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根本不知道那叫传销，以前听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只是觉得那里面人很多，对人也很好，讲义气，有人情味，哪知道都是他妈一群骗子。她问我，“没有打算算不算是一种打算?”你就是给我十万块钱一年我都不出去，在村口一下车我心里就好过了，这边泥巴的味道也要好闻一些。
笔者在沟村调查期间以偶遇抽样的方式访谈了31位返乡的农民工，以下6个案例是笔者选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尽管他们返乡的时间不一，返乡的原因各异，而且也并不一定与经济形势的起伏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他们返乡历程中的内心活动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李龙飞(化名)，男，1981年生
“我读到初二就没读了，成绩一般，不是个读书的料，读下去也是浪费屋里的钱。我没领到初中毕业证，后来出去打工才发现要这个东西，回来跑去找校长要，还送了一条烟。我老头子倒是要我读个技校的，我觉得没意思，技校学不到东西的，学生都不是在玩?不过我提前走人，是看到隔壁的熊哥在外面理发搞得不错，每年过年回来都穿得很时髦，衣服鞋子手表都有牌子，我就让他带我出去。我妈倒是想我早点出去赚钱，第二年我一开年我就走了。那个时候应该是九七年吧。”
李龙飞小时候在家里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母长期务农。但是出去打工三年回来的时候，他却成了村民眼里的“油子哥”[4]，因为他把头发染得一半是黄色，一半是咖啡色，而且发型很奇怪，“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不仅如此，他右边的耳朵上戴了耳环，左侧的鼻子上还装了一颗钉。2000年腊月他回家的时候，父母不要他进门，说他们的儿子不是这个人。
“刚开始出去的时候觉得很过瘾啊，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蛮好玩的。跟你说，有一次我还吃过k粉，不过后来就不敢试了，我还是怕出事……其实呢，干我们这一行，染个头发再正常不过了，那就是招牌，就是广告，老板娘都叫我们搞得洋气些，不要土里土气，要不然有钱的客人都不进来的。开始那几年我都没回去，一个是自己没攒到钱，还欠了别人一屁股账，二个是回去蛮难，过年的时候广州这边票难买，人又多，平时回去吧老板娘不高兴，再说回去做什么呢?
那年我回去被我爸打了一顿，他们开始真不要我进屋的，我妹妹看到我就一直笑，说一点都不好看。嗨，我又没想过要好看，你不知道在街上走的时候，会有好多女孩子回过头来瞄我哟。不过那次之后我就晓得了，要回家就先把头发弄好。我爸他们观念太传统，我事先也没有想到，他打我是应该的，打也打得不重的，我姐在旁边扯。
有些事情不好说的，人出去了总会变，他们也晓得，不过呢也怪我自己，在外面花钱狠了点，没想着给家里留点。我那时候多的话一个月也搞两三千啊，就是朋友太多了，出去一玩就是好几百，吃啊喝啊唱歌啊，还要抽烟，钱用得太快，再一个房租钱也多，开始是和两个兄弟租一间，后来他们有了老婆，搬出去了，我本来想再去找的，后来也没去，懒得烦。”
李龙飞说“懒得烦”的意思是，他不久就换了其它地方做，因为他觉得老板对他不公平，工资没怎么涨，而且他和店里的两个洗头妹卷入了三角恋，再在那里呆下去会惹很多麻烦。带他去广州的熊哥一年之前就和老板产生矛盾离开了那里，他也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后面的两年，他辗转了几个地方，后来在武汉找了一家发廊打工。
2005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的父亲在鱼塘里抽水的时候触电身亡，当时正值盛夏，他的父亲在触电之后翻滚进水沟里，深夜时尸体被找到的时候，身上满是蚊虫和水藻。
“我总也忘不了我爸死的样子，太惨了，一想起来我就想哭。他的腿是弯的，棺材合都合不上去，我做梦的时候总是想到这个……要是我懂事些就好了，他做得太苦。我妈那年哭得太狠，现在身体差多了，总是去看病。我那个时候要是攒点钱多好。”
李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李的姐姐已经出嫁了，妹妹还在读高中，家庭的重担忽然提前降到了他的身上，让他猝不及防。
“本来还想玩几年的，那个时候在武汉也谈了一个，江西的，现在已经吹了。其实我也知道打工不能打一生，但是之前很少去想这样的事。人没到年纪总是不知道打算以后的事情，我爸常说‘没到30岁就不醒事’，我觉得他说得蛮对。”
