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争端宜未雨绸缪
［薛理泰］ (2010-09-29)
东京早先决定，明年3月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25个离岛登记为“国家财产”，此举完毕之日，即标志着日本业已接近完成对钓鱼岛实现法理占有的程序。……倘若届时北京、台北打算对日本予以反制，则“宜未雨绸缪，毋临渴掘井”。
日本在本月24日决定释放中国渔船船长以后，中方随即要求日方就钓鱼台（钓鱼岛）海域“扣船押人”事件进行道歉并作出赔偿。26日，日本首相菅直人予以断然拒绝，声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因此“不考虑谢罪或赔偿”。
如果日方同意就此对中方道歉并赔偿，则无异承认是非法拘押了中国船长，接踵而来的是日方强调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主张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可见这宗事件并未随着船长获释而告解决，这一争端未来走势格外引人注目。
24日下午冲绳那霸检察厅宣布释放中国船长，据称是考虑到“日本国民以及日、中两国关系”，才作出这项决定。可见日方是出於政治考量才作出决定，同司法裁定程序无关。日本突然作此决定，事前连日本内阁部份成员以及执政党高层都不知情。与其不待走完司法程序就放人，岂不如当时不必延期拘押船长？究竟是什麽关键因素迫使东京仓促作此决定？
中国采取了系列性反制措施，却不是东京最终考虑在此刻释放船长的决定性因素。东京决定延期拘押船长之前，已经将中国反制措施考虑进去。况且，日方也不是没有相应的反制措施。否则，又何必反复强调将基於日本主权和国内法对船长履行刑事手续？
据日本《产经新闻》披露，这宗风波峰回路转，背後与美国施压有关。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她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於钓鱼岛，同时希望日、中能在事态恶化之前，尽快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报道还引述希拉里身边人士的话指出，美方直截了当地希望“日方在24日前解决问题”。就时间点而言，中国反制措施起到了加温的作用，而美方直接介入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然，中国反制措施逐步升级，也是促使美方直接介入争端的关键因素。
至于北京和台北的相关立场，在现阶段，均无意以强力介入的方式，对于日本低调控制钓鱼岛的现状提出挑战。问题在于，未来短则一年，长则数年，日本对钓鱼岛已经不满足于低调控制了，其立场将由低调控制迅速过渡为法理占有，并且是以一步到位的方式处理此事，诚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依北京、台北息事宁人的态度为转移的。
届时北京、台北面对这枚苦果，实在无法吞下，又不能因此大动干戈，确实为之煞费踌躇。由此可见，在将来某个阶段，日、中两国因钓鱼岛主权归属而引起的争端，甚至不免呈现激烈化的局面。当然，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双边关系又受到大国关系的制约，未必会为此触发军事冲突。由于两国的主张没有调和余地，此项争端势必出现长期化的趋势。
这次北京迫使东京中断司法程序，释放了中国船长，东京引用国内法处理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争端的图谋即告破功。看来日本试图实现法理占有的尝试暂时遭到了挫折。然而，东京早先决定，明年3月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25个离岛登记为“国家财产”，此举完毕之日，即标志着日本业已接近完成对钓鱼岛实现法理占有的程序。谚曰：“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日后东京对钓鱼岛实现法理占有的图谋，即可略见一斑。
北京危机处理事倍功半
倘若届时北京、台北打算对日本予以反制，则“宜未雨绸缪，毋临渴掘井”。这次钓鱼岛争端狂飙迭起，从北京、台北的因应措施着眼，似乎事前对此类争端并没有作好周全的准备。
就北京而言，在危机酝酿阶段，对事态恶化的可能性往往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准备工作，而在危机爆发以后，则凭藉一党执政、中央集权的体制的有利条件，在全国范围内调动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从事危机处理。即使最终北京收到较好的效果，毕竟也是事倍功半。
举例说明一下。广州军区前参谋长周德礼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指出，北京早就获悉河内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却迟迟没有制定任何应急计划。军委在1978年夏决定对越南用兵。9月初，总参谋部通知广州、昆明两军区各自挑选一组人员待命，并派飞机把这两组人接到北京，出席军委召开的作战计划会议，并于11月底再次派飞机把这两组人接到北京出席对越作战计划会议，初步完成作战计划。军委前后费时五个半月，才完成这份计划。
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当年中国反常的政局所致。毛泽东在晚年时专注于处置国内层出不穷的“阶级斗争”，而其他领导人囿于传统的“同志加兄弟”的说法，又懔于毛泽东关于“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的屡次告诫，根本不敢主动提出什么建议，一切都等着毛泽东的决定。 至于近年中国外交部成立的应急小组，由一名副部长统筹领导，专职处理外交上的紧急事件和国际危机，该小组由地区司、业务司和党委会的官员组成。这个小组属于“办案”性质，成天忙于处理各种已经发生的紧急事件亦即“短线”性质的危机评估，却无法从事务性工作中脱身而出，也根本无暇贯注于中、长期亦即“长线”的战略评估。
至于其他研究院及大学设置的智库，中国政府各部委认为它们“信息不对称，研究成效有限”，对其研究过程督导不力，对其研究成果也不重视。实际上，这些智库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力相当有限。
看来，今后北京智库体制要改弦更张了。否则，如何应付波诡云谲的世局呢？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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