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
2010-08-27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26日报道：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贯以其激进的政治观点和尖锐的批评为世人所瞩目。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的演讲后，他接受了《中国日报》记者关于全球问题的专访。
蓦然回首，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两年了。在经历了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后，全球资本主义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乔姆斯基微笑着回答。“坦率地讲，我也没有答案。”
经济危机是会过去的。但是当探寻其根源及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人类乃至世界的生存正在受到另外两项更为紧急的威胁：核武器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危机。
这位资本主义制度的激烈批判者曾经写过一篇为世人传诵的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但是在应对当前的危机上，他也认为单靠知识分子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公众参与带来的巨大压力，化解危机完全不可能。
在整个当代西方经济史上，乔姆斯基相对比较推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由于汇率都被相对固定下来，金融炒作相对较少；在这种体制下，西方经济平稳地发展了近30年，其间并没有遇到大的波动。
可惜好景不长。美国政府不顾巨大的公众压力，执意进行越南战争，结果深陷泥潭。被巨大的军事机器和国内的消耗彻底拖垮的美国经济，再也无法满足全球对黄金和美元的需求。
乔姆斯基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标志着西方经济体系一个大转折的开端。他称这一转折为“经济的金融化”。庞大的金融机构贪婪地追逐利润，开始在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繁荣中泡沫在不断衍生。
与此同时，乔姆斯基所称的“自由市场宗教”也在悄然兴起；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场效率开始不断地被神圣化。这种对市场经济盲目的信任席卷了整个西方，在这股潮流中，各国政府纷纷丧失对经济的掌控能力。
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立的经济调控制度在意识形态压力下开始被缓慢地瓦解。事实上，这一制度相当成功。”乔姆斯基不无遗憾地说。从此，金融机构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紧密，日复一日地施加着巨大的影响。
在最近的15年间，这一趋势变得更加严重，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大行其道。金融炒家这种掠夺性的行为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作为这一转变的一部分，制造业从美国向亚洲转移 -- 先是日本，然后是中国。这在促进亚洲工业化进程、发展亚洲经济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失业等负面影响。金融资本填补了实体经济留下的空白，从而导致了就业机会大量减少。
刚过去的这场危机并没有能够打破一些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市场神话。旧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但是当前完全看不到任何后危机时代新经济的希望。
中国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许多人还在贫穷中挣扎，等待着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到他们。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应当信奉市场宗教：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既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满足给那些等待的求职者，又不能把财富更加公平的分配给需要的人。
乔姆斯基并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够以某种形式重建。毕竟，今天的世界与1945年已经完全不同了。只靠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监管体制的。
但是，“至少我们必须给金融力量一定的约束，并抵消诸如市场宗教这样的破坏性思想的影响。”乔姆斯基说，“我们的行为不能仅仅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顾及更大的层面。”
相比于长久威胁的经济危机，另外两项危险要紧急的多 –– 如果得不到合适处理的话，它们将会使我们关于经济的一切争论毫无意义。其一是核扩散，其二则是气候变化。
在西方语境中，“核扩散”这一词组被简单地等价于“伊朗核问题”。但是乔姆斯基坚持认为，约束核武器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他对本报记者重复了北大的“世界秩序”主题演讲的一句话：“自1945年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核武器的阴影中。”
谈到气候变化的问题，乔姆斯基说自己对各国合作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不抱有太大希望。随着海平面的上升，一些岛国已经面临着在几十年间被淹没的危险；与此同时，在去年九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这个（气候变化）问题被提出来，然后搁浅在那里。”
乔姆斯基同时也对当前能做的事情表示怀疑。他指出，只要美国不进行社会改革以改变市场至上的信条，根本就不可能拿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别的国家也一样。”
根据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的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责任在于追求短期利润并扩大市场份额，而不必考虑除此以外的任何因素，包括对环境的长期和短期影响。
更糟糕的是，没有人能够考虑这些因素；这是由缺乏约束的市场本性决定的。“不这样做（只追求眼前利益和扩大市场份额）的话，你就会出局；自会有人来顶替你。”乔姆斯基说。
这种心态和行为在许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问题；今天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全球经济的持续性，甚至人类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乔姆斯基把美国称作是“社交工程”的典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大公司、大企业就开始引领国家向着浪费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化石燃料被大量消耗，而从来没有考虑过可能引起的后果。这位82岁的老人回忆起二十世纪中期在洛杉矶发生的所谓“美国汽车丑闻”：几家汽车和石油公司经过共同策划后，废弃了这座城市本来很有效率的电车公交体系，而以内燃机车取而代之。
面对当前的危机，我们究竟能看到多少希望？乔姆斯基摇了摇头。大公司大企业已经紧紧控制了社会资源，“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封建时代的国王和皇帝”。巨大的既得利益阻止了任何社会变革与前进的可能。
这位提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大师并不认为一小部分前瞻性的知识分子能做成什么。变化只可能来自于公众的反抗；只有公众才能施加压力摧毁市场至上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美国，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人们已经被激怒了。仇恨社会与诚信缺失太严重了，以至于这位政治批评家将美国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
在这关键的时刻，即使是微小的成效不那么显著的变革，譬如女权运动，都需要支持，因为“它们都不是自发的”，乔姆斯基说到。谈到未来，他也在期待着这场危机后会出现一条新路，“我们将拥有一套与现在不同的制度，至少在现在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当然，乔姆斯基也认为变革不可能在一夜间发生，而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当谈及我们能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世界时，这位白发老人微笑道：“我也无法预测。” （中国日报顾问 张晓刚 记者 张周项 编辑 潘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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