2005年冬，李龙飞辞去武汉的工作回家和母亲一起养鱼，并供妹妹继续念书。
“养鱼一年的纯收入也就八九千块钱，我打工一年辛苦点也能够存这么多，问题是我妈一个人在家照顾不来鱼塘，她现在又经常要去看病，我只有回来。
回来的头一年，心里蛮难受的，我现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反正蛮难受。鱼塘里的事情有我大伯和我姐夫带着教我，平时也应付得过来，过年起鱼的时候可以请人来帮忙，鱼贩子自己来拖，这些都还好说，吃苦倒不算什么，主要的还是觉得心里慌……空荡荡的。(抽烟，长时间的抽烟)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本来是可以自己开家发廊的，其实干这一行关键是要会跟人打交道，熟客多了钱是蛮好赚的。我以前那个老板他妈的有什么能耐，现在不是房子、车子都有了。我爸要是不去世，家里出一点，我到处借一点，说不定能够搞得起来。武汉的门面太贵，我到江夏、新洲这样的地方肯定能搞。我朋友多的是，一叫都会过来的，和他们合伙也可以。
现在不行了，每天到处转，日子过得很慢。以前觉得一天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就觉得时间慢多了，早上起来把草一割，把鱼一喂，就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想出去闯闯，家里又脱不开身。去年我在附近到处做小工，赚了大几千块钱，但是人身体受不了，以前没做惯的，身上到处痛。我还是打算这个月去买辆麻木，到街上去找点生意做，搞个钱是个钱，屋里房子是盖了(父亲盖的)，我自己婚还没结，要弄点钱到手才行。”
【2】江林(化名)，男，1976年生。家中四口人，还有一个哥哥。
“我读过两年“水货”中专，没学什么东西，瞎玩，后来学校把我们整个年级全部安排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做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妈天天打电话到宿舍问我拿了多少钱，要我把钱都存起来，不准我用。她不知道我在那里花不了几个钱的，每天从早到晚，下班回寝室就睡觉了，比在学校紧张多了。就是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可以出去逛逛商场，再不花钱放松放松，活着还有什么味呢?人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跟厂里都是一年一签的，但是好多人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了，我寝室里的人就经常换，还没混熟就走了，以后也没联系。以前我下铺有个湖南的蛮好玩，我们两个人谈得来，关系很铁，他为了我跟别人打架后来被公司开除了，我一直想找他都找不到，手机总是打不通。
我经常换厂子，有时这个厂没订单了我就走人，去找另外一个，再有时我听朋友介绍，说他们那边工资高些，我就过去了。我们不像正式工，换个工作有好多手续，我说要走，好，你再做几天，手上的事情做完，把这个月的账一结，就可以走人。
我老婆是别人介绍认识的，是我们这里的人，比我小3岁。她原来在福建打工，她姨妈做的媒，我们俩见了面，觉得合适，就定了亲，然后跟我一起去打工，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厂里面。02年的时候她有了小孩，我就让她回去了，厂里有辐射，对她身体不好。我们02年年底结的婚，第二年我又出去了，她要生的时候我才回家。
结了婚之后就跟以前不同了，身上担子重，小孩奶粉好贵，便宜的不敢买。反正总是感觉钱不够用，我一个月两千多块钱，要养老婆孩子好难，幸亏家里还经常补贴一下。但是有时又怕我大嫂说，她养小孩是自己养的，没要我妈带，说她自己带的小孩聪明些，现在我妈给我带小孩，她又说我妈偏心。我老婆生完小孩又出来打工了，主要是她一个人在家住不惯，买东西不方便，也没地方玩，但是自己出来把小孩丢在家里她又舍不得，不过后来她还是出来了。
这几年感觉人不太顺，总是打工也不是办法，年纪大了去厂里找工作人家还要问来问去的，不过焊电路板这个事情也是蛮磨人，规定的时间内那些事情必须要做完，要不然流水线上的其它人就也要慢下来，人思想上的压力很大。以前不觉得，后来压力越来越大，有时晚上睡不着觉。”
2006年，江林的姑父准备与人合作经营一个鱼苗养殖基地，但是缺乏资金。他打电话向江林借钱的时候，江林萌发了入伙的念头。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和姑父一起做鱼苗生意，并且他和父亲一起把家里的田地也改成了精养鱼池。而他的妻子现在仍在广东一家相机厂打工，但她准备在2010年回来帮丈夫记账。
