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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讲座简讯:关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若干问题的讨论

青蛙 · 2010-04-1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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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发放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尤其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前景,大家更是忧心忡忡。为此,乌有之乡于4月11日下午,邀请蒋高明教授做了一场《关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若干问题的讨论》的讲座。

蒋高明教授的讲座从转基因作物问题的由来到其商业化是否有必要;从转基因作物的潜在风险到其商业化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国外、国内的教训到替代性解决方案,全面系统的为广大听众讲解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各方面问题。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简称转安会)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国家。转安会批准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极为低调,低调到近乎偷偷摸摸,与其宣扬的转基因作物有百益而无一害本身形成极大的反差,有识之士纷纷质疑:“转基因主粮真的安全么”?

对于强力的质疑,转基因主粮的研发者试图解释道:用实验动物到人体的这种机械类推逻辑证明大量食用转基因主粮是安全的;用BT蛋白的含量低于亚硝酸盐证明转基因主粮比饮用水还安全。然后迄今为止只有中国的这些科学家敢拍胸脯保证转基因食物是无害的,而其他人,尤其是外国科学家,包括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美国,都证明转基因食物存在多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即使是非洲兄弟对转基因食物也是持抵制的态度。人不是实验动物,即使对实验动物无害也不能证明对人体就无害,而且转基因的潜在风险是长期的,需要10年、20年甚至40年才能观察出来。袁隆平说:“现在还不能肯定人吃了以后会不会出问题,但总要有人去试,又不能强迫别人来吃这个大米,所以目前就采取自愿试吃的办法。”那么谁会像神农氏尝百草那样自愿去试吃转基因呢?人民群众说,当然应该是转基因主粮的研发者和安全证书的批准者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很自觉的向人民群众看齐了,就像要求官员公示财产防腐败一样,官员们理直气壮的要老百姓先公布一样,这些所谓为了中国人的粮食安全“流泪”,敢拍胸脯保证BT蛋白可以直接煮着吃,誓死也要把转基因食物端上老百姓饭桌的人,把试吃也交给了老百姓,而他们自己却对纯天然有机食品情有独钟。

我们难免要问: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既学自美国,又受制于美国,因为那些所谓的转基因主粮的研发者依靠的是大量的美国专利,自己的专利数量只占1%,既然如此,中国14亿人赖以生存的主粮怎么能由这一小伙人偷偷摸摸的就给转基因了呢?主粮转基因真的有必要么?

毛主席时代,根据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制定了农业“八字宪法”即:“水、土、肥、种、密、保、管、工”8个要素。农业八字宪法是发展中国农业的真经,而转基因技术仅仅是在“种”上做文章,是美国式的在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基础上的农业。其它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的要素,如耕地锐减,农民种地意愿下降,种地不养地造成地力下降等原因才是造成中国粮食问题的主要原因。墨子曰:“夫农怠乎耕稼树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粮食产量的决定要素有三个,一是单产,二是播种面积,三是播种季。在单产增幅不大的前提下,播种面积或播种季减少导致产量下降。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不是种子的问题,而是播种面积减少和农民种地意愿降低,农民种地不再是为了卖粮食赚钱,而是只为保证自己需求,如一年可播种两季而只种一季,那么再好的种子也提高不了产量,包括转基因种子。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在南方,南方的自然条件也比北方更加适合农作物生长,而如今是南方缺粮,需要北粮南运,现实雄辩的证明,中国的粮食问题跟种子没有关系。

寄希望于转基因种子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是舍本逐末,死路一条,因为它违背了中国的国情。况且转基因作物本身并不增产,美国是使用转基因最多的国家,技术也是最先进的,耕地面积还比中国多11亿亩,但美国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不如中国。美国粮食单产为125公斤/亩,而中国是278公斤/亩;美国粮食总产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5.01亿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计划生育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口非但不会再有大幅度的增加反而会出现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不会再有大幅度的增加。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转基因。

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转基因技术没那么重要,并且转基因作物存在诸多潜在的安全与健康风险。

一、专利陷阱。以美国孟山都为首的国际农业生物科技公司掌握着转基因技术的绝大部分专利。据绿色和平国际组织统计,中国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的最主要的3项转基因水稻品种:Bt、CpTI和CpTI/Bt,均涉及多个国外公司和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专利,其中转基因Bt水稻涉及至少11至12项国外专利;转基因CpTI水稻涉及至少5至7项国外专利;转基因CpTI/Bt水稻涉及至少10至11项国外专利。一旦商业化种植,这些拥有专利的外国公司就可以利用专利获取高额利润,甚至控制我国的农业。

二、健康风险。2002年,英国科学家进行了转基因食品DNA的人体残留试验,有7名志愿者食用转基因大豆做的汉堡包之后,在他们小肠肠道的细菌里检测到了转基因DNA的残留物。我国研究的转基因水稻转的是苏云金杆菌的基因,而苏云金杆菌早就被食品管理部门认定是对人体是有毒害的。目前商业用的苏云金杆菌菌株(农药菌株)含有呕吐毒素和肠毒素基因,《食品科学》2007年28卷第3期,揭示出苏云金杆菌其实与人体的致病菌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菌,后者可引起致命性呕吐和肠胃炎,其产生的热稳定性毒素可以在30分钟内引起人体发生呕吐,并曾经发生致死案例。

