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动党政府在面对人心思变的逆势政治风向时，呼吁人民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政府，必须为大局着想以良性政治参与的方式，确保多年来建立的国家基业不会毁于一旦。
然而，这一个说法和历史的实践经验正好相反。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所谓良性政治参与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秩序情况下的被许可政治活动。但是，这种政治思维恰巧正是消耗国家基业的罪魁祸首。
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Mancur Olson,1982）是研究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表现？等等的国家发展轨迹和其间的兴衰因果关系。在这本273页的论述中，奥尔森的一些观点可以用来解析为何良性政治参与会有不良社会后果。
奥尔森认为，一个社会在发达之后，其原有的制度环境会逐渐定型，并且开始转变为不利发展的僵硬化。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成员出现，他们都热中于维护当下的利益分配机制，为此，国家会有越来越多的立法去规范社会行为，以保障特殊利益成员彼此之间的集体共同利益。
这种不利长期经济发展的环境是有着一定的社会成本，可是，由于这种成本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因此，相对之下，特殊利益集团成员所付出的个别代价，要远远低于他们所得到的个别好外。这是一个坏处由大家共同分摊，好处唯我自己一人独拿的特权，所以当权者没有必要去改变社会的现有不良状况，结果是旧的社会问题没有获得解决，而新的社会问题却又层出不穷。
奥尔森认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分赃效率，要远大于他们的经济生产效率，长久以后，社会的效率与生产率会逐渐下滑。此外，由于特权阶级不断的侵犯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其所激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白日化，会负面影响社会的原有生产效率，这也就慢慢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原有势头。
还有，当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日益重要，其分赃行为亦随之增加。政府在政策上为了照顾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变得优柔寡断，或者，会做出不合理性的决策。长远以后，政府政策失去了必要的有效与稳定性。这一种必须满足不同政治议程的社会也变得更难管理。
奥尔森指出，这种不良社会状况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政治环境上缺乏有效的竞争。当一个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没有受到一个有效竞争对手的制约情况下，可以为所欲为，这会使到一个社会累积下足以摧毁国家基业的巨大能量。
有学者沿用了奥尔森的理论，去演绎英国在1980年代经济复苏的原由。这一个分析认为政党轮替的冲击使到原有利益集团的瓦解与重组，从而彻底的改变旧政治环境生态。旧社会规范的破灭，刺激了新政治思维的兴起。
在这一个历史性时刻，撒切尔夫人提倡的企业化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原本停滞不前的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之后，备受折腾的英国工党也从这一场政治危机中另谋出路，以新的政治思想意识为力量，重新出发。
这说明了，政党轮替为社会带来新冲劲，是扭转国家政经危机的不可或缺动力。
另外，诺斯（Douglass 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何良性政治参与会有不良政治后果的这一说法。
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制度环境规范制度安排，然而，自由市场上的累积制度安排效应，可以，也会，回头去影响和改变原本的制度环境。换言之，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机制，社会通过日常生活上的适应，不断的累积新的交易经验，这些新行为可以促使制度环境本身的改变，以包容社会对进行新交易的新环境需求。
在这一个正常情况下运作的社会，是不会，也无需，从事革命性的反政府政治活动，因为人民可以使用非暴力的政治行为去影响和改变游戏规则。
相反的，当这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制度环境功能的机制，受到人为的无理限制后，社会再也不能满足人民要在新环境下进行新的社会交易的需求。这一种僵局出现后，人民就会通过推翻政府的手段去改变游戏规则。
简言之，当人们可以使用和平的途径去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革命性的反政府政治活动是不会出现的，可是，当人们再也无法使用合理的手段去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那么，暴力政治必然会发生。
因此，如果新加坡政府的所谓良性政治参与，是为了约束人们影响和改变现有社会秩序，则其结果就必定是咎由自取的反政府暴力政治行为。
显然的，新加坡人民会使用什么政治手段去参与现有社会秩序的改变，是取决于政府本身的态度和政治手段；一个包容性的政治环境是会带动一个和平的政治手段，同样的，一个排他性的政治环境却会引发一个非和平的政治手段。
新加坡人民是非常被动的，所以这场政治游戏会是一个如何的玩法，还是政府说了算。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政党轮替的良性政治参与，只对人民行动党以及和其相关的利益集团有利，却对新加坡的整体利益不利。
当新加坡整体利益受到了损害，国家基业也会随之受到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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