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8/12
英国首都伦敦于2011年8月6日开始爆发一系列的社会骚乱事件，并且蔓延至利物浦、利兹、伯明翰、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南安普顿等英格兰地区的城市。英格兰地区的大规模“骚乱”，反映着英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所潜藏着的深重社会矛盾如同一枚计时炸弹。
这场持续骚乱的导火线是一名29岁黑人男性平民马克.达根（Mark Duggan）于2011年8月4日在大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Tottenham）遭到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的警员所枪杀。达根的亲友于2011年8月6日发起一场和平示威，游行至托特纳姆警察局，约200人参加这场为达根家人讨回公道的请愿活动。示威人士由于不满意警方的答复，就驻守在警察局前。到了傍晚时分，一群情绪更激动的年青人也到了警察局，有些人还携带了武器。当传出警察攻击一名16岁女孩的谣言后，当地就爆发了的骚乱。
爆发于托特纳姆的骚乱一发不可收拾，很快蔓延至其他伦敦其它地区甚至是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城市。这场骚乱比起1995年发生在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Brixton）的平民骚乱更加严重。当年12月，一名涉及抢劫案的黑人青年韦恩.道格拉斯（Wayne Douglas）在警局暴毙，群众在警局外的和平请愿后来演变成暴力冲突事件。2011年8月的托特纳姆骚乱，更是演变成英格兰大骚乱，突出了英国资本主义危机下的尖锐社会矛盾。
“骚乱”是主流媒体对于这次群体事件的称呼，“打、砸、抢、烧”的画面是呈现给世界各地人民的印象……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不断大刀阔斧宰割普罗民众的权益去拯救资本财团时，英国平民当中有人采取了一种“野蛮”的行径去反扑，有“滋事者”声称他们要“重新分配财富”正好道出潜藏在很多人的心声……难怪有人形容这是一场“平民起义”。
上台执政一年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给英国人民带来了重重问题后仍然执迷不悟，冥顽不灵地认为发生骚乱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说这原因要大于贫困问题。他还说将达根的死跟连续几日的骚乱联系起来是“十分荒谬的”，因为随后的骚乱是一些投机主义分子趁机作乱。卡梅伦完全不去反省一下其资产阶级“自保”联合政府在过去一年的所作所为。卡梅伦政府大力推动紧缩政策去强迫普罗民众为资本主义危机买单，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公共服务惨遭开刀，为英国平民骚乱累积了无数的弹药……
2011年8月英国骚乱的原因，众说纷纭，信手拈来有：达根被枪杀（很明显这只是导火线）、当地民众与警察之间的紧张关系、黑帮文化、机会主义的犯罪分子（主流媒体企图刻画出来的印象）、缺乏社会责任感（卡梅伦为自己的政府推卸责任而祭出的理由）、娱乐消遣性的暴力文化、高失业率、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导致社区缺乏完善设备、贫富悬殊、种族情绪紧张等等。主流媒体往往将骚乱归咎于“滋事者”，让当权者找到加强镇压民间反抗不公的力度，包括加强警力去打压民间异议。
卡梅伦政府并没有诚意去解决造成英国骚乱的根本成因，而是开出将问题扫到地毯下的自欺欺人应对方法。英国政府将继续赋予警察更多的权力去“维持公共秩序”，也就是要将英国变成警察国，似乎政府并没有看到人民对警察的不满。当政府归咎帮派文化时，却没有探讨为何英国年青人会加入帮会的社会经济成因。英国政府还收窄公共房屋福利，涉及骚乱者将被驱逐出他们所居住的公屋。此举只是进一步迫害被紧缩政策压榨得透不过气的底层人民，为英国的乱局火上加油。
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客、警察和媒体，不断指控造成骚乱的平民“罪犯”，但是批评滋事犯罪的那些人，却是更加贪婪、腐败且不断压榨平民百姓去填满自己钱袋的真正罪犯。破坏普罗民众生活与未来出路而迫使平民走头无路变成“暴民”者，才是真正的罪犯。全球资产阶级制造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是它们却强迫普罗人民去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买单。欧洲资产阶级政府所推行的紧缩政策，并无法解决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问题，反而对普罗民众雪上加霜。英国人民更是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下被点燃了骚乱的药引。
当然，漫无目标的“骚乱”，或愤怒累积过度而爆发的“起义”，并不能直接为普罗人民带来改变。重要的是怎么将人民的怒火，变成一股有组织的群众反抗运动。这是英国左翼政治力量的挑战。
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因此也有着历史悠久的劳动人民抗争历程，19世纪的宪章运动、1926年的全国大罢工、1984-85年的矿工大罢工、1990年的反人头税抗争、2003年的反战运动，都是英国人民为争取本身权益与反抗不公的典范。
在卡梅伦的资产阶级“自保”政府上台后，为了拯救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惜牺牲普罗民众的权益，引发了好些的群众抗议浪潮。英国学生发起声势浩大反学费上涨的抗争，而英国工会也动员上街反对削减公共开支……当前发生在英格兰地区的平民骚乱，也是对英国资产阶级“自保”政府劫贫济富施政的一种回应。
英国政府和警方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法也许可以暂时平息骚乱，但是社会不公所点燃的怒火并不会那么轻易被熄灭，除非出现体制上的根本改变。执迷不悟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会意识到体制上的问题，因此只有由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觉醒劳动群众，才能够带来真正的社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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