三、生态风险。通过转基因技术制造出的新物种同样无法逃脱生物进化优胜劣汰竞争法则。首先这些新物种会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由于人为制造的优势会使其成为新环境的入侵者,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必将催生“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其次,转基因技术制造的新基因会通过基因交流造成基因污染,这种基因污染的扩散、清除难以预料,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再次,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大面积种植将会降低生物多样性,一旦产生预料外的疾病和害虫,将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灾难。更为严重的是主粮转基因并商业化,将严重威胁到14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

四、绝育种子和粮食武器化。绝育种子是指其后代丧失繁殖能力或者严重退化。转基因种子都是绝育种子,是以孟山都为代表国际公司控制占领他国种子市场的工具,也是其盈利的主要来源。通过WTO的农产品标准和贸易规则,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外加种种手段,如低价倾销或者前几年免费提供的方式抢占和控制他国主要农产品市场及相关产业;通过种子战争,以转基因种子及其配套的农化产品输入,消灭传统自主种子和农化产品,然后通过控制专利获取高额回报。通过农产品市场和转基因种子两方面的控制权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榨取利益,从而导致传统农业经济被大型农场所取代,转基因种子和粮食都可能成为武器。中国目前对粮食武器化没有足够的重视,在讨论粮食危机和制定粮食安全战略上依然过于迂腐。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悄无声息地瓦解,大豆及其产业毫无抵抗地被侵入、被占领就是典型代表。所谓的主流精英分子视破坏保障粮食安全和国家转型安全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为改革,是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经过蒋高明教授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推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本质争夺种子的控制权,进而达到控制中国农业的目的,环环相扣。

首先,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目的并非为了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因为农作物的产量是由水、土、肥、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共同决定的,种子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而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因为种子,而是因为其他七个方面的不足导致的。转基因种子是打着科学旗帜反科学,因为其本身并不增产,在生物进化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人为制造的优势将会迅速失去。但是人为制造的基因因为其不可控性和转基因造成的物种单一化将给生态平衡和食物链造成无法估量和挽回灾难。因此,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尤其是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完全没有必要。

其次,转基因种子一旦商业化,必将会摧毁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现有的种子将被人为的淘汰,并将失去种子控制权。

因为转基因种子是建立在美国式的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的基础上了,这种模式具有排他性,阿根廷农业的悲剧即可证明,一旦使用转基因种子,其他作物都将被灭绝。美国式的农业不适合中国,中国人多地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农业只能走集约式小型化精耕细作的道路。转基因种子一旦商业化,以美国孟山都为代表的国际公司将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以各种手段,包括合法的、非法的来占领中国的种子市场,中国现有的种子必将会被人为的淘汰。

第三步,转基因种子和粮食将被作为武器来攻击中国。

夺取种子控制权后,孟山都等公司一方面可以利用其掌握的转基因专利攫取高额回报,把中国农业牢牢钉死在转基因种子上,而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及其相关产业早已被国际四大粮商所控制。这两者相结合,中国14亿人的吃饭问题将有求于人,再不会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只要稍微提高种基因种子价格配合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中国的农业必将破产,数千年的农业基础毁于一旦,大量农民将有土不能种地,社会陷入动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始终未死,如果转基因技术真的那么好,真的能够让中国粮食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那么更大可能是帝国主义会将这项技术对中国进行严密的封锁,就像严格限制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一样。

种种令人担忧的现实和黯淡的未来,人民理所当然要追究中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一、对转基因作物乐此不彼的人眼里只有一个字——商,他们看重的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后的巨大利润。就转基因的研制者而言,他们看重的是科研经费,一个与大飞机项目并列的高达200多亿元的重大项目研究资金,打着科学的名义,把科研搞成了经商。

二、科学共同体的盲目自信。中国转基因主粮的研制者,转安会成员,农业部部分官员,他们“有共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目标、掌握着大致相同的文献资料,接受相同的转基因理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中国式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科学共同体,他们掌握着转基因作物的所有资源,使得他们的意见成为主流,而且像党派一样党同伐异。他们盲目的以为转基因作物就是百分之百的科学,不需要明确标注,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的颁发也没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甚至认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是他们科学共同体的事,跟公众没有关系。

三、转基因食物只供应中国市场的双重标准。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包括儿童米粉在内的食品被发现使用了转基因原料,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市场上明确承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但对中国却拒绝同样的承诺。反观中国出国食品一旦涉及转基因,将会被毫不客气的退回。这样的“双重标准”更加让人担心那些能让“害虫”代谢系统产生紊乱并致其死亡的转基因成分,到底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中国人是不是被当成了实验样品。