“我总是觉得，在么样的地方就是么样的人。以前我在厂里做事，性格蛮内向，总是做事，不怎么说话，现在干这一行，专门就是靠嘴巴。我起先觉得好难受，我姑父总是骂我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觉得他骂得很对啊，人确实就是个贱东西，没人骂，不吃苦，就总是想还像以前一样，这叫做惰性，人要克服惰性就要被人骂，不骂不行。你看我现在就好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老婆过年回来都说我变了一个人。”
【3】陈小丽(化名)，女，1983年生。
陈小丽的脸长得非常标致，眉宇间透着一股清秀，她的身高有166厘米，身型偏瘦。陈小丽是家中的老大，她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我初中毕业之后去学的裁缝，之后到宁波那边去打工，在服装厂做。我不想像别人那样加班，太累，眼睛每天都是肿的，好痛。反正我也不急着要钱用，我爸也不会管我们。家里没有弟弟，他就有一个钱用一个钱，也不想着盖房子，他巴不得我们几个早点嫁出去。我寄钱回去还不是给他拿打牌?以前我过年回去会塞一些给妈，没想到我妈把钱都拿出来给他用了，我说也没用，反倒弄得我回去灰头土脸的，被我爸说七说八。我两个妹妹从来不给家里寄钱的，她们宁可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陈小丽做缝纫工人不到两年就决定换个行当，她坦言自己不想吃苦，想做一点清爽的事情。2002年，经过以前的工友介绍，陈小丽到上海一家美容店打工。
“当时很流行香薰疗法，我去的那家店子是上海老板开的一个连锁店，店子的主管(女性)是老板在苏州的亲戚，以前也是农村人，就是福气好，她舅舅读书出来，在上海发了财，她也跟着走运，养得胖胖的，像头猪一样。
我平生最不喜欢被别人呼来唤去的，说你这没做好，那也不是这样。拿到秤上去称，谁不是一百多斤?凭什么你就可以骂这个骂那个，我就非要受气?”
陈小丽没做多久就因为和人吵架离开了上海。回家呆了几个月之后，她决定重新出去找工作。陈以前做美容时认识的一个客人是杭州一家酒店的经理，留过名片给她。陈打电话与她联系，后来就到杭州市区的这家酒店当服务员。
“当服务员不累，我们是换班的，我在包房里值晚班。其它还好，就是觉得自己有点那个，怎么说呢，说不好听点就是有点下贱……经常有客人说上菜慢，说菜不好吃，再有人说一些轻薄的话，自己心里很难受，脸上还要对着他们笑。有几次客人还对我做下流动作，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旁边的人都不熟，你跟她们说了她们还说你故意卖骚。保安?保安才不会管这样的事，这是影响生意的事情，经理跟我们说以后注意就是，不要和客人起冲突。我能够怎么样?我只能夜里睡觉时把被子蒙上了哭……有时我真恨不得拿烟头在自己脸上烫个疤子……
以前过年回去，别人问我做什么，我都说在厂里做事。后来我跟弯里的人说，我在酒店上夜班，啊哈，那风言风语一下子就传开了，一些男的见到我都色迷迷的，还跟我开黄色玩笑。妈的个贱东西，都是狗娘养的!…… 我爸拿着扁担要打我，我跟他怎么解释都没用，我妈就知道哭……一说到这事我就有气，不想说了……”。
陈小丽后来又换过很多工作，比如在商场做促销，在内衣店当营业员，在超市卖化妆品等等，但是这些工作都不稳定，而且收入偏低。2007年，她和妹妹合伙在武汉租了一家门面卖衣服，但到2008年年初的时候，她的积蓄差不多都赔了进去。
“主要是门面太贵，我本来想着那个地段人流量大，生意应该好做的，但是看的人很多，买的人很少。好多人试了又试，就是不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理说我的店子装修还可以，进的货也都是很好的面料，我以前做这一行，自己知道的。现在这些顾客啊，衣服便宜了反而不买，你干脆在后面加个零，他还要说，‘嗯，贵衣服就是好’。其实什么牌子不牌子啊，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想贴什么牌子就是什么牌子，真是见鬼……”
在谈到未来的打算时，陈小丽一脸茫然。她问我，“没有打算算不算是一种打算?”我一下子顿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现在好想有个好男人过来帮一下我啊!以前有好多男的追过我，但是他们太赖了，我不想把自己随便找个男人给嫁了，真的不想这样……怎么说我以后都应该不会回农村吧，在村里呆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怎么受得了?……哎，实在不行也只能找个地方将就一下了。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得死呢?”
