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与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大有裨益
张志坤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今在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的两杆大旗，也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两个基本命题。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涵，一是相互尊重，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同制度、宗教、文明一视同仁。二是公平正义，强调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三是合作共赢，呼吁超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倡导共谋发展、互利互惠的新思路。这样新型的国际关系将为一种新型的人类“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共同体”最突出的本质或内涵就在于“共命运”，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具体内涵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所以，“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之间大致上是前提与结果、条件与可能、表层与内在以及由此及彼的关系，形象一点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天堂，“新型国际关系”是桥梁。中国就是要建设这样一个通向人类未来的金色桥梁与美好天堂。
很显然，这两个命题都是非常美好的设计与梦想。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在这个霸权肆虐、实力至上的世界，“相互尊重、公平正义”谈何容易!就连中国这样的大国每每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得不到基本的公平，更遑论那众多小而弱的国家与民族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很多人要对此理解不够了，就要对这样命题的理论逻辑将信将疑，对其实践效能观望犹豫，对其未来前景三心二意，因为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在“共同体”问题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设想，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塑造出一个可行与可信的样板来。这种情况，难免给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蒙上厚厚的阴影。
这样说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新形式的乌托邦之嫌，它的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笔者以为，倡导与推行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意义不在于理论逻辑的构建，也不在于对人类未来的设计规划，而在于其现实的实践意义。从实践层面看，倡导并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的复兴崛起大有裨益，具有相当积极的影响。
其一，这一命题具有道德与道义的力量，有助于抢占价值高地，支撑中国的国际关系话语权
有关“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每一项具体内涵尽都秉持善良的愿望，都是与人为善的良好情意，因而都是说得出口，都是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的大道理，这样的大道理即使不能高踞普世价值与人权理论之上，至少也可以与之并驾齐驱。须知，自从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上先后摒弃了革命话语体系和反帝反霸话语体系之后，迄今为止也并未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和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现在，有关“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上即或还不能认为是完整完善，但至少已经让中国变得有话可说了。不然，当代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上能说什么呢?总不能和人家赤裸裸地谈钱谈交易、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吧。
相比之下，特朗普所谓“美国第一”的理念则迹近无赖，令人侧目。这表明，美国在世界舆论场上没有进步，而是出现了令人鄙夷的战略堕落。
其二，这一命题能够拓展对外交往的渠道，能够拓宽中国打交道的范围
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与逻辑，非敌即友。如果这样想、这样讲，则中国对外交往的路子与范围将相当逼仄。譬如建国后的中苏同盟时期，中国发对外展友好往来的重心是苏东国家;冷战后期，中国发展友好往来的重心则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源于中苏与中美关系的变化。现在，苏东体系已经湮灭，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几乎覆盖全球，在霸权的思想与舆论统治下，“国际社会”成了美国的大招牌，动辄就拿这个旗号来孤立制裁别人，当美国需要打压俄罗斯的时候，“国际社会”集体向俄罗斯发难，当美国需要敲打伊朗的时候，“国际社会”则对伊朗围追堵截，当美国需要搞垮朝鲜的时候，“国际社会”也一拥而上，这种状况，说白了，就是一个恶霸率领若干流氓裹挟良民为匪而肆虐作恶。中国现如今对此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参与其中，这就需要同那些流氓打交道，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还要同受裹挟的良民打交道，搞好关系，还要在恶霸的眼皮子底下，甚至是在恶霸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如果按照过去那种以政治划线，以革命为圭臬的办法，则中国可以打交道的对象将寥寥无几，将造成很尴尬的自我孤立。而在“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招牌下，中国则可以把手伸到美国的战略圈子里，即使是美国最铁杆的盟友，同中国建立密切关系也不会有理论原则与思维逻辑的限制。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很早的历史上就有生动案例。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期间，汉匈之间激烈争夺西域，西域诸国很多都既是匈奴的盟友，同时也发展同汉室的密切关系，很多小国王都两个王后，一个是匈奴女王后，一个是汉女王后，西汉朝廷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二于我”，并且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认同。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西汉朝廷坚持要么倒向汉朝这一面，要么就是汉朝的敌人，那么西汉经略西域的战略就要阻力大增，同西域诸国交往的渠道与范围也就大大压缩了。现在的情形正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旧同盟体系的一种覆盖，就是对美国主导下基于冷战而建立的国际秩序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扬弃。
其三，这一命题不在于终极目的，重在过程与效应
许多人的思维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总要追问最后的结果。其实，人类许多理论与思想并没有什么最后结果，都不过是演绎一种过程，是以其实践属性来衡量其得失利弊与高低贵贱。也就是说，只要在一个时期管用行得通，也就足够了，譬如佛法，无非就是一艘渡船，只要把人渡过去了就完成了使命，用过扔掉就是了，不必再滋滋拘泥于这个物件本身，所以才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以及“诸法空相”等说。理论与思想也是这样，所谓永恒，不过是发展的永恒、过程的永恒而已。
“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这样，搞这一理论构建，不过为了要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构建自己的对外关系网络，体现一个历史时期的功用与价值，完全可不必追寻其终极意义，甚至根本也没有什么终极意义。譬如穿鞋走路，人为了走路，要穿大小不一、功能各异的鞋子，穿坏了就换新的，不合适了就换合适的，从没有一双鞋子穿到底的道理。所以，“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譬如穿在脚上的鞋子，只要穿上可以走一段路，也就可以了，什么时候穿烂了，不合适了，换掉就是了。
从上述三个维度看，提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就很有裨益，为此不应求全责备，要看重的是这个新逻辑的支撑作用，而不能对号入座，譬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能否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能否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ISIS与美国能否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能否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如果真要如此这般地套用，那么，现实国际关系中真正的“合作共赢”则非常稀缺罕见，更遑论同命运了。这样做，无非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并不符合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辩证。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