如果说理论上揭露还不够真实的话,那么下面几个国外、国内的案例足以让人们警醒。

阿根廷转基因大豆:阿根廷传统农业资源丰富,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引入后,迅速占领了阿根廷市场,到2002年,已占据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虽然阿根廷政府意识到了转基因大豆动摇了其粮食安全,但已无力回天。

巴西转基因作物:巴西对转基因作物长期持否定态度,但是孟山都通过贿赂巴西政府官员,在当地大面积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取得控制权后,反过来对巴西政府施加压力,巴西传统农业已岌岌可危。

中国抗农达2号:抗农达2号是孟山都研制的抗农达系列农药的转基因作物,号称可增产11%以上。农达系列农药是孟山都研制开发的一种非选择性、无残留的苗后除草剂,已在中国销售多年,具有见青就杀的超强除草效果,只有孟山都的转基因作物抗农达2号才不会被当做杂草除掉。

印度转基因棉:印度转基因棉的种子价格是普通棉花种子的4倍,其种子是绝育种子,再加上棉花销售价格下跌,成批农民债台高筑。据报道,在印度安得拉邦,数百名心灰意冷的农民自杀。

美国“生态定时炸弹”: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其转基因技术虽然没有运用于主粮,但是也有很多农作物使用了转基因,然后伴随而来的“生态定时炸弹”已经越来越近了。耐受除草剂的农作物导致了美国全国已有189种杂草对一些除草剂产生抗性,其中最可怕的是长芒苋或藜,抗除草剂杂草的产生反过来需要更多的除草剂。次生害虫如抗Bt蛋白的牧草盲蝽,成为破坏美国棉花的最主要害虫。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面临崩溃。

中国大豆市场:中国大豆的70%依靠进口,进口大豆以转基因大豆为主,中国本土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美国依靠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打败了中国本土大豆,相应的中国市场上的豆制品、豆油等已被转基因取代。

中国转基因棉:1997年,中国从孟山都引进第一代 “转基因抗虫棉”。但是转基因棉花的“三条”优势:一是农药使用量下降,二是种植成本下降,三是亩产总量上升,很快转变成“三条”问题:一是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纤维质量不如常规棉,二是转基因棉的衣分率(籽棉向皮棉的转化率)低于常规棉; 三是棉铃虫虽然被基本控制,但是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集中大爆发,用药量反而猛增。可是,农民却再也买不到常规的棉花种子了。 

生态学的解决之道

对于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蒋高明教授通过两个案例为我们描绘了生态学的解决之道。

根据中国的现状,重走合作化道路,恢复农田基本建设,将占总量中低产田改造为高产田。改变大化肥、大农药的美国式农业,用生态学的理论,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恢复农田地力,降低环境污染。通过牲畜南下到耕地区,家禽北上到牧区,草原和耕地优势互补,可以有效的增加土地产出。

内蒙古草场恢复实验:

实验前:面对内蒙古草原的退化,沙尘暴日益严重,国家主流的治理模式一直用种树来防风固沙,然而人工林却陷入大面积种植—大面积死忙—再大面积种植的恶性循环。草场退化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

实验方法:主要采用以地养地的方法,用少量的土地生产牲畜饲料,让剩余的大面积草原的生态得以自然恢复。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改变牧民的传统习惯,移风易俗,为牧民通电、打井舍饲、减少牲畜自由放养、看护天然草地,让牧民定居下来,通过养殖家禽增加牧民的生活来源,引导牧民重视子女教育、提高自然保护意识和商品流通意识。

实验成果:实验进行1年后,草丛高度超过一米,生物量与生物多样性恢复。经过五年的努力,实验区13万亩退化沙地草地得到有效治理,植被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水平,牧民们惊呼,从来没看到这么好的草。在同样风力的条件下,沙尘暴不再对该实验区造成威胁。2007年,《Science》杂志发表了该实验的论文。

山东生态农场技术实验:

在山东进行的生态农场技术实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把秸秆转化为牲畜饲料,既解决了农耕区秸秆利用的问题,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二是大力发展沼气,一方面解决了农村能源和卫生问题,另一方面制造了有机肥,减少了使用化肥而造成的污染。

三是“杂”草和“害虫”资源化利用, 利用害虫的趋光性,用诱虫灯进行捕捉,捕捉的害虫作为鸡的饲料。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管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农场。目前生态农田100亩,试验农田10亩,农业定位站17亩,森林恢复试验地8亩,半人工湿地5亩,淡水鱼3 亩,秸秆养牛130头,散养柴鸡5000只,散养鹅2000只,诱虫灯控制面积150亩,蚯蚓养殖2亩,沼气户130户,带动全年就业农民10人。

通过以上两个实验案例,蒋高明教授向大家展现了全新的发展模式,跳出了僵化的思维。把种子作为唯一考量的转基因技术,由于其对健康与生态环境的潜在的危害,大面积种植必须慎重,而转基因主粮关系着全体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影响农业产量的主要因素不是种子。对于转基因种子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不能由少数人结成的科学共同体决定,转基因安全证的批准与发放,转基因食品的种植与流通必须透明化。中国要吸取国外、国内的教训,依靠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生物技术与生态农业产业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乌有之乡通讯员 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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