08年冬，陈小丽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天天跟人打牌。09年春节刚过，她又和村里的几个姐妹外出打工了，这一次，她的目的地是大连，具体工作未知。
【4】柯红(化名)，女，1989年生。
很难把柯红跟返乡农民工这个词汇联系起来，她还有些稚气未脱，对未来满是憧憬。如果以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为界定农民的标准的话，她只能算是一个住在农村的工人。柯红初中没毕业就跟舅妈一起到中山一家食品厂去做饼干，之后是在一家私人老板开的蛋糕店打工。
“没味，一点味都没有，天天爬起来就是那个事，一天到黑像个木偶，老板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钱都被他赚了，我只得那么一点。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休息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有时候手机打得发热了还不想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其实回家了跟爸妈在一起又没什么好说的，你说怪不怪?
城里比家里好玩多了，我的手机里下载了好多歌曲，我的彩铃是网上最新的，保证你没听过，很好玩的。到大商场去逛的时候觉得很舒服，什么东西都有，就是逛了老半天觉得也没什么东西要买的，最后拿回来的都是方便面。
我好羡慕那些白领啊，他们经常来我店里买东西，他们工资好高，穿得很正式，戴着眼镜，看着就跟别人不同。我认识一个搞设计的人，我跟他说自己不想打工，问他学什么东西最快，不需要读过蛮多的书，他建议我去学PS(指photoshop，一种图像处理软件)，他还留了QQ给我。”
2008年，柯红跟父母说，自己想回来学电脑。她的父母极力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她不仅不能给家里寄钱，还要继续花钱，最重要的是，她初二也只读了半年，却嚷嚷着要去学习电脑软件课程，父母认为她是异想天开，“不知天高地厚”。
不管怎样，柯红把工作辞了，又让城区的表哥给她找了一家电脑培训班，学费是她用自己银行卡上的存款支付的。
“PS就是画画，跟在蛋糕上画花是一样的，上面的字都是汉字，我又不是不认得。电脑有个什么难的，我弟弟没上初中还不是一样上网聊天，玩游戏，是个人都会用。我妈以为只要是跟电脑有关的就是很难的东西，他们没摸过才会这么说。”
2008年下半年，柯红学完了课程之后，一个难题出现了。上课的老师告诉她们学好了之后可以到广告公司就业，还给她们发了证书，但是她拿着这个证书去应聘的时候，对方的要求却是要她拿出代表作品来，她愣住了。柯红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负责招聘的人事经理建议她先找地方实习两年再说。可是，她去哪里实习呢?
