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化”东方的使命，又来了？

西方“文明化”东方的使命，又来了？

Hayrettin Yucesoy著

刘伯松译

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地把殖民主义统治者赶走，“去殖民主义”曾经疯狂一时，独立自主的热情也曾经高峰一时。但接着面对殖民主义统治者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手空空无一物，新兴国家真的无从着手；加之此时一场意识形态的美苏冷战暴发，很快也吹向亚非拉，国家刚刚起步，好不容易摆脱殖民主义，现在再次遭遇不必要的挑战，发展路子再次被歪曲。

冷战结束后，中国、印度、巴西等所谓“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发展，起飞崛起，成为一股阻挡不了的新兴势力，四处找资源找市场，惊动了享受殖民主义带来长期稳定和繁荣的西方各国，并大大地削减了他们对高高在上的理念和制度的信心，一种不服气的情绪在知识界和政界慢慢地形成一种风气。

于是有人说，利比亚战争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战争。有人解读为这是理想主义的人道干预或战争，也有人解读为这是务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战争。但与相应历史对话方式去解读这场战争倒是新鲜的。尤瑟索教授提出“文明使命”去解读西方的利比亚战争。

殖民地已成为历史，但殖民主义思想仍在。当前利比亚战争最出力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都是利比亚的前殖民者，法意两国承认反政府势力是不是显示殖民主义幽灵再现？在此，特别译介尤瑟索教授的文章如下：（刘伯松）

正如英国首相卡梅伦最近所宣布那样，英、德、法、美等5国已开始谈判，如何支持利比亚脱离暴力专政，并帮助创造条件让利比亚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

看来，由于他们对于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措手不及，美国和欧洲列强后来决定采取主动了。

利比亚军事干预背后的推理，不禁让我想起1885年，当时的殖民列强在柏林会议的一项声明：

“联合一起看管本土部落的保存，并照顾他们道德和物质福祉条件的改善...教导本地人和带给他们文明的祝福。”

如今谈及中东政策时，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在挫折的时刻，我真想回读吉卜林的“哦，东是东来西是西，两者永远要分离”的名言去找寻慰藉，并解释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列强，那么热情、那么匆忙发动军事行动。

但是，西方主义，就像它的姊妹“东是东”一样虚假，严重歪曲了世界常被称为“西方”的部分。

因此，问题的根源不是“西方”，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机器；一个帝国，采取所有必要的手段，在世界各地寻求主权而不是合法性，不理自己人民的志愿，令他们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容易受到政府政策的伤害。

合法性问题

看着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在该地区展开各种形式的自发、自邀、不受欢迎的利比亚干预，我对政治道德要提出一些问题。

究竟是什么促使军事干预，对美国和欧洲而言，是可取的、适合的、熟悉的，尽管其性质是粗野的、出奇务实的、自私的、傲慢的和无礼的？

为什么政府冒称有发动军事攻击的特权，尽管事实上，他们的行动是缺乏国内合法的民意支持和利比亚人民的明显需求？

在近代历史上，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美国和欧洲列强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方式？

我们知道眼前的答案是什么。我要排除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理由。他们都是靠不住的。

美国和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确有一些平凡的、具体的、务实的国家利益。他们认为该地区对他们简直太重要而不能不理的。

明显的是，北约行使权力者除去卡扎菲后如何努力光荣争取份额、嵌入在利比亚的最终分配自己的合同里、为可能为干预叙利亚和伊朗造成一个先例、设计和主导中东的变化浪潮、并把欧洲轰轰烈烈地注入世界政治。

国际政治语言重视民族国家利益为国际空间的通用语，那里最终是由强大的武力和/或权力平衡所主宰的。但我不想谈这个问题，让那些比我更有资格的分析员去阐述吧。

“白人的负担”

下面是一个更精细、更无处不在，而且更危险的暗流——在利比亚联盟的干预里，可见到一种特定的态度和心态：柏林会议参加者的心态。

我在这里特别指的是“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论述，我认为这是19世纪欧洲治国文化的深层基础。

这种论述有助于为殖民政策辩护，同时，也减轻了残暴殖民事业造成的道德和认知的失调。

无论是公开或暗示的表述，“文明使命”一直被看作为一种模式，方便书写殖民化人民的历史、重塑身份、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这样可使殖民者理解和使用。

目前在利比亚企图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正进行中）正是这种类似殖民主义的过程。

通过监护模式，美国和欧洲列强公布，以防止独裁者伤害利比亚人（我注意到，这涉及到其他独裁者，但我不打算讨论这个双重标准），并安置一个友好政府，不会构成在该地区危害他们的利益。

因此，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传达一个信号，回归“半魔鬼，半孩子”的心态论述，而“幼稚化”（infantilises）殖民地人民：阿拉伯人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文明国家为他们解决。

他们以这种慈父般的照顾和保护，必要时，强制和惩罚，目的在一步一步培育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这样可使他们能够克服他们的文化（单数）负担和不发达。

更新干预论述

正如罗兰·巴黎分析了国际和平建设和文明使命之间的关系，设计的革命，也似乎代表一个更新版本的“文明使命”，或殖民时代的概念，即“高级”的欧洲国家有道义上的责任，“文明化”他们殖民地的土著社会。

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心态。正因为它根本令人作呕、自私、自大，只能导致美国和欧洲中东关系的不健康前景。

从短期来看，它剥夺了革命者的道德高点，削弱了他们事业的信誉，并鼓励了独裁者依赖国家、部落和仇外叙述来团结及支持自己。

从长远来看，它为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和依赖性打开了大门，并在美国和欧洲列强的公民之间，通过歪曲干预和其结果，传播一种无罪甚至自豪的错觉。

因此，解读干预有几种可能。人们可以解读为无私的，真正目的是在帮助革命者。你也解读为务实的，干预目的旨在保护美国和欧洲列强在利比亚和该地区的切身利益。

虽然这两种解读都是合理的，但它们却在暗示和回声另一个长期的叙述。

因此，我倾向于把干预当做对话来解读。在其相应的历史以外，人们无法理解军事干预和它所引起的叙述，这就是殖民地文明——白人的负担。

我还没看到另一个对军事干预可行的另类解读，对这方面有清楚的分析。

无论是人道主义或务实，利比亚的政策和该地区的形成是根据“文明使命”的，直至及除非决策者作出合理的决定，想通、搞掂和放弃殖民地的遗产。

看到披着羊皮的狼，几乎错过了美好的旧圣战心态，虽有令人厌烦的野蛮，倒有足够的勇气和诚实的侠义把它的敌人称为敌人。

（Hayrettin Yucesoy博士是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历史副教授，近作《中世纪伊斯兰帝国的弥赛亚信仰与政治》（Messianic Beliefs and Imperial Politics in Medieval Islam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原名“A mission to ‘civilise’the East again” 发表于半岛电视台网站 2011-04-11）

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地把殖民主义统治者赶走，“去殖民主义”曾经疯狂一时，独立自主的热情也曾经高峰一时。但接着面对殖民主义统治者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新兴国家两手手空空，真的无从着手；加之此时一场意识形态的美苏冷战暴发，很快也吹向亚非拉，国家刚刚起步，好不容易摆脱殖民主义，现在再次遭遇不必要的挑战，发展路子再次被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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