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贸易战的锣鼓敲得震天响，仿佛已成为关乎国家命运、人民前途、世界“自由”的大事。
其实，历史上类似的场景也曾发生过。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提出了“双向运动”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运动”之间震荡。所谓“社会保护运动”，就是面对自由市场扩张对社会的剧烈冲击，人们试图寻求集体力量来保护自己。于是，在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失败、继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如今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类似的历史节点上。经过二三十年快速的全球化进程，为什么“自由贸易”好像行不通了?到底是什么在制约着国际贸易政策?如何解释美国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贸易保护的手段?是中国人导致美国人受损了吗?我将在下文中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1. 市场交易的基本问题
市场交易存在一个根本的困境。通俗地讲，就是在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的最优策略是骗取对方财物而逃，预期到这一点，没有人会愿意参与市场交易。改变这一困境的关键点在于，要使多次参与市场交易的收益大于“干一票就走”的收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法律和暴力机关、信用体系、商会、黄色工会等等都具有这样的功能。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并不能完全消除市场交易的基本问题——只要看看那些密集的金融案件就能明白了。
在国际贸易中，这一根本困境变得更加复杂——强盗可能在途中截了货物，目的国可能“找茬”扣留货物或增加关税等等。为保障本国确实能在贸易中获益，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必需的。19世纪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英国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逼迫中国进行“自由的”鸦片贸易。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国际金融。比如，在1905年当多米尼加共和国无力还债的时候，美国的炮船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该国代收关税——其实在此之前，美国许多州都曾出现过欠债不还的先例。当然，现代国际体系变得稍微文明了一些。美联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幅度加息，导致拉丁美洲和非洲众多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于是，美联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负债国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政策来还债，不然不再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在此威胁下，拉丁美洲经济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对于国际贸易，还有另一层重要因素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国内政治。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对国际贸易的反应也千差万别。国内的政治进程会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讨论。
总之，在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体系背后，都站着一个盯着你的、必要时会运用暴力的霸权。
2. 虚幻的“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论强弱贫富，只要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都能从中获益。对于从事贸易的国家来说，如果有群体在贸易中受损了，只要配合以相应的再分配政策，仍然可以达到人人受益的局面。
所以在信奉这一理论的人看来，只要你不支持“自由贸易”，你就是在维护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可是，从历史上看，这群信徒不是也在维护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吗?
提起自由贸易，就不得不提英国19世纪上半叶的谷物法——这个法案针对进口谷物设置了高额关税。围绕谷物法，新兴资产阶级与旧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工业资产阶级希望废除这个法案，因为进口外国的廉价粮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使外国人拥有购买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为了给资产阶级辩护，李嘉图发展出了比较优势和土地边际生产力递减的理论。而英国地主阶级则希望保留法案以维持粮食高价。马尔萨斯因此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来为地主阶级辩护。可见，这些看似客观的经济理论背后都站着某些特殊的阶级利益。
美国也不例外。在19世纪，美国南方奴隶主出口农业品赚了很多钱，而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却在世界市场中竞争力不足。所以在美国，代表落后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主们是要求自由贸易的，而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们是要求贸易保护的。南北战争以北方资产阶级的胜利告终，于是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直到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美国的工业生产力超过英国为止。
可见，“自由贸易”的口号很多时候都是幌子。国际贸易政策始终取决于该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国内的政治进程。
3. 世界体系
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喜欢用“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的说辞来引导美国工人阶级的仇外情绪。
根据我的估算，在2005年，为了满足美国的最终需求，中国提供了946.2亿个劳动小时(大约相当于4500万个劳动者一年的劳动);相反，为了满足中国的最终需求，美国仅仅提供了9.17亿个劳动小时，大约相当于中国提供给美国的劳动的一百分之一。在2005年，中国用于出口的劳动每小时仅获得1.72美元的附加值，而美国用于出口的劳动每小时可以获得52.92美元的附加值(以当期基本价格、市场汇率计算)。换句话说，在2005年美国一小时的劳动可以换取中国30个小时的劳动!
这正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相：中国依靠极为低廉的劳动参与世界市场，向核心国家供给低附加值的产品。在这种世界体系背后，是中国数以亿计的任劳任怨的、受国内外资产阶级剥削的劳动者!美国资产阶级们享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丰厚利润，却反过头来指责中国工人阶级抢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作!
4. 美国霸权衰落
既然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美国享受着大量特权，那它为什么还要进行贸易战呢?
这就回到了第一部分，美国霸权正在衰落，已经无力也无心维持“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美国霸权衰落表现为，在国际上美国无法妥善处理中东和朝鲜局势，国内的政治进程也导致美国资产阶级的分裂与手足无措。
以研究全球不平等著称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以丰富的数据指出，在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富人们的收入增长最多，而中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收入处于停滞状态。通过这一基本事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08年声称“改变和希望”的奥巴马会当选总统，为什么2011年会发生反对最富1%人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2016年在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投降资产阶级之后，“疯子”特朗普能够打败代表华尔街和军方利益的战争贩子希拉里。
8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挫败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后果———失业、收入停滞、社会福利削减、失去住房、药物成瘾泛滥、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采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如今，工人阶级要求改变。西弗吉尼亚教师罢工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美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工人阶级的要求，只能诉诸“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将矛头指向国外，尤其是中国。
5. 三难困境
在全球化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三难困境”这个词，意即三种因素不能同时存在。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提出，民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不能同时存在。保留民主和国家主权，就意味着必须限制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保留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充分就业等民主要求就无法保证;保留民主和经济全球化，就要求超越民族国家。
类似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提出，在国际金融中，民主、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存在。保留民主和固定汇率，必然要求资本管制;保留民主和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放弃固定汇率;保留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如金本位的情形，就必须打压工人阶级的诉求。
美国显然遇到了罗德里克所说的三难困境。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美国工人阶级的物质要求与美国资本家们在全球攫取利润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当然，中国也受这些三难困境的制约。我国某些学者和官员对这些理论熟稔于心，但他们的屁股决不坐在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民主)一边。他们指责2008年劳动合同法是不合时宜的法律，攻击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他们为自由贸易做背书，反对产业政策;他们迫切要求放开资本管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我国金融机构持大头。总之一句话，在他们看来，我国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要让位于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中的资本家利益。
6. 混沌
未来会朝向哪里发展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搞贸易战无异于螳臂当车。然而，全球化的真相却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攫取廉价劳动和自然资源，给各国劳动者带来的只是工资水平的“逐底竞争”。凯恩斯在1933年发表了《论国家自给自足》一文，他认为，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只能导致各个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冲突，带来经济动荡乃至战争。所以，回归自给自足、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是当时各个主要国家的自然选择。
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不受管制的资本的全球化已经导致各国劳动者要求社会保护的强烈反弹。美国霸权衰落、不平等接近临界点、自然资源耗竭等等基本参数的变化，揭示出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逐渐进入“混沌”期，初始条件的微小扰动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径。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时代”，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当前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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