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译）
评论第294号
2010年12月1日
我们来谈谈贫困？
在十五到二十年间，华盛顿共识主导了世界体系的话语（约在1975-1995年间），贫困是一个禁忌词，即使当贫困跨越式增长时也是如此。我们都被告知说，唯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而通向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是让“市场”自由运作而不加任何“国家”干预--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干预除外。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给了我们一个著名的口号：“别无选择”(TINA)，她的意思是，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没有其他选择，除了对美国还有--我推测--英国。全球南方的愚昧国家只能放弃掌握自身命运的天真妄想。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总有一天（但谁能说什么时候？）会得到增长的奖赏。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注定要--我可否斗胆直言？--陷入贫困。
华盛顿共识的辉煌岁月早已逝去。全球南方大多数人的状况并没有改善，恰恰相反，造反倒是随处弥漫。新萨帕塔运动于1994年崛起于恰帕斯州。社会运动使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西雅图大会陷入停顿（它从此未能复原）。而世界社会论坛于2001年在阿雷格里港展开了其波澜壮阔的生命之帆。
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于1997年爆发，给东亚和东南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蔓延到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对这些国家的老一套要求，假如它们想得到任何帮助的话。马来西亚勇敢地表示敬谢不敏，而马来西亚恢复得也最为迅速。阿根廷甚至更大胆，它主动提出按一美元支付30美分的比例偿还债务（否则一分不还）。
但印尼屈服了，而此后不久，长期执政、似乎非常稳定的苏哈托专政就被民众起义推翻。当时，就连亨利·基辛格那样的人都怒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是说你怎能如此愚蠢？对世界资本主义和美国而言，在印尼维持一个友好的独裁者政权比拥有一个遵循华盛顿共识规则的国家更重要。在令人难忘的一篇1998年报刊评论文章中基辛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事“就像一个专治麻疹的医生试图用一种疗法治愈所有疾病一样。”
先是世界银行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吸取了教训。迫使各国政府把新自由主义配方当作本国政策（以及在国家预算失衡时当作财政援助的代价）接受下来能带来危险的政治后果。原来，还真存在着替代方案：民众能够反抗。
当下一个泡沫破灭、世界进入了现在被称为2007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得甚至更能聆听那些不知道自己位置所在的讨厌群众了。你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竟然发现了“贫困”。他们不仅发现了贫困，而且着手实施 “减少”全球南方贫困人口的计划。他们的逻辑值得人们来理解一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一份讲究的季刊叫《金融与发展》[Finance & Development]。它写作的阅读对象不是专业经济学家，而是决策者、记者和企业家等更广泛的受众。 2010年9月一期特别推出了罗德尼·拉姆查兰[Rodney Ramcharan]的文章，其标题说明了一切：“不平等是不可行的。”
罗德尼·拉姆查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的“资深经济学家”。他告诉我们—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路线--“只注重平均增长率的经济政策可能是天真到了危险的程度。”在全球南方，高度不平等可以“限制增长带动的物力和人力资本投资，并增加很可能是低效的再分配要求。”但更糟的是，高度不平等“赋予富人的发言权比不同人群组成的大多数人更大。”而这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扭曲收入分配并使政治制度僵化，导致甚至更严重的长期政治经济后果。”
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听进了基辛格的话。他们不得不担心下层民众，特别是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担心他们那些同样在延误“进步”的精英，因为他们想要维持其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控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突然变成世界左翼之声了吗？可别犯傻。正如世界上更老于世故的资本家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要的是一个由他们的市场利益为主导的更稳定的体系。这就需要迫使全球南方（甚至全球北方）的精英在“贫困”计划中放弃一点点他们的不义之财，这会安抚足够多的日益扩大的贫困人口以便平息他们揭竿而起的想法。
要让这个新战略发挥作用可能已经太迟了。混乱性的波动已经非常之大。而“不可行的不平等”正与日俱增。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利益由它代表的那些人也不会停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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