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法律、政治视角析主权 --- 2010年8月20日南昌“臺灣同學會紀念保釣運動40周年促進兩岸學界交流研討會”上的发言
整整40年过去了，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大该不外两个：一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二是希望国家富强，以至于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
就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我想借南斯拉夫解体为例子，从几个不同角度，探讨领土主权问题。
7月22日，即我正在草拟这篇讲稿时，国际法庭（海牙）就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问题，以9对5票（中国法官缺席），做出裁决，即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违背国际法”。这一咨询意见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极大指导性。因此可以预料，给与科索沃国际承认的国家，将会由目前的69个国家急速增加。
科索沃的情况与西藏、新疆甚是相似，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自治行政区”，而不是根据某种联邦宪法，可以自由选择“加盟”或“退盟的”的“加盟共和国”。1960年代，国际上固然形成了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共识，但这里所涉及的自决权，并不等于独立权或分裂权，而仅仅是指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实施“行政自治权”。因此国际法并不是对所有的独立运动一概给予支持。
国际上唯一积极支持的独立运动，涉及十九世纪以来，殖民主义扩张下所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原因很简单，殖民主义明显带着浓厚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色彩，侵占殖民地的土地，剥削其劳动力与自然资源。
至于传统的老帝国的自然扩张，并不属于殖民主义范畴。就此意义，新疆与西藏早在殖民主义时代之前数百年便属于中国，因此应当归类为传统帝国主义扩张。也就因为如此，该地区便不可能依据国际法提出独立诉求。于是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也顶多在背后、暗地里进行捣蛋，而其官方，却必须承认中国对该两地区的领土主权。某些国家之所以偷偷摸摸暗地捣蛋，倒不完全是为了尊重国际法，而是这些国家本身也有许多少数民族问题，只要其对外政策一个不慎，便可能像是投掷澳洲回镖一样，即刻打击到自己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18年，南斯拉夫建国并不是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而是西方列强为了惩罚奥匈帝国，而把位于欧洲南部、巴尔干地区原属奥匈帝国统治的几个斯拉夫民族拼凑起来，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从第一天开始，科索沃便属于该国领土的一部分。
从法律的角度审视，科索沃不过是南斯拉夫的一个行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在1990年代以前，曾经争取过行政自治权益，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要求。那么，为什么1990年代南斯拉夫遭西方肢解、导致2008年科索沃的宣布独立后，国际上192个国家里，竟会有69个国家很快地给与科索沃国际承认？为什么这些给与承认的国家就如此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如今国际法院又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地通过裁决，对他国内政进行干预，并促成一个违背国际法规定的先例？使得今后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可能援引科索沃的先例，提出独立要求并制造更多事端？！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法律之外的政治层面的问题。国际之间，法律之能够起作用，严格说来就是不同的玩家达成了某种共识，同时愿意付诸实施。一旦主客观条件改变，或者说过去达成共识的基础不再存在，那么，法律便形同虚设，甚至还可能重新拟定。科索沃问题即是如此，当国际社会需要南斯拉夫的存在，需要他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时，他的主权便受到尊重；一旦东欧集团崩溃，国际上缺少制衡力量，西方集团便可肆无忌惮地肢解这个国家，以至于不顾现行的法律规定，堂而皇之地给与国际承认。
那么，继而凸显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法律对领土主权的维护起不起作用呢？我的回答是，法律不过是承认事实，而事实又是什么呢？用一句西方谚语概括，就是“疆域就是炮弹所及之处！”。如果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对某个地区进行实际有效的控制，迟早便能取得法律承认。反之，谈法律完全是多余！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国家力量不是一个静态现象，而是像股票价格一样，随着公司营运的结果，时刻上下浮动的能量。一旦它发明了某种先进武器，那么它与邻国争执的土地就“行情看涨”，就无形中收复了许多失地；一旦内部发生严重天灾人祸，所谓的“边境争议领土”，可能已经让邻国派兵驻守。鉴于此，我们对待钓鱼岛的问题，以及所有其他边疆领土的争执，不能拘泥于历史的资料，不能够单凭法律的依据，而应当抱着动态的眼光去观察，即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到收复失地的程度？! 如果还没有具备此实力，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和加强国家力量。
接着有人或许会问，除了等待和参与建设之外，知识分子难道就没事可做了吗？这也未必见得，以40年前的保钓运动为例，中国的知识分子取得了几件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一是，通过我们的敦促与呼吁，海峡两岸的两个当局均意识到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布，对该岛屿拥有领土主权。第二就是，美国得悉中日之间为此岛屿发生争执后，随即宣布美国政府不过是把该岛屿的管理权移交给日本，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主张。至于领土主权问题，还有待中日双方共同解决（大意）。第三 个成就就是，我们当时竟然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把能够挖掘出来的有关资料（历史、法律、地理等等）几乎都给挖了出来；以至于此后的数十年，几乎就没有再出现过什么重大的新资料、新证据。这就是说，我们老保钓，曾经利用我们的激情与学识，很光荣地完成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读书救国使命。
常听到许多人不满意地说：“保钓保到哪儿去了？迄今钓鱼岛仍然受日本控制！”不错，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如前所述，领土问题涉及到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国家发展目标的优先次序安排。我们不能拿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坚持钓鱼岛主权问题始终是国家的核心问题或最迫切问题。尤其是，当前负责处理钓鱼岛的当局是两岸政府，我们的责任至多是提供信息，实施监督，而不能越俎代庖。换言之，我们不过是读书人，不是国家领导人。同时就我们对当前两个执政党的认识，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应当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支持。
那么，民间的自发性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活动我们就不该参与了吗？个人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是靠个人激情与冲动所能解决的问题。试问，我们组织一两艘船只在钓鱼岛边缘宣示领土主权又能够起些什么作用呢？更极端、更荒谬的情况是，当一些投机商人为赚钱目的组织旅游船前往该岛屿而引起国防纠纷，我们难道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去支持那些商业行为吗？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言及此，我的结论很简单，即首先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角色，厘清哪些是读书人的事，哪些是国家当局的事；其次，哪些活动属于积极的贡献，哪些活动是闹剧、是作秀、是添乱。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俞力工教授 2010.07.25 于奥地利.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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