“有时我对自己说，要怪就怪自己投错了胎，要是我父母在城里，(或者)要是我亲戚朋友有干这一行的，我就会有办法，不像现在，只能天天呆在家里练习，找不到地方试验。”
【5】 万杰(化名)，男，1974年生。
万杰看起来与他的真实年龄有些距离，他今年只有35岁，但是看起来像53岁。谢顶、皱纹，络腮胡子，还有脸上的一道伤疤，这使他看起来有点饱经沧桑的江湖气息。
“我父亲是残疾，以前做大堤的时候把手炸伤了，我很小就在家里干农活，割谷割麦，挑粪施肥，样样都做，我弟弟是做不来的，他一直在读书，读完书就出去打工，以后回来还要够学。我出去做事很早，第一次出去是1992年，那时是从大冶搞矿出去卖，蛮危险。结果路上碰到有人拦车，我跳得快，跑了，车上一起去的其它几个人都被抓住了。我再搭车回去叫村里人过来拿钱取人。
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出去，到广东去打工，运气不好，碰上黑中介，钱被他们骗了，东西也被他们扣了。我连夜逃出来，到处找吃的。后来在路边找了一个修车补胎的地方，求老板给东西我吃，老板说要我给他做事。我在那里给他补胎补了三个多月，攒了钱之后我做汽车回来，在湖南的时候又碰到车匪路霸，身上的钱都被抢光，我真想跟他们干一场，砍死一个算一个。说实在话，我那个时候真的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后来报了警，警察把我们一车子拖到火车站，下了火车以后我是沿路讨饭一样讨回来的。
后来就几年没出去，只在镇上搞建筑，我脾气不好，碰到(油子哥)来找茬子就喜欢上去搞它两搞，有一次跟他们打起来，拿酒瓶砸，我一个人放倒了四个，我自己的肚子也被划开了。那次差点把命送掉，在家里养里半年。我脸上的疤倒不是那一次打的，那是再后来的事情。”
万杰的父亲很担心儿子出事，坚决要他禁酒，并让自己的堂弟，也就是万杰的叔叔带他去温州的鞋厂做鞋子。
“我这种人哪里受得了厂里那些七七八八的规矩，起床、睡觉时间都给你规定死，出去玩还要请假，喝了酒不要你上班，我*%￥#……，我给二叔面子耐住性子搞了一个月，后来把工作辞了。”
但是万杰并不是马上回家，而是继续呆在城里找工作。他想快点发财，又不想太受管制，几番反复，他找了一份推销日用品的工作，利润很高，但让万杰觉得奇怪的是，他们好像并不是急于寻找顾客来买货，而是想多介绍一些人来卖东西。
“我开始根本不知道那叫传销，以前听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只是觉得那里面人很多，对人也很好，讲义气，有人情味，哪知道都是他妈一群骗子。我叫我二叔也来卖东西的时候，他觉得世上没那么好的事，叫我早点退出来。我在那边也没熟人，找不到人来买东西，到街上去卖人家都说太贵，东西很假。我就提出来说不想干了，想把货退回去，结果他们脸色都变了，后来还要找人来打我。妈的，老子最不怕打架了，谁怕谁啊，老子的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
万杰又打了一次架，被拘留了一个多星期，他已经买下的“货”也无法退回，于是回家的时候当作人情送给了亲戚。
“我爸害怕我进黑社会，我心里很清楚，什么样的人能够做朋友，什么样的人不行。我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知道人被欺负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是不想受人欺负才打架的，哪个还会无缘无故去打别人?”
万杰最近一次出去打工是2005年，他在广州的一家汽车美容店做装配工。
“就是把人家撞坏的车子弄得像新的一样，蛮来钱的一个事情。我做了一年也不想做了，倒不是不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自己良心上有些过不去。赚钱不是那样个赚法，心太狠了要遭报应的，小时候我妈经常这样说。这些家伙故意说车子坏得很厉害，经常坏了一个零件要别人整个部件都换，有时还把别人的好零件偷下来安个差的。我看着那些车主付钱的时候心里就很不舒服，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又不是有钱人，都是给人家老板送货的，弄坏了车子急得要死，又被别人这样玩。要是那些开小车的有钱人来修那要好一些，不过人家有钱的人怎么会来我们那种地方修车子呢?”
万杰2007年才结婚，他的妻子只有26岁，但是已经离过一次婚。我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因为她一过年就外出打工了。万杰现在的生活很简单，种田，养鱼，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找活干，他对自己的打工经历没什么太多的看法。“还好啦，就是刚回来的时候有点灰心，觉得自己没能耐，现在好些了。我就是个种田的命，将来我老婆生了儿子，我肯定让他多读点书，他不用心读我就用力打，看他怕不怕!”
