点认为，非国大比南非共更适合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洲大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思潮，是导致非国大成为联盟领导者的主要原因。但那种认为非国大天生就是联盟领导者、联盟现有形式是早就注定的观点，显然不符合事实。

　　总之，如果我们要在联盟内部和国家内部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那么，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群众工作，并以此促进阶级力量平衡的改变和组织机构的改革，就显得至关重要。

　　（译者单位：姚芳，空军雷达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孙来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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