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美国的失业问题是单纯性失业问题，所以，政府一系列传统策略的经济刺激计划，尽管可能带动经济增长，但却帮助不了就业。也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此次到美国，住进华盛顿五月花酒店的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视中Washington Journal频道，正好直播奥巴马亚洲之行前白宫演讲，内容是针对美国劳工部当日公布的就业数据。劳工部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5.1万人，这是自5月以来的首次净增长。不过，10月份的失业率仍维持在9.6%的高位。在演讲中，奥巴马一方面认为最新的就业数据令人鼓舞，但另一方面承认失业率仍然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他还表示，对任何有助经济和就业更快增长的建议和意见，他都持开放态度。
接下来的10天时间里，我接触到美国各色人等。其中的有识之士都认为，美国经济面临最大挑战并非经济增长，而是单纯性失业问题。因为在美国，传统“奥肯定律”（GDP每上升2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1个百分点）已经失效，当下的经济增长已与就业率几乎没有关系。底特律一位工程师指着满大街跑的日本车与德国车对我说，不要以为真是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失业，底特律的汽车公司不过是利用金融危机关闭了早就没有订单车型的生产线而已；更不要以为金融危机过去了美国就能恢复高就业，因为关闭了的生产线永远也没有机会再重启。
为什么美国经济会出现单纯性失业问题？这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产业结构变化有关。刚出版的《哈佛商业评论》载文指出：199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产业结构仍然能够维持“实体性（Industry）”与“本土性（Location）”。遍布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主导着美国经济增长，也因此，经济繁荣就同时意味着就业率高。但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金融服务业与IT等劳动力密度极低产业转而成为美国主导产业；与此同时，企业由本土向全球扩张。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其生产线，更是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从本世纪开始，仅存在美国境内的汽车企业也开始因其劳动力成本奇高以及技术落后而陷入困境；而一些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开始进行外包生产。尤其是IT业，其软件开发部分几乎都外包给了印度，因为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本土工程师的1/4。此时，企业利润以及GDP增长就已经带动不了美国本土就业。
更麻烦的问题在于，企业利润全球化，已经使得美国国内企业主与劳工阶层之间曾经有过的相互依赖关系变得松散甚至相互矛盾。企业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想更多雇佣或将生产外包给相对成本更低的国外劳工；而美国劳工权利保护制度，不仅限制了企业主解雇本土工人，而且还要求企业主随着国家GDP及通胀增长，不断提高劳工福利与薪资。也就是说，从生产效率看，美国已经处于“隐性失业”。只不过资方囿于美国国内严格的劳工立法以及强大的工会势力而不敢随便裁员。就在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一场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正好给了企业主大规模关闭本土生产线以及裁减本土员工的机会。于是，危机前的“隐性失业”，就变成了危机中及危机后的显性失业。
旧金山硅谷一位电脑工程师对我说，包括英特尔、Google、苹果在内的各大公司，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利润开始快速增长，但他们非但没有增加美国本土就业，反而仍然在处心积虑设法裁员，就是因为这些企业已尝到了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甜头。尤其是苹果公司，因推出iPad、iPhone、iTouch等系列产品致使利润翻番，但其产品几乎都在中国深圳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生产。所以，公司利润增长及其所带动的国家GDP增长，当然与美国本土就业率无关。
正因为美国的失业问题是单纯性失业问题，所以，政府一系列传统策略的经济刺激计划，尽管可能带动经济增长，但却帮助不了就业。也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过去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企业主，现在不但不领奥巴马政府的情，反而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妨碍企业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润而反对政府。这也是民主党此次在国会选举中大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单纯性失业及其无解的最严重后果可能是社会性的。有部分美国人曾经傲慢地认为，落后国家中存在一部分“垃圾人口”，他们不会也无法从事生产性活动，只能靠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援助”或救济等形式喂养。但现在情况变了：更多美国人可能会蜕化为“婴儿人”。他们无法找到也不需要工作，靠美国公司上交给国家税收养着就行。这可能是未来美国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者系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多家媒体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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