【6】 龙国涛(化名)，男，1961年生。
龙国涛已经当了爷爷，他的孙子今年有两岁了。不过按照返乡农民工的定义，他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龙国涛有一个儿子叫龙山，在武汉做小生意，他想在城里买房，然后把户口迁出去，这样他的儿子将来念书就不用交借读费。但是买房对他而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尽管是二手房，尽管他们全家已经攒足了十万，但是，不够。
2008年，龙国涛经过表侄介绍，到河北廊坊市的一家工厂去管理仓库，一年有2万元收入，包吃住。
“年轻的时候出去搞过，到处做工程，大冶、阳新、九江，哪里都去，这些年都在家里做农活，没出去过。前年那个机会蛮好，就想出去搞点钱。
别人都说我看不开，屋也做了，任务也完成了，还出去搞么斯呢?隔壁姓杨的那一家，什么事都不做，专门在家带孙子，儿子媳妇在外面打工，日子不是过得蛮安逸?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兄弟三个，加上一个妹妹。哥哥当兵出去了，二哥的两个儿子做生意发财，出去了，妹妹的儿子考大学，就我的儿子现在还在打工。跟外面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在夜市里卖烧烤，总归不是个长久之计。我现在还做得动，不出来搞一搞么办呢?”
但是，龙国涛离开的过程却不是那么轻松。他自己回忆说：
“我要走，我儿子也要我老婆去照顾孙子，家里鱼塘就给别人做。走的那天我好舍不得，那天是年初三，早上我还到鱼塘去割了一把草，放了挂鞭炮。我跟接手的妹夫说，我明后年就要回来的，你到时候要还给我。我老婆舍不得我走，一个人躲在灶台下面哭。我说你个么斯呢?我又不是不回，你也是去跟儿子一起，又不是出去卖工。我说也没用，她就是止不住。”
龙国涛的妻子反驳道：“你以为我是舍不得你哭啊，老夫老妻的，有什么舍不得?我那个时候是看着家不像个家了。我们两个一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把被子、棉絮全部晒干，叠好，塞进柜子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搬到二哥家里去，免得被人家偷。你说，过年那几天一家人吃年饭的时候，团团圆圆，多好。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家都空了，彩电、摩托、箱子全部都没得了，我看着心里么样会好受呢?”
龙国涛去了河北一个月，就在电话里天天喊着要回来。
“划不来啊，真的是划不来。一个人真没味，旁边打工的人都不是湖北人，噶里噶大的(母鸡的声音，形容语言难懂)，他们说话我在旁边像个勺一样。你要我憋个普通话说，还真的是难受。我就想跟人说土话，(但是)用手机打电话蛮贵，我一个星期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我在电话里面听到孙子喊我爷爷，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啊。
在城里总归是不习惯，没什么玩的，找个人打牌也找不到。在家里早上一打开后门，就是自家的菜园，麦地，油菜花，在那个地方开了门还是门，都是窄巷子，看不到光，对门的前门贴着我的后门(他租住了城中村里)，一天到晚把自己闷在屋里，心里真是不好过。
清明节的时候，我不能回去，我儿子要忙赚钱也不想回去上坟。我只好交待老婆多买点炮竹和纸钱到祖宗的坟上去烧。我父亲生前对我最好，他的纸钱是一定要去烧的。我老婆觉得这个事情她受了气，打电话的时候还要埋怨我。”
龙国涛的妻子：“我一个妇道人家你要我去上坟，那天下过雨，路滑，我爬到山脚下摔了一跤，身上糊成了泥巴狗。跑到坟山上，几根香也点不着，都回潮了。我想着自己委屈啊，屋里屋外都是我一个人，看不好小孩还要被媳妇怪声怪气地搞，我么样不哭撒?”
……
2009年，龙国涛说什么也不出去了。他说：“你就是给我十万块钱一年我都不出去，在村口一下车我心里就好过了，这边泥巴的味道也要好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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