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涝与旱，或者风调雨顺，其实均为自然现象。这正如人，感冒发烧实也无法避免，然而在这些自然现象面前无所作为，使之成为涝灾或为旱灾，那就并非天灾，而实为人祸了。
本次西南五省干旱，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34.86万公顷，其中绝收面积达94. 02万公顷 ，共5104.9万人受灾，饮水困难人口1609万人，因旱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90.2亿。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我们的官员，我们的专家，竟一致地把所有的原因归之于天气，谓之为天灾！当然，苍天无口，是无法与我们的官员和专家们争辩的。
然而，本次西南五省干旱，真的是天灾吗？
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这些西南地区降雨量极为丰富，年降水都在 1300毫米 以上，而华北地区却在600左右毫米，西北地区更是200 -300毫米 。华北和西北地区正常几个月不下一滴雨，也没见如此干旱成灾，原因只有一个：那里的农民都建有水窖，雨天储水。在以色列，一年还下不了几滴雨，水比油还贵呢，然而以色列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原因是以色列发明了滴灌技术，而云贵地区是我国降雨量最充沛的地区，云南水资源总量在全国排名第三。几个月没下雨，竟干旱成灾，闹得中央到地方手足无措，最后弄了几个狗屁专家，把一切都归之于天气，真让人欲说无语了。
对付干旱最有效的办法，是完整的农田水利设施。三十年前中国农村那些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单干承包后，再也无人维护那些农田水利设施，造成年久失修，损坏贻尽。原来那些农田水利设施是靠农民在农闲时出“义务工”和“积累工”进行维护的，这种“两工”制度多年来一直有效地维系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稳定着农业生产的建设。自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后，“两工”制度也随之取消，农民过着的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的自在日子，农田水利设施却早已无人问津。然而，取消了“两工”制度，政府却没有随之建立起新的农田水利设施维护制度，却热衷于搞那容易忽悠国人的所谓GDP的数字游戏，甚至将水利设施私有化市场化。
反思改革，痛定思痛，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农村粮食生产也确实曾取得了丰收，于是，改革的利益既得集团极力鼓吹“十一届三中全会”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取得了粮食的大丰收。其实，这是对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忽悠。当时的大丰收，是建立在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广大农业科学家十几年来付出大量心血而培育成功的优质杂交稻品种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未由于全国大规模的化肥厂的成功建成而广泛使用化肥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农村拥有完整的农田水利设施的基础上的。如果不信，那么，今年再来开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 试试看，看看粮食亩产能增产百分之五十？
在这里，我并不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但如果把家庭承包当作灵丹妙药，包治农村百病，未免有些滑天下之大稽。实际上，在农村实行单干承包后，中国的农民处于小而分散的原子化状态，这种原子化的小农经济，其实世界上最落后农业经济模式。因此，在农村实行单干承包制，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倒退，也是各级政府官员责任的推卸。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被精英们吹捧上天的全国最先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小岗村，至今还没有脱贫，还要依靠财政拔款过日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笑话。小岗村书记孙皓为了小岗村脱贫拚命到拉赞助款，结果活活累死在岗位上，这又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另一方面，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对单干的农户而言则是成本高而又无效益，因此，单干的农户只能购买小型水利设施来满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样，无序的地下水开采，造成了对地下水资源的严重破坏。比如在河北，已经出现地下水严重亏空呈巨大漏斗状现象，国外专家对此忧心忡忡地断言，这样靠开采地下水最多只能维持四十年。
而云贵地区为了推广种植橡胶林和胺树林，大片地砍光原始森林，橡胶林和胺树林虽说不是造成此次干旱的罪魁祸首，然而，却是不折不扣的地下抽水机。这些速生林不但蓄水能力极差，而且胺树更是霸王树，有我无他，有胺树的地方，其他植物便无法生长。西双版纳现在的每月雾天较三十年前已减少一半，其主要因素就是大片的橡胶林和胺树林对西双版纳地区的原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这，难道能否认又不是人祸么？
毫无疑问，农业的发展前途不是在于单干的小农经济，而是在于走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的道路，这方面，以色列有着成功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我们为什么该学而不学呢？
我们那些可爱的专家和官员，什么时候不去埋怨天灾，而去正视人祸，这便是我们的福分了。
当然，我们应当珍惜改革的成果，但是，我们更应当有正视改革失误的勇气，否则，